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的特征與發展、相關歷史經驗、數字經濟時代的監管轉型方向。

　　(一)數字經濟的特征與發展

　　底層數字技術驅動的數字經濟正在全球蓬勃興起，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數字經濟發展沿著兩個路徑演進：一方面，數字產業雨后春筍般興起;另一方面，在數字技術賦能下的傳統產業數字化也在大踏步前進。因此，數字經濟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方面。數字經濟具有“三新”特征：新基礎設施、新要素和新結構，特別是企業通過跨界融合、垂直整合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生態圈結構。[1]

　　數字經濟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成果，無疑是創新的產物。1942年創新理論大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提出“產業突變”和“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指出產業突變不斷從內部使經濟結構革命化、破壞舊結構和創造新結構，并據此提出了造成產業突變的五種創新力量，即“新的生產方法、新的商品、新的組織形式、新供應來源、新的貿易路線和銷售市場”。

　　他指出：“在迥然有別于教科書構圖的資本主義現實中，有價值的不是這種競爭，而是關于新商品、新技術、新供給來源、新組織類型(如巨大規模的控制機構)的競爭，也就是在成本上或質量上占有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這種競爭比其他競爭更富有效率，猶如炮轟和徒手攻擊的比較。”[2]實際上，熊彼特的五種創新不僅能夠將現實中的數字經濟具體形態都“囊括其中”，而且也預示著未來數字經濟裂變衍生的方向和路徑。與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的要素驅動特征有所不同，數字化時代的經濟增長是典型的創新驅動。

　　如果說工業經濟的原動力在于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3]，那么，數字經濟的原動力可以說是梅特卡夫定律和交叉網絡外部性。梅特卡夫定律是指網絡的價值為節點數的平方。交叉網絡外部性是指平臺市場一邊的使用者越多，平臺對另一邊使用者的價值就越大。例如，電子商務平臺中，買家數量越多，平臺對于賣家的價值就越大;同樣，賣家數量越多，平臺對于買家的價值也就越大。工業經濟的關鍵要素是資本、土地和勞動的“薩伊三要素”，數字經濟在此 基礎上更加突出了數據的生產要素特征。工業經濟中成本習性典型表現為邊際成本遞增，數字經濟中成本習性典型表現為邊際成本遞減甚至為零。工業時代的企業成長遵循從小到大的漸進路徑，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發展呈現出爆發式、指數級增長路徑。

　　工業化時代企業組織結構呈現界限分明的金字塔型科層結構，數字經濟形態下都是以平臺為中心的多元主體耦合的生態圈結構。工業時代企業競爭是基于產品的競爭，強調資源基礎和核心優勢;數字經濟時代的特點是“流量為王”，數據制勝，強調用戶基礎和動態能力。正是這些全新的技術經濟特征，使得數字經濟能夠作為一個新的經濟時代而存在。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動能，正在改寫和重構世界經濟的版圖。2019年全球47個主要經濟體的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達到了41.5%，其中發達國家的比重超過50%。[1]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態勢下，數字企業雨后春筍般興起，對傳統企業帶來了明顯的替代和顛覆效應，十年前全球市值前十名公司中數字企業寥寥無幾，從2019年開始有7家數字企業躋身并穩居于前十名榜單中。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很快。

　　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為35.8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6.2%，遠低于德國、英國和美國60%以上的占比。但是，中國“數字人口”最多，應用場景最廣，增長速度最快，發展潛力巨大。2020年全球前100家獨角獸企業中，中國有44家，平均估值為202億美元;美國有39家，平均估值為101億美元。面對數字經濟新機遇，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為此制定了百余個指導意見。隨著國家數字化戰略規劃的實施，中國將加速實現經濟的“變道超車”。數字經濟的發展將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最為雄厚的經濟基礎。

　　(二)相關歷史經驗

　　在數字經濟大發展趨勢下，監管何去何從?由于沒有現成答案，我們期待“讓歷史告訴未來”。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需求側管理而陷入經濟滯脹的泥潭，于是供給學派應運而生。供給學派有三大基本主張：減稅、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放松監管，其中放松監管主要包括“三化”，即競爭化、民營化和規制簡化。在供給學派的影響下，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進行了放松監管的改革。

　　伴隨放松監管的進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監管指數不斷降低，從1975年的平均指數5.47下降到2013年的2.09(最高規制指數為6，最低為0)，經濟增長、價格水平、服務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實踐表明，放松監管和增強市場競爭，可以促使傳統壟斷行業“化腐朽為神奇”，實現更高、穩健和可持續的增長。近百年來，美國幾個最重要的經濟增長期恰好都發生在放松監管時期。20世紀20年代，美國柯立芝政府通過“小政府大市場”的放松監管措施，開啟了以汽車和電力行業拉動國民經濟的十年黃金增長期。

　　20世紀80年代美國時任總統里根在美國第12291號總統令中指出，“除非監管對社會的潛在收益超過了對社會的潛在成本，否則監管行為就不應該發生”，其放松監管的一系列舉措使美國走出了長期滯脹的泥潭，迎來了20世紀80年代的大繁榮。20世紀90年代和21 世紀初克林頓總統和小布什總統執政時期，對監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過里根總統執政時期的做法，促使“美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最長期的繁榮”。[1]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曾將監管看作“隱性稅收”(StealthTaxation)，承諾“將以創紀錄的速度減少監管”，要求政府“增一減二”，即每發布一條新規定，就要先廢除兩條舊規定。一系列放松監管的舉措促使美國經濟在增長和就業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三)數字經濟時代的監管轉型方向

　　資源配置應當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競爭的基礎性作用，實現“相競而進，相爭而奇”的效果。政府監管的必要性取決于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主要表現為公共品、外部性、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分配不公平等因素。從實證意義來講，這些因素中每個都既不是監管產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以政府監管解決市場失靈的最大后果是監管失靈，表現為監管成本過高、監管不合意、監管俘獲等。[2]這種狀況非常類似中國經濟調控中“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

　　因此，各國都面臨著探索“適度監管”的問題。數字經濟的產生機理和運行機制有別于工業經濟。數字企業通常是在產業間交界處通過邊緣進入方式產生的，發展初期往往規模小、風險高、利潤低甚至長期虧損，但一旦跨過用戶“臨界點”步入正反饋階段，往往呈現指數級增長態勢，因此無論是對市場準入、投資規模、價格的事前行政審批制，還是價格上限制、成本契約制、特許投標制、標尺競爭制等激勵性監管，都難以適用于數字經濟領域。

　　因此，在數字經濟發展初期，應當鼓勵創業家發揮開拓創新精神，“法不禁止即可為”，在監管的“負面清單”之外，賦予各類創業家較為寬松的政策環境，給予企業可以“試水”新產品和新模式的探索創新空間，從而有助于數字經濟新業態和新模式的不斷衍生。正如2016年5月9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所指出的，“煩苛管制必然導致停滯與貧困，簡約治理則帶來繁榮與富裕”。

　　作為創新創業“主戰場”的數字經濟，過去十多年來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引領性貢獻，眼下在“六穩”“六保”方面更是充當了不可替代的市場主體角色，未來5~10年在實現經濟“變道超車”方面將發揮主力軍的作用。目前，無論是數字經濟規模還是數字企業發展都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2019年，美國數字經濟規模為13.1萬億美元，中國則為5.2萬億美元[1]，落后于美國7.9萬億美元，這一差距甚至大于兩國GDP的7.3萬億美元的差距。就數字企業規模來看，2020年中國數字企業前五家(騰訊、阿里巴巴、美團、拼多多、京東)的市值總和，僅僅相當于美國前五家(蘋果、微軟、亞馬遜、字母表、臉書)市值總和的1/4，甚至不如蘋果一家公司的市值。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仍然需要進一步激活數字經濟的活力，發展是第一要務。要實現對美國的“變道超車”，數字經濟大有可為，并且不可替代。當然，在看到數字經濟巨大發展成就和前景的同時，亦不應忽視各種“負外部性”的存在。

　　除了質量、安全、健康、環境等方面需要繼續強化社會性監管外，針對數字經濟發展特有的一些問題，如平臺“二選一”、大數據“殺熟”、算法合謀、企業間屏蔽、數據泄露、獵殺式收購(殺手并購)、共享單車亂停放、“白色污染”等，應當依法強化監管。但是，在監管過程中，應注意區分商業模式創新、正常競爭策略與違法不當經營的邊界，避免僅僅針對數字經濟領域采用“運動式”或“選擇性”執法方式，也要避免采用金融領域的“穿透式監管”。行業主管部門不應動輒以規范發展的名義進行全行業治理整頓，更不能“一出事就收緊”，甚至采取封殺整個新行業的極端措施。

　　鑒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數字經濟和相對落后的監管體系之間的矛盾將是未來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政府監管改革勢在必行。進一步加強對平臺經濟領域的監管大量的歷史發展規律已經無數次印證了，較為寬松的政策及監管環境為創新發展提供了極好的生存土壤。但今天來看，如果繼續保持寬松的監管狀態，那么很容易造成數字經濟發展混亂，引發不當競爭和過度競爭，從而導致數字企業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的危險。

　　不能用基于工業經濟原理和理論的傳統競爭法規制手段和方法來應對數字經濟的挑戰，需要重構數字經濟理論和規制體系。國家應當在反不正當競爭、電子商務、反壟斷等領域形成分層次的數字經濟競爭規制體系。自2014年以來中國就已經針對互聯網行業以及數字經濟競爭監管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在數字經濟時代法律監管體系的構建方面中國已經走在世界前列。

　　因此，中國在此領域具有一定的制度優勢。筆者參與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以下簡稱《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訂工作，同時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以下簡稱《電子商務法》)起草工作小組的主要成員。相關立法研究主要聚焦于《電子商務法》有關平臺經營者過度濫用自身相對優勢地位的條款(第35條)，這一法條從本質上約束及限制了過度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行為。基于以上法規情況，建議根據數字經濟的特征，評估平臺、數據和算法三元融合結構對競爭的影響，在反壟斷的法律中也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的不法行為進行約束，從而搭建適合市場監管和數字經濟發展需要的市場支配地位和相對優勢地位的雙重規制方式。[1]

　　2020年筆者提出重構反壟斷法律體系，應對數字經濟挑戰，因為重構規則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避免出現應該規制的平臺沒有被規制，而不應該規制的企業卻被嚴格管束的狀況。國家立法部門應當加快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以下簡稱《反壟斷法》)相關條款的修訂，有效調整和完善現有的監管機制和法律體系。

　　數字經濟論文：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反壟斷與不正當競爭規制體系

　　同時，如果沒有充分的理論研究，則可能無法完全地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所制定的戰略發展目標。基于此，建議增加關于鼓勵創新、保護隱私的條款，并且引入“必要設施原則”。也就是說，基于大型平臺的特性，將大型數字平臺認定為公共基礎設施，然后對其進行科學有效的監管。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經是比資本更加強大的生產要素，平臺競爭的核心就是數據的競爭。目前需要關注數據流量入口壟斷的問題，也就是，互聯網平臺通過技術設置實現流量劫持，阻止消費者訪問競爭對手平臺，引導消費者轉向自身平臺。比如，在國內一個最為典型的互聯網平臺競爭案例中，騰訊公司將即時通訊作為客戶端根基，并運用技術端口的流量，阻礙了面向天貓、蝦米、快手、字節跳動、飛書等應用程序的數據開放和共享，影響了對數據價值的挖掘，造成了不公平競爭的局面。

　　作者：戚聿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