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新結構經濟學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經濟體經濟結構的內生性及其動態變遷。在宏觀經濟學領域，新結構經濟學以要素稟賦結構為切入點，重點關注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強調有為政府和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并且深入研究中等收入國家和發展中大國面臨的增長難題，還討論經濟波動與宏觀政策等經濟運行的問題。梳理了近十年新結構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學術論文，總結了經濟結構變遷和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典型事實、理論見解和實證結果，并針對當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關于未來研究方向的若干建議。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結構轉型;產業政策;宏觀波動;中等收入陷阱

　　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應該以理論創新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新結構經濟學是在經濟學領域進行自主理論創新的一次重要嘗試，它立足于并系統總結于中國發展與改革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驗[1-2]，主張運用現代經濟學中的新古典方法，也就是以理性人為基本假設的方法，來研究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及其轉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涵蓋了經濟發展、經濟轉型和經濟運行，包括從一個經濟體結構內生化及其影響來研究該經濟體的發展、轉型，以及從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結構內生差異性的視角來探討關系經濟運行的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3]。

　　宏觀經濟論文范例：標準化宏觀經濟貢獻研究的進展和問題

　　王勇等分別對2016-2017年和2018-2019年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成果和政策實踐進行了梳理，介紹了近年來新結構經濟學在理論和智庫研究方面的進展[4-5]。目前新結構經濟學研究的范圍涵蓋了宏觀經濟學、金融學、環境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創新經濟學等分支學科，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5-6]。其中，新結構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強調從不同發展階段的各種經濟結構與政策內生性的角度去更深入地研究宏觀經濟現象，致力于重新構建一套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的依據和參考，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和健康的發展[7]。

　　事實上，新結構經濟學思想的萌芽最初就始于林毅夫教授對1988年中國政府以“治理整頓”等行政手段治理通貨膨脹這一宏觀經濟問題的思索。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新結構經濟學在宏觀領域的學術文獻進行綜述，以期促進該領域的學術和政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并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學者從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現實問題導向與結構的視角去研究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現象，把現有的總結于發達國家經驗現象并且假設“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給定結構”的二維經濟學變為不同發展程度國家有不同結構的三維經濟學。宏觀經濟領域涉及諸多內容，包括國民經濟總量、國民經濟構成、經濟增長、經濟周期、收入分配、財政貨幣政策，等等。本文基于新結構經濟學在宏觀領域的研究體系和當前已有的學術成果，重點從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有為政府與產業政策、中等收入陷阱與大國增長、經濟波動與宏觀政策這四個方向分別對新結構經濟學的文獻進行梳理和歸納，厘清研究脈絡和路徑，指出存在的問題，并對相關研究的發展方向做出展望。

　　一、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

　　新結構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及其轉型的決定因素和影響。這里所指的經濟結構包括決定一個經濟體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決定交易費用、影響一個經濟體正在生產和使用的產業、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發揮的各種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的結構[3]。區別于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思潮“結構主義”和第二波發展經濟學思潮“新自由主義”，新結構經濟學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經濟體經濟結構的差異性和內生性。區別于現有文獻中結構變遷的其他理論機制，如非齊次效用函數[8]、非平衡TFP增長[9]、國際貿易[10]、創造性毀滅[11]，稟賦驅動的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理論機制，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的研究也是整個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基礎內容[12]。

　　Ju等首次構建了一個具有無窮多個產業的增長模型(后文簡稱JLW模型)，將中觀的產業和宏觀的經濟增長通過要素稟賦相聯系，提出了要素稟賦驅動結構變遷的理論機制[13]。即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產業呈現駝峰型的動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被資本密集型產業所替代，總體生產函數內生變化，從而推動經濟增長。Wang等進一步引入人力資本，把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相聯系，基于不同的產業對高技能勞動力有著異質的需求，從理論和實證層面解釋了產業結構不斷朝著高技能勞動力密集型方向發展的路徑[14]。

　　王勇等則將產業升級內生地和收入分配聯系在一起，高收入彈性的奢侈品產業是否升級取決于需求，低收入彈性的必需品產業是否升級取決于要素價格，不同于JLW模型解釋產業間的轉移，文章闡述了收入不平等如何影響產業內的資本深化[15]。圍繞稟賦結構與產業升級、結構轉型的關系，國內外已有許多實證研究。在微觀企業層面，Wang等使用第一手調查數據，研究勞動密集型企業面對人工成本上升時的行為選擇，結果發現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和企業更有可能選擇搬遷而不是技術升級[16]。

　　朱蘭等使用2017年廣東省制造業企業調研數據，實證探究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企業轉型升級行為選擇的影響，結果發現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提高企業自動化升級的概率，但是對其他轉型升級的影響很小或者不顯著，從微觀上支持了要素稟賦驅動產業升級的理論機制[17]。在中觀產業層面，歐陽志剛等使用中國省際層面和行業層面的26種投入要素稟賦，通過隨機森林模型，揭示了不同生產投入要素在不同行業的重要性，發現每個地區具有不同的非充分發展行業、充分發展行業和要素約束行業，應根據要素結構特征選擇優先發展行業和發展路徑[18]。在宏觀增長層面，劉志彪等基于169個經濟體的面板數據，構建經濟結構轉換度指標，發現結構轉換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效應呈現“倒U型”，認為中國產業結構的服務化趨勢愈加明顯，但總體上結構轉換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19]。

　　二、有為政府與產業政策

　　在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過程中，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主張“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①[29-30]。這是因為市場有效才能正確地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保證經濟按照比較優勢發展。

　　但市場中總是存在一些外部性和交易成本，這時候就需要有為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市場失靈。產業政策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在優化資源配置、糾正市場失靈、激勵先行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1]。新結構經濟學所主張的因勢利導型政府就是要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適時地調整目標產業，讓企業逐漸從資本最不密集的產業升級到資本密集度中等的產業，最后再升級到資本最密集的產業。王勇等構建理論模型闡釋因勢利導型的有為政府應當如何選擇需要扶持的產業，并討論了政府不作為或亂為的后果[32]。

　　如果政府不作為，可能會導致所有企業從資本最不密集的產業升級到資本密集度中等的產業之后就停留在這個產業，而不是繼續升級到資本最密集的產業。而如果政府亂為，從一開始就鼓勵企業從資本最不密集的產業升級到資本最密集的產業，那么在升級的過程中消費會被極大程度地限制，社會的整體經濟福利反而低于因勢利導型政府所帶來的社會福利。至于如何甄別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Lin等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并且認為政府應該為企業提供信息、對于存在的外部性給予補貼、及時配合稟賦結構的變化提升硬的和軟的基礎設施，而不是保護特定的企業和產業[33]。

　　Lin根據比較優勢原則，按照稟賦結構、與世界技術前沿的距離和技術周期將中等收入國家的產業分為追趕型產業、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和戰略型產業五大類[34]。五類產業不同的稟賦結構、規模特性、風險特性等，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會有不同。針對產業升級過程中不同的瓶頸約束，政府應當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唐恒等在《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國知識產權戰略：理論與案例》一書中，針對新時期中國的五類產業提出了不同的知識產權戰略和政策，并通過具體的企業案例進行了闡釋[35]。在具體推進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林毅夫等正在推進的研究是針對Rosenstein-Rodan[36]提出的大推動理論。該理論認為產業部門之間存在的外部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產品互補的部門同時投資可以創造相互間的需求;二是對生產互補的產業部門同時投資可以降低生產成本。

　　由于存在這種外部性，政府應該同時投資具有關聯的產業。Murphy等用理論模型證明了當產業升級存在固定成本時，存在多重均衡，此時如果一個產業單獨升級是虧損的，而如果所有產業同時升級就能獲得正利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協調所有產業同時升級，即為“大推動”[37]。但是這篇文章的模型中勞動力是惟一的生產要素，并沒有考慮一個國家的資本稟賦是否會對“大推動”的效果有所影響。在此基礎上，Lin等加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討論不同稟賦結構的國家產業升級與對應的產業政策的區別。研究發現，加入資本要素之后，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均衡，但是依舊存在外部性，政府仍然需要通過一些財政政策來使得企業做出對于經濟增長最好的產業升級決策[38]。

　　三、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國增長

　　新結構經濟學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差異性。中等收入階段作為從低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過渡的重要階段，厘清這一階段的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的特征和機制，對于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有助于彌補傳統發展經濟學關于中等收入階段經濟體研究的不足。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長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政府發展戰略。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發揮因勢利導作用，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幫助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利用后發優勢并將其轉變為競爭優勢，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徑[42]。

　　陳斌開等使用衡量產業結構扭曲程度的技術選擇指數衡量政府發展戰略，檢驗政府發展戰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實施趕超戰略的經濟體，發生經濟停滯的可能性更大，經濟增長率也更低[43]。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機制，已有不少文獻進行了嘗試性研究。Wang等構建理論模型，說明了中等收入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三明治效應”：即低收入國家的“追逐效應”和發達國家的“壓制效應”[44]。Lin等對比分析陷入陷阱與沒有陷入陷阱國家的垂直結構差異，證明了生產性服務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的作用是不一致的[45]。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最優結構不同。程文等從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機制，認為收入提高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和高收入消費者的匹配效應，與收入差距的擴大帶來的價格效應互相作用[46]。

　　在中低收入階段，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制約自主創新能力，但在中高收入階段，收入差距過大制約了自主創新能力的進 一步提升，從而導致經濟停滯。張建華等選取1950-2010年45個非石油出口型經濟體的數據，構建包含消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和人力資本供給的匹配模型，發現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的國家大都出現了制造業占比下降、服務業占比上升的情況，但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經濟體的服務業結構有關[47]。生產性服務業和公共服務業對制造業產業升級和服務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四、經濟波動與宏觀政策

　　經濟增長與波動、宏觀政策是宏觀經濟學領域研究的重要問題。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其原因究竟是外部性還是內部性因素，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議。林毅夫認為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造成的[52]。原因是隨著改革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性的扭曲應該越來越少;而中國的經濟表現會影響世界，世界的經濟表現也會影響中國，并且不存在中國的體制機制問題的金磚國家和同樣發展程度的發展中國家在同時間段出現了更大幅度的經濟下滑。

　　王勇等運用AS-AD模型并結合現實中價格序列數據分析，認為是需求側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并提出了中國作為同時經歷的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很多問題都具有特殊性和復雜性，需要全面考慮。特別是對于中國內部體制問題，需要結合所處的發展階段與對應的結構性過程去分析扭曲背后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否則容易犯“新自由主義”錯誤，可能會導致更加嚴重的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53]。

　　短期經濟波動是宏觀經濟研究的兩大主題之一。新結構經濟學認為，如果一國推行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雖然能夠經歷一段投資驅動的增長，但這種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并且有可能導致經濟危機。因此，在推行違背比較優勢戰略的國家，經濟波動性可能會更高[42]。對于經濟的周期性變化研究方面，Boldrin等發現生產要素份額除了趨勢性變化之外的持續性周期模式，文章假定不同代的資本具有異質性，建立模型解釋周期性的原因，在于要素相對價格的內生變化導致了資本不斷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54]。林毅夫等用“潮涌現象”解釋經濟波動，即在短期內眾多企業過度投資某一領域和行業，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浪費經濟發展的稀缺資源，導致經濟波動[55]。龔剛等認為在中國，投資波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總產出波動態勢[56]。

　　Wang等研究在稟賦驅動的產業升級與新舊產業交替過程中的勞動力市場摩擦，即在JLW模型中引入搜尋匹配模型，解釋宏觀均衡失業率如何隨著產業升級發生周期性波動[57]。張云等構建了真實經濟周期模型，將企業目標轉換和雙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考察經濟周期波動中信貸的需求和供給因素[58]。數值模擬分析反映了投資是影響產出波動的主要因素，緩解金融摩擦有助于經濟波動的平穩化。家庭儲蓄和企業自有資金具有平滑信貸波動的作用，信貸供給端摩擦產生的加速效應弱于需求端。企業目標轉換通過經濟結構對金融摩擦的加速效應可以起到增強或弱化效果。

　　五、研究述評與展望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團隊在過去多年研究基礎上所形成的關于經濟發展、轉型以及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嶄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區別于第一波發展經濟學思潮“結構主義”和第二波發展經濟學思潮“新自由主義”等發展經濟學理論，強調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結構的內生性及其動態變遷。本文主要回顧了新結構經濟學宏觀領域關于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有為政府與產業政策、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國增長、經濟波動與宏觀政策的研究。除了上述研究，新結構經濟學在宏觀領域還涉及國企改革[50][61]、資本流入[62]、貿易沖擊[63]等議題。

　　總體而言，新結構經濟學在宏觀經濟領域的學術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在國內外頂尖雜志上的發表依舊較少。這一方面是由于理論創新的難度本身較大，另一方面是受限于中國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缺少高質量的宏微觀數據。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的結構視角往往需要突破當前宏觀經濟學單部門模型(或者不存在結構變遷的多部門模型)的主流假設，從而在理論分析上會變得更加復雜[64]。

　　當前關于中國宏觀問題的學術研究絕大部分都是以主流宏觀教科書模型作為基準分析框架，使用中國數據來驗證基于發達國家現象提煉出來的理論模型，將中國與發達國家的不同直接簡單處理為外生的“扭曲”，然后以發達國家作為基礎進行各種消除“扭曲”的反事實分析，卻忽略了這些“扭曲”的內生性，忽略發展中經濟體因為所處發展階段不同而在經濟結構上存在的內生差異。再加上，中國是惟一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在宏觀定量事實的整理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討論上，需要處理多種動態過程共存所帶來的復雜性，在建模處理上挑戰更大。

　　另外，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的數據質量問題。比如，關于經濟波動的研究需要長時間、高頻率、可靠的關于數量與價格的數據，在研究發達國家相關問題面臨的數據挑戰較少，相關研究也較多，但在研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問題時，在事實梳理和定量研究方面則面臨更高的挑戰。

　　作者：王勇1徐揚帆1吳紫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