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七大戰略之一，是新時代我國“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而城鎮化是鄉村振興的助推器‍‌‍‍‌‍‌‍‍‍‌‍‍‌‍‍‍‌‍‍‌‍‍‍‌‍‍‍‍‌‍‌‍‌‍‌‍‍‌‍‍‍‍‍‍‍‍‍‌‍‍‌‍‍‌‍‌‍‌‍。本文以鄭州市為例，研究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分析原因并提出對策‍‌‍‍‌‍‌‍‍‍‌‍‍‌‍‍‍‌‍‍‌‍‍‍‌‍‍‍‍‌‍‌‍‌‍‌‍‍‌‍‍‍‍‍‍‍‍‍‌‍‍‌‍‍‌‍‌‍‌‍。結合2011—2018年《鄭州統計年鑒》、2018年《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從人口發展、經濟發展、生活質量發展、文化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5個方面，分析鄭州市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和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提出了“逆城鎮化”、土地有效利用和空間用途管制、文化建設、生態保護、城鄉一體化建設等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振興戰略的對策‍‌‍‍‌‍‌‍‍‍‌‍‍‌‍‍‍‌‍‍‌‍‍‍‌‍‍‍‍‌‍‌‍‌‍‌‍‍‌‍‍‍‍‍‍‍‍‍‌‍‍‌‍‍‌‍‌‍‌‍。

　　關鍵詞：鄭州市;城鎮化;逆城鎮化;鄉村振興戰略

　　1 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深入，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與質量提升的階段，城市發展帶動農村經濟增長的能力進一步提升。但是我國大量農民生活在農村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鄉村與城市的差異依然顯著，多樣性分化的趨勢仍將延續。如何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背景下，協調城鄉一體化發展，以城鎮化帶動鄉村發展，在城鎮化進程中做好鄉村振興工作，是城鎮化進程中的重大課題。

　　我國正處于加速城鎮化的進程中，城鎮人口比重從1978 年的17.92% 上升到2018 年的59.58%，達到世界平均城鎮化水平，但相對于一些發達國家超過80%的城鎮化水平，我國的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的過程，城鎮化也是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出路，在2030年前實現80%的城鎮化率對我國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至關重要[1]。然而，農業仍然是我國的支柱產業、農村落后的生產力狀況仍然是普遍現象、農民還沒有完全脫離貧困，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舉措。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闡述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經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于推動農業從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增強我國農業創新力和競爭力，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堅實基礎[2]。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是國家關于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城鎮化促進鄉村經濟發展、改善農民居住條件、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等，與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人口城鎮化也會給農村生態環境、鄉村治理等產生不利影響[3]。因此，研究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并提出相應對策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 文獻綜述

　　國內關于城鎮化的研究從城鎮化的內涵、評價指標構建、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等方面展開。不同學者對城鎮化內涵的理解都受到了自身所在學科的影響：人口學家關注人的轉移過程，強調城鎮化即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和集中，指的是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的提高;經濟學家強調經濟的轉化過程，即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的轉化;社會學家強調鄉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轉變;地理學家強調鄉村地域景觀向城市的轉化和集中，包括了人口、產業等內容[4]。

　　關于城鎮化水平與程度的度量，如宋香榮研究了新疆城鎮化水平和新疆城鎮化質量的協調發展問題[5];朱洪祥將城鎮化的發展水平歸結為城鎮化發展的“動力因子”“公平因子”“質量因子”和“集約因子”四個方面[6]。城鎮化已經突破單一的人口指標限制，更多地體現為一個地區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綜合反映。關于城鎮化的影響，羅震東和何鶴鳴研究了城鎮化對農民福利的正增長帶動，為鄉村發展注入活力，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機遇[7]。賀雪峰則研究了城鎮化擴展對鄉村環境、資源和生態造成巨大壓力，從而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8]。

　　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從鄉村振興的核心內涵到戰略意義，從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設計到戰略實施過程中的具體問題，既有理論分析，又有具體實踐路徑研究，內容豐富，觀點鮮明。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和意義的研究，總體上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觀點，如謝彥明、樊平、蔣永穆等研究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基本依據及理解范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城鄉發展不平衡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等背景下統籌推進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走中國特色鄉村振興之路[9-11]。

　　鄉村振興戰略政策頂層設計的研究主要圍繞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結合產業特點和各專業理論提出觀點，如劉彥武基于“中央一號文件”研究鄉村文化振興的頂層設計及政策演變[12]，李銅山結合中央政策變化歷程研究鄉村振興戰略的政策底蘊等[13]。關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具體內容的研究則主要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展開，研究鄉村振興戰略總體要求的實現路徑、條件和對策等相關內容，如姜長云研究了產業興旺的首位性[14]，胡紅霞等研究了鄉村治理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基礎作用[15]。

　　關于對鄭州市城鎮化的研究，主要是城市發展對策的研究。張學艷研究了鄭州市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李鵬鴿主要結合鄭州市城鎮化的現狀，分析了鄭州市新型城鎮化建設發展模式;趙紅麗研究了鄭州市新型城鎮化建設金融支持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通過文獻的梳理，我們總結以下特點：第一，關于城鎮化，重點關注了城鎮化本身的內涵、評價、測度和影響，而對城鎮化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分析的文獻并不多，且都集中在宏觀層次;第二，針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研究，近兩年來，文獻非常多，但仍然以宏觀研究為主，對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城鎮化問題，分析的文獻較少，且正向研究多，客觀分析較少;第三，針對具體城市的城鎮化研究主要立足城市發展，研究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鎮化問題，缺乏具體城市的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影響的實證分析。

　　本研究主要立足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研究鄭州市當前城鎮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第二，研究城鎮化進程對鄭州市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促進作用和可能存在的問題;第三，針對鄭州市城鎮化存在的問題和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影響，提出建議和對策。

　　3 鄭州市城鎮化的現狀和存在問題分析

　　3.1 鄭州市城鎮化的現狀

　　鄭州市是河南省的省會，總面積有7 446平方千米，在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程中，具有代表性和政策引領作用。作為中部地區比較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鄭州市近幾年來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城鎮化水平顯著提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8年《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鄭州市常住人口1 013.6萬人，城鎮人口743.8萬人，城鎮化率為73.4%，其城鎮化率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是與北京(86.5%)、上海(89.6%)等一線城市相比仍有差距。在國家中原崛起戰略、“一帶一路”倡議的宏觀政策帶動下，鄭州市抓住機遇，經濟發展、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城鎮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升。

　　鄭州市的GDP總量增長較快，從2011年到2018年增長了1/3的GDP總量;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均收入顯著提升，由2011年的居民人均收入23 344.83元到2018年的39 379.15元，人均收入增加1萬多元，在人口基數和密度較大的城市中，其取得的成就是顯著的。在城鎮化方面，考慮單一的城鎮化衡量指標，即城鎮人口和城市總人口的比值，從2011年到2018年增加了近10%，發展速度穩步上升，城鎮人口不斷增加。

　　3.2 對比衡量鄭州市城鎮化水平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衡量城鎮化水平不再以單一的人口城鎮化作為標準，而是綜合考慮土地、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新型城鎮化概念提出以后，人口的城鎮化不再被視為城鎮化的唯一測量指標，以產業、環境和人口融合等為主要維度的綜合城鎮化測度指標逐漸受到重視。田雪瑩選擇人口發展、經濟發展、生活質量發展、文化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5個一級指標，構建我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體系，在此基礎上選取指標數據進行測算和評價。借鑒田雪瑩教授的評價方法去審視鄭州市城鎮化水平，并與國內城鎮化水平較高的上海市作對比，綜合分析鄭州市的城鎮化發展，發現鄭州市城鎮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①人口發展方面，與上海市相比，城鎮人口所占比重仍較低，且人口密度是上海市的3倍，登記失業率雖然較低，但是就業水平和工資待遇方面差距較大。②經濟發展方面，人均GDP、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較大，這些指標反映了鄭州市整體經濟水平與發達城市的差距，表明鄭州市處在較低的城鎮化水平;在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占比方面，上海市的農業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很低，說明上海市的農村發展基本和城市接軌，城鎮化程度較高，而鄭州市的農業占比高于上海市。

　　③生活質量方面，鄭州市的恩格爾系數高于上海市，人均消費支出與上海市有較大差距，這兩個方面的數據揭示鄭州市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傾向與發達城市的差距，人均擁有的病床數高于上海市，這是一個較好的城市生活質量體現，說明鄭州市在城鎮居民醫療發展方面成績突出。④文化發展方面，選取了教育、科研投入和每萬人均擁有圖書館的數量作為觀測指標，突出的表現是人均擁有圖書館數量和科學研究發展投入方面鄭州市與上海市的差距明顯;⑤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鄭州市與上海市的人均擁有道路面積和城市公共交通差距較大，尤其是地鐵建設，上海市是我國地鐵建設比較早且比較完整的城市，而鄭州市剛剛起步，在城市建設方面有明顯的差距。

　　3.3 鄭州市城鎮化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對鄭州市城鎮化現狀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深入地了解鄭州市城鎮化的現狀，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背景下城鄉協調發展打下基礎。鄭州市城鎮化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3.1 鄭州市城鎮規模較小，輻射能力弱。從鄭州市和上海市的城鎮化指標對比中發現，鄭州市的城市人口密度是上海市的4倍多，這表明鄭州市的城鎮化規模仍然處在較低的水平，城鎮規模與城鎮化人口的增長并不匹配。

　　3.3.2 產業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鄭州市產業結構單一且基礎薄弱，缺乏龍頭企業的帶動，城市工業基礎差，高科技產業和影響力較大的服務企業少，交通、城市綠化、公共服務基礎設施落后。

　　3.3.3 鄉村地區居民城鎮化進程緩慢。鄭州市人口密度較大，城鄉協調發展滯后，雖然城中村改造和城市發展的輻射作用逐步顯現，但是依然存在鄉村地區居民城鎮化發展緩慢的問題，主要表現在鄉村城鎮化的動力不足，包括政策、資金、社會資本、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問題，這需要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去解決。

　　3.3.4 鄉村城鎮化進程中的文化建設問題‍‌‍‍‌‍‌‍‍‍‌‍‍‌‍‍‍‌‍‍‌‍‍‍‌‍‍‍‍‌‍‌‍‌‍‌‍‍‌‍‍‍‍‍‍‍‍‍‌‍‍‌‍‍‌‍‌‍‌‍。在鄉村的城鎮化和城市自身發展的城鎮化進程中文化建設是個突出問題。鄭州市雖地處中原，但是教育資源匱乏、文化建設落后，從鄭州市城鎮化的文化發展指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差距，人口的城鎮化不是全面的城鎮化，只有經濟和文化建設協調發展才是真正的城鎮化，鄭州市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問題是非常突出的。

　　3.3.5 城鎮化過程中的環境問題。在城鎮化的指標體系選擇中，沒有關于環境方面的指標。一方面是由于這方面的數據不健全;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城市的環境條件差異較大，可比性不強。但是，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問題，鄭州市在2016—2019年，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開始了城市汽車限行政策，這是環境惡化采取的措施之一，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必須要關注環境問題。

　　4 城鎮化進程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

　　城鎮化是鄉村振興和城鄉協調發展的助推器，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宏觀性研判和框架性認知對城鎮化亦產生重大影響。目前，國家政策的重點在農村，而城鎮化建設正是帶動我國社會經歷由“鄉土中國”到“城鎮中國”的總體性社會變遷，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手段。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國家頂層設計的重要布局，是落實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重要一環，而城鎮化建設和城鎮治理在過去、現在乃至將來都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引擎。以下將討論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帶來的積極影響和挑戰。

　　4.1 城鎮化進程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強大推動作用

　　4.1.1 城鎮化促進農村產業集聚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我國當前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對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這也是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原因之一。城鎮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人口和資源的聚集過程，人口和資源在地理空間上的匯聚，不僅會形成更大的市場競爭，也會形成更大的市場激勵，推動城鎮化向農村蔓延，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城市內(或周邊地區)的企業，也可以低成本地獲得農村資源，從而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城鎮化的產業效應推動經濟增長，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市場發展，資本市場、要素市場、產品市場的同時擴大加劇了市場競爭，市場競爭是企業調整產業結構的原動力，城鎮化的發展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并推動農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進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4.1.2 城鎮化改變鄉村治理體制。在城鎮體系中，大城市治理的重點要放在對周邊農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上。在優化治理過程中要重新定位城市的核心功能，將非核心功能向周邊區域疏解，帶動周邊區域農村治理體系的發展。與此同時，還需要關注城市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在政府治理中完善城鎮發展的協調和合作機制，實現組團式城鎮體系的合作治理。縣城和鎮區是城鎮化的橋頭堡，是城市和鄉村的接點。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要將縣城確定為“增長極”，統籌縣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發展，以高品質的城鎮生活吸引“在鄉”人口和“返鄉”人口，實現“就地城鎮化”，直接推動鄉村振興中人力資本的存量。改變鄉村治理結構，把城市治理中完善的治理模式與鄉村的具體特征進行結合。

　　4.1.3 城鎮化加快鄉村文化建設，促進鄉風文明。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著土地、生鮮、糧食和勞動力等資源，是城市經濟騰飛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城鎮化和工業化是政府與市場聯手推動的一場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種轉型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促進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城鎮化帶來的工業文明和鄉村治理的改變，為鄉村文化建設提供發展機遇，對農村教育發展、科學知識普及、破除農民生活陋習和傳統封建思想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在城鎮化過程中，挖掘鄉村特色文化，盤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資源，建設美麗鄉村，吸取城市文明及外來文化優秀成果，促進鄉村文明建設。

　　4.1.4 城鎮化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鎮化建設通過對土地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規范對土地的使用，加強城鎮化進程中政府的調節作用，將城鎮建設發展與土地和人口流動政策進行銜接，加快鄉村城鎮化進程，使農村廣大的剩余勞動力得到轉移，從而讓農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升。在保障耕地面積和環境的前提下對農村土地使用進行合理規劃，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發展鄉鎮企業，打破落后的農村地區經濟結構，讓土地、人口、資源的優化為農民帶來更高的收入。最終實現富裕是城鎮化建設的目標，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最終要求。

　　4.2 城鎮化進程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挑戰

　　4.2.1 城鎮化中土地的不合理利用阻礙鄉村振興。城市土地是城市活動的載體，城鎮人口對住房、交通和公共設施的需求不斷加強。因而人口城鎮化是土地城鎮化最直接的動因，城鎮化中的“耕地紅線”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城市規模的擴大是城鎮化發展的正常途徑之一，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部分政府被動發揮作用，導致了土地的不合理使用甚至是被破壞。例如，對耕地、林地的無規劃利用，對傳統文化、名勝古跡的破壞，環境的破壞等，嚴重阻礙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4.2.2 城鎮化帶來失地農民的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城鎮化帶來的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失地農民的就業問題。鄭州市和全國大部分的城市城鎮化所采取的措施基本相同，人口城鎮化和土地開發后給拆遷村民的安置主要是采取貨幣補償和產權置換相結合的方式。通過這些方式使村民能夠暫時得到多套房屋或貨幣補償，對拆遷農民的生活沒有太大影響，農民生活在短期內得到了較好的改善。但是，大多數農民文化水平較低且沒有一技之長，對再就業存在等、靠、要的依賴思想，主觀能動作用發揮不夠，就業創業意識不強;對被征地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實效性不強且缺少針對性，就業培訓機會少，培訓所涉及的項目相對簡單，技術含量較低;政府開發就業項目有限，不能滿足所有失地農民的需求。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征地農民的再就業困難。除了就業問題，失地農民居住安置、社區建設、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給農民的生活帶來挑戰，給鄉村振興帶來阻力。

　　4.2.3 城鎮化中的不合理政策打破農業生態平衡。城鎮化是有關城市建設發展的長遠規劃，缺乏合理布局和科學論證的情況下開展城鎮化建設，必然會打破原有的農業生態平衡。加之部分管理人員缺乏生態意識，隨意破壞耕地、改造河道池塘、亂砍濫伐林木、破壞植被等，打破農業生態平衡，對生態系統造成很大的威脅。農業生態平衡被破壞不僅影響了城鎮化進程的水平和質量，還制約了城鎮的經濟、社會以及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2.4 城鎮化的急功近利對鄉村治理帶來挑戰‍‌‍‍‌‍‌‍‍‍‌‍‍‌‍‍‍‌‍‍‌‍‍‍‌‍‍‍‍‌‍‌‍‌‍‌‍‍‌‍‍‍‍‍‍‍‍‍‌‍‍‌‍‍‌‍‌‍‌‍。鄉村治理主要是鄉村基層政權和組織對鄉村的管理，其主要形式是村支部領導下的各級鄉村自治組織治理鄉村。城鎮化的進程對鄉村的影響無疑會給鄉村的治理帶來挑戰，特別是急功近利的思想會導致原有鄉村治理體系的散架，但新的適合城鎮化發展的鄉村治理體系又沒有形成。吳蓉等指出鄉村治理是鄉村發展的保障，同時指出謀私化、形式化、公共服務缺失、基層組織人員離村等諸多問題，對鄉村振興帶來挑戰。

　　5 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振興戰略的對策

　　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會產生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本文將結合鄭州市城鎮化中存在的問題和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影響，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在城鎮化過程中，應該重點關注城鎮化和逆城鎮化的協調、土地的有效利用和空間用途的管制、城鎮化中的生態環境保護、文化建設和鄉村治理問題，最終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城鄉協調統一的一體化發展。

　　5.1 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城鎮化和逆城鎮化協調發展

　　城鎮化從人口流動的角度講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從而引起城市的擴張，而逆城鎮化主要是指城市人口向郊區或是農村的轉移，從而帶動農村的發展。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積極影響在上部分已經闡述，這里主要說明逆城鎮化對鄉村振興戰略的促進作用。逆城鎮化有利于鄉村振興，主要是逆城鎮化為鄉村發展增添了新要素、新動能、新模式。

　　所謂新要素，是指來自于城市的資本、技術、勞動、信息、人才、組織管理、服務等各種發展要素，創造了產生鄉村活力的新動能;所謂新動能，是指外力推動鄉村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形成了城鄉融合的動力機制，這種動力機制生成于深化規制層面的改革與創新;所謂新模式，是指城市發展要素與鄉村空間資源的有機結合，形成了在鄉村原有基礎上就地實現自主城鎮化的模式。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城鎮化和逆城鎮化相互作用，共同促進鄉村的發展，把“招商引資”與“招人引財”結合起來，以公共財政解決地區基礎設施的投入，帶動民間資本更多地投入到提高地方品質、興業創業中，這也與國家農業農村農民優先發展的指導思想相一致。

　　5.2 土地的有效利用和空間用途的管制

　　城鎮化進程中的合理利用土地是極其重要的，土地政策改革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中指出，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對各專項規劃的指導約束作用，統籌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保護和修復，按照不同主體功能定位和城鄉統籌原則，開展土地資源開發的適宜性評價，科學劃定生態、農業、城鎮等空間和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推動主體功能區戰略格局在市縣層面精準落地，健全不同主體功能區差異化協同發展長效機制，解決城鎮化中的土地合理利用問題。在鄭州市城鎮化進程中，特別是在鄭州市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背景下城市發展速度快，更應該注意土地的利用問題、城中村改造問題和拆遷問題。

　　5.3 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突出位置

　　脫離了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等同于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的自殺性發展。城鎮化沒有模板，必須因地制宜進行城鎮開發，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不能以助推鄉村發展為借口把城市的污染邊緣化或轉移至鄉村，不能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發展農村經濟。生態系統是一個整體，各部分相互聯系，一旦破壞了生態平衡就會造成嚴重的連鎖反應。

　　5.4 城鄉互動的文化建設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引下，國家以城鎮化戰略推動農村發展，在這個視域中的鄉村文化建設是一種城鄉互動視域下的文化，既區別于城市，也區別于傳統鄉村。在文化建設領域，鄉村文化對城市文化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城市所給予農村的，這是由鄉村文化的個性和多樣性特征決定的。鄉村文明來源于傳統文化的傳承，立足鄉村傳統文化，吸取城市文明及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增強自身文化自信提供載體。

　　鄭州市是重要的農耕文明發源地之一，黃帝故里坐落于此，深入挖掘農耕文化中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充分發揮其凝聚人心、教化群眾、淳化民風的重要作用。劃定鄉村建設的歷史文化保護線，保護好文物古跡、傳統村落、民族村寨、傳統建筑、農業遺跡、灌溉工程遺產。傳承傳統建筑文化，使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融入鄉村建設[3]。

　　5.5 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推進城鄉一體化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背景下，城市和鄉村的發展應統籌謀劃，推進城鄉建設一體化。完善鄉村治理機制，打造一支新型的鄉村干部隊伍，完善基礎設施、發展鄉鎮企業、推進土地流轉、建設鄉村文明，循序漸進地推進城鎮化建設。同時，積極響應鄉村振興戰略發展規劃，因地制宜發展特色鮮明、產業融合、充滿魅力的特色小鎮，加強以城鎮為中心的農民生活圈建設，以中心城區帶動鄉鎮，以鎮帶村、以村促鎮，推動鎮村聯動發展。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發揮多重功能，提供優質產品，傳承鄉村文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鄉村經濟論文范文閱讀：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廁所革命的制約因素及對策研究

　　[摘要]旨在通過前往江夏區實地調研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武漢市農村廁所革命實行現狀，結合當前政府相關政策，發現問題，并運用扎根理論分析其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制約因素，主要從村民和工作人員兩方面的感知來分析制約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應對策略：加大宣傳力度，轉變農民落后觀念;嚴格落實政策，妥善解決改廁經費;加強技術指導，保障改廁質量;規范科學管理，合理統籌安排，以期進一步推動廁所革命在農村的開展，助力農村生態衛生環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