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椿為明代蜀府第一代蜀王，時稱賢王，而張三豐是明清時期名望頗高的道士。明清文獻記載二人曾有所往來，朱椿亦稱張三豐為“吾師”。但關于張三豐本身就存有較大爭議。通過閱讀署名為蜀王朱椿和張三豐對二人交往事的記載、以及其他人對此事的記載，并將這些記載進行分析與對比，從中發(fā)現(xiàn)包括朱椿與張三豐所作的詩歌在內(nèi)的所有相關的文獻記載，在二人交往的時間、地點、互贈詩歌內(nèi)容等方面都存有疑議與彼此矛盾處。從而可以得出朱椿與張三豐本是無關聯(lián)的兩個歷史人物，卻被持有不同目的的人捆綁在一起。

　　關鍵詞：明代,蜀王朱椿,張三豐

　　學界對張三豐的研究較多，而對蜀王朱椿的研究則較少，至于二人交游一事，只是被一些研究者當作確有張三豐其人的有力證據(jù)，而沒有深入的探討1。張三豐作為一個真實與虛構(gòu)并存的矛盾人物，明清文獻記載他與蜀王朱椿交游一事的真實性，亦需要進行嚴密考證。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對明清文獻中關于二人交游事跡記載的整理與分析2，梳理蜀王朱椿與張三豐交游之事的真實面貌，以及他們交游或者是被交游的原因與動機，亦可從側(cè)面考證張三豐是否真有其人。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先設置一個大前提，即元末明初確有張三豐其人。

　　一、張三豐與朱椿的記載與疏漏

　　翻閱相關文獻后，筆者發(fā)現(xiàn)署名為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的詩文共有四篇，包括三首詩歌和一篇贊文：署名為蜀獻王朱椿的《張豐像贊》《贈張三豐先生》《送張三豐遨游》，署名為張三豐所作的《題玄天觀寄蜀王》1。這些詩文的傳世給人一種言之鑿鑿之感，令我們不得不相信蜀王朱椿與張三豐確有來往。可事實并不如此，因為這些文章的著作權(quán)存有爭議，而內(nèi)容則自相矛盾。蜀獻王朱椿曾著《惠園集》，但在明后期即已失傳，這使我們無法得知其詳。而《云水集》據(jù)說是張三豐所作，其真實性亦需進一步考證。

　　《張豐仙像贊》一文，僅就篇名來說，便無法證明他二人曾有過交往，因為此文是以張豐的畫像而作;且連名字都遺漏一字，更何談其他，甚至有可能其文所說的并不是張三豐，而僅是一個名為張豐的人2。同時該文也存有疏漏之處，張三豐勸朱椿隨其入道，必然會以一些神奇處引誘朱椿，如年齡、道術等。如在《贈張三豐先生》中，朱椿已稱張三豐為“吾師”，而此文卻說“吾不知其甲子之幾何”，邏輯上是說不通的3。更令人不解的是，《張豐仙像贊》被《張三豐全集》收錄，內(nèi)容差異不大，但題目卻為《題三豐仙像贊》，作者也變?yōu)槭窕萃?，此人是朱椿的曾孫。

　　《張三豐全集》在清康熙年間由汪錫齡搜集整理而成雛形，至道光年間由李西月定稿，正式刊行，比前述地方志問世要早;且蜀獻王朱椿的聲望要遠高于蜀惠王，而汪錫齡、李西月又身為道教徒，為便于道教傳播，必會選聲望較大之人，而不是選知名度不高之人作為宣傳媒介，此其存疑處之一;同時該篇文章未出現(xiàn)于明朝文獻，至清代中期始見于世。

　　《全蜀藝文志》《補續(xù)全蜀藝文志》二書旨在搜集四川歷代的詩詞文章，若《張豐仙像贊》，或者《題三豐仙像贊》果真是朱椿，或者蜀惠王所作，即使此時朱椿和蜀惠王的文集已散失，沒有原本，但周復俊、杜應芳距他們在世時間并不久遠，且曾在蜀地為官，他們廣求歷代蜀人或者在游蜀之人的文章，應不會未訪尋到此文;何況據(jù)稱《張豐仙像贊》是被刻在鶴鳴山中的石壁上，而該文章亦不見于清初所編的地方志當中，其真實性當大打折扣。此外，錢謙益、朱彝尊和陳田分別編纂有明朝詩歌匯編，都收錄了蜀獻王朱椿的詩，其中均未包括上述兩首詩，三人集體被遺漏的可能性不大，實際情況當是，他們不是沒有發(fā)現(xiàn)，而是認為該詩不是朱椿所寫，從而不予收錄。

　　《送張三豐遨游》只見于清人汪錫齡編撰的《張三豐全集》中。內(nèi)容是張三豐告別蜀王朱椿，朱椿作詩以送。其中有言：“贈我治心方”5，應是指張三豐傳授了一些處世之法。然觀其他文獻記載，只有汪錫齡撰寫的《見蜀王椿》中提及張三豐傳授如何處世之法6。且《見蜀王椿》一文似無真實性可言，下文再詳細闡述，如此《送張三豐遨游》的真實性亦不確定。從其內(nèi)容來看，此詩是與《見蜀王椿》的相關記載相呼應的，不可能在有此詩的情形下，他書俱未有相關記載。該詩前兩句“憶昔蓬來閬苑春，歡聲未盡海揚塵。恢宏事業(yè)無多子，零落親朋有幾人”，似乎為朱椿表達自己的失意之情，第三句為轉(zhuǎn)折，第四句卻突然稱贊張三豐，似有突兀之感，似不為一首詩，反而像是拼湊之作。

　　且既然“牧牛仙子慕全真”，便不會拒絕張三豐的邀請。而通過第三方文獻的記載，我們發(fā)現(xiàn)張三豐與朱椿相見的時間在洪武年間，大約在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左右7，時朱椿二十二至二十九歲，正值意氣風發(fā)之時，且明太祖對宗室甚為重視，給予了較大的權(quán)力，不可能有此種感慨。直至建文帝與明成祖時，才開始陸續(xù)限制宗室的權(quán)力，一些親王先后被逮下獄。而從現(xiàn)有關于張三豐與朱椿交游的記載，只有一次，且以后未再有書信往來，故而該詩不可能是朱椿于永樂年間完成的。

　　《張三豐全集》中收錄的《題玄天觀寄蜀王》又被周復俊編輯的《全蜀藝文志》收錄1，內(nèi)容一致，而篇名略有不同，后者為《題玄天觀》。周復俊活躍于明代中后期，曾擔任四川布政使，所著《全蜀藝文志》成書時間要遠早于《張三豐全集》。他既已收錄該詩，不可能未見“寄蜀王”三字。而從該詩的內(nèi)容來看，尤其是“宦情于我似鴻毛”一句，更像是針對明太祖與明成祖訪求他而作的。明太祖、成祖招攬張三豐，雖多次尋訪不見，仍舊賜予其官。

　　張三豐作為方外之士，要象征性地表達一番。而該詩題目所寫的“玄天觀”的具體位置也尚待考證，因為明代有多個道觀名為“玄天觀”，據(jù)明人李賢等修纂的《明一統(tǒng)志》就記有五處名為“玄天觀”的道觀，有四處記載了修建時間，其中四川越嶲衛(wèi)的玄天觀是景泰年間修建，貴州的田州和向武州的玄天觀為洪武年間所建2。若《題玄天觀》是寄給蜀獻王朱椿的，那么此處的玄天觀應位于貴州，但依據(jù)現(xiàn)有文獻記載，蜀獻王朱椿不曾到過貴州，且田州和向武州距成都較遠，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由上述兩地寄詩給朱椿似不大可能。此外，這首詩的內(nèi)容與朱椿的《送張三豐遨游》相呼應，當是在朱椿送別之后，張三豐到了貴州方回應之作，此事不符常理。

　　從張三豐、朱椿的文獻作品中，找不到所需要的真實材料，那么，我們只得轉(zhuǎn)而求其次，從他們身邊的人入手，以期獲得線索。依據(jù)傳說，張三豐雖有徒弟，但大部分時間是孤身一人生活，因此不能考訂該事。而蜀王朱椿擁有一個較為龐大的生活圈子，終其一生未脫離此環(huán)境。但筆者翻閱了蜀府相關人員的文獻，亦未曾發(fā)現(xiàn)有真實可用的材料。不僅當時的王府官員未記載蜀王朱椿與張三豐交游一事，就連他的子嗣們在著作中也未曾提及此事。朱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之前，已有三子，世子業(yè)已五歲，姑且以為其年齡較小，不記得此事。但是朱椿會見如此重要的“名人”，并稱其為“吾師”，這樣一件足以自榮的事情，他難道不會向自己的子嗣們講述嗎?張三豐前往蜀府，如此重大之事，難道不會在蜀府內(nèi)部口口相傳嗎?但連上述所提的著作權(quán)有爭議的《題三豐仙像贊》，絲毫未提蜀王朱椿與張三豐曾有所來往。今存蜀成王朱讓栩的文集，也未曾提及張三豐見朱椿一事。另《全蜀藝文志》又錄有蜀定園的《過玄天觀》3，而該詩亦被收錄進《張三豐全集》中，不過題目卻為《題玄天觀憶豐仙》4，內(nèi)容未變。我們不能僅憑此詩中的“羽客”“仙人”，便將其與張三豐聯(lián)系在一起。筆者認為該詩僅僅是表達了蜀定園的失意之情，而“憶豐仙”三字是后人增添的。

　　二、明清相關文獻所載交游事跡及其疏漏

　　(一)明清相關文獻所載交游事跡

　　據(jù)筆者的不完全統(tǒng)計，明清時期共有14篇文獻記載了洪武年間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相見一事，包括見面時間、地點、情形等。

　　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棺斂之，臨葬，發(fā)視之，三豐復生，后入蜀，見蜀王。王一日宴僚佐，豐出碧根連帶棗，獻之，又取席上金盞，實土其中，搖落一齒，埋于內(nèi)，少頃，生一蓮，大如盤盂，一葉千色千點，一花幾千余，葉光射梁楹，氣極清香。宴畢，花滅，復取齒，還入于口。

　　而依據(jù)這些文獻的內(nèi)容來看，張三豐與蜀王朱椿相處應較為融洽，張三豐在蜀府停留多日，曾參加蜀王朱椿主辦的宴席5;并贈送給蜀王朱椿一條銅缐6;即使當時朱椿拒絕與張三豐入山修道之邀請，張三豐仍教朱椿為人處世之法，“藩封雖好，然須志退心虛，乃保無禍”7。而觀蜀王朱椿的一生，確實是如此作為，歷侍三朝，榮譽滿身。不知是朱椿按照張三豐所教導而行，還是后人依此附會。

　　(二)明清相關文獻記載的疏漏與矛盾

　　1.交游時間的矛盾

　　蜀王朱椿與張三豐相見的一個潛在前提是張三豐入蜀，而依據(jù)明清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確定張三豐曾多次入蜀，然入蜀不一定見蜀獻王朱椿，但見朱椿則必入蜀，二者并不沖突。明清相關文獻記載張三豐在元末入蜀，與明初入蜀見蜀王存有一個共同點，即張三豐都是游魂后，再入蜀。張三豐作為一名“活神仙”，當然可以多次死而復生，信徒大多也是相信其死而復生的。但有研究者通過分析《張三豐全集》中的相關詩文，認為張三豐游魂只有一次，且發(fā)生在元末1。“游魂”本道教術語，在明清小說與民間傳說中，此事屢見不鮮，如八仙之一的鐵拐李便曾游魂2。筆者不敢妄斷其是非，但不得不說：張三豐不可能每次游魂，都在同一地點——金臺觀，且由同一個人——楊軌山收斂其遺體，此事似說不通。而作為邊緣人物的楊軌山，可能因其無關緊要，為史書所遺漏，我們難詳其生平年代和事跡。

　　根據(jù)明清文獻所載張三豐在一次游魂后，認為楊軌山為人忠厚，便收其為徒，那么之后發(fā)生游魂時，楊軌山已是張三豐的徒弟，文獻中便不可能再以“縣人”“土民”稱呼楊軌山。游魂的時間即使是在同一年，其具體日期也相互矛盾，有九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等說，此難道僅僅是文獻編撰者的無心之失?還是他們道聽途說的版本不同?抑或是文獻編撰者根本就不知道時間，而隨意編造3?

　　任自垣所著《張全弌傳》被認為是現(xiàn)存最早的張三豐傳記，其中記載洪武二十三年以后，張三豐不知所蹤4一段歷史。另有文獻則記載有，張三豐于洪武二十三年后往來于長安與隴西之間，后至甘州張指揮家5;張三豐于洪武二十四年云游甘州，居住在張指揮家達十年之久6。而成書于萬歷年間的《張仙遺事》明確記載了張三豐于洪武二十五年至建文元年，一直在福泉修仙7。既然不知所蹤，或寓居甘州十年之久、或寓居福泉，那么這些記載張三豐于洪武二十四年以后，二十五年，或二十六年以后入蜀的信息便不能成立，至少是相互抵牾的。我們還應考慮一點：張三豐與蜀王朱椿都未曾說明何時相見，他人是如何得知相見時間的?且其信息是從何而來?顯然是有人在不斷編造張三豐的事跡，又因為是不同的人在編造，從而時間上有所出入，而這些事跡又為文獻編撰者所聽聞、采用，從而造成了文獻記載上的差異。

　　此外，蜀獻王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就藩，至其去世，除于洪武二十六年正月赴南京覲見明太祖，在南京閑住兩天后便返回成都外，一直在藩地居住。因此在交游時間的記載上，汪錫齡所記的于洪武十七年前相見一說便不能成立。汪錫齡稱其所作據(jù)是依據(jù)張三豐口述，除非是張三豐因年老而記不清年份，但這顯然不可能，身為得道之士，如何會有如此低級錯誤呢?那么《三豐先生本傳》的其余記載也是需要推敲的，如著名商人沈萬三曾拜張三豐為師，洪武年間，因犯事，被發(fā)配云南，又與張三豐相見8等事。

　　三、文本之外的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交游事

　　通過前文的闡述，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交游一事可斷定為偽，但我們不能就此簡單地將其置于一旁。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交游之事為明清文獻編撰者集體造假之結(jié)果，然造假亦不會是無因之果。如同吳晗先生所認為的明人盛傳建文帝未死，其目的在于反對成祖及其后繼者之政策6;現(xiàn)今學者也多贊成此論，認為明中葉以后出現(xiàn)大量的建文朝史書，以及建文帝流浪之說，是對永樂朝不滿7的一種表現(xiàn)。

　　明清文獻中，曾有文獻記載寧王朱權(quán)“與張三豐、周顛仙味歌酬唱”8;湘王朱柏有詩《贊張真仙詩》，此詩的著作權(quán)沒有多少爭議。但這兩類記述都沒有流行，明清時人沒有將他們與張三豐捆綁在一起。清人鄭官應在總結(jié)明太祖和明成祖等人訪求張三豐未果一事時，曾感慨道：“相逢須有緣”1。既然明太祖、明成祖身居帝王之位都無緣得見，這得需要怎樣的緣分，而蜀獻王朱椿又為何如此有緣?朱椿是明代蜀藩第一代蜀王，于洪武十一年(1378)被封為蜀王，二十三年就藩，卒于永樂二十一年(1423)，謚號為“獻”，是明初眾多宗室諸王中，唯一一個歷侍三朝而安然無恙、榮譽滿身的藩王，并被譽為“賢王”2。史載朱椿好學，“執(zhí)禮法，表里惟一”，在潛心儒學之余，還涉獵佛道之典籍，與僧人來復、釋夢觀、釋大壑，道士張宇初等人來往過密。

　　寧王朱權(quán)、湘王朱柏與蜀王朱椿都是明代第一代藩王。寧王朱權(quán)是一個較有爭議藩王。洪武朝，他風光無限，而自永樂朝以降，卻處處受困。寧王朱權(quán)的“污點”在于靖難之役，為當時尚為燕王的朱棣所挾，抑或是為他的言語所動而南下，這已是對建文帝的不忠;而后又因為明成祖未兌現(xiàn)當初的諾言，封地又改為南昌，又加之備受猜忌，所以“心懷怨望”，這亦是對成祖的不忠。而以后其子嗣朱宸濠又因謀反伏誅，不僅使得寧藩一系絕嗣，也極大地損壞了寧藩之名望4。湘王朱柏文武雙全，在政治上也有建樹，但是因為建文帝的疑心與發(fā)兵圍之，選擇了自焚，結(jié)束了自己的一生5。不知此舉是以死證清白，還是確有不軌之心，知己不免而為之，而此間是非不能明了，不過湘藩僅一代便絕嗣，從而沒有人為他造勢。對比之下，蜀王朱椿是這三人中，結(jié)局最好的，亦是被時人廣為稱贊的，至少表面上如此。蜀王朱椿已有官方定調(diào)，同時蜀藩一系延續(xù)到明末，此種條件是寧王朱權(quán)與湘王朱柏所不可比擬的。

　　就目前筆者所接觸的研究著作而言，僅有黃兆漢對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相見一事有所論證。他在其著作《明代道士張三豐考》中，論及張三豐與蜀獻王相見之事，是這樣表述的：“雖然在各種《蜀獻王傳》都沒有記載此事。雖然如此，我們亦不能一定以此為藉口去否定其事。……可能三豐知道獻王尊重釋、道二教，認為蜀是個大可傳教的地方，故到蜀去。三豐見蜀獻王的原因，大概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吧!就算這不是三豐入蜀的原因，大抵三豐入蜀見獻王一事是沒有大問題的。”

　　對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理解：一是沒有充分的資料可以否定蜀獻王朱椿與張三豐相見一事，因此張三豐與蜀獻王朱椿交游一事還是有可能的，但是亦沒有絕對的資料可以證明;二是張三豐拜訪蜀獻王的原因是想得到后者的支持，以傳布道教。蜀王朱椿是明代屈指可數(shù)的賢王，而正是“賢明”二字，以及他人的不斷造勢，從而形成了蜀王朱椿與張三豐捆綁在一起的結(jié)局。此舉一方面彰顯了張三豐的神奇;一方面又借此抬高了蜀王朱椿。

　　正是看準了蜀獻王的社會政治地位，一些文獻將他們捆綁在一起。而《題三豐仙像贊》《過玄天觀》等題目的變動，便是很好的例證。其次，亦可能是，時人已察覺到上述疏漏，故而對前人已經(jīng)記載的游魂事進行模糊化處理，即在時間和出場人物上不作具體交代，如《明史·張三豐傳》所載：明太祖于二十四年訪求張三豐，卻沒有發(fā)現(xiàn)其蹤影;后張三豐居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斂之，不久復生，后入蜀見蜀王7。王圻敘述張君寶(即張三豐)于元末游魂，“從者”收斂遺體8。

　　上述二書將收斂者姓名省略，身份也改為“縣人”、“從者”。姚福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將游魂的時間與地點，以及民眾等事全部省略9。而更多的文獻直接忽略了——抑或是沒有聽聞此說——張三豐與蜀獻王相見一事，將張三豐入蜀時間也進行了模糊處理，這種做法當以嘉靖《四川總志》、萬歷《四川總志》、康熙《四川通志》為代表。上述一些文獻編纂者由于自身的精力、官宦經(jīng)歷等因素的限制，大都沒有前往四川，而這些地方志的編撰者則大部分是四川地方人士，他們在此事上有著他人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卻也不曾詳載其事。

　　除此之外，文獻編撰者的創(chuàng)作又是因有利可圖而為。那些凡是聲稱，或者被冠以張三豐之徒者，都得到了朝廷的重視，如任自垣、邱云清、孫碧云等;而那些宣稱有張三豐遺跡之地，也多成為名勝，游人不絕，武當山也成為道教圣地，歷代皇帝大力修筑武當?shù)烙^。據(jù)史書所載，蜀王朱椿平日確實與僧道有所往來，其中不乏有道之士，但其中亦不免有宵小之輩、冒名頂替之流，世間見過張三豐真容的并不多，他們利用蜀王朱椿的好道而產(chǎn)生的盲目心理未必不存在。

　　史載張三豐談吐言語專以仁義忠孝為主1。由此可知，張三豐平日所談不外乎忠孝仁義，而忠孝又是明代帝王竭力推崇的，作為治國之要。再結(jié)合前文，明人評價蜀獻王朱椿之內(nèi)容也以其忠孝為主。將以忠孝為座右銘的蜀獻王朱椿與張三豐“捆綁”在一起，是否意味著朱椿之賢能?抑或是對當局者的諷刺?尤其是署名為朱椿所作的《贈張三豐先生》中聲稱張三豐是他的“吾師”，如果真如我們見到的文獻所述，朱椿大張旗鼓地宣揚之舉，其意是否是為施壓于明太祖?如從這個層面來考察此事，我們又何必在意蜀獻王朱椿與張三豐之間的來往是否為真。

　　筆者認為，明清文獻中關于張三豐的記載并不是無根之樹，可能歷史上確有其人，但并不如文獻中所述那樣神通廣大;抑或是有其原型，文獻中的張三豐可能是在原型的基礎上加工而成，而后其名望越來越高，逐漸演變?yōu)閭髡f中的神仙，成為“箭剁式人物”。這種現(xiàn)象在我國古代民間傳說體系中屢見不鮮，如呂洞賓和濟公。而就朱椿與張三豐交游一事，就目前資料而言，是不足以成立的。更不能以之來證明張三豐的存在。文本作為文字、史料、符號等的載體，當它把后者集聚成一體，便完成了它相應的任務。文本只負責記載所發(fā)生的事情，或者是所聽說的，甚至是虛構(gòu)的故事，它無需對此負責。文本的編撰者也只是用文本來將自己的所感、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至于文本內(nèi)容的紕漏，當由讀者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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