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數字技術與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促使了數字貿易時代的來臨，新的貿易形式給傳統的貿易統計工作帶來了挑戰。國際組織、各國政府機構、研究機構以及專家學者正在探索測度數字貿易的方法。文章基于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首先明確了數字貿易的概念內涵，分析了數字貿易進出口流的形式;然后依托我國對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的分類，利用投入產出理論建立了中國數字貿易的投入產出模型，并編制了數字貿易國際投入產出表;最后基于該模型提出了數字貿易增加值指標的分解和測度思路。

　　關鍵詞：數字貿易;投入產出模型;統計測度

　　引言

　　數字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使貿易進入了數字貿易時代，數字貿易的發展同時伴隨著全球價值更緊密的鏈接。增加值核算是全球價值鏈貿易的重要核算方式，構造投入產出模型編制投入產出表是核算增加值的主流分析方法。實際應用中主要采用兩種模型，一種是將一般競爭型投入產出表的中間投入部分區分為本國和外國(進口)兩個部分，以此推算進口產品中外國增加值和出口產品中的本國增加值，分析核算本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狀況，主要測度貿易增加值(value added in trade，VAiT)指標。

　　另一種是編制基于多國模型的國際投入產出表，將國際上不同國家或區域的貿易看成是同一個經濟系統內的貿易，把中間產品的進出口內生化，可以分析兩個或多個國家(或區域)甚至是全球之間的貿易往來，通過最終需求與增加值之間的關系考察增加值貿易(trade in value added，TiVA)指標。Stehrer(2012)[1]以及我國學者夏明和張紅霞(2015)[2]、賈懷勤(2008)[3]對這兩個增加值的概念內涵和貿易全值進行了舉例說明和對比分析。

　　從核算過程及結果來看，全值貿易存在重復加總，是傳統海關口徑的貿易進口額、出口額和凈出口額統計。貿易增加值從全值貿易出發，測算其中的增量部分，存在部分的重復加總。而增加值貿易則是從最終消費出發，測算增加值貿易進口和增加值貿易出口，完全剔除了重復加總。相比之下，增加值貿易是目前測度貿易量，反映真實的國際貿易經濟關系較好的指標。數字貿易是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對于其增加值的研究還較少。

　　呂延方等(2020)[4]基于服務貿易數字化視角，首次提出數字化滲透率，將全球價值鏈延伸為數字全球價值鏈，構建了數字服務貿易測度框架，測算了全球價值鏈不同環節的服務業數字化增加值，探究中國參與數字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和特征，初步評估了中國的數字服務貿易特征;蔡躍洲和牛新星(2021)[5]利用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在貿易增加值的基礎上，構建了中國ICT產業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并測算了基于生產工序的產品技術含量，從多角度評價全球價值鏈中的中國ICT 產業;張亞斌等(2021)[6]采用全球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數字服務出口價值、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及分工地位進行測算，得出中國數字服務貿易“大而不強”的結論。

　　1 中國數字貿易的國際投入產出模型設計

　　1.1 數字貿易的概念內涵

　　關于數字貿易的概念，目前比較流行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2013、2017)“窄”口徑的定義以及OECD、WTO 和 IMF 聯 合 發 布 的《數 字 貿 易 測 度 手 冊(Handbook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以下簡稱《手冊》)中“寬”口徑的定義。“窄”口徑的數字貿易是“通過互聯網及相關設備交付而實現的產品和服務，但不包括在線訂購的實物商品的銷售價值和具有數字內容的實物商品”，并且強調數字貿易包含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兩個方面。

　　《手冊》從貿易交易性質的角度將數字貿易定義為“所有以數字方式訂購和/或以數字方式交付的國際交易”，其中，數字訂購貿易是“通過專門為接受或發出訂單而設計的計算機網絡進行的商品或服務的國際銷售或購買”，數字交付貿易是“通過專門的計算機網絡以電子格式遠程交付的國際交易”，顯然OECD所定義的數字貿易僅指國際貿易，不包括國內貿易。

　　另外，《手冊》中的概念框架還包括對數字貿易的交易標的和貿易主體的界定。交易標的主要是貨物和服務，對于數據和信息則建議在補充目錄里進行細分，這與 2008 年國民賬戶體系(2008SNA)在以往 SNA 將產品分為貨物和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出“知識載體產品”的做法相吻合[7]，也與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第四版中將“信息和通信”產業單獨列出相吻合[8]。

　　《手冊》中對貿易主體的規定則與2008SNA對機構部門的規定相一致，包括企業、政府、住戶和為住戶服務的非營利性組織。其他國際組織、國家機構和學者基本是基于這兩種口徑定義數字貿易。如歐盟(2015)基于“窄”口徑的定義，強調數字技術運用于數字產品和服務的貿易，日本(2018)數字貿易的定義則屬于“寬”口徑，既包含跨境電子商務，又包含了互聯網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以及跨境數據交易。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CAITEC)(2018)從貿易標的的角度將數字貿易分為數字貨物貿易(數字產品貿易和跨境電商)、數字服務貿易(數字化服務貿易和數字內容貿易)和數據貿易(數據跨境流動)三類。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2020)認為數字貿易是指“數字技術發揮重要作用的貿易形式”，其最重要的特征是“貿易方式數字化和貿易對象數字化”。總體來說，中國這兩個研究機構對數字貿易的定義也屬于“寬”口徑的范圍。《手冊》對數字貿易的內涵界定較為全面和系統，而且考慮了與現有的統計標準的銜接，因此，本文將依據《手冊》中數字貿易的概念內涵編制投入產出表，并以此作為數字貿易進出口流的分析基礎。

　　1.2 數字貿易進出口流的簡單分析

　　數字貿易是基于交易性質定義的，包含數字訂購和/或數字交付的貿易，定義中的“和/或”體現了這兩種不同的交易性質存在重疊部分，即同時應用數字訂購和數字交付的貿易。另外，比一般貿易和全球價值鏈貿易更為復雜的情況是，多數數字貿易會借助數字中介平臺(DIPs)發生，收費的數字中介平臺(本文暫不考慮不收費的數字中介平臺)所創造的價值是否包含在一國數字貿易的規模中，需要區分平臺的所有權歸屬問題。基于《手冊》中“能夠數字交付的貿易只能是服務，貨物不能數字交付”以及“數字中介平臺的啟用只存在于數字訂購項下”這兩個公約，本文所呈現的數字貿易的交易性質、交易標的以及是否借助數字中介平臺的關系。

　　數字貿易交易標的的分類與傳統貿易和全球價值鏈貿易沒有區別，交易性質的不同對交易標的種類和交易對象也無影響，而是否借助DIPs則會造成交易過程涉及多個交易主體，出現數字中介平臺的價值應計入哪一方的問題，從而影響數字貿易的進出口流。

　　本文將圍繞是否啟用DIPs分析中國數字貿易中間產品投入來源和產出最終使用去向，中間產品的投入分為本國投入和外國投入，產出最終使用分為本國最終使用和出口，設計一個僅包含“本國”和“外國”的兩國投入產出模型，存在四種貿易情境，且這四種情境的中間品投入過程和最終使用過程都使用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的交易方式進行。

　　1.2.1 中間投入和最終使用都不啟用

　　DIPs這種貿易情境與一般貿易區別不大，只是在交易形式上采用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一般來說涉及9種交易形態：

　　本國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本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供本國最終使用;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本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供出口;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本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部分供本國使用，部分供出口;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外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供本國最終使用;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外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供出口。

　　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外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部分供本國最終使用，部分供出口;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本國和外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供本國最終使用;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本國和外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供出口;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購買本國和外國生產的中間產品，投入本國生產中，產出通過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部分供本國最終使用，部分供出口。

　　1.2.2 僅中間投入啟用DIPs因為在中間投入環節涉及DIPs，所以這種情境(見下頁圖3)的貿易形態比上一種要復雜，至少有27種交易形態，如果考慮中間投入品來源國與DIPs所屬國可能的交叉，或者本國投入品和進口投入品是否同時啟用DIPs，則交易形態更多。

　　1.2.3 僅最終使用啟用DIPs這種情境的交易形態與上文的情境類似，是否啟用 DIPs 僅出現在最終使用環節，在此不再贅述。

　　1.2.4 中間投入和最終使用都啟用DIPs這種情境涉及的交易形態最多。可見，由交易性質定義的數字貿易，因為數字中介平臺的介入，進出口流所呈現的形態比普通貿易和全球價值鏈貿易更為復雜多樣，而且如果哪個環節都不涉及外國，即只是在本國發生的交易，則交易流不屬于數字貿易的統計范疇，四種情境中都包含這樣的交易，在實際測度中需要將其剔除。

　　1.3 中國數字貿易投入產出表的基本表式

　　貿易產品按照功能一般分為貨物和服務兩種，貨物產品和服務產品的性質不同，決定了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在統計方法上存在差別。在我國，貨物貿易統計已非常成熟，但服務貿易統計是短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不斷演化，國際服務貿易的經濟地位已逐漸取代了貨物貿易，成為推動國際貿易發展的新動力。數字貿易依托于傳統貿易和全球價值鏈貿易，其貿易標的仍然是貨物和服務，對于數字化的貿易對象也可歸類于貨物和服務。本文建立的投入產出模型區分了貨物部門和服務部門。

　　(1)服務部門和貨物部門的確定。2021年6月3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該分類緊扣數據資源、現代信息網絡和信息通信技術這三個數字經濟發展的要素，依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對數字經濟“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本質特征的概述，充分借鑒了OECD和BEA關于數字經濟分類的方法，并基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同質性原則，參照《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統計分類(2018)》《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2018)》《統計上劃分信息相關產業暫行規定》等相關統計分類標準，分別從經濟社會全行業和數字產業化發展領域，將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分為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數字化效率提升業5個大類、32個中類和156個小類。

　　其中，前4大類為數字產業化部分，即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對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中的26個大類、68個中類、126個小類，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第5大類為產業數字化部分，對應于《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中的91個大類、431個中類、1256個小類，體現了數字技術已經并將進一步與國民經濟各行業產生深度滲透和廣泛融合。這一分類同時也為數字貿易的產品產業類型確立了方向，本文建議中國數字貿易國際投入產出表的貨物部門和服務部門可以據此區分列出。

　　(2)進口(外國)產品使用結構矩陣的編制。編制數字貿易國際投入產出表的難點在于進口(外國)產品的使用結構矩陣的編制。在貨物進口方面，中國貨物進口存在大量的加工貿易、保稅區和保稅倉庫等多種進口形式，判斷和區分進口貨物數據以及準確把握不同形式貨物的使用去向存在困難。在服務進口方面，中國的服務貿易統計還相對薄弱，對于編制準確的進口服務矩陣是一個嚴峻挑戰[9]。目前可以借鑒的做法是搜集和整合我國的投入產出表數據和海關的進出口數據來判斷和區分進口服務數據，依照數字貿易進出口流量分析、專家咨詢法或進口投入品按一定比例拆分法等方法，結合聯合國統計署的商品貿易數據庫提供的三個體系：

　　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Trade Classification，SITC)、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HS)和按廣泛經濟類別分類(Classificationby BroadEconomic Categories，BEC)，分解進口品的使用去向。對于國際模型，除了以上所提供的數據和方法外，可借鑒和需要 整 合 的 數 據 資 料 還 有 歐 盟 世 界 投 入 產 出 數 據 庫(WIOD)、美國普渡大學的GTAP數據庫、澳大利亞的全球投入產出數據庫Eora、OECD的ICIO數據庫等。宋旭光和牛華(2016)[10]對這幾個數據庫進行了較詳細的闡述和比較，認為WIOD不論是從數據的年度連續性、可比性和采集的可行性、可得性，還是從數據質量和覆蓋性方面都是較好的選擇。

　　《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中第5大類的數字化效率提升業也體現了數字技術對傳統國民經濟行業的滲透和融合，因此在編制國際模型時，只有對產品的中間投入和中間使用矩陣部分明確數字滲透和融合的程度，才能更精確地分析數字貿易進出口狀況。

　　比如，數字訂購國外貨物產品時，按照數字貿易的概念內涵，訂購總費用應計入數字貿易進口。而貨物產品交付需要通過海關，海關將會按照一般貿易進口記錄貨物產品進口額，數字貿易和海關貿易同時記錄了這筆貿易，而且額度相同。從貿易形式上來說，這兩種重復記錄并不矛盾，但是實際中這樣的統計是否能真正體現數字貿易的規模還有待商榷。再比如，數字訂購國外的運輸服務貿易，訂購總價值計入數字貿易進口，而運輸服務需要在實際交付地發生，也屬于國際服務貿易統計范疇，如數字訂購貨物一樣也存在重復統計。

　　目前可以借鑒的是構造反映數字化程度的指標，如數字化滲透率[4]、數字融合比[11]、數字交付比率[12]以及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提出的數字交付比和數字化率等，這些指標都是從數字服務貿易的角度設計的，對于數字貨物貿易也可構造相似的數字化指標，運用于投入產出模型中，以此測算數字貿易增加值和增加值數字貿易。另外，本文建議還可以參考剝離系數的計算原理，采用將數字化價值從傳統產業中分離出來的方法，嘗試測度數字貿易。

　　(3)數字中介平臺(DIPs)服務價值的記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中第4大類產業數字要素驅動業的第1個中類就是關于互聯網平臺的，其中包含互聯網生產服務平臺、互聯網生活服務平臺、互聯網科技創新平臺、互聯網公共服務平臺、其他互聯網平臺共五個部分，很顯然數字中介平臺屬于服務類產品。數字交易平臺參與交易過程是數字貿易的明顯特征，這使得在貿易的供給和使用環節都有可能產生進口、出口和最終消費。《手冊》對DIPs參與的數字貿易建議采用“凈值法”核算，即只有中介服務的價值被列為國際貿易，不包含被中介產品的所有價值。

　　另外，也明確了“顯性”和“隱性”的中介服務收費，對于“顯性”收費的確定，取決于是哪一方數字貿易參與者支付了費用，對于“隱性”收費的確定，則建議“假定生產者支付所有中介費用”。比如，本國通過本國DIPs數字訂購外國中間產品投入生產，如果約定中介費用由本國來支付，則不屬于數字貿易的范疇，如果沒有約定，則根據“假定”中介費由外國支付，在國際模型中記錄外國最終使用;再比如，本國通過外國的DIPs將產出的一部分用于國內最終消費，另一部分用于出口，沒有約定中介費支付方，則不論產出用于國內最終消費還是出口，國際模型都記錄為本國最終使用。

　　2 數字貿易增加值指標分解思路

　　區分本國與外國、貨物與服務進行估算;第II部分反映數字技術與傳統貿易領域的融合，涉及產業數字化部門對所有行業的投入產出關系，由于數字貿易具有融合發展的產業特征，很多附加值在生產、流通、消費的某個環節就已經被納入了國民經濟統計體系[13]，因此本文認為這一部分直接消耗系數的計算應考慮數字化滲入和融合程度，也可參考如數字融合比②等指標，具體的計算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必須明確一點，數字貿易是從交易性質的角度定義的，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所有產品都可以數字訂購，但目前應僅限于已經使用數字訂購或/和數字交付的方式完成的貿易，而線下訂購線下交付則屬于一般貨物貿易，不屬于數字貿易的統計范疇。

　　3 結束語

　　數字貿易是當前國際貿易的新方向，它依托于傳統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是數字技術與全球價值鏈貿易的結合。但是數字貿易的國際規則還未出臺，而且從數字技術融合發展的新業態中區分數字貿易和傳統貿易存在困難，加之數據和信息本身的價值又難以準確計量，因此，在全球范圍內測度數字貿易還需要不斷探索和實踐。本文明確了數字貿易的概念內涵，在對其可能的貿易流進行簡單分析后，依據投入產出理論，建立了區分貿易標的的數字貿易國際投入產出國際模型，并編制了基本表式。

　　數字貿易論文：我國數字貿易發展策略研究

　　其中，將普通的投入產出表中產業/產品部門劃分為貨物部門和服務部門，主要考慮兩點：一是從整體上設計數字貿易的測度框架。二是貨物和服務適用的國際規則不同，貨物貿易適用的是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服務貿易適用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而且在交易性質上也有差別，這樣設置投入產出表可以區分不同類型的產品部門在貿易統計中的差別。最后，在國際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增加值數字貿易分解思路，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數字貿易直接消耗系數的確定，需要考慮數字化滲透率和數字融合比等指標，以及模型中增加值出口的分解。

　　參考文獻：

　　[1]Stehrer R. Trade in Value Added and the Value Added in Trade [J].Wiiw Working Paper,2012.

　　[2]夏明,張紅霞.增加值貿易測算:概念與方法辨析[J].統計研究,2015,32(6).

　　[3]賈懷勤.國際貿易統計:理論、規范與實務[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

　　[4]呂延方,方若楠,王冬.中國服務貿易融入數字全球價值鏈的測度構建及特征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37(12).

　　[5]蔡躍洲,牛新星.中國信息通信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分析——基于貿易增加值核算的比較優勢及技術含量測算[J].改革,2021,(4).

　　[6]張亞斌,馬莉莉,剛翠翠“. 一帶一路”數字服務出口增加值、價值鏈地位及其決定因素——基于全球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的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21,(7).

　　[7]Unite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M].New York: DptEcon Social Affairs,2010.

　　作者：楊曉娟1a，1b，2，李興緒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