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自1996年哥斯達黎加推出第一個大規模的國家環境服務付費項目PPSA以來，環境服務付費項目在世界各地不斷出現和發展。雖然環境服務付費的根本目的是保護生態環境，然而由于意識到窮人可以成為環境服務的相關提供者，所以各國的環境服務付費項目試圖將減貧目標納入其中。在我國的生態補償扶貧實踐中，存在小農戶參與存在障礙、補償標準偏低、崗位型補償作用面有限、減貧缺乏長期可持續性、缺乏有效的績效評估和退出機制等問題。

　　基于此，文中從貧困識別機制、多層次和差別化補償、多元化補償手段、對農戶的生計關注和項目的績效評估與退出機制五方面著手，分析國際上巴西、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厄瓜多爾和南非五國較為典型的環境服務付費減貧項目案例，總結提出可借鑒經驗及需要注意的問題。在我國"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的大背景下，生態補償要想實現環境改善和減貧的雙贏局面，必須基于農戶的異質性特點對生態補償機制進行進一步的精心設計。

　　關鍵詞:生態補償;環境服務付費;減貧;國際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超過6800萬，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狀況得到持續改善，扶貧開發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截至2017年，我國仍有剩余貧困人口3046萬，經過多年的快速減貧過程，剩余貧困人口的脫貧難度越來越大，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的最后決勝期，要實現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既定目標，需要考慮多元化、創新性的減貧思路和方法。在我國，生態脆弱區域和貧困區域在地理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環境保護部2008年發布的《全國生態脆弱區保護規劃綱要》指出，全國80%以上的國家級貧困縣和95%的絕對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老少邊窮地區[1]。

　　另外，貧困地區多位于重點生態功能區，在貧困地區各類主體功能區中，重點生態功能區分布最廣，占貧困地區總面積的76.52%[2]。這些地區為保護生態環境喪失了許多發展機會，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在這些地區，貧困既是生態環境脆弱的產物，又進一步加劇了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兩者陷入了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之中[3]。

　　因此，在貧困地區需要統籌解決人口貧困、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以經濟手段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有效工具，生態補償通過給予生態環境保護者直接或間接經濟補償的方式，促使其產生保護生態環境的行為，同時也使受償者獲得了可用于發展的資源，從而產生扶貧解困的效果。所以生態補償也被視為解決生態脆弱區域內貧困問題的有效手段，兼顧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農村減貧增收雙重目標。

　　在中央提出的脫貧"五個一批"工程以及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聯合六部門發布的《生態扶貧方案》中都將生態補償扶貧作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也顯示了生態補償扶貧已成為中央重點推動的一項扶貧開發工作。由于生態補償設計時的基本目標是保護生態環境，要將其與減貧相結合，需要進行特別的機制設計才能使生態補償的生態目標和減貧目標產生相互協同的正向效應。由于生態補償扶貧在我國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相關經驗還不是很足。

　　國外與生態補償相近并經常拿來比較的概念是環境服務付費(Payment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PES)，國際上已有多個包括減貧目標的環境服務付費項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球性的項目如減少毀林和延緩森林生態系統功能退化、加強森林保護和可持續管理的REDD+計劃、減貧生態系統服務(ESPA)以及區域性的項目如東南亞的環境服務付費(RUPES)等[4-5]。

　　為進一步推動中國生態補償扶貧的工作，完善貧困地區生態補償的機制設計，有必要對國外環境服務付費減貧的經驗進行相關借鑒。

　　1我國生態補償扶貧實踐現狀及研究框架

　　1.1我國生態補償扶貧實踐現狀

　　為落實中央關于"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的扶貧工作新要求，在我國新一輪的生態補償實踐中，已進行了相應的減貧設計，如2015年啟動的新一輪退耕還林項目將減貧目標明確納入其中，退耕區域和退耕戶的選擇，都要將貧困地區和貧困戶優先進行考慮[6]。

　　新一輪草原補助獎勵政策在全面推行草原禁牧休牧輪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基礎上，要求不斷拓寬牧民增收渠道，穩步提高牧民收入水平，實現政策落實與牧區精準扶貧工作相結合，將政策紅利更多惠及貧困人口[7]。此后，許多研究學者針對我國生態補償的減貧實踐展開了針對性的研究，研究結果反映出生態補償在一定程度上確實產生了較好的減貧效應，有助于貧困人口脫貧增收，提高可持續生計能力，進而達到退出貧困的標準[8-16]。

　　相關部門的一些監測統計數據也顯示出類似的結論，如國家林業局國家林業重點工程社會經濟效益評估組2017年的報告指出，當前退耕農戶戶均獲得退耕補助5609.7元，與1998年相比，監測農戶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45.35%，比同期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高出152.09個百分點，減貧效果顯著[17]。

　　在草原補獎政策方面，2017年全國268個牧區半牧區縣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為9718.4元，較2010年提高近116.2%，個別省份農牧民人均政策性補貼達3000多元，約占牧民純收入三分之一[18]。同時，相關研究也指出了當前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貧困小農戶存在參與障礙。生態補償項目區內貧困區域跟環境脆弱區域有較高的吻合度，但是貧困戶與自然資源之間并不是很吻合，富裕戶擁有的劃入項目范圍的土地面積遠多于貧困戶，從而富裕戶得到了很多的補償資金，貧困戶擁有的土地資源很少所以補償也少，自然資源稟賦條件較差導致許多貧困小農戶被限制在政策門檻之外，使其不能從政策中受益，而且有進一步拉大農戶間收入差距的趨勢，造成了生態補償扶貧的困境[9-10，19]。

　　2)現金直接補償的補償標準普遍偏低。在已有研究中，來自不同領域生態補償的調研結果均反映出現金補償的標準普遍偏低問題，其與農戶的實際機會成本之間還有一定的差距，而且缺乏靈活的動態調整機制，導致當前標準下的現金補償方式沒有起到很好的扶貧效果，還有可能對其家庭收入帶來負面影響，進而陷入貧困陷阱之中[20-22]。

　　3)崗位型補償的作用范圍有限。基于精準扶貧識別出的貧困人口，優先讓其擔任生態管護崗位的崗位型補償是有效突破自然資源稟賦限制的有效手段，對于貧困人口有更好的靶向性。但在實踐中，生態管護崗位對參與人存在一定的能力要求，需要其勝任野外巡護工作，并完成制止管護區內破壞森林資源的行為以及撲救森林火情、火災等工作，而當前我國剩余貧困人口貧困深度大，老齡化、文化程度低等特征明顯，這將把勞動能力較弱的貧困人口排除在外，造成了政策的局限性[9，23]。

　　4)減貧效果缺乏長期可持續性。現金型補償和崗位型補償作為當前生態補償扶貧的主要措施，起到了短期內使貧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進而達到脫貧標準的作用，但兩種補償方式均為項目合同期內進行定期的現金支付，時效較短、脫貧穩定性不足，缺乏對農戶長期發展的支持，只能看作臨時性的減貧措施[10-11，15]。

　　5)缺乏相應的績效評估和退出機制。由于保護生態環境是生態補償設計的出發點，所以生態環境監測是原有績效評估體系的核心內容，在加入緩解貧困的副目標后，如何協調建立環境監測和貧困監測相互兼容的復合型績效評估體系和項目退出機制，是當前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15，24-25]。

　　1.2研究框架

　　通過對已有相關研究的歸總分析，發現我國生態補償扶貧實踐中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貧困瞄準、補償設計和績效評估三個方面，亟待進一步補充完善。基于此，文中將研究問題進一步細分，從貧困識別機制、多層次和差別化補償、多元化補償、減貧持續性、績效評估與退出機制五方面著手，分析國際環境服務付費減貧典型案例，旨在借鑒相關成功實踐以完善我國生態補償扶貧的機制設計。

　　2環境服務付費減貧國際經驗及分析

　　2.1全球各國主要環境服務付費項目運行概況

　　自1996年哥斯達黎加推出第一個大規模的國家環境服務付費項目PPSA以來，環境服務付費項目在世界各地不斷出現和發展。根據相關統計，當前世界上規模較大的環境服務付費項目主要包括19個國家的61個相關項目，其中18個為全國性的大型項目，43個為區域性的中小規模項目。

　　雖然環境服務付費的根本目的是保護生態環境，然而意識到窮人可以成為環境服務的提供者，所以多個項目在具體實踐中都將減貧目標納入其中。包含減貧目標的環境服務付費項目主要是全國性的大型項目，這些項目主要由政府和私人捐助者主導。而在43個中小規模項目中，只有8個關注了貧困問題，其中多數項目主要由國家公共財政資金或捐助者支持。

　　2.2國際上典型環境服務付費減貧項目

　　在國際上，巴西、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厄瓜多爾和南非五國將緩解貧困作為其環境服務付費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進行了特別的設計，取得了較好的實施效果。五國的項目實踐基本涵蓋了文中研究框架的內容，因此將以各國項目案例的具體設計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

　　2.3國際上典型環境服務付費減貧項目機制分析

　　2.3.1貧困識別機制

　　為確保支付更好地傾斜于貧困群體，各項目在篩選參與對象時，都將潛在參與者的經濟條件作為篩選標準。其中，巴西的BolsaVerde項目基于國內最大的社會保障項目BolsaFamília對潛在參與者的經濟情況進行識別，通過查詢申請者在BolsaFamília項目數據庫中的家庭經濟情況進行排序，將貧困家庭列為優先考慮對象。哥斯達黎加的PPSA項目將社會發展指數作為項目區域選擇的參考因素，優先考慮社會發展指數較低的區域。

　　墨西哥PSAP項目在篩選參與者時，建立更為細化的指標考察體系，其中包括社會經濟標準，如貧困程度、婦女可參與程度和集體組織的能力等，以確保貧困群體被覆蓋其中。厄瓜多爾的SocioBosque項目將區域貧困程度作為項目區域選擇的重要內容。南非則在項目建立時明確要求針對社會邊緣弱勢群體，并強制規定各弱勢群體參與的最低比例。

　　各國的環境服務付費項目都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參與者貧困識別機制，以破除貧困小農戶的參與障礙。如果基于先來先得原則或者只考慮參與者擁有的自然資源條件進行支付，那么支付的大部分款項往往被擁有很多自然資源的大戶所獲取，窮人由于沒有土地或者自身經濟條件不支持其參與項目則會被排除在項目之外，無法從中獲益，良好的貧困識別機制是實現有減貧目標的環境服務付費的前提要求。

　　2.3.2針對不同群體多層次、差別化的補償機制

　　已有的很多補償項目往往遵循統一的補償標準，對于生態服務價值的低估和各地區農戶參與項目機會成本的不一致，會導致在發展較為落后的貧困地區普遍出現補償標準偏低的問題，所以在對農戶支付基礎上，需要擴大補償的層面。另外，由于窮人致貧原因各不相同，基于參與者的異質性特點對項目進行差別化設計，有助于提高貧困瞄準的精確度，擴大項目實施的受益面。在各國的實踐中，巴西的BolsaFloresta項目關注村民在生產生活中可能接觸到的每個方面，將支付內容分為收入、社區、協會和家庭四個部分。

　　建立了"社區-協會-家庭-特定群體"從上至下多層次的支付機制，不僅向參與對象支付現金，同時改善窮人的生活條件，加強社區建設，增加了村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和外部資源支持，最大限度地促使窮人從參與項目中獲益。

　　哥斯達黎加的PPSA項目、墨西哥的PSAP項目和厄瓜多爾的SocioBosque項目在與參與者簽訂項目合同時，根據項目類型、生態服務的價值、貧困程度等因素，將支付水平分為不同等級，實施基于具體對象不同特點的差別化支付。另外，SocioBosque項目還對支付進行了相關設定，以幫助土地資源較少的小戶獲得更多的支付金額，更好地協調了支付的公平和效率問題。

　　2.3.3多元化的補償手段

　　由于貧困人口的自然資源稟賦較差和勞動能力限制，基于自然資源所有權的現金型補償和基于提供生態服務能力的崗位型補償會對貧困人口設置參與障礙，造成支付的大部分資金和管護崗位機會被資源較為豐富的富裕戶所獲取，導致作用目標的偏離。因此，各國在其項目中都進行了相應的政策設計，在支付現金的同時，通過定向培訓、發展可持續項目等措施提高農戶的自我發展能力，以確保窮人真正從參與項目中獲益，并實現了減貧的長期可持續性。

　　巴西的BolsaFloresta項目在向家庭、社區和村民協會支付現金的同時，著重關注農戶所在社區的發展及農戶的自我發展能力建設，向社區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進行投資，并對農戶提供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培訓，以改善農戶生活條件，提升自我發展能力。哥斯達黎加的PPSA項目不斷引入農林可持續管理項目，支持農戶發展可持續農業，在獲得生態效益的同時，也實現了減貧的目的。厄瓜多爾的SocioBosque項目不僅向農戶支付現金、提供培訓，還與旨在促進農村發展的銀行達成協議，允許參與者使用獲得的支付現金流作為擔保獲得信貸支持，幫助其發展可持續產業。

　　3國外環境服務付費減貧項目實踐對中國的啟示

　　3.1中國生態補償扶貧應把貧困瞄準作為重要內容

　　要使貧困人口從生態補償中獲益，必須使他們有機會參與到補償項目中來，這是項目實施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一步。有學者指出，貧困家庭參與生態補償項目存在一定的阻礙，沒有土地、土地產權不清晰、投資費用、技術限制等因素使其無法參與生態補償項目[36-38]，所以建立科學的貧困識別機制是項目成功的前提。

　　在上述案例中，各國的環境服務付費減貧項目都建立了相應的貧困識別機制，巴西基于國內最大的社會保障項目查詢潛在參與者的經濟條件情況識別貧困群體;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厄瓜多爾通過建立貧困指標體系，依指標評價內容將貧困區域和貧困人口作為項目優先考慮對象;南非在項目設立時就規定了弱勢群體的參與比例，直接將貧困人口作為項目參與對象。

　　中國要想使生態補償產生更好的扶貧效果，需要進一步提高貧困瞄準精度，使項目實施有針對性的向貧困人口傾斜。在具體實踐中，應積極與精準扶貧活動相配合，充分利用扶貧工作中已建立的科學完善的貧困人口識別機制，把精準識別出來的貧困縣和貧困人口作為項目優先考慮對象，對其進一步提高支付系數，并基于貧困人口不同的致貧原因和家庭特點，讓其參與不同的補償項目，通過不同的補償方式讓更多的貧困人口受益，破除貧困群體的參與障礙。

　　3.2中國生態補償扶貧應建立多層次、差別化的補償機制

　　從各國環境服務付費項目的補償機制來看，巴西著力實現"社區-協會-家庭-特定群體"從上至下多層次的支付機制，并且注重項目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旨在覆蓋農戶生產生活可能接觸的每一個方面，全方位給予參與農戶幫助;哥斯達黎加、墨西哥和厄瓜多爾則根據參與者的不同特點，將支付水平分為不同等級，實施差別化支付。

　　當前，我國生態補償的補償層次單一(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補償或直接面向農戶的縱向補償)，全國遵循相對統一的補償標準①，導致貧困地區機會成本更高的貧困人口獲得的補償金額偏低，造成貧困人口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獲得了補償，但是補償效果不明顯，可能還會使其進一步陷入貧困的境地。因此，中國應該借鑒國外環境服務付費減貧項目的經驗。

　　在政策設計時，應該完善多層次、差別化的補償機制，在繼續給予農戶家庭現金補償的同時，考慮加大對農戶所在村莊、合作社的基礎設施投資，多渠道提高補償投入水平，加大補償的綜合力度，并對農戶家庭中的特定弱勢群體提高支付權重;另一方面，根據參與對象的不同情況，在綜合考慮地區經濟發展情況、農戶機會成本和貧困狀況等因素前提下，將支付水平分為不同等級進行差別化支付，對發展渠道有限的貧困人口進一步提高補償標準，確保獲得環境效益的同時，農戶生計也得以保障。

　　生態補償扶貧是實現保護與發展的重要舉措，但是生態補償首要目標還是生態目標，其并不必然可以解決農戶生計問題，以扶貧為目的的生態補償政策需要特別的設計才可以兼顧生態保護和緩解貧困兩個目標的實現。根據國外環境服務付費減貧的相關經驗，不斷完善我國生態補償的政策設計，在完成生態保護任務的同時兼顧實現減貧的目標，將會推動貧困地區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相協調、脫貧致富與可持續發展相促進，使貧困人口從生態保護與修復中得到更多實惠，實現脫貧攻堅與生態文明建設的雙贏。

　　環境方向論文范文閱讀：擬態通用運行環境的資源管理和調度技術

　　摘要：擬態通用運行環境(MCOE)實現了基于JAVA、C/C++開發的信息系統擬態防御架構，提供了擬態防御所需功能的服務器(分發、協同執行、內部和外部二表決、擬態管理等)。達到對已未知后門和漏洞主動防御、安全威脅攻擊及時阻斷、數據完整性確保等主要擬態防御目標。擬態防御目標的實現取決于面向服務請求執行的N異構執行體及其構造化運行節點軟硬件資源調度的隨機性、動態性和異構性(三性)達到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