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繞不開空間維度.通過福建土樓修繕的個案分析,展現了物理空間的修復過程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參與和鄉村再組織化,在解決地方問題的同時,賦予了空間新的文化活力.土樓修繕引起的連鎖反應改變了鄉村面貌,呈現了在空間形塑、主體實踐、文化勢能機制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相互建構的動態過程,凸顯了地方性、社會參與和文化活化的關鍵作用.

　　關鍵詞鄉村振興;空間;土樓修繕;鄉村文化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指出,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兼具生產、生活、生態、文化等多重功能,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規劃中所強調的鄉村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部分原因恰恰是城市對鄉村的不斷侵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一直處在“非農化”演化進程中[1].在城市化影響下,農村傳統的社會空間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居住空間、教育空間、生產空間、養老空間等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各類空間不斷衰退和破敗,使村居環境喪失了生態活力[2].

　　鄉土社會結構不斷瓦解,村落共同體日漸衰落,甚至有學者提出了“村莊的終結”[3].在“城市導向”的影響下,人們傾向于以城市為尺度丈量鄉村,鄉村成為落后的象征,成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導致了鄉村社會的病理化[4].在這種觀點下,鄉村要向城市看齊,致力于成為城市的翻版.然而,鄉村社會承載著鄉土建筑、聚落文化、宗法秩序等社會文化資本,鄉村生活方式中也蘊含著平衡城市生活的精神內核和文化魅力,是承載著鄉情和鄉愁的精神故園[5],具有一種人居保育、文化維系、生命教育的家園價值[6].

　　因此,鄉村的歸宿并不必然是城市化、工業化,鄉村振興也不應該是對城市的模仿,復制城市的生活[7],而是找回鄉村社會,探索與城市不同的鄉村發展路徑.隨著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空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鄉村振興不能忽視空間維度,正如列斐伏爾所說,如果不同時改變空間,那么“改變生活方式”和“改變社會”都是空話[8].

　　可見,空間與社會密切相關.在傳統觀點中,學者們對空間與社會關系的論述存在兩種不同取向.一種取向認為,空間是社會的一般反映,是人的主觀性在空間上的投射.在這種認識下,空間是被動的、被決定的,是社會的附屬物和派生物.例如,涂爾干曾指出,空間具有社會性,是社會的構造物[9].芒福德也曾將城市空間看作是社會活動的劇場[10].另一種取向恰恰相反,認為不是社會決定空間,而是空間決定社會.在蘇賈看來,空間具有構建和轉換的規則,獨立于更廣泛的社會結構[11],他過分夸大了空間對社會的建構作用,因此被稱為空間決定論者.無論是社會決定空間,還是空間決定社會,都只是強調了空間與社會關系的一個方面,忽視了二者之間的雙向建構和雙向生成[12G13].

　　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的動態所塑造的,社會參與了空間生產,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了各種社會關系.然而,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也不僅是社會關系演變的容器,而是社會能動的表現,空間演化與社會重構是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質言之,空間與社會具有一致性[14],空間結構與社會關系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雖然社會與空間相互建構的觀點已經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認可,但社會與空間依然呈現出主客分立,這就使如何連接兩者以破除二者之間的對立成為亟需破解的難題.哈維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認為空間與社會的互動只有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才能得以實現,他從社會實踐的角度出發闡明空間建構的復雜過程并尋求改善當代社會的可能性[15].卡斯特也提出必須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理解空間[16].

　　空間不是僵滯的、刻板的、直接的固定空間,而是具有生成性的、社會秩序實踐性的建構過程[17].空間的實踐性體現了更多的人文關懷和積極的社會建構.通過社會實踐,人們得以參與到空間建構中,改造人們生活和感知的空間.上述空間與社會雙向建構的觀點為從空間改造入手重構鄉村提供了理論依據.由此視角出發,鄉村振興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鄉村文明空間重構的過程[18],鄉村公共空間應該作為鄉土共同體生活重構與振興的出發點[19].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學者們已經意識到空間改造對于鄉村重構的重要意義,但對于如何通過空間改造以實現鄉村社會的改變與振興仍然缺乏充分的探討,這是本研究得以開展的邏輯起點.

　　作為空間理論的重要奠基者,列斐伏爾在物質空間、精神空間二分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空間的概念[20],形成了物質空間、精神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三元分析框架.Halfacree則將空間理論運用到鄉村研究,并提出了鄉村地方性、鄉村表征與鄉村生活所構成的鄉村空間的分析框架[21].此外,李紅波等提出從“物質空間G社會空間G文化空間”認識鄉村空間系統[22].龍花樓、屠爽爽則提出從空間、經濟、社會三重維度進行空間重構[23].既有文獻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也存在不足之處.

　　其一,空間理論批判性有余,建設性不足.例如,列斐伏爾對資本主義抽象空間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對空間的改造以及因此造成的日常生活的異化[24].福柯以全景式監獄的隱喻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通過“凝視”對個體的規訓[25],深刻分析了空間對社會的影響.列斐伏爾和福柯共同開啟了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對后續的研究者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但二人的空間分析以批判為主,缺少與當下社會的連接,對空間改造的指導性不足.如何通過空間改造影響社會,為當下的鄉村振興提供路徑參考,是亟待研究的議題.其二,關于空間的分析框架,大多是結構性的、靜態的,而非過程性的、動態的;即多是分析空間的不同維度或構成部分,缺乏對于空間改造過程以及空間和社會互動過程的關注.

　　其三,既有研究中對行動者的主體性關注不足.由于行為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人類行為對空間同樣有著塑造與再塑造的作用.作為在空間內生活的人,其主體性對于空間的形塑作用是巨大的.以往研究關注更多的是國家權力、資本權力對空間的影響,對于民間力量的關注則相對不足.可見,如何從空間入手改變鄉村這一問題還未得到滿意的回答,尚待進一步探究.土樓是福建鄉村地區的特色建筑,但隨著時代變遷呈現頹敗之勢.2015年起,福建云霄縣內龍村的“好厝邊”項目通過土樓修繕致力于促進鄉村改變,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本文通過對此案例長時間的跟蹤考察,展現空間改造促進鄉土社會改變的動態過程,凸顯其中民間力量的主體性,并嘗試探索從空間入手助力鄉村振興的路徑.

　　一、案例:福建土樓的命運與衰敗的內龍村

　　2008年,“福建土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受到了空前的重視.由于其獨特的建筑形式,土樓被稱為“民居中的活化石”“中國最特別的民居”[26].據歷史考證,漢唐以來,大量北方的人口遷入福建,使福建形成了移民社會的特征.在遷移過程中,北方移民經常遭到閩越土著的頑強反抗,北方移民之間也經常為爭奪生存空間發生沖突[27].

　　想要在競爭殘酷的環境中獲得優勢,以宗族勢力作為后盾是必要的.為了團結族人、防御外敵,土樓逐漸形成了“對外封閉,向內聚合”的空間特征.“對外封閉”是指土樓一般為封閉的環形結構(或方形結構),外部用生土夯筑厚且高的外墻,具有防御功能,外敵很難攻入.“向內聚合”是指環內住房都朝向圓心的祖廟和水井,具有明顯的向心性.物理空間對社會文化具有形塑作用,誠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空間將人們限定在不同的地方,從而有助于建構社會秩序,型構階層、性別和分工[28].

　　福建土樓的空間結構歷經千百年,改變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構建了一種獨特的土樓文化.可以說,土樓既是客家文化的一種外在景觀,又是其文化內涵的外在條件[29].土樓文化豐富多彩,其精髓是以耕讀傳家為核心的家族宗法秩序和理念[30],是寶貴的文化遺產.

　　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土樓的防御功能早已消失,其居住功能也逐漸弱化.部分土樓成為旅游景區,獲得了更好的保護.沒有成為旅游景點的土樓則由于風雨侵蝕,年久失修,開始逐漸走向破敗.本文所關注的陶淑樓是一座有百年歷史的土樓,位于福建省云霄縣下河鄉內龍村.陶淑樓位于村莊的中央,呈圓環形,高三層,錯落有致,總建筑面積約為9420平方米.陶淑樓極具古韻民風,據傳南宋末代皇帝宋昺帝趙昺曾客居于此并題名“陶淑樓”.在鼎盛時期,陶淑樓居住了三百余人,容納了村莊近半數的人口.土樓特有的環形結構,使得土樓環內空間天然成為村民們的聚集地.

　　在茶余飯后,村民們聚集在土樓內的空地上,小孩們游戲玩鬧,大人們洗衣服、喝茶、打牌、閑話家常.逢年過節,土樓更是熱鬧.陶淑樓承載了村莊的集體記憶和鄉土文化,在村民心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陶淑樓逐漸走向破敗.據文獻記載,陶淑樓最近的一次大修是在1924年,此后僅有住戶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風吹雨淋使屋頂和墻體受損嚴重,木質梁柱因蛀蟲而坍塌,土質結構也開始連片倒塌.雖然土樓已經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但在福建地區土樓數量眾多,陶淑樓未被列入保護單位,未能得到有效保護.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有條件的人家陸續搬離陶淑樓,住上了新蓋的樓房.此外,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村民也不斷外流.2016年,內龍村戶籍人口有2000人左右,但實際上常住在村子里的只有兩三百人.在土樓修繕前只剩三十余戶村民聚居于內,且以老年人為主.無人居住的土樓很快衰落,很多房間已經破敗不堪,導致陶淑樓的狀況每況愈下,實際上已經成為危房.居住在土樓內的老年村民常常擔心土樓倒塌,但苦于沒有其他住處,只能繼續住在里面.

　　二、土樓修繕與“好厝邊”項目

　　1.新鄉賢帶動下的“好厝邊”項目

　　2015年,從外地回鄉的林先生看到家鄉的現狀非常心痛,下決心要改變家鄉的面貌.林先生本是內龍村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公益管理碩士畢業,先后創辦了三家公益機構,致力于社區營造與社會創新,曾入選南都公益基金會銀杏伙伴計劃,獲得共青團中央“全國向上向善好青年”、英國大使館社會企業獎等獎項.林先生有知識和資源,是新鄉賢的典型代表.面對家鄉的現狀,林先生結合自己的專業特長,開始籌措“好厝邊”計劃.“厝”在閩臺地區指的是屋子,“好厝邊”在當地方言中大致相當于好鄰居的意思,體現了項目改造社區、造福鄰里的愿景.“好厝邊”計劃的首要切入點就是陶淑樓的修繕.林先生說:“我的童年是在陶淑樓度過的,對于我們這樣旅居外地多年的人來說,陶淑樓就是我們對故土的精神寄托.土樓名氣大,有吸引力,適合作為一個起點.”

　　三、一個動態框架:通過空間改造重構鄉村的路徑模式

　　鄉村振興必然需要改造鄉村空間,政府和市場都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通過行政管理和政策引導對鄉村的物理空間進行規范,但相關研究指出,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由于缺乏村民的參與,最終導致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懸浮”于鄉土社會[35].市場力量對鄉村空間的形塑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典型的做法是將鄉村打造成為旅游景區,但可能導致鄉村的商業功能擠壓其生活功能,鄉村性剝離,鄉村空間異化[36].

　　概而言之,政府和市場更強調鄉村的物理空間,對空間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雖然也有所關注,卻容易由于缺乏村民參與而導致懸浮和異化.可見,物理空間的改造并不必然能實現鄉村振興.土樓修繕案例提醒我們,在物理空間之外還需要實現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改變,而后兩者對于鄉村發展也許更為重要.

　　關于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的劃分,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土樓修繕案例,嘗試做出如下界定:首先,物理空間即傳統觀點對空間的理解,是一切人類活動得以展開的介質和場所,如地理環境和建筑物.物理空間是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基礎和載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物理空間如果損毀,附著于其上的社會記憶和社會秩序也將岌岌可危.物理空間在本研究中具體表現為土樓等物質的空間.

　　其次,社會空間是人們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空間,是行動者基于其所處的物理空間進行的集體建構[28].社會空間強調了空間的社會屬性,即空間由社會所生產[37],同時空間也在生產著社會關系[38].社會空間也是一個實踐空間,實踐主體一方面具有被動性,受到物理空間和社會文化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具有主動性,行動者通過實踐參與空間建構,實現空間生產.空間中的被支配方、被主宰方,惟有通過社會運動和自主改革的實踐,才能參與親歷(lived)空間的型構[17].

　　在本研究中,社會空間既表現為圍繞土樓形成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空間,也蘊含著空間建構的實踐力量.再次,文化空間建立在人類話語體系、表象活動、秩序觀念之上,是符號化和概念化的空間,凝聚著人類的記憶與文化,表征了歷史層積的人與地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39].

　　空間形塑、主體實踐與文化勢能三者相互作用,重構了鄉村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由于多重空間存在相互建構關系,某一維度空間的改變能夠觸發動態的連鎖反應,實現多重空間的連續互動.不過,多重空間的互動引發的后果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鄉村傳統空間的破敗伴隨著鄉村社會的凋敝和鄉村文化的衰落,體現的就是負向的互動關系.

　　鄉村振興論文范例：鄉村振興戰略下的文化治理進路理論向度與實踐路徑

　　土樓修繕的案例關注地方性,重視村民參與,強調文化活化,通過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化空間的正向互動實現鄉村面貌的改變、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化和鄉村文化的傳承創新,為我們從空間入手助力鄉村振興提供了路徑參考.在鄉村振興中,以蘊含地方特色的物理空間為抓手,能夠快速調動多方資源,改變鄉村面貌,凝聚居民關切.在物理空間之外,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的重要性應得到更充分的重視.村民參與是社會空間活力的來源,傳統文化的傳承更新是文化空間活化的必然路徑.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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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杰1,洪佩2*,朱志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