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央要求“雄安新區要在高質量發展方面成為全國的一個樣板”，雄安新區的高質量發展備受關注。該研究在闡述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背景的基礎上，采用SWOT法解析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優勢、劣勢、機遇和挑戰，提出了要以打持久戰的心態對待雄安新區建設，找準戰略定位、抓住戰略重點，通過營造優良發展環境，培育高質量發展的“梧桐樹”;營造創新風尚，引進和培育高質量發展的“金種子”;涵養城市精神，鑄就高質量發展的文化基因等，將雄安新區打造成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極。

　　[關鍵詞]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創新風尚;雄安精神

　　黨的十九大莊嚴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的鮮明特征，同時也是指向未來的戰略部署。2018年2月22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時明確指出，“雄安新區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成為全國的一個樣板。”因此，認真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探索雄安新區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經濟論文投稿刊物：《上海經濟研究》的探索視角緊扣中國改革開放實踐和經濟發展進程，其開放、前瞻、創新的宗旨深深吸引全國及至世界各地的讀者和撰稿者，并廣受經濟理論界、政府部門和決策機構、大專院校、實際經濟部門和企業界的歡迎和好評。

　　一、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背景分析

　　(一)應對國際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必然選擇

　　黨的十九大準確研判世界形勢：“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其實，早在2008年，始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和衰退，我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就發生了明顯變化，“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所抬頭。

　　2018年3月起，美國率先挑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關稅，并限制我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于先進技術和產品有著巨大的需求，但目前發達國家在一些技術和產品對中國實行嚴格限制出口，這對我國原有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沖擊和影響。2018年7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指出“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面臨一些新問題新挑戰，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要“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自此，“六穩”成為考量經濟走勢的重要標桿。

　　剛剛閉幕的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六穩”，這些表述透露出我國面臨的嚴峻的外部形勢及其對國內經濟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目前穩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過去四十多年經濟快速發展所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在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之后集中暴露出來：市場活力不足、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層次較低、行政體制改革不到位、內需拉動經濟較弱等，過去的主要依賴資源要素、依賴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增長路徑已經無法持續下去，國際環境發生明顯變化和國內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共同作用產生的“疊加效應”，迫使我國轉變發展路徑，必須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二)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必然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的重大判斷，對指導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健康持續發展具有深刻影響。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需求側來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已經不滿足于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提高，從而產生了更高層次的需求，在公平、正義、民主、法治、安全、環境等精神層面亟需得到滿足。

　　從供給側來看，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貨物進口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游市場，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凈出口居世界第一等，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落后的社會生產”面貌。因此，社會主要矛盾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均發生了變化。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將解決供給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作為重點，推動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可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性變化決定了“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的到來。

　　(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

　　黨的十九大報告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實現這些宏偉目標要求我們必須以高質量發展為核心，而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誠然，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已經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包括載人航天、載人深潛、量子通信、探月工程、大飛機、高鐵等。

　　但同發達國家相比、同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相比，我國發展還面臨重大科技瓶頸，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格局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科技基礎仍然薄弱，科技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創能力還有很大差距。面對新時代的強國目標，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資源、資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老齡化社會、環境污染、能源安全、國防安全等挑戰和風險顯現，這些都需要通過高質量發展去解決，都需要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去解決，可以說，抓住了科技創新就抓住了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牛鼻子”。

　　二、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面臨的SWOT分析

　　(一)優勢和機遇分析

　　1.政策優勢明顯，發展潛力巨大。

　　雄安新區作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同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的設立相比，雄安新區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習近平同志親自謀劃、親自決策、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凝聚國內外頂尖規劃團隊和眾多專家之智，擘畫出一幅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高水平高質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典范之城、希望之城、創新之城的宏偉藍圖。外交部舉辦河北雄安新區全球推介活動，主題是“新時代的中國：雄安探索人類發展的未來之城”，進一步詮釋了雄安新區“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理念，更加彰顯了新時代的中國建設雄安新區的決心和信心，“雄安質量”呼之欲出，為此必然會調動各種優勢資源推進雄安新區建設取得成功。

　　2.區位優勢突出，交通便捷通暢。

　　雄安新區位于華北平原腹地，地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區，距離北京、天津約105公里，京、津相距135公里，京津雄三地大體構成一個穩固的等邊三角形。雄安新區作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集中承載地，這種區位優勢得天獨厚。隨著四座高鐵站的相繼開工建設，未來雄安新區將高效融入“軌道上的京津冀”，20分鐘到北京新機場，30分鐘到北京、天津，60分鐘到石家莊;“四縱三橫”的區域高速公路網將實現新區60分鐘到北京、天津，90分鐘到石家莊。

　　3.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

　　數據顯示，三縣總人口約為109.78萬人，總面積達1576平方公里，經濟總量僅為200多億元，人均GDP最高的雄縣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縣城里的高層建筑鳳毛麟角，在容城縣建成縣區，商業區和政府部門擠在不到五公里的奧威路上;主導產業多為服裝、制鞋、塑料等傳統產業，布局散亂;道路年久失修，電動三輪車是雄安新區隨處可見的交通工具。可以說，雄安新區的現狀用一張白紙來形容最為貼切。也正因如此，雄安新區才擁有著寬裕的發展空間，可以避免較高的調整性成本，具備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的基本條件。另外，在這張“白紙”上作畫，受到各方面利益牽絆較少，改革創新的空間較大，有利于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美好藍圖。

　　4.生態資源獨具稟賦，環境承載能力較強。

　　京津冀地處的華北平原，水資源嚴重匱乏。數據顯示，京津冀區域人口占全國8%，經濟總量約為全國11%，而擁有的水資源僅為全國的1%。水資源已經成為制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雄安新區擁有華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國家5A級旅游景區——白洋淀，143個淀泊星羅棋布，歷史上水域面積曾達到1000平方千米，現在也有336平方千米，隨著白洋淀生態修復工程的推進，“華北明珠”有能力承載起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綠色根基。

　　5.歷史文化悠久，奮斗精神高昂。

　　區域經濟的快速崛起離不開精神的鼓舞與支撐，雄安新區要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全國樣板更是如此。三縣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歷經文化蠻荒、文化邊緣、文化繁榮三個階段，在宋遼時代走上了文化繁榮，先后形成了宋遼文化、航運文化、行宮文化、雁翎文化等。北宋為抵擋遼軍進犯修筑了宋遼邊關地道，鑄就了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抗日戰爭時期，白洋淀有一支神出鬼沒、聲名遠揚的雁翎隊，這支隊伍在抗戰中無一人叛變投敵，留下了可歌可泣的雁翎精神。另外，圈頭村音樂會、安新蘆葦畫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很多。這些優秀傳統文化能夠滋養和提振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奮斗精神。

　　(二)劣勢和挑戰分析

　　1.擔負重要使命，面臨多重困難。

　　進入新時代，面對“強起來”的時代命題，雄安新區擔負著重要使命，既要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培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引擎，還要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成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全國樣板。可以說，我國發展過程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體制機制矛盾等都在考驗著剛剛成立的雄安新區，雄安新區是一塊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試驗田。雖然我們也在集全國之力建設雄安，但相對于當時深圳特區面臨的“速度”、浦東新區面臨的“開放”，雄安新區擔負的是“質量提升”“新舊動能轉換”，雄安新區肩上的這幅擔子很重，絕不是“平地起高樓”那么簡單，規劃編制、拆遷安置、生態修復、產業轉移、人才集聚、創新風尚、開放共享……任何一項工作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

　　2.產業發展基礎較為薄弱，“騰籠換鳥”轉型升級困難較大。

　　雄安新區現有產業結構相對落后，雄縣、容城、安新三縣的第一產業占比較重，其中經濟實力最強的雄縣三次產業構成為11.1∶69.4∶19.5，一產占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15個百分點，農業人口占比為66.7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2.85個百分點;二產以傳統產業為主，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容城主要發展服裝業、雄縣主導產業為塑料包裝，安新發展制鞋、羽絨等產業，中小微企業占比超過95%。這些傳統制造業布局散亂、污染嚴重，產業轉移和升級的壓力很大。同時，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也面臨著集聚產業、人才、資金等高端要素的挑戰。

　　3.環境壓力較大，生態修復成本較高。

　　“綠色生態宜居新城區”是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底色和基色。但雄安三縣對傳統產業具有較強依賴性，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產業結構嚴重破壞了原有的生態環境，淀內生活污染物及部分水域漁業、鴨業等高密度養殖進一步加劇了水環境的污染，現在“華北明珠”白洋淀的水質多是Ⅴ類和劣Ⅴ類。

　　雖然河北省已經啟動了白洋淀生態修復工程，但無論是劃定白洋淀生態保護紅線分布比例和空間范圍、確定雄安新區環境質量底線，還是研究制定合理的生態環境保護目標指標、解決新區發展的資源環境利用上線等突出問題，都絕非易事，另外，還要涵養地下水源、保護生物多樣性，解決白洋淀補水不足、水質惡化以及可能發生的洪澇災害風險等，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治理難度之高可想而知。

　　4.創新要素缺乏，創新環境尚未形成。

　　“創新驅動發展引領區”是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追求。雖然未來圖景很美好，但支撐區域創新的要素包括人才、資金、產業等在雄安新區都很匱乏，并且這些創新的優質要素仍然呈現出向沿海發達地區、向就業機會最多的中心城市集聚的態勢。雄安新區不沿邊不靠海，經濟發展相對落后，“雄安創新”所需要的創新要素從何而來?

　　來了以后如何才能發揮最大作用?雄安新區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北京作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也非常支持雄安建設，但兩地差距太大，北京的研發成果較多集中在全國領先地位，而雄安現有的產業基礎較為落后，對接起來困難很大。同時，創新要素的集聚、創新風尚的形成，既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服務設施、人才、資金、產業等硬件，更需要體制、政策、創新的社會氛圍等軟件。這些條件的具備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時期的積累、孕育、呵護，尤其在開始階段會面臨更多的困難和挑戰。

　　三、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定位和戰略重點

　　雄安新區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僅是建一座新城來集中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更重要的是要“以新立城”——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的現代新城。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會觸及到我國多年積累下來的許多體制機制上的矛盾和問題，雄安新區要由藍圖變為現實，必須進行一系列體制機制上的重大變革，而且每一個深層次變革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如行政體制、戶籍制度、教育體制、土地制度、財稅金融等皆需慎重為之。

　　可見，雄安新區的高質量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突破或創新原有的體制機制為前提的。因此，要以打持久戰的心態對待雄安新區建設，不僅要下定決心，以“久久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耐心和恒心開展工作，更要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找準戰略定位，抓住戰略重點。

　　(一)戰略定位：雄安新區是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極

　　《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明確指出：“雄安新區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發展新的兩翼，共同承擔起解決北京“大城市病”的歷史重任。”可見，雄安新區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是其與生俱來的重要責任，尤其在起步階段離不開北京優質資源的注入，北京同樣也需要雄安新區的“合作共贏”。雄安新區作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作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全國樣板”，是一座中心城市、樞紐城市，這不僅符合對接首都、帶動河北、成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極的現實需要，還符合城市化發展的規律。

　　在城市化發展初期，城市發展往往呈現出“單中心”聚焦態勢，聚集了區域內的各種優質資源要素并不斷“攤大餅”式的擴張，從而引發了“大城市病”。現在城市化已經進入了高級階段，即“多中心”“組團式”“扁平化”發展階段。現有的東京、巴黎、倫敦、紐約、芝加哥等世界級城市群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點。因此，未來決定城市發展水平的不僅是城市規模，更取決于其在城市網格中的地位。雄安新區擔負著重要歷史使命，雖然需要北京的支持與合作，但一定要明晰自身作為獨立中心城市的戰略定位，無論在城市規劃、產業定位、制度創新等方面要敢于突破各種干擾和束縛，努力走上京、津、雄“三足鼎立”、競合發展的良性道路。這也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雄安新區的初衷所在。

　　(二)營造優良發展環境，培育高質量發展的“梧桐樹”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正如習近平同志在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明確指出的：“改革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其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于四十年前”。雄安新區的高質量發展面對的是我們國家長期積累的體制機制矛盾，其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這種特殊時間節點承擔特殊歷史使命的雄安新區，必須探索出一條“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相得益彰的道路。

　　雄安新區的自身條件相對于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來說，等同于“一張白紙”，如果簡單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去運作，各種“市場失靈”亂象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后果不堪設想;如果單純由政府主導去建設一個共產主義樂園，雄安新區的示范帶動作用將大為弱化。因此，在雄安新區的建設過程中，我們要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成為善于駕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行家里手。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明確提出的：“要建設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雄安新區的高質量發展需要“有為政府”+“有效市場”協同發力。

　　一是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使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政府要做好雄安新區的頂層設計，在起步期，政府可居于主導地位，充分發揮好自身的規劃和引導作用，在規劃編制、產業選擇、生態管控等方面重點發力;在發展期，則要逐漸讓位于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讓市場主體煥發出活力和創造力，政府主要行使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等職能。總之，市場和政府要相輔相成、優勢互補、有機結合。

　　二是在這場政府與市場的博弈中，雄安新區必須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深化“放管服”改革，敢于自我革命，減少行政干預，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大膽進行制度創新，保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現在浙江、江蘇涌現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不見面審批”服務、“一次辦妥”等舉措，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否則，一味依賴政府的發展路徑將導致市場發育的遲緩和不成熟，雄安新區也將缺乏自我生存機制和造血功能。

　　(三)營造創新風尚，引進和培育高質量發展的“金種子”

　　毋庸置疑，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在創新，而創新不僅需要高端高新產業作為支撐，更需要形成高端要素集聚的創新風尚。在“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理念指引下，雄安新區未來的硬件環境一定會國際領先，更為重要的是軟環境，這是雄安新區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與關鍵。深圳發展初期有我國的短缺經濟作為支撐，主要發展以“三來一補”產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形態，不過在后來的發展中，深圳一直注重吸引來自國內外的創新技術與人才，創新體制機制，努力營造鼓勵創新、尊重人才的環境，不斷推進城市的產業轉型升級，成為以企業為主體進行創新的典范城市。

　　雄安新區的傳統產業較多、創新基礎薄弱，在供過于求的時代背景下，不具備自我蠕動發展的條件，建議走出一條“輸入—再創新—輸出”的新路徑。

　　一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努力做優城市印象。進入新時代，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指引和重要遵循。雄安新區創建初期就承擔著建設一座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現代之城的歷史重任，這就需要五大發展理念同步推進協同發力，率先把“未來之城”的城市印象做優做美，增強城市的美譽度和吸引力，以優質的智慧宜居環境、較低的創新創業成本、便捷高效的政務服務、美好充裕的成長空間等，集聚京津冀乃至全國全球創新要素和資源，不僅要“引得來、留得住、用得好”，還要使這些優質高端創新要素成為雄安新區發展的“金種子”，在雄安開花結果生生不息。

　　二是突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打造具有世界領先地位的科技新城。《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主要指標的第一個分項指標即為“創新智能”，明確到2035年，其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6%，與北京相同，超過了當前深圳(4.20%)、上海(3.82%)和廣州(2.33%);更為搶眼的是，還明確其基礎研發經費占比為18%，也與北京相同，這是我國首次將基礎研發經費占比列入城市發展指標，說明雄安新區在發展高端高新產業上將會更注重源頭創新、基礎創新;另外，其基礎設施智慧化水平、大數據管理貢獻率、數字經濟占比等指標也都在80%以上。

　　可以說，雄安新區將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同步規劃、同步建設，探索用虛擬城市管理現實城市，智慧城市呼之欲出。這都需要雄安新區根據《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部署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現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新材料、高端現代服務業、綠色生態農業等五大重點產業，瞄準世界科技前沿，高起點規劃布局主體功能區，強力吸納和集聚相關要素資源，以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點，探索高水平產城融合發展之路。

　　三是不遺余力進行制度創新，營造活力涌現的環境基礎。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良好的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首要保障，創新風尚的營造亦是如此。硅谷之所以長期繁榮發達，并不是因為美國政府對其投入了大量資金，而是因為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人力資本發揮創造力的法律，在融資支持、產品采購、基礎研究、服務體系等領域建立鼓勵創新創業的體制。分析硅谷的就業結構可以發現，2017年，其創新與信息產業就業人數僅占27%，社區和商業等基礎設施服務人數占69%，美國近四分之一的風投公司聚集在硅谷。

　　從根本上說是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孕育了硅谷的創新沃土，從而成就了硅谷的創新神話。雄安新區營造高質量發展的創新風尚，可借鑒硅谷、深圳及其他成功區域的經驗，注重從制度創新入手，創新人才體制機制、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和獎勵制度、支持專業化服務體系建設等，營造尊重市場、尊重創新創造、尊重人才的創新氛圍。

　　三是建設雄安大學城，為創新發展提供源頭支撐。美國挑起的貿易戰直擊我國發展“軟肋”，作為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全國標桿，雄安新區亟需肩負起我國“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自主創新、原始創新使命。實踐證明，“產、學、研、用”的高度融合可以為城市源源不斷地輸送創新創業人才，這些人才又會在未來反哺于母校，從而形成城市發展的源動力和支撐。《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建設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打造知識溢出效應明顯的大學園區等。規劃建設雄安大學城勢在必行。其中，建設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對雄安的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硅谷核心區域有三所世界排名前十的頂尖研究型大學，中關村模式也是依托知名大專院校和重要科研機構發展起來的。可以由國家投資遷建和新建幾個前沿性研究型大學，培養基礎領域前沿的研發人才，也可以鼓勵民辦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如西湖大學)到雄安聯合辦學，還可與國內外知名大學探索合作辦學等。

　　(四)涵養城市精神，鑄就高質量發展的文化基因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屢經磨難而生生不息，就在于中華文化中無比強大的民族精神。一個國家如此，一座城市亦是如此。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靈魂，是引領一座城市奮勇爭先的動力源泉。雄安新區的高質量發展需要雄安人力同心，進行多方面的、長期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奮斗，涵養城市精神就成為凝心聚力共筑雄安夢的重中之重。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之所以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中國經濟最發達城市之一，就是在“開拓、創新、團結、奉獻”的深圳精神的指引下奮斗出來的。

　　硅谷最讓人羨慕和推崇的也不是那些富翁們，而是蘊藏著無限可能性的硅谷精神，它鼓勵冒險、刺激創新、容忍失敗、絕少束縛。雄安新區所在區域歷史文化悠久，宋遼邊關地道訴說著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抗日戰爭時期產生了可歌可泣的雁翎精神。雄安精神根植于這塊土地，但要成為“人類發展的未來之城”，更需要跳出來，勇于放大原有的淳樸的傳統精神，以開放、包容、自由、多元的理念，涵養和培育拒絕平庸、鼓勵冒險的“創新精神”，敢于做夢、執著追夢的“創富精神”，挑戰權威、不懼失敗的“勇士精神”等，保護追求合法財富的欲望，讓世界上懷揣夢想的人們集聚雄安，讓雄安成為大學生、公務員、企業家、工程師、教育家、冒險家、發明家等實現抱負的樂土，讓雄安的城市精神成為雄安高質量發展的強大文化基因。

　　參考文獻：

　　[1]張占斌，戚克維.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邁向經濟高質量發展新時代[J].先鋒，2018，(7):29-31.

　　[2]任保平.新時代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理論闡釋與實踐取向[J].學術月刊，2018，(3):66-86.

　　[3]師博，張冰瑤.新時代、新動能、新經濟——當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解析[J].上海經濟研究，2018，(5):25-33.

　　課題組負責人：趙冰琴

　　課題組成員：吳家強王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