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農場是我國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與民事人格不同，商事人格需要經過法律的擬制和確認才得以成立。然而，商事主體法律規則的缺失，造成了家庭農場主體資格認定標準混亂，財產要素、勞動力要素和責任承擔要素認定模糊等一系列現實問題，阻礙了家庭農場制度功能的發揮。因此，對家庭農場商事法律主體地位的明確就成為應對其他問題的先決條件。從目前陜西省家庭農場的規范文本和實踐的角度審視，家庭農場商事主體需要從營業能力和注冊登記兩個層面進行制度構造。在不同形態的商事主體制度比較中，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形式能夠滿足家庭農場規模經營需求，有助于健全農村信用體系和促進家庭農場制度可持續發展，保護農民個人財產利益，是理想的家庭農場商事主體制度選擇。

　　關鍵詞：家庭農場,商事主體,風險承擔

　　一、問題的提出

　　家庭農場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的規模化、集約化和商品化農業生產主體。目前我國家庭農場數量已超87.7萬戶，土地經營面積占全國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3.4%，其中農場主為本鄉人口的占92%，從事種養業占98.2%[1]。十九大報告指出構建我國現代農業生產和經營體系，必須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并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強調，要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培育發展家庭農場，推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

　　家庭農場已經成為挖掘農業經濟發展潛力和鄉村振興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有關家庭農場法律規則，尤其是關于家庭農場商事主體地位的缺失是理論和農業實踐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家庭農場的設立、經營、治理策略、土地流轉、債權債務關系、勞動者保護、融資方式等都必須建立在對主體地位確立的基礎之上。家庭農場商事主體地位的明確，是從私法角度為權利主體提供保護，是各級行政主管機關對家庭農場發展指引、扶持和監督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件，也是家庭農場參與市場經營活動的基礎條件。

　　美國農業部和各州立法主要以經濟規模、所有權結構和內部治理模式作為家庭農場主體資格的認定標準，家庭農場可選擇個人業主制、合伙和公司這三種組織形態。《日本農地法》和《日本農林普查》相關規則將家庭農場分為“獨立農場”和“一戶一法人”兩類，以耕地面積、種養面積、飼養家畜數量等為主體資格判定要素。

　　而《俄羅斯聯邦農場法》則更傾向于農場成員間血緣或姻親關系的結合，強調共同經營、財產共有。我國目前并無法律規則明確家庭農場的主體地位，學界觀點主要為以下兩種：其一，家庭農場是新型獨立私法主體。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認為家庭農場既具有現代農業的經營特征，又保留了我國傳統農業的形態，是一種不同于原有民商事法律主體的新型獨立經營形式[2]，應當制定具體的《家庭農場法》以明確其獨立地位并進行規制[3]。其二，家庭農場能夠融入我國現有私法主體。也就是說家庭農場可以被認定為我國現有民商事主體中的某種類型[4]。

　　商事主體中的商事人格取得完全有賴于法律的擬制和確認，與民事主體中的民事人格取得不盡相同。上述兩類分歧的主要爭議焦點在于我國現有商事主體制度是否能夠滿足家庭農場法律地位認證的需求并促進經營模式的發展，亦即我國既有法律制度與相關替代制度是否能夠滿足社會現實需求。一般而言，新的私法主體存在的必要性在于治理規則、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都須同原有私法主體有明顯差異。然而家庭農場的發展現狀和經營模式并未形成全新的治理模式，只是由于經營范圍限制于農業領域而表現出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并不屬于法律創設新型主體必須考量的要素。

　　為家庭農場創制新規則會帶來巨大立法成本，不僅不利于平等對待現有農業主體，還會損害法律的普遍適用性。雖然《民法總則》尊循《民法通則》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忽視現代社會商事主體的特殊性[5]。事實上《民法總則》創新性的規定了商事主體的類型和標準，其中第55、56條針對以家庭經營形式為主的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進行了規制，第99、100條確立了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這就為家庭農場的商事主體資格確立指明了方向[6]。本文首先分析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現狀和困境，繼而以陜西省為例闡述家庭農場商事主體資格重構的實質要件和程序要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家庭農場商事主體構造的路徑選擇。

　　二、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現狀及困境

　　家庭經營是農業生產最有效率的方式[7]。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促進我國農業生產快速發展和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貢獻了巨大力量。本世紀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地細碎化和比較效率較低等缺陷逐漸凸顯，與適度規模經營相適應的家庭農場模式逐漸發展起來。十九大報告也指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模化、集約化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業改革應倡導發展多種經營模式。家庭農場規模化和集約化程度更高，農戶使用先進設備、改善農作物品種、引入新技術的意愿和需求更為強烈，有利于提升我國農業生產的整體效率。

　　自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家庭農場制度以來，全國各地家庭農場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上海松江集體承租模式、寧波公司模式、武漢連片開發模式、郎溪示范家庭模式等多元化發展方式。各地經營規模和范圍呈現出多樣化趨勢，經濟效益普遍高于傳統農業，農業市場競爭力顯著提升。目前來看，對家庭農場的規制主要依賴政策和位階較低的法律規則。農業部于2014年出臺了《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浙江、山東、江蘇、安徽、河南、陜西等省份的相關管理部門也發布了支持家庭農場發展的系列辦法。

　　家庭農場在承繼我國傳統農業模式的同時，引入市場競爭和現代管理理念，引導農業經營向現代化方向發展。家庭農場的成員利益統一、經營模式簡單、勞動力積極性高等特征對農業生產環節而言具有天然的適應性和其他經營模式無可比擬的優勢。然而，現階段有關家庭農場主體資格相關法律規則的缺失導致了一些問題和困境，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家庭農場主體資格認定標準混亂不一

　　家庭農場法律主體地位規則的缺失，造成了對于家庭農場的認定標準、認定部門、評價方式等規則的各異和混亂。現有家庭農場的資格認定主要依賴行政部門的規范性文件。有的省份要求必須首先經過當地政府或農業部門的評審通過后才能辦理工商登記確立商事主體身份，即“核準制”(如湖北省);有的省份則可直接進行工商登記，即“準則制”(如浙江省)。各部門的行政職權范圍有所區別但又相互交叉，直接導致了家庭農場審核部門的模糊，進而造成家庭農場準入條件的差異。缺乏明確上位法的規范性文件效力本就存疑[8]，家庭農場資格認定具體應當以哪個行政部門的認定條件為準更是缺乏確切依據。作為弱質性產業，家庭農場必須依靠政府支持，但主體地位模糊使得家庭農場在相關惠農政策項目申報主體和實施主體的認定方面都存在障礙[4]。

　　(二)家庭農場財產要素認定模糊

　　家庭農場財產要素認定模糊，突出表現為家庭農場與農戶家庭財產混同所帶來的雙重風險。目前我國家庭農場的經營范圍主要是種養業，例如陜西省示范性家庭農場產業形態中種養業合計超過90%。種養業不僅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同時還要面臨市場中產品過剩的競爭壓力，農業弱質性特征明顯，風險較高。

　　三、家庭農場商事主體資格建構

　　(一)商事主體資格的實質要件：家庭農場營業能力

　　我國尚未制定統一的商事法典或商事通則，故無法對商事主體的資格要件提供法律規則層面的支撐。但從目前單行的商事法律規則和對商事主體的性質認定出發，不論是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中，商事主體資格認定的核心都是“營業能力”。所謂商事主體的營業能力必須滿足有償性(營利性)、獨立性、計劃性(組織性)、重復性和外在性的要求。下文將針對商事主體的營業能力與家庭農場不同組織形態，并結合陜西省具體實踐情況進行分析。

　　1.名稱要件。

　　商事主體要從事營業行為必須能夠以自己的名義從事商事活動，名稱也是商事主體法律人格的重要標志。《陜西省家庭農場登記管理暫行辦法》第6條的規定，家庭農場的名稱依據不同商事組織類型的相關法律規則確定。

　　(1)不強制設立名稱主體。根據我國《個體工商戶條例》《個體工商戶名稱登記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個體工商戶可自由選擇是否設置名稱，法律不作強制性要求。因此，以個體工商戶為組織形態且具有名稱的家庭農場可認定為符合商事主體名稱要求。

　　(2)強制設立名稱主體。根據我國《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公司法》及相關登記管理辦法的規定，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必須設置名稱，否則無法成為相應商事組織體。因而，以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或有限責任公司為組織形態的家庭農場符合商事主體名稱要求。

　　2.財產要件。

　　商事主體從事營業行為必須以一定財產作為商事交易的物質基礎[12]。工業化和城鎮化引發的非農就業人口增加直接導致農村土地出現大量閑置，這為農業規模經營提供了最基礎的要素[13]。家庭農場以農戶自有承包經營土地和流轉經營土地為主要財產，提供可供交易產品。為確保經營穩定性，《陜西省家庭農場資格認定辦法》和《陜西省家庭農場登記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土地承包期或流轉期必須在5年以上，經營者可以貨幣、實物、土地承包經營權、知識產權、股權、技術等出資。

　　2015年耕地面積占總經營面積92.1%，其中家庭聯產承包土地占耕地總面積17.4%，流轉經營土地占耕地總面積79.5%;2016年耕地面積占總經營面積91.9%，其中家庭聯產承包土地占耕地總面積20.2%，流轉經營土地占耕地總面積73.1%。《陜西省家庭農場資格認定辦法》同時規定，家庭農場必須達到一定程度規模化經營①。

　　四、我國家庭農場商事主體建構路徑

　　家庭農場主體組織形態的選擇，需要從農業主體生產經營條件、家庭農場治理機制的需求和法定的商事組織形式三個維度進行考察。我國目前雖然沒有家庭農場登記注冊相關規則，但從各省相關辦法來看，經營者可選擇登記為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這四類。家庭農場商事主體組織形式的現實選擇主要受到經營靈活性、經營主體(投資者)責任形式、融資難易程度、盈余分配方式、家庭成員特殊權益、剩余財產處置方式等因素的影響。

　　五、結語

　　家庭農場是聯合國2015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維度之一[26]。“思考中國的農業問題，必須認識到小規模農業將長期延續的現實，其根本問題之一在于怎樣激發、扶持家庭農場的積極性”[27]。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必然要求。

　　法律能夠塑造人們的行為以及選擇時的影響因素[28]，家庭農場擺脫現實困境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依靠完善的法律規則體系。家庭農場商事主體地位的確立是我國現階段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構建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也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重點領域。將商事主體理論與農業生產經營相融合，剖析我國家庭農場商事主體資格的實質要件與程序要件，從制度構造層面闡述公司制更有利于家庭農場的長效發展。

　　當然也不能忽視家庭農場的農業生產特征，其主要目的仍是促進種養業的發展，而非簡單推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農村市場的翻版，警惕稀釋政府通過家庭農場補貼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和保障功能。我國家庭農場未來發展之路仍需依靠商事法律規則的細化和農業保險的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6：156-158.

　　[2]張帥梁.家庭農場的法律屬性及市場準入問題研究[J].中州學刊，2015(4)：62-66.

　　[3]肖鵬.論農業經營主體制度的構建———以《民法總則》為視角[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5)：57-65.

　　[4]沈月娣.我國家庭農場法律定位若干問題的思考[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4，29(1)：108-115.

　　[5]許中緣，顏克云.商法的獨特性與民法典總則編纂[J].中國社會科學，2016(12)：127-145.

　　[6]許中緣.我國《民法總則》對民商合一體例的立法創新[J].法學，2017(7)：56-67.

　　相關刊物推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1月，原名《學習與思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刊物。1979年出版試刊號，1981年《學習與思考》正式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