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紛爭引發人們對動物園管理職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81條規定的關注。認為動物園管理職責的理論基礎在于安全保障義務，國外促進動物園安全保障成本投入等相關經驗也有啟示意義。認為動物園的安全保障職責體現于一系列復雜的管理，相關法規對于動物園管理職責的規定應明確且更嚴格，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則安排和適用也當進行調整。

　　關鍵詞:動物侵權責任;動物園;管理職責;安全保障義務

　　動物養殖人員評職知識：適合動物學論文投稿的期刊

　　《動物學研究》Zoological Research(雙月刊)創刊于1980年。是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主辦的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報級學術性期刊。本刊讀者對象為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從事動物學研究、教學以及資源環境保護與管理的有關人員;也可為從事生命科學、醫學、農林牧漁等方面的科研、教學和生產管理人員提供參考資料。

　　隨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將游覽動物園作為一種休閑娛樂方式，然而隨著動物園數量和人們在動物園旅游量的猛增，近年來動物園動物侵權事件也頻頻意外發生。資料和報道顯示:2011年，幼童謝某某隨父母在上海動物園游玩時，穿過防護欄對籠舍里的猴子進行投食，導致手指被猴子咬傷[1];2015年，一名游客在秦皇島野生動物園白虎園區自駕參觀時，擅自下車而遭虎攻擊致死[2]。

　　2017年，一名游客在寧波市雅戈爾動物園翻墻進入老虎散放區，結果被老虎襲擊致死[3];2017年，一名游客在北京市八達嶺野生動物園猛獸區自駕游覽時，擅自打開車窗投喂食物給黑熊，導致手臂被黑熊咬傷[4]。動物園里動物致人損害事故的頻繁發生，誠然是因部分游客不顧警示，以身犯險所致，但動物園與游客總會為此產生不少責任紛爭，«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下簡稱«侵權責任法»)第81條有關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的“免責條款”(即“動物園能夠證明盡到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也引起了許多關注和討論。

　　一、問題的提出

　　(一)典型案例

　　在近年發生的動物園動物致人損害事故中，引發社會對動物園是否盡到管理職責問題熱烈爭議的，2016年7月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襲人事件可謂一個典型。相關資料顯示:2016年7月23日，游客劉某一家四人駕車游覽北京市八達嶺野生動物園。在游覽之前，動物園方與劉某一家簽訂了具有安全提示內容的«自駕車入園游覽車損責任協議書»，向劉某一家發出“六嚴禁”告知單，以及口頭發出“禁止園區內下車”“關好車輛門窗”等要求，此外，動物園內也已多處設置警示標識，提醒游客“珍愛生命，嚴禁下車”。

　　然而，劉某一家駕車行至東北虎園內時，劉某的妻子趙某因故下車。園內的巡邏工作人員發現這一情況，隨即通過車載喇叭呼喊，要求其返回車內。然而，未等趙某回到車內，一只老虎已竄至其身后，向其攻擊。趙某的母親周某和丈夫劉某見狀也下車，想驅趕虎。在老虎攻擊趙某時，園內巡邏人員通過不停地按車喇叭、踩油門等方式，意圖對老虎進行驅趕，沒有下車營救，動物園方最終通過巡邏車驅趕等方式將老虎驅離。被老虎襲擊受傷的周某經搶救無效死亡，趙某也全身多處受傷。事件發生后，受害者一方質疑動物園一方的管理和現場處置，起訴動物園，對動物園提出索賠[5-7]。

　　(二)案例引發的爭議

　　該事故經媒體報道后，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圍繞動物園方在事件發生前后的一系列舉措是否盡到管理職責的問題，不同學者進行了討論，給出了2種觀點:一種認為動物園管理職責有失，一種認為動物園盡到了管理職責。持前者觀點的認為:八達嶺野生動物園應嚴格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的有關規定，切實做好安全事故隱患排查工作。隱患的排查，既包括排查游客行為的安全生產隱患，還包括排查旅游方式的安全生產隱患和事故預防與救治措施的安全生產隱患，如果其中有一個未做到，就屬于未盡職。另外，動物園在運營游覽項目時依靠的是游客的自覺性而非項目的安全性，顯然是未盡管理責任和義務[8]。持后者觀點的認為: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要求游客簽訂“責任協議書”，提出必須關緊車門車窗、嚴禁下車的要求，還豎立了警示標識，時時提醒游客注意相關事項，動物園方已經盡到了自己的管理職責，可以不用為事故承擔責任[9]。

　　«侵權責任法»第81條規定:動物園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園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管理職責的，不承擔責任。根據該法條所述，動物園里的動物侵犯游客的人身和財產權利以后，首先應該推定動物園有過錯，若動物園想要免除責任的承擔，就必須舉證其已經盡到了該盡的管理職責。動物園怎么做才叫盡到管理職責?動物園管理職責的標準在哪里?這正是學者意見產生分歧的根源。由于法條未能窮盡現實的一切情形，動物侵權事件的發生又往往是多因素集合的結果，動物園和受害者便各執一詞，據理相爭，而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所采納的動物園管理職責“標準”的不統一，則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判”現象的出現。

　　爭議還不僅在此，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則安排和適用也受到了學界的廣泛討論。值得思考的是，動物園是動物飼養管理方面很專業的機構，在營利的同時一定程度地發揮著社會公益職能，動物園應采取哪些措施進行管理，才能更好地保障人員人身和財產安全?才符合法條所述的“盡到管理職責”?相關法規應如何完善調整，才能更有效地推動動物園在管理職責的嚴格做實，最終有利于動物園游覽項目的安全運營以及盡可能減少動物侵權責任紛爭?

　　二、動物園管理職責的理論基礎和國外經驗

　　(一)理論基礎

　　動物園管理職責理論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動物園的安全保障義務。所謂安全保障義務，是指“行為人如果能夠合理預見他人的人身或者財產正在或者將要遭受自己或者與自己有特殊關系的他人實施的侵權行為或者犯罪行為的侵害，即要承擔合理的注意義務和采取合理的措施，預防此種侵權行為或者犯罪行為的發生，避免他人遭受人身或者財產損害”[10]。

　　安全保障義務的這一涵義，揭開了獲益報償論與危險控制論這2個理論。按照獲益報償論與危險控制論所要求的，行為人在安全保障義務方面的職責是必須履行、不可逃避的。首先，獲益報償論說的是，獲得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要達到一種平衡狀態，受益者在獲得收益的同時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受益者須持謹慎注意的態度，要避免危險的出現，也要防止損害結果向更加嚴重的方向發展。該理論同樣適用于動物園的運營和管理———動物園收到的利益越大，其應盡到的謹慎注意義務就越大。

　　其次，危險控制論說的是，行為人對所從事的具有一定危險性的社會活動的危險源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一般而言，從事具有特殊性、風險性工作的人是擁有專業知識的人，擁有更多專業知識的行為人更容易預測到其行為對他人權益產生的影響。因此，行為人須對其相關活動的危險源進行排除和控制。該理論也適用于動物園的運營和管理———動物園在飼養管理動物方面具備豐富的經驗，其能排除和控制好潛在的危險源。

　　安全保障義務可能因某種制定法或者行為人之間達成的約定而產生，也會因行為人能夠合理地預見其行為會使他人處于危險境地及使他人的利益受損而由行為人承擔。安全保障義務為我們理性地處理相關事件提供了理論基礎。一旦發生侵權事件，我們可這樣看:可假設一個理性行為人，將其在同情形下所可能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作為“標準”，如果實際行為人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與此“標準”相符合，就可以認定該行為人不存在過錯，不需要他承擔任何的責任，反之，該行為人就要為自己的行為和措施負責。

　　(二)國外經驗

　　世界各國在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方面的研究及立法程度各異，其中一些國家在看待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問題以及推動動物園提高管理職責方面已取得豐富的經驗。美國著名法官理查德􀅰A􀆰波斯納在動物園動物侵權歸責方面的觀點影響較大。據有關資料描述，波斯納一次在處理某公司員工因被另一公司后院圈養的老虎所傷而告該公司的案件時，提出:老虎生性兇猛，難以馴服，其具有的危險性和攻擊性遠遠超過一般家庭飼養的動物，無論進行怎樣嚴格的管理都不過分，被告不應該將具有高度危險性的老虎養在居民生活區域中。波斯納認為，被告既把危險性巨大的老虎養在居民生活區域，又沒有采取有效管理措施防止危險發生，因此，被告應該承擔嚴格的責任。對于此案，波斯納還引入了經濟學成本分析理論加以討論，認為需要讓動物園在成本付出與收益間作出權衡，這成為了該案審判最大的特色[11]。

　　德國動物侵權責任研究的學者克雷斯蒂安􀅰馮􀅰巴爾認為，動物園或者馬戲團等機構、場所所飼養的動物大多具有較強的攻擊性和威脅性，要求動物園、馬戲團等承擔無過錯責任是具有合理性的。克雷斯蒂安還認為:動物園作為公共場合，其經營管理者對防止和控制園內風險的產生負有很大的責任;動物園在獲取利益的同時，不該忽略其自身所負擔的安全保障義務。克雷斯蒂安在其著«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中指出了動物園風險防控義務的2個類別:一是園內活動危險的防控。游客在園內活動時應該自我注意，而動物園也須通過在園內設立標語、告示牌等，提醒游客要謹慎注意危險的發生。二是危險源的防控。動物園有責任將危險源完全排除，包括在園內安裝防止危險產生的設備，也包括突發情況下對危險的立即排除等[12]。

　　日本學者認為，對于一些極具攻擊性和威脅性的動物，有必要嚴格其飼養人或者管理人履行謹慎注意義務，而對于某些溫順的動物，可以相應地降低飼養人或者管理人的謹慎注意義務。«日本民法典»第718條規定:“動物之占有人就其動物所加于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依動物之種類及性質，已為相當注意之保管者，不在此限。”其但書規定與我國的«侵權責任法»第81條后半部分的規定相類似。日本法律的這種規定也未明確“相當注意之保管”的具體內容，但日本司法界通過積累判例，法官對是否盡到“相當注意之保管”確立了幾方面判斷依據，如動物的種類、雌雄性、年齡，動物的特質、癖好、疾病狀況，動物有無加害前科等[13]。

　　由上述可見，不管是從理論還是從實踐角度來看，安全保障義務是國外一些國家在動物侵權責任司法實踐不斷成熟的根本遵循。首先，這些國家對于動物飼養管理主體，不論其是動物園還是一般飼養人，都首先著眼被飼養動物的危險性。其次，這些國家在實踐中能遵循動物自身的危險性與動物飼養管理主體的注意義務相一致的原則，即如果被飼養動物越具危險性，越嚴格要求飼養管理主體承擔安全保障責任。綜上所述，動物園管理職責的理論基礎和國外經驗啟示我們，安全保障義務是動物園管理職責的應有之義，讓動物園履行更高的安全保障義務標準對于我國動物侵權責任法規發展以及司法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法律完善進程下對動物園管理職責的思考

　　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動物園方面證明了獸舍設施、設備不存在瑕疵，有明顯的警示牌，巡邏人員對游客挑逗、投打動物，或者擅自翻越欄桿靠近動物等行為進行了勸阻，可以說，動物園在管理職責上已經做得相當好了，動物園就可以不承擔侵權責任[14]。筆者并不贊同這種觀點。首先，動物園方在園內顯眼位置設立警示牌，對游客口頭勸阻等是最基本的安全管理義務，每個動物園都能輕易做到。動物園擁有完備的設施和專業的管理人員，證明這樣的“盡到管理職責”是易如反掌的，而這樣的自我證明顯然對受侵犯游客的權益維護不利。

　　其次，動物園方在動物飼養和安全管理方面很專業，比一般的動物飼養主體更具有豐富的經驗，而且動物園大多是以收取門票的方式進行營利，要求其履行更為嚴格的管理職責并無不當，那種出于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的安全防護措施實難對游客進行全方位的保護。最后，看待動物園管理職責，還要著眼于動物本身帶有的危險性和動物園所背負的社會責任。為避免游客權益遭受侵犯，應當要求動物園管理職責的標準與動物的“潛藏的危險”相一致，相關法規對動物園管理職責的規定應該明確且更加嚴格。以前文所述的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襲人事件來說，盡管這一事件后經調查組周密調查而形成“事件不屬于生產安全責任事故”[15]的認定，但游客與動物園在責任紛爭上卻還未了①。

　　從這一事件前后的影響來看，如何避免游客安全事故的發生以及避免動物園與游客在動物侵權責任的紛爭，或許是留給人們最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再看八達嶺野生動物園老虎襲人事件，應當從三點再作反思。首先，游客所簽字的“協議”實質上是格式條款，根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②，這種單方免責的格式條款是不會發生法律效力的。游客想盡快進入園內，通常不會仔細閱讀協議書的內容，該協議對游客而言相當于入園通行證———因為不簽該協議就無法入園游玩，因此協議書及告知單等不能成為動物園免除動物侵權責任的理由。其次，面臨老虎襲擊游客的情況，動物園巡邏人員只是通過按車喇叭、踩車油門轟鳴的方式驅趕虎，并沒有對老虎進行有效的驅趕，最終未能阻止老虎傷人。

　　最后，動物園在救助傷者的設施和措施方面也存在欠缺，對傷者未能就地提供及時、全面的搶救。從后兩點看，動物園在采取最有效措施避免游客傷亡方面仍存在漏洞，沒能阻止事件向更嚴重方向發展，救護措施也并不完善。總之，對于動物園而言，安全保障是覆蓋事前、事中、事后的一系列管理的過程，動物園要盡到安全保障，其承受的要求必然很高;動物園在一系列復雜的管理中如果有失，則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動物園與游客在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但實踐中游客往往處于弱勢地位，所以，在動物園動物侵權事件處理上需要對游客權益進行傾斜保護。然而實際中，由于法律對動物園管理職責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當動物園與游客之間發生動物侵權責任訴訟，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往往仍未能有效維護游客利益。筆者認為，要推動動物園一方更嚴格地承擔管理職責，這樣才有助于實現動物園與游客之間利益公平。

　　近年所發生的多起動物園動物侵權事件，持續引發人們深思。采摭當中一些識見，結合自己思考，筆者認為，關于動物園動物侵權事件以及侵權責任紛爭的規避，可以從事前、事中和事后幾個方面考量。其一，如果在全世界、全國范圍內動物園動物致人損害的事故都不可避免，該作何看?有論者以為:那就說明在世界范圍內或者全國范圍內，野生動物園游覽這類的項目不成熟，不應開展，或許它本身很美，但是我們目前的社會還享受不起，它不是必需品，取消也罷[16]。筆者同意該種觀點。在所有的游覽項目開發之前，動物園應當將游客游覽時所有的狀況考慮在內，如果動物園開展的某一項游覽項目有可能使游客的人身權益遭受侵犯，那就不應該展開。

　　其二，盡管動物園會將動物圈養在籠子或有限的區域內，但動物本性難改，動物或高或低地具有攻擊性，動物園應在游客游覽安全上做到防范于未然，應在嚴格執行法規、規范的同時，針對動物的不同習性安裝特別防護設施。正如有論者所認為，“動物園應該使用足夠安全的隔離措施將參觀者和動物進行物理隔離，既要防止動物逃脫，也要防止參觀者進入，尤其要避免動物和參觀者的肢體接觸。”“隔離措施是否與動物危險性相當是判斷動物園是否盡到管理職責的重要依據。”[17]動物園在防護設施的設置考慮也應該是全方位的，包括:防護設施能足夠抵擋動物的翻越、破壞和撞擊;防護設施能防止游客的翻越及肢體進入;須定期安排專業人員對防護設施進行檢查和搶修;防護設施上能為不同類型游客顯示易懂、醒目的警示文字圖案;等等。其三，在游客游覽時，動物園應安排巡邏人員巡查，實時監控，做好險情的及時發現和遏止。

　　其四，配備緊急預案，一旦發生突發狀況和緊急事件，動物園應能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防止事態發展和避免損害擴大。如，用麻醉槍或者電棍遏止動物的侵害，園內配有的專業醫護人員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現場并開展救護，等等。在立法工作深化和法律體系逐步完善的進程中，動物侵權責任法律規定的調整正為一些學者所期待。有學者提出，«侵權責任法»第10章中關于一般的飼養動物損害責任與動物園動物損害責任的適用歸責原則存在強烈反差———家禽家畜等低危險性動物的飼養人或管理人尚且要承擔無過錯責任，而圈養著一些高危險性動物的動物園卻承擔過錯推定責任，這樣的規定并不合理[18]。因此，學者希望在修訂«侵權責任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侵權責任編時，將動物園動物致人損害歸責原則進行調整，即:視動物園動物致人損害的責任同于一般的飼養動物致人損害的責任，二者都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18]。

　　另外，動物園具有公益性，該公益性的維持體現一種類似監護人制度的責任關系。監護人制度中有一種非親權監護制度，該制度的公益性遠遠超過私益性。根據該制度的規定，當被監護人致人損害時，本該由被監護人承擔的責任轉而由監護人來代替承擔，在對監護人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同時，其只要證明自己已經履行了監護職責便可以減輕責任的承擔。這樣的規定在體現制度公益性的同時，也促進監護人積極履行監護職責，某種程度上有利于“無過錯責任的平衡化”。總之，綜合來看，本文認為:關于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的法律的確立和完善，其最終目的應是對社會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進行協調，最后達到一種更加和諧的狀態。

　　動物園里的動物大多具有攻擊性和破壞性，因此要求動物園比一般的動物飼養主體承擔更嚴格的管理責任，以及執行特殊的行業規范標準，是毋庸置疑的。對于動物園動物侵權責任，應視同于一般的飼養動物的侵權責任，動物園須承擔無過錯責任。針對動物園管理職責方面的查究，可以參考監護人制度進行，規定動物園盡到管理職責的證明是責任減輕事由。

　　四、結束語

　　游覽動物園成為如今人們休閑娛樂的方式之一，提高動物園管理職責要求和進一步保障游客人身財產安全十分有必要。在立法不斷進步的同時，應當完善法律和法規體系，推動動物園履行更加嚴格的安全保障義務，賦予動物園管理責任應有的法律要求，從而盡量減少動物園中動物侵權事件發生，在動物侵權事件發生下也能平衡利益主體的權益，實現社會和諧與公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