摘要：基于誘因—貢獻理論和資源基礎觀，本文以2008—2018年上市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探究數字技術、員工參與、網絡中心度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結果表明：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員工參與其中起中介作用;當企業網絡中心度高時，數字技術對員工參與的正向關系將增強，且數字技術通過員工參與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間接作用也將增強。研究拓展了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績效的相關文獻，同時為企業創新提供了實踐指導。

　　關鍵詞：數字技術;員工參與;網絡中心度;企業創新績效

　　在動態變化且復雜的競爭環境中，企業生存與發展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創新成為企業實現和維持自身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1]。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的蓬勃發展，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字技術作為數字經濟的第一生產力，在助推企業創新績效提升和帶動產業升級方面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2]。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數字技術應用于企業管理實踐之中，以獲取資源，解決創新中遇到的問題，實現創新績效的提升。因此，如何應用數字技術提升創新績效成為管理者和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目前，關于數字技術與企業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企業經濟績效、環境績效以及關系績效等影響的方面。

　　數字論文范例：數字經濟管理中的自主決策

　　比如MARTÍNEZ-CARO等[3]從組織文化角度出發，認為數字技術對企業績效有促進作用;LI等[4]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對企業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均存在顯著影響，且受到供應鏈平臺的中介作用;NASIRI等[5]則認為企業應用數字技術能促進關系績效。盡管已有研究表明數字技術會為企業帶來信息資源，增加其創新潛力[6]，但是關于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實證研究尚為缺乏。根據資源基礎觀，企業創新需要依靠不可復制和獨特的資源[7]，而數字技術的應用幫助企業識別有價值的信息資源[2]，降低創新的風險，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創新績效。因此，探究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關于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績效的研究，多聚焦于數字技術企業創新績效的直接作用[8]，而數字技術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內在機制還未清晰，僅有學者從組織戰略導向等角度切入，認為企業應用數字技術提高其數字化能力，實現創新[9]，這從宏觀層面揭示了數字技術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績效，但忽視了企業內部微觀基礎的作用，尤其是作為企業創新主體員工的影響。員工作為企業寶貴的資源，在驅動企業創新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10]。隨著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企業也越來越重視數字技術調整對員工參與的作用，比如SILIC等[11]、施楊和李南[12]認為人力資源管理系統、高參與工作系統對提高員工參與和主動性有顯著作用。

　　那么，員工參與能否成為數字技術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內在機制仍需進一步探究。根據誘因—貢獻理論，企業通過提供誘因能夠引導員工參與，并為組織做出貢獻[13]。數字技術所帶來的信息資源，為員工創設溝通渠道，刺激員工參與的誘因，進而引導員工為組織做出貢獻，提高企業創新績效。因 此，從員工參與角度出發，剖析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有助于揭示數字技術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黑箱。

　　此外，企業在所處行業中的網絡位置也將不可避免地對企業管理實踐與發展產生影響。企業網絡位置的差異，會給其帶來不同的信息資源，占據中心位置的企業，即網絡中心度高的企業，在機會識別和資源獲取等方面更具優勢[14]。而在互聯網信息化的背景下，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吸收、整合和利用由企業網絡中心度所帶來的信息資源，實現企業內部信息資源的豐富與多樣，為刺激員工參與提供條件。因此，探究網絡中心度在數字技術與員工參與的調節作用，對進一步明晰企業誘導員工參與的邊界條件，助推創新績效的提升有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本文基于誘因—貢獻理論和資源基礎觀，探究數字技術、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問題主要包括：①企業應用數字技術對其創新績效有怎樣的影響作用;②員工參與在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績效間發揮怎樣的中介作用;③網絡中心度在數字技術、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間發揮怎樣的調節作用。

　　本文的創新之處及預期貢獻在于：①基于誘因—貢獻理論和資源基礎觀，剖析數字技術對員工參與和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引入員工參與作為中介，探究數字技術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和效果，完善了數字技術、員工參與以及企業創新績效的相關研究，揭示了誘因—貢獻理論和資源基礎觀的內在聯系。②引入網絡中心度作為調節變量，考察不同網絡中心度下數字技術作用于員工參與的邊界條件，進一步探究網絡中心度在數字技術通過員工參與作用于企業創新績效路徑中的調節作用，厘清了網絡中心度發揮調節作用的具體情境，拓展了數字技術對員工參與和企業創新績效邊界條件的相關研究，為在不同網絡中心度下有效使用數字技術激發員工參與以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提供理論支持。

　　1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1.1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績效

　　在數字經濟時代，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不斷涌現，且逐漸被應用于企業管理之中。數字技術是指嵌入在信息通信技術之中或是融合信息技術的產品或者服務[15]，具有可編輯性[16]、可擴展性[16]、開放性和關聯性[17]等特征。其中，數字技術的可編輯性是指允許其他對象訪問和修改的能力[16]，它促使設備通過邏輯結構注入新功能，適應新環境[18];可擴展性是指數字技術能以較低的成本，高效處理大規模業務的能力[16];開放性是指數字技術能夠允許其他企業參與和共享的程度;關聯性是指數字技術利用多主體連接與互動，促進功能實現的能力[17]。

　　數字技術主要包括數字物理組件、數字平臺和數字基礎設施3種形式[16-17]。其中，數字物理組件包括手機APP在內的數字應用程序和物理設備中的軟硬件;數字平臺是指為數字組件提供通用服務和體系架構;數字基礎設施則是包括云計算技術等工具和系統[19]。已有研究表明，企業通過使用數字技術提高其績效[3-4]和競爭優勢[20]。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創新需要大量的資源，這些資源具有有價值、獨特、不可復制等特征[7]，但僅憑借其內部資源難以進行創新活動，需要依靠外部環境獲取創新所需的資源[14]。

　　首先，數字技術的可編輯性特征幫助企業快速適應新環境[18]，及時獲取資源，這些有形或無形的資源重組利用，轉變成企業獨特資源應用于創新活動之中，實現創新績效的提升[21]。

　　其次，數字技術的關聯性特征會幫助企業與其他企業的溝通與交流[22]，擴大企業獲取資源的范圍[2]，使其擁有更為多樣化的資源，助推企業識別未被利用的有價值的資源，這些獨特、有價值的資源能夠幫助企業發現更多的創新機會，產生新產品或新服務[23]，提高其創新績效。

　　再次，數字技術的可擴展性特征有利于企業識別資源需求，以最低的成本快速搜索到與企業創新相關有價值的資源[2]，提高企業配置資源的效率，提升創新績效。最后，數字技術的開放性實現了數據的可視化，增強企業之間信息資源的透明度[24]，企業可根據自身創新需求選擇企業獲取相關資源，實現更有效的信息資源加工，減少因信息的不對稱性所帶來的創新風險，從而幫助企業發現更多有價值的創新資源，提高創新績效。因 此，提出如下假設。H1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作用

　　1.2數字技術與員工參與

　　員工參與是一種企業與員工互動的形式，企業通過建立溝通機制，對員工進行開發和培訓與薪酬激勵等[25]，促進員工能力發展，進而對企業的實踐活動產生影響。而關于員工參與的測量，主要的維度劃分為：①基于人性假設的二維度，強調員工參與是一種激勵機制，分為參與決策和參與監督[26];②基于員工參與程度的三維度，將員工參與分為建議采納、信息共享和授權[27];③在三維度的基礎上，學者SUMUKADAS[28]指出員工參與包含薪酬激勵、信息共享、權力分享以及發展培訓，本文對于員工參與的測量將借鑒SUMUKADAS的研究。

　　在互聯網信息化時代，數字技術是企業從事管理活動的有力推動者。誘因—貢獻理論認為，企業通過提供發展和成長誘因增強員工工作動機，為員工參與創設條件[29]，進而催發員工參與。這些誘因既包括以貨幣形式向員工提供的物質性誘因，又包括為員工提供的職業發展機會、授權、參與決策以及獲得培訓等人力資本的投資[13]。無論是物質性誘因還是發展性誘因都是組織刺激員工參與所提供的工作資源[30]，而數字技術正是通過為企業員工提供資源，刺激員工發展與成長的誘因，進而引導員工參與。

　　首先，應用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將員工與企業進行有效連接[2，24]，提高企業內部規章制度的透明化與公開化，比如薪酬激勵機制、晉升機制等，員工能更為清晰地了解企業的發展情況和激勵機制，從而提高自身與企業需求的匹配度，實現員工組織的良性互動循環，提高員工參與水平。

　　其次，企業將數字技術嵌入到管理活動中，而數字技術的可編輯性和可擴展性特征，使得企業能夠迅速適應新環境[18]，識別有價值的信息資源，提高企業信息資源的多樣化，這有助于員工獲取成長與發展所需的相關資源，使其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成長空間，為員工參與提供成長和發展誘因，催發員工參與。

　　再次，數字技術的開放性和關聯性特征增強了數據的可獲取和資源的便利性[24]，員工能夠最大限度上自我管理和自主工作，實現自身權力的最大化，這滿足了其成長與發展的需要，進而更有意愿參與到企業建設之中。最后，數字技術所擁有的數字組件、數字平臺以及數字基礎設施[16-17]，給予員工更為高效的知識學習機會以及發展培訓平臺，幫助其發展與成長，同時也向員工傳遞了企業會委以重任的信號，使得員工更有工作動機投入到企業之中，增強員工參與。因此，提出如下假設。H2數字技術對員工參與有顯著正向作用

　　1.3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

　　已有研究表明，員工參與會激發員工的工作動機，增強員工的組織承諾，對企業創新機會識別以及績效提升有重要作用[31]。基于誘因—貢獻理論，認為員工參與對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誘因—貢獻理論指出，企業通過提供誘因鼓勵員工參與，使其為企業創新活動作出貢獻[13]。員工作為企業的人才資源，是企業創新的基礎[10]，員工參與反映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對員工合理配置與管理，能夠促進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32]。

　　首先，員工參與會促使員工與組織關系更加融洽[33]，員工對組織更有歸屬感，進一步更有意愿為組織做出貢獻，投入創新實踐之中，促進創新績效。其次，企業通過權力和信息分享、薪酬激勵以及發展培訓等員工參與方式[28]，給予員工成長與發展的渠道，使員工切身感受到組織的重視，增強組織認同感。而作為回饋，員工會自主工作，主動參與組織建設，為企業創新活動提供條件[34]，增強創新績效。最后，企業員工參與會使員工傾向于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善工作氛圍[35]，將自身獨特的知識等資源投入到企業建設之中，為企業創新績效做出貢獻。因此，提出如下假設。H3員工參與對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作用

　　2研究設計

　　2.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8—2018年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制造業企業為研究對象，探究數字技術、員工參與、網絡中心度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并對樣本進行篩選，剔除交易狀態為ST類、上市年限不足1年和數據缺失的樣本，最終獲得774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的5492個非平衡面板樣本。

　　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有以下途徑：①數字技術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對外披露的年報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②員工參與和企業創新績效的數據整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③網絡中心度的數據來源于國泰安上市公司數據庫(CSMAR);④其他個人、企業等層面的變量數據來源于CSMAR和CNRDS。

　　2.2變量測量

　　2.2.1因變量

　　企業創新績效(EIP)，借鑒FANG等[42]研究，采用t+1年授權的發明專利數目來表示。專利數目表征企業創新成果的轉化能力，專利越多，表明企業的創新產出越高。

　　2.2.2自變量

　　數字技術(DT)，借鑒NAMBISAN[16]和BRIEL等[17]研究中數字技術的數字組件、數字平臺和數字基礎設施這3種形式，用企業年報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的相關表述來衡量數字技術。若企業使用數字組件、數字平臺或者數字基礎設施為1，否則為0。數據來源于企業對外披露的年報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使用PYTHON2.0識別企業年報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數字組件、數字平臺、數字基礎設施等數字技術相關表述出現的次數，若出現次數為1或大于1，則數字技術賦值為1，若出現次數為0，則數字技術賦值為0。

　　3實證分析

　　3.1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員工參與的均值為0.749，表明在樣本的制造業企業中約有74.9%的企業具有員工參與。此外，員工參與、數字技術、網絡位置與企業創新績效有顯著的相關關系，最大為0.299，且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值為1.310，各變量VIF遠小于臨界值10，表明本文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可進行回歸分析。

　　3.2直接效應和中介效應檢驗

　　本文運用STATA16.0對數字技術、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關系進行檢驗。模型(1)的結果表明企業成立年限越長、規模越大、獨董人數越多，企業對創新資源的獲取能力就越強，企業創新績效就越高。模型(2)的結果顯示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8.779，p<0.01)，表明數字技術的使用會促進企業創新績效提升，H1得到驗證。模型(3)的結果顯示員工參與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12.480，p<0.01)，表明員工參與會提高企業創新績效，H3得到驗證。模型(4)的結果表明企業成立年限越長、規模越大，董事會和監事會規模越大，企業所擁有的信息資源就越多，越有利于員工參與。模型(5)的結果顯示數字技術對員工參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β=0.043，p<0.1)，表明數字技術為企業員工提供更為廣泛的信息資源與自主權，為員工參與創設誘因，促進員工參與，H2得到驗證。本文采用BOOTSTRAP法循環500次對數字技術→員工參與→企業創新績效關系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檢驗。

　　其中直接效應的系數顯著為正(β=22.263，p<0.01，在95%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區間為[14.925，29.603]，不包括0)，H1得到進一步驗證。間接效應的系數顯著為正(β=4.344，p<0.01，在95%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區間為[2.746，5.942]，不包括0)，表明企業通過數字技術與員工分享信息資源與權力，刺激員工參與，進而實現創新績效提升，員工參與的中介作用顯著，H4得到驗證。為進一步驗證數字技術、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本文采用SOBEL法進行檢驗，結果發現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Z值分別為6.258和5.584，均大于臨界值1.960，H1和H4進一步得到驗證。

　　4結論與討論

　　本文運用誘因—貢獻理論和資源基礎觀，以2008—2018年中國上交所上市制造企業為研究樣本，剖析數字技術、網絡中心度、員工參與與企業創新績效之間的關系，得到以下研究結論。①數字技術的使用一方面通過直接作用提升企業創新績效，另一方面通過提供資源，誘發員工參與間接促進企業創新績效。②企業網絡中心度不同，對信息資源等控制能力有所差異。當企業網絡中心度高，數字技術對員工參與的影響作用增強。③企業網絡中心度影響數字技術通過員工參與作用于企業創新績效的路徑。當企業網絡中心度高，數字技術經由員工參與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增強。反之，當企業網絡中心度低，數字技術經由員工參與影響企業創新績效的作用減弱。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①本文的樣本選取了上市制造業為研究樣本，雖控制了行業差異，但對其他行業是否有借鑒意義，未來可研究其他行業或者不區分行業類型，以增強研究結論的普適性。同時，制造業行業內部仍有不同企業類型，未來可進一步可探究行業內部不同企業類型的差異。②本文僅關注了數字技術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但未對企業創新績效進行劃分，未來可進一步探究數字技術對企業探索式創新、利用式創新或雙元創新的影響。③本文僅關注了組織內部的員工參與在數字技術與企業創新績效間的作用機制，但未考慮數字技術如何利用組織外部資源促進企業創新績效，如跨界搜索、生態系統等，未來可進一步拓展。

　　參考文獻

　　[1]KATILAR，AHUJAG.Somethingold，somethingnew：alongitudinalstudyofsearchbehaviorandnewproductin⁃troduction[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2002，45(6)：1183-1194.

　　[2]蔡莉，楊亞倩，盧珊，等.數字技術對創業活動影響研究回顧與展望[J].科學學研究，2019，37(10)：1816-1824.

　　[3]MARTÍNEZ-CAROE，CEGARRA-NAVARROJG，ALFONSO-RUIZFJ.Digitaltechnologiesandfirmperfor⁃mance：theroleofdigitalorganisationalculture[J/OL].TechnologicalForecasting&SocialChange，2020.DOI：10.1016/j.techfore.2020.119962.

　　[4]LIY，DAIJ，CUIL.Theimpactofdigitaltechnologiesoneconomicand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thecontextofindustry4.0：amoderatedmediationmodel[J/OL].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ductionEconomics，2020[2020-04-30].https：//doi.org/10.1016/j.ijpe.2020.107777.

　　作者：王海花，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