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采用問卷調查法，對中國科學院科學家數字媒介素養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網絡已經成為中國科學家日常使用的首選媒介，科學家媒介使用工具性強，對網絡信息甄別能力自信，具備主動的媒介信息處理能力‍‌‍‍‌‍‌‍‍‍‌‍‍‌‍‍‍‌‍‍‌‍‍‍‌‍‍‍‍‌‍‌‍‌‍‌‍‍‌‍‍‍‍‍‍‍‍‍‌‍‍‌‍‍‌‍‌‍‌‍。 但高頻使用并未形成高信任度，本次調查中科學家對網絡媒體的信任度低于傳統媒體‍‌‍‍‌‍‌‍‍‍‌‍‍‌‍‍‍‌‍‍‌‍‍‍‌‍‍‍‍‌‍‌‍‌‍‌‍‍‌‍‍‍‍‍‍‍‍‍‌‍‍‌‍‍‌‍‌‍‌‍。 在傳播對象上，重視同行、忽略民眾‍‌‍‍‌‍‌‍‍‍‌‍‍‌‍‍‍‌‍‍‌‍‍‍‌‍‍‍‍‌‍‌‍‌‍‌‍‍‌‍‍‍‍‍‍‍‍‍‌‍‍‌‍‍‌‍‌‍‌‍。 在有限的科學傳播行為中，中國科學家更愿意選擇傳統媒體。 文章對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及對策進行了討論。

　　[關鍵詞]科學傳播媒介素養中國科學家

　　2016年，中國創新指數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7位，科技進步貢獻率從2012年的52.2%增至2016年的56.2%[1]。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科學院在深空、深海、深地等重大戰略領域突破了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展現了我國快速發展的科技實力和創新實力[2]。 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不僅要科技創新，科技傳播也是重要支撐之一。 習近平同志指出，“科技創新、科學普及是實現創新發展的兩翼……沒有全民科學素質普遍提高，就難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質創新大軍，難以實現科技成果快速轉化”[3]。 更好地進行科學普及，需要科學家(信息來源)與媒體(傳播途徑)的共同參與。

　　科學家是知識的生產者和提供者，也是科學信息的主要來源[4]，科學家應積極參與到與公眾的對話中，利用媒體資源表達自己的觀點，提高自身的媒介素養[5]。 本研究聚焦“科學家”這一科學傳播的主體，在媒介素養的理論框架下檢視科學家的網絡媒介使用與科學傳播中的信息生產，找尋提升科學家科學傳播主體效能的途徑。

　　科普論文投稿刊物：科普研究(雙月刊)創刊于1982年，是由中國科普研究所創辦的目前國內唯一的以科普理論和實踐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刊物。

　　1研究設計與研究問題

　　1.1研究設計

　　傳播學視野下的科學傳播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傳統科普、公眾理解科學、有反思的科學傳播。 學界對科學傳播的關注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明顯增加的環境報道開始的[6]。 早期科普研究階段關注科學家如何與公眾交流[7]、如何規避科學報道與科研成果發表的沖突等業務層面的探討[8]。 隨著“公眾理解科學運動”的開展，研究者開始強調圍繞科學議題的輿論影響，即科學傳播中公眾的參與度及其對科學研究的反作用力。

　　2009年，科學雜志《自然》(Nature)刊發評論，認為媒體對科學報道的框架化(framing)操作，會左右民眾認知，進而影響輿論[9]。 《自然》雜志的這一觀點，提示媒介生產是科學傳播的重要環節，科學家的傳播意識、媒體的內容選擇都會影響科學傳播的效果。 進入有反思的科學傳播階段，科學傳播開始關注效果，研究者認為更有效的科學傳播應該考慮培訓科學家與公眾交流的方法，并鼓勵社區成員參與[10]。 梳理科學傳播的三個發展階段，我們發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科學傳播始終關注科學家與公眾交流的能力和技巧，以及公眾輿論如何影響和反作用于科技發展。

　　國內學者翟杰全指出國內科學傳播缺乏傳播學的理論與方法[11]。 田松認為“科學傳播≠科學+傳播”，指出通過大眾傳媒向公眾傳播科學知識的行為才是真正傳播學意義上的科學傳播[12]。 2010年以后，學界開始出現科學傳播的實證研究及效果研究。 現有研究聚焦傳統媒體及新媒體平臺的科學傳播實踐，卻較少關注科學家群體的科學傳播意愿及其主動信息生產能力。

　　現有研究顯示，公眾對科學家的工作不了解，對科學報道信任度低[13]。 我國科技新聞報道中普遍存在“夸大風險或隱瞞風險”的情況[14]; 國內49位權威科學家在接受研究者訪談時，指出中國科學家做科普能做到“深入”，卻很難做到“淺出”[15]。 大部分中國科學家在面對科學爭議時不知如何應對媒體與公眾[16]。 以上研究顯示，我國科學家、媒體、公眾三者之間存在交流障礙，難以平等對話。

　　筆者從2017年開始在中科院開展實地調研，發現我國科學界日益提升的科技實力與科學家們的傳播意識及策略不匹配。 隨著科學傳播工作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斷加強，中科院下屬各研究所根據實際情況，嘗試啟用專員負責科學傳播工作，這一崗位類似國外其他同類科研機構的公共信息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自2008年以來，中科院國際合作局每年兩次組織院屬各研究所的科學傳播專員集中培訓科學傳播外宣實務。 2018年10月，在筆者與中科院相關責任領導的訪談中，對方坦言“目前的科學傳播工作還面臨很多困難”。 很多科學傳播專員則表示，“我們只是中間人，如果科學家不配合，科學傳播工作很難有效開展”。

　　1992年，美國媒介素養研究中心指出，媒介素養是人們面對媒介各種信息時的選擇、理解、質疑、評價、創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17]。 此后學界普遍接受將以上能力作為測量某一群體媒介素養的操作指標。 國外媒介素養研究主要集中在流行文化批判教育研究、青少年形象認知與媒介素養研究等十個方面，關注對象為兒童、青少年、老人等特定群體[18]。 國內的媒介素養研究也遵循特定群體導向，針對大學生的媒介素養研究尤為突出[19]。 現有文獻鮮見針對科學家群體的媒介素養研究。 據此筆者開展中國科學家數字媒介素養調查，試圖從科學傳播的生產環節促進科學家與公眾的對話，提高我國科學傳播主體效能。

　　1.2研究問題

　　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a.科學家的媒介使用習慣及媒體信任度。 我們假設日常媒體使用習慣會影響被訪科學家對媒體的信任度。 科學家對某些媒體的使用頻率越高，則對這些媒體的信任度就越高(假設1)。

　　b.科學家的媒介信息獲取能力。

　　c.科學家的信息生產能力。 根據已有網絡行為研究，假設自我展示行為越頻繁的科學家，越愿意從事網絡信息生產活動(假設2)。

　　d.科學家的媒介使用反思能力。 考察他們對網絡社群及開展公眾交流的認知態度‍‌‍‍‌‍‌‍‍‍‌‍‍‌‍‍‍‌‍‍‌‍‍‍‌‍‍‍‍‌‍‌‍‌‍‌‍‍‌‍‍‍‍‍‍‍‍‍‌‍‍‌‍‍‌‍‌‍‌‍。

　　e.科學家的科學傳播行為及影響他們參與科學傳播的因素。

　　2研究樣本與方法

　　2.1樣本與調查

　　本調查分為問卷設計、預調研與正式調研三個環節。 2019年4月12—21日，我們采用立意抽樣的方法，通過聯系中科院各所科學傳播專員，在其所在單位按老、中、青及男、女科學家各一的比例邀請全國100余個研究所的科學家參與調查，在“問卷網”共計發放問卷1 074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333份，完成率31%。 網絡調查的優勢是方便快捷、節省費用。 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比如郵件是否及時被查收、被訪對象是否在規定時間內積極響應等。 國內學者在對美國826所大學進行“終身聘任后評審制政策”的一項網絡調查中，回收率僅為13%左右[20]。

　　本次調研的樣本構成人口學指標如下：樣本總數333份，其中男性54.7%(182人)，女性44.7%(149人)，其他①0.6%(2人)。 年齡構成方面，18~34歲：43.2%(144人)，35~44歲：41.4%(138人)，45~54歲：9.3%(31人)，55歲以上：6.0%(20人)。 學歷構成方面，大學博士(含雙博士)：44.4%(148人)，其中超過一半有博士后經歷：56.8%(84人); 大學碩士(含雙碩士)：20.1%(67人)，大學本科(含雙學位)：9.0%(30人)，大學以下：1.2%(4人)。 超過一半的被訪者擁有海外學習、工作或生活經歷：56.5%(188人)。

　　2.2調查問題設計與變量檢測

　　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意為人們面對媒介信息時的選擇、理解、評估、生產及思辨能力[21]。 數字與媒介素養(digital & media literacy)可操作化(conceptualize)為5個指標：使用(access)、分析與評估(analyze & evaluate)、生產(create)、反省(reflect)和行動(act)[22]。 結合實際情況，我們修訂了2012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梅克倫堡郡成年人媒介素養調查問卷[23]，將“科學家媒介素養”具體分解為56個問題，考察被訪科學家以下5方面的數字媒介狀況：媒介接觸、媒介信息分析、媒介信息生產、媒介使用反思和科學傳播行為。

　　3數據分析

　　我們采用統計軟件SPSS20對回收數據進行了分析。

　　3.1媒介接觸

　　97.9%的被訪者每天上網，其中97.3%的被訪者表示每天會用手機上網，智能手機超過筆記本、臺式電腦和平板電腦，成為被訪者最常使用的上網設備(42.0%)，這一結果與中國互聯網調查中心公布的中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人群比例(97.5%)高度一致[24]，顯示即使在不同細分人群移動終端使用也已普及。 按日均使用頻率排序，被訪者傳統媒體的使用狀況為書籍(16.5%)、電視(14.1%)、廣播(13.8%)、期刊(10.2%)、報紙(3.0%); 網絡媒體的使用狀況為電子報刊(32.7%)、網絡廣播(13.5%)、電子書(13.2%)、網絡視頻(10.5%)。 以上數據反映書籍是中國科學家的傳統媒介首選、科學家閱讀傳統報刊的頻率明顯降低; 而傳統廣播、電視的使用率與網絡廣播電視的使用率并無明顯差異。

　　我們進一步將科學家傳統媒體使用狀況與網絡媒體使用狀況進行配對T檢驗，發現電視、書籍及報刊三種媒體，傳統形式的使用度均顯著低于電子形式，表明新媒體在科學家日常媒介接觸中占據主導地位。

　　已有研究認為，受眾的媒介使用習慣、媒介依賴程度與媒體信任正相關，受眾對某些媒體的使用頻率越高，則對這些媒體的信任度就越高[25]。 我們由此假設對報紙、電視、廣播、網絡四種媒介使用頻率越高的科學家，相應的媒介信任度也越高(假設1)。 我們設置了“您是否信任從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獲取的信息”一組問題，要求被訪者根據自己態度打分(賦值從1~5，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下同)，得分均值為報紙(3.54)、電視(3.48)、廣播(3.31)、網絡(2.88)。

　　在對被訪者的媒介接觸情況與媒體信任度進行皮爾遜相關分析后，我們發現報紙、廣播和電視這三種傳統媒體的使用都與信任度呈弱正相關，閱讀紙質報紙與信任報紙信息相關系數[r(333)=0.1783，p﹤0.01]; 收看電視與信任電視信息相關系數[r(333)=0.150，p﹤0.01]; 收聽廣播與信任廣播信息相關系數[r(333)=0.170，p﹤0.01]; 但網絡使用與信任網絡信息則不相關，使用網絡與信任網絡信息相關系數[r(333)=-0.086，p=0.116]。 以上結論部分支持了假設1，即科學家群體對報紙、廣播和電視這三種傳統媒體的使用與信任度是有一定正向關聯性的，但并不支持網絡使用與網絡信息信任之間的關聯性。

　　有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對使用者媒體信任的影響并不是完整的線性效應，比如在小學畢業程度的群體中，受教育年限越長，媒體信任度反而顯著降低[26]。 我們在調查中加入教育水平這一變量，并未發現與網絡信任及網絡媒體使用之間的關聯性。 但有兩個變量與其相關，分別是網絡視頻使用[r(333)=.-160，p﹤0.1]和電子報刊閱讀[r(333)=.183，p﹤0.1]，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中國科學家，閱讀電子報刊越多，觀看網絡視頻越少。

　　3.2媒介信息分析

　　被訪者上網常用功能為收發郵件(83.5%)、查閱專業資料(83.2%)、使用微信等即時工具(IM)(79.0%)、獲取新聞資訊(70.6%)、購物(41.4%)、娛樂(33.6%)，顯示科學家使用網絡媒介較強的工具性。 而高頻上網查閱資料和獲取資訊的行為要求較高的信息甄別和篩選能力。 我們設置了三道題，請被訪者自評媒介信息篩選能力，得分均值為“網絡信息搜索能力”(4.03)、“網絡信息篩選能力”(3.97)、“整合不同信源了解事件全貌”(3.70)，反映出被訪科學家對網絡信息甄別篩選較為自信。

　　這一調查結果也符合已有研究中對不同社會人群媒介信息處理能力的判斷[27]，即相對于社會經濟意義上的“弱勢群體”，擁有高學歷、高社會地位的科學家群體具備更主動的媒介信息處理能力。 我們對被訪科學家上網搜索信息進行分類，發現他們每天關注最多的是專業資訊(67.3%)，其次是國家新聞(56.5%)、本地新聞(52.0%)及政務信息(15%)，顯示科學家首要關注自身專業發展動態，也較為關注國家發展與社會動態。

　　3.3媒介信息生產

　　相較高頻的網絡媒體使用，被訪科學家在網絡分享行為上顯得相對保守：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表示從不(9.3%)或很少(46.2%)在網絡上分享他人的信息或觀點，94.6%的被訪者表示從不或很少主動與媒體聯系。 自我展示(self-disclosure)是衡量人類各種交流行為的重要指標，研究顯示相較現實交往，在網絡上容易實現更快、更深入的雙向自我展示[28]。

　　我們的調查關于自我展示一題得分均值為2.34(低于平均值2.5)，顯示被訪者較少有自我展示行為。 超過80%的被訪科學家表示很少(63.4%)或從不(18.9%)在網上發表個人觀點，也很少(61.9%)或從不(22.5%)在網上發表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科學問題的評論。 接近一半的被訪者每周(45.3%)或每天(2.7%)會做專業相關的線下公開展示，1/3左右的被訪者會較有規律但不頻繁地在社交媒體發布信息。

　　我們進一步將被訪者的自我展示行為與其網絡信息生產行為做皮爾遜相關分析，結果為[r(333)=0.433，p﹤0.01]，表明科學家自我展示行為與其網絡信息發布行為之間存在中度正相關關系，以上分析支撐了我們的研究假設2，顯示自我認知是影響科學家從事網絡信息生產的因素之一。

　　3.4媒介使用反思

　　媒介使用反思即以社會責任和道德規范為原則，利用媒介對個人行為和交流行為進行反思的能力[22]。 我們設置了三個問題考察科學家對網絡使用的認知，得分分別為“認同互聯網多樣性”(4.43)、“喜歡自己是群體一份子”(4.39)、“喜歡知識共享”(4.06)，說明被訪者在網絡社區活動中獲得較高的身份與價值認同。

　　考察科學家如何看待開展公眾交流的態度認知問題，得分均值為：“我的專業可以幫助大眾了解相關科學知識”(3.94)、“我的專業知識可以消解科學知識在大眾心目中的神秘感”(3.90)、“了解公眾需求有助于開展科學研究”(3.83)、“公眾對于特定領域科技成果的反饋有助于我和我的同事展開科學研究”(3.77)、“我關注民眾對爭議性科學議題的反應”(3.47)，說明被訪科學家對以上五個題目的認知比較正面。 但進一步觀察我們發現，科學家更認同自己專業知識的重要地位，談及民眾反饋對科學研究的價值時，得分則略微有所下降。

　　為考察科學家網絡使用與其向公眾開展科學傳播的認知態度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我們以網絡使用認知作為自變量，公眾科學傳播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了回歸分析。 結果顯示，兩者多項指標均具有顯著因果關系，如認同網絡使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認識不同背景和不同地方的被訪者，明顯在科學傳播幫助大眾了解相關知識、消解科學知識在大眾心目中的神秘感及公眾反饋有助于促進科學研究幾項態度上，表現更積極; 認同互聯網使用群體歸屬感的被訪者，也更認可在科學傳播可以消解科學知識在大眾心目中的神秘感態度; 喜歡互聯網知識分享平臺的被訪者，更關注科學傳播中公眾對爭議性科學議題的反應。

　　3.5科學傳播行為

　　被訪科學家經常從事的科學傳播活動(多選題)降序排列為：和所里同事交流(80.2%)、和國內同行交流(67.9%)、和國際同行交流(45.9%)、小范圍和身邊非專業人士交流(44.4%)、通過媒體和公眾交流(19.2%)，有4.5%的被訪者表示日常從未從事任何科學傳播活動。

　　科學家曾經使用過的科學傳播途徑(多選題)降序排列為：國內專業期刊(63.4%)、國際專業期刊(60.4%)、國內新媒體平臺(37.5%)、國內科普講堂(32.7%)、國外傳統媒體(10.2%)、國外新媒體平臺(10.2%)、海外科普講堂(6.3%)。

　　按科學傳播對象分，科學家最看重與國內(88.3%)、國外(45.9%)同行交流; 接近一半的科學家(44.4%)喜歡小范圍和身邊非專業人士交流。 將科學傳播對象與傳播途徑進行卡方檢驗(見表6)后我們發現，科學家選用國內期刊與國內同行交流這一行為存在顯著差異(x2=49.198，p=0.000); 科學家使用國外期刊與國內同行交流也存在顯著差異(x2=77.035，p=0.000)。 以上分析結果可謂喜憂參半。 “憂”的是數據顯示相較與公眾展開科學對話，中國科學家更重視與同行交流; “喜”的是這一調查數據說明國內科學家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期刊上，中國科學家的研究能力和國際影響力均不斷增強‍‌‍‍‌‍‌‍‍‍‌‍‍‌‍‍‍‌‍‍‌‍‍‍‌‍‍‍‍‌‍‌‍‌‍‌‍‍‌‍‍‍‍‍‍‍‍‍‌‍‍‌‍‍‌‍‌‍‌‍。

　　至于影響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因素(多選題)，降序排列如下：工作忙、沒有時間和精力(77.8%)，科學傳播工作不計入考核(54.4%)，不了解傳播技巧(53.2%)，媒體記者的科學素養(32.7%)，公眾的科學素養(29.1%)，現有職級限制(28.8%)。

　　4結論與余論

　　需要說明的是，受樣本覆蓋人群和網絡調查技術手段的局限，此次調研無法呈現中國科學家的全貌，但其反映的特征仍具闡釋價值。 回應本文前述研究問題，本次針對中國科學家數字媒介素養展開的調查，結論如下。

　　網絡成為中國科學家每日使用的首選媒介，智能手機是科學家最常使用的上網設備，網絡媒體占科學家日常媒介接觸的主導地位。 科學家媒介使用的工具性較強，對網絡信息甄別篩選能力較為自信，具備較為主動的媒介信息處理能力。 中國科學家在網絡使用中獲得較高的身份認同，并且認同民眾態度及其反饋之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但這種認知還僅停留在態度層面，現實工作中較少有科學家形成與公眾溝通、主動向公眾介紹科研成果的工作習慣。

　　在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科學家及其團隊很容易陷入被動局面，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眾質疑的“搶發論文”事件。 目前中國科學家最重視與同行科學家的交流，較少開展面對公眾的科學傳播活動。 與其他傳統媒體相比，科學家對網絡媒體的信任度不高，即使在有限的科學傳播中，科學家也更愿意選擇傳統媒體而不是網絡媒體。 造成以上局面的原因，除了“工作時間忙、時間精力有限”和“科學傳播工作不計入考核”這兩個最主要原因之外，還有科學家“不了解傳播技巧”、“媒體記者的科學素養”及“公眾的科學素養”等因素。

　　已有研究顯示，媒介使用在身份認同建構中具有相關性[29]，但網民社區身份認同又分為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30]。 對科學家群體而言，雖然他們在高頻互聯網使用中對自身網絡社區身份及公眾身份都較為認同，但本次調查結果也表明，科學家群體的這種認同目前還只停留在用戶視角; 進入信息生產者視角，這種認同也僅限于認知層面，且與科學家現實采用的科學傳播途徑(傳統媒體)形成矛盾。 后續研究可以探討兩個問題：一是造成科學家這種認知和行為差異的原因，二是如何將科學家自身的互聯網媒介使用認同落實到他們的科學傳播行為層面。

　　幾年前，有學者預測社交媒體時代用戶生產內容(UGC)將于專業媒體平分秋色[31]，這在當下中國已經成為現實。 網絡平臺紛紛探索直播、短視頻、語音等多元內容輸出形式，機器算法成為內容分發主流[32]。 信噪比日益增大的當下，科學家的信息生產能力是有效科學傳播的必要前提。 本次調查顯示，自我認知是影響科學家從事網絡信息生產的因素之一，我們認為科學家保守的網絡自我展示影響了他們的網絡分享行為及信息生產行為，因而形成科學傳播障礙。

　　事實上，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越來越多地將其研究成果通過社交媒體傳播給非專業受眾[33]，年輕的科學家也愿意在公共網絡平臺討論科學發現[34]。 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同等重要，兩者共同促進公眾科學素養與決策能力的提升。 我們需要提高科學家對科學傳播的參與度，從而提高國民科學素養，助力民主社會的公民參與性。

　　科學家受教育水平高，他們關注國家、社會公共事務，社會責任感強。 本次調查中，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自己的科學研究有助于公眾了解科學知識，贊同了解公眾需求和公眾對特定科學領域的反饋有助于科學研究。 但由于不了解媒體甚至畏懼媒體，科學家團隊在面對輿情危機時不知道如何使用媒介與公眾溝通。 因而幫助科學家了解媒體、用好媒體，是提升科學傳播主體效能的重要手段。

　　社會轉型時期的媒體信任是近年來學界比較關注的議題。 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新媒體已成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但民眾仍更加信任傳統媒體[35]。 我們的調查顯示，科學家對網絡媒體的信任度低于傳統媒體，數據支持科學家群體對報紙、廣播和電視這三種傳統媒體的使用與信任度之間具備的正向關聯性，但不支持網絡使用與網絡信息信任之間的關聯性。 在本研究結論基礎上，后續研究可以深入探討媒體信任與科學家科學傳播行為之間的關系。

　　參考文獻

　　[1]汪克強. 引領新時代科技強國建設的重大戰略(人民要論)[EB/OL].(2017-11-07)[2018-12-05]. http://www.qstheory.cn/zdwz/2017-11/07/c_1121915560.htm.

　　[2]中國科學院. 專題：十八大以來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產出情況 [EB/OL].(2017-09)[2018-12-05] http://www.cas.cn/zt/sszt/sbdkjcg/.

　　[3]新華社. 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 [EB/OL].(2016-05-31)[2019-01-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31/c_1118965169.htm.

　　[4]陳剛.轉基因爭議與大眾媒介知識生產的焦慮——科學家與新聞記者關系的視角[J].國際新聞界，2015，37(1)：101-113.

　　[5]李銳，諸葛蔚東，胡璇子.英國提升科學家媒介素養的措施和啟示[J].科普研究，2013，8(4)：40-45.

　　[6] Wilkins L，Patterson P. Risky Business：Communicating Issues of Science，Risk and Public Policy[M]. California: Greenwood Press，1991.

　　[7] Bell S. Translating Science to the People：Updating the New Our Bodies，Ourselves[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1994，17(1)：9-18.

　　[8] Massimiano B. When Scientists Turn to the Public：Alternative Route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96，5(4)：375-394.

　　[9] BubelaT et 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considered[J]. Nature Biotechnology，2009，27(6)：514-518.

　　[10] Simis J，Haley M，Michael A et al. The lure of rationality：Why does the Deficit Model Persis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J]. Public Understanding Science，2016(25)：400-414.

　　[11]翟杰全.國內科技傳播研究:三大方向與三大問題[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8)：68-71.

　　作者：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