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應滿足文化的傳遞，這對于中華民族的形象塑造，突破他人的話語體系，提升文化影響力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存在文化空缺，中國民族文化向外傳播有一定的困難。葛浩文夫婦翻譯的小說《塵埃落定》是將民族文化推向國際的優秀成果，分析其在民族文化傳遞方面的得失和方法對于提升我國民族文學翻譯質量和傳播民族文化非常重要。通過英漢文本對比發現，葛氏夫婦的譯本采用了音譯、直譯、意譯、形象借用等多種翻譯手法，也保留了部分原作的文化意境，但仍然有一些誤譯現象，扭曲或丟失了一些文化意象�？傮w來說，譯本忠實地再現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時期的社會文化韻味，有效地傳遞了中國民族文化。

　　關鍵詞：民族文學,國際傳播,文化傳遞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中，民族文學的對外譯介是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部分。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通常以少數民族社會文化作為背景和題材，展現了中國少數民族人民的特有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民族性格和社會風貌等。少數民族文化是我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播少數民族文化不僅是全面展現我國文化悠久性多樣性的需要，也是推介我國特色文化的有效工具。因而，民族文學作品的譯介必須體現民族特色，真實地再現作家的意圖和原作的文化特色。

　　但是，由于少數民族文化巨大的異質性，在目的語文化中普遍存在文化空缺現象。在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仍屬于邊緣地位的情況下，不少傳播者采用了適應西方話語體系的傳播策略，省略、變通、曲解文化的情況比比皆是，從而剝奪了外國受眾了解中國民族文化的機會，不適應時代的要求。盡管當前文化傳播的形式向圖像、視頻、電競產品演變，文學作品的傳播仍是深層了解文化和思想的可靠來源，也是其他媒介賴以衍生的母本和基石。作好文學作品的對外翻譯和傳播，是我國文化傳播的迫切需要。

　　藏族作家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是我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以全知全能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譜寫了川西藏區土司家族從最后的輝煌到徹底終結的宏偉史詩。其中充滿了對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藏族地區風土人情的精心描繪，可以說是對康巴藏區封建文化的全面呈現。

　　要將此文化盛宴通過純文本的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現到外國讀者面前，不僅考驗譯者的功力，也取決于譯者的態度。如果僅以迎合讀者口味，獲得市場價值為目的，那么譯者將只是摘取原作中易被目的語讀者接受的形象和情節，省掉文化細節甚至改變原意。這樣的例子不少，將“天”簡單譯為“heaven”或“sky”，將中國古代的“君子”譯為“gentleman”，均改變了漢語的文化意象，無法傳遞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對于《塵埃落定》一書，由于書中如實描寫了土司制度的黑暗腐朽，并以客觀中性的筆調敘述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藏區的故事，其內容頗出普通西方人的意外。

　　譯者和編輯面對西方讀者的認知偏差時如何處理原文對于文化的傳播就非常關鍵。由于歷史原因，藏區在西方人的觀念里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是圣潔純凈的香格里拉，是恪守教規的虔誠教區。相當一部分西方人以為，中國共產黨的介入破壞了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破壞了那里的安居樂業。而這部小說完全顛覆了一些西方讀者對藏區和中國共產黨的認知，使其了解到：靠近漢區的藏區

　　群眾歷史上長期遭受封建農奴制的野蠻統治;這些藏區歷史上受到中央政府的管轄;地方領主對宗教人士毫無敬畏;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遵規守法，善待俘虜，并非暴徒。小說若能被忠實地翻譯給國外讀者，不僅能展現我國藏區的壯麗河山和民風民俗，而且可以借此還原我國藏區的真實歷史，改變廣大西方讀者的對藏族情況的錯誤認識。對此，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夫婦(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Dhun Lin)以及美國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g公司采取了忠實于原文的翻譯策略，生動地再現了康巴藏族文化風情和歷史風云。其作品在英語國家得到了認可，并增進了很多讀者對藏族文化的了解，這對于我們在今后的民族文化傳播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下面將分析其如何實現這一特殊文化的傳遞，如何克服文化間的缺省達到文化傳播。

　　一、文化的范圍及民族文化傳遞的原則和效果

　　為劃定本文的研究范圍，首先對文化一詞的外延做一界定。古今中外學者對文化做出了許多定義，普遍認為，文化既涉及精神層面，也涉及人類的物質層面，具有時代性、地域性、廣泛性和發展性。美國翻譯家尤金奈達中從翻譯的角度，將文化分為五種：生態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宗教文化、語言文化[1](P.91)。這是一種大文化的概念，符合當代社會潮流。就其中的生態文化來說，奈達認為生態文化包括季節、植物、沙漠、山脈、河流等。盡管這些屬于自然景物，仿佛未經人的勞動改造。但這些生物和景觀在各個文化中被賦予了文化色彩，承載著人的情感和思想。而且各區域不同的自然物產也會導致人們形成不同的語言和概念。本文將采用奈達對文化的界定，文中所探討的文化現象、文化詞、文化意象、文化符號皆限定在此范圍內。

　　在國際社會普遍認同文化多元化和促進國際交流的背景下，傳播民族文化、塑造自身形象、突破他人話語體系、提升文化影響力是弱勢文化實現與強勢文化對話的要求和責任。因而，在民族文化傳遞方式中，應至少把握兩個原則：一是注意方式。采用合適的方法把文化傳播出去，讓外國受眾接觸、理解、直到接受。二是注意內容的準確性。傳播應注意提煉自身的文化內容，通過具體的文化載體準確地傳播出去。將此應用到文學作品中的文化國際傳播領域，第一個原則要求在翻譯時要探索目標讀者的接受程度，根據作品內容、時展、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采用直譯、釋譯、省略、轉換、摘譯、改編等手法使文化被接觸、被注意、被理解、被接受。第二個原則要求準確理解原文的文化內涵，并準確地用目的語表達出來，其文化載體包括文化詞、所描述的文化場景、思想等。

　　對原文的理解差異及不同的翻譯方法將產生不同的傳播效果，可以分為：文化保留、文化虧損、文化扭曲。文化保留指譯文保留了源文化;虧損指譯文喪失了源文化，又稱文化損失、文化失落;文化扭曲指譯文錯誤傳達了源文化。

　　按照以上民族文化傳遞的原則和傳播效果，我們可以審視已有的民族文化國際傳播產品實例——民族文學作品《塵埃落定》的英譯本，分析其是否采用了合適的翻譯策略，是否準確地傳達了源文的文化。

　　二、《塵埃落定》英譯本中文化的保留

　　文化傳播的難點在于傳播雙語間文化空缺的部分。即，源語中特有的、目的語中沒有的文化空缺現象，這其中，包括與地理條件相關的生態文化、與物質文明相關的物質文化、與風俗習慣相關的社會文化，更包括宗教信仰和語言習慣。對此，要保留其形象，實際上是給目的語文化帶來新的概念，增加其認知，改變其思維習慣。因而，首先需要摸清目的語讀者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和接受度。如果目的語讀者對外來文化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愿意去了解，甚至愿意將其融入自己的文化，則可以大量采用直譯、音譯加注的方法，使源語的指稱概念逐漸成為目的語語言的一部分，使源語意象的文化內涵被目的語讀者知曉，使目的語者去追隨源語者的思維方式。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強勢文化向弱勢文化傳播的情況，如民國時期外國文學作品被翻譯成漢語，對西方事物多采用音譯的方法，一度出現眾多洋名。

　　反之，如果目的語讀者對外來文化持懷疑、排斥的態度，則只能多采用替換、意譯、摘譯、省譯的方法，才能讓目的語讀者勉強閱讀、粗淺了解源語文學作品。這種現象出現在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傳播的情況，如上世紀中國文學作品向西方譯介，采用異化策略的譯本在西方幾乎沒有市場，而那些由西方人用歸化手段翻譯的譯本才有西方讀者問津。今天，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中西文化的強弱對比明顯減小，相當一部分西方讀者對中國這個“崛起的大國”充滿了好奇。而且，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文化交流加快加深，西方世界的文化優越感開始減退，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更加包容地看待異邦文化。在此環境下，中國文化的傳播可以采用“異化”的策略。

　　《Red Poppies》中成功保留民族文化特色的例子有：

　　(一)當地人名、地名

　　這些人名采用藏語轉譯的方法，較漢語轉錄更準確地保留了藏語名字的音律，并傳遞了藏族名字內含兩部分的傳統。

　　(二)時代性的稱謂語和職位名

　　在翻譯職位和稱謂時，譯者采用了意譯的方法。因為大部分職位和稱謂本來就是從藏語譯入漢語的，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音調，在意義內涵上也并不完全對等半個世紀前該稱謂的內涵。而各民族文化的相通性使得英語文化中也有類似的表達，雖然不完全對等，但大致相同，從而有借用目的語稱謂的語言文化基礎。譯文使用的這些名稱基本符合其涵義，也能為英語讀者理解。而且，“mistress”，“master”等不少名稱在西方世界也是古時的用語，“chieftain”“headman”是對異邦首領的稱呼，對于當代英語讀者來說，這些詞能夠喚起他們對遙遠異域的感受。

　　譯者在翻譯這些稱謂時，對翻譯方法和原文的理解比較謹慎。比如，文中最核心、出現頻率最多的稱謂“土司”沒有音譯為“thusi”，因為這個名稱來自于漢語，而非藏語，不符合整個譯文的音譯原則。除了人名外(如漢族名字“黃初民”以漢語拼音轉錄“Huang Chumin”)，譯者僅把藏語來源的漢語詞回譯成藏語，再轉錄為英語。土司雖然是一種官職，不同于民間性的部落首領，但由于原文對“土司”進行了解釋(“土司是一種外來語。在我們的語言中，和這個詞大致對應的詞叫‘嘉爾波，是古代對國王的稱呼。”[2](P.37)譯文為：“The word thusi， or chieftain， is a foreign import. In our language， the closest equivalent to chieftain is gyalpo， the term for ‘king in ancient times.” [3](P.41) )，因而譯者放心地選擇了目的語中意思最接近的詞“chieftain”來替換，雖然內涵有所差異，但通過解釋和上下文，譯入語讀者可以明白該chieftain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與西方文化中的chieftain有政治上的區別。譯文在翻譯對土司的解釋時，還加上了音譯“thusi”，更加完整了傳遞了原文信息。

　　再比如，將“百姓”譯為“serf”，因為原文中的百姓不同于現代意義的自由人，而是依附于封建領主，沒有遷徙自由，負有勞役或徭役的人群①。雖然不是slave(奴隸，是領主的私有財產，可以自由買賣)，但也不是peasant(相當于佃農，有遷徙自由)，更不是“commoner”(平民，沒有爵位的人)，只能對應歐洲中世紀的serf。如此能更好的傳遞當時的文化背景。因而，在譯文中，百姓有時也翻譯成“subjects”，表“臣民”，還有一處在小說開頭還未介紹當地的等級劃分時，出現了將百姓譯為“commoner”，強調其“普通人”之意，與“土司兒子”的身份形成對比，以方便讀者理解，并無曲解源文化的后果。

　　稱謂詞中少數的音譯翻譯，是原文中本來使用了藏語音譯來指稱，且特地進行了解釋說明，如“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通司，也就是人們現在常說的翻譯。我們那時把這種能把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的人叫做通司”，譯文也直譯為“Kabas(messengers， not couriers)”，“the thongsi， or what people now all an interpreter. Back then， anyone who could tur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was called a thongsi”，使源語文化得到完整的保留。

　　(三)宗教用語

　　這些有關藏傳佛教、藏族苯波教、民間道教的術語都具有特定的涵義，且與西方語境完全不同。譯者對此在理解的基礎上，主要采用了意譯、意象借用和音譯的手法，既傳達了神秘的東方宗教文化，又輸出了一些專門術語。如：將佛教的“經文”譯為“sutra”，梵語音譯詞，專指佛教經典，而未用源于圣經的“scripture”，因為其易與基督教產生聯想;菩薩、喇嘛、袈裟等佛教專門用語也均以音譯詞源的英語術語對應，分別為bodhisattva(梵語音譯)，Lama(藏語音譯)、cassock(梵語音譯)，而未用，god(神)、monk(僧侶)、robe(法衣，長袍)這些與西方宗教共用的詞。如此能夠如實傳遞異域宗教文化，增加讀者的新鮮感和好奇心。對于一些各種宗教共有的概念和行為，譯者則采用了意譯和意象借用的翻譯方法。因為這些概念盡管內涵和外延有所差異，宗教行為的實際操作也完全不同，但在不同宗教文化中的本質相似，因而可以不用音譯手段。如“圣城”在各個宗教中都有此概念，直接意譯為“Holy City”，用大寫專指藏傳佛教圣地拉薩。

　　盡管藏族喇嘛的“打卦”、“作占卜”有其特殊做法，但本質上都是用某些超自然的方法預測未來，因而意譯為“perform divinations”。相似的譯法還有“布施”(give alms to)、“施主”(an alms giver)。“禪定”雖然是佛教專有名詞，但與道教的“打坐”，印度教的“冥想”(meditation)形式基本相似，且meditation一詞因為瑜伽在西方的流行而帶上了東方宗教色彩，借用其文化意象翻譯“禪定”可以達到傳播佛教文化的效果。同樣采用借用相似文化意象來翻譯的文化詞還有神、鬼、妖精等概念(見表三)。另外，巫師沒有翻譯成“wizard”或“sorcerer”，因為英語中的這兩個詞一般帶有邪惡的意味，有相貌丑陋、做壞事的聯想意義，而“shaman”這一源自東北亞通古斯語或北美印第安語的音譯詞，指一種原始宗教的神職人員，具有驅魔治病的功能，受到人們的敬畏，與藏族苯波教的巫師功能相近。這樣翻譯更準確地傳播了民族文化。

　　三、《塵埃落定》英譯本中文化的虧損與扭曲

　　盡管霍氏夫婦在翻譯時盡量按照忠實于原文的原則，沒有進行大的刪改，但仍有一些地方的翻譯存在誤譯和省譯，從而造成文化傳播的扭曲或失落。

　　如下面與物品器皿的表達相關的例子。

　　小說開篇詳細描繪了土司太太的奢侈生活：“母親打開一只錫罐，一只小手指伸進去，挖一點油脂，擦在手背上，另一只小手指又伸進去，也挖一點油脂擦在另一只手背上。屋子里立即彌漫開一股辛辣的味道。這種護膚用品使用旱獺油和豬胰子加上寺院獻上的神秘的印度香料混合而成。”[2](P.2]

　　譯文為：“Mother opened a jar and scooped out a dab of lotion with her pinkie to rub on the back of her hand. Then another pinkie brought out lotion for the other hand. A spicy， pungent odor spread through the room. The lotion was made of marmot oil and lard， ，mixed with mysterious Indian aromatic oils presented to her by the monastery.” [3](P.4]

　　上文中，“錫罐”被譯為“jar”，沒有譯出“錫”。根據韋氏詞典，jar(罐子)一般由陶或玻璃制成，用于盛放食品。而這里盛放油脂用錫罐，一是錫罐有蓋易于保存和取用，二是錫這種金屬自古較貴重，密閉性強，能夠殺菌保鮮，亮锃锃的光澤顯出富有。在中國古代就有了錫制成的茶具、酒具、佛具，是富裕家庭的生活用品。因而應將罐子的材料“錫”字譯出，為“tin jar”或“tin pot”，突出土司家庭生活用品的高檔精致。

　　“油脂”被譯為“lotion”，而未直譯為“grease”(意為動物油脂，油膏，潤滑油)或“fat”(動物脂肪)。實際上，英文直譯與原文使用該詞的意思對等，是更好的選擇。因為原文故意使用不含護膚意義的“面霜”“潤膚膏”“藥膏”，僅強調該物品的形態為脂狀固體(從后文的“挖”字可以證實不是液體)，而不指明其用途或功能。使用兩個“油脂”之后，才點明“這種護膚用品……”。這種營造懸念的敘述手段增加了場景的畫面感，使讀者感覺親眼所見，產生好奇，激起繼續往下讀的欲望。但譯文將油脂意譯為“lotion”，意為清潔或保護皮膚或頭發的液體，對應漢語的“護膚液”，“潔膚乳”等，形態為液體，且帶有功能性，不僅改變了原文的固體形態，而且失去了原文的懸念感，更沒能傳遞藏區特有的護膚產品這一文化意象。

　　油脂的來源“豬胰子”被譯為“lard”(豬油)，也損失了原文的文化內涵。豬胰子即豬胰臟，富含活性成分，可以有效去除皮膚上的油漬污垢，還有滋養潤滑的功能，在中國民間具有滋潤肌膚，治療皮膚干燥皸裂的功效。古時中國北方將豬胰與豆粉、香料等混合干燥后，制成“澡豆”或“豬胰皂”，是一種具有極佳護膚和去污功能的護膚品。山西太原的“王吳豬胰子”和河北樂亭縣的“新寨豬胰子制作技藝”還分別被列為第二批山西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和第五批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小說中介紹的護膚油脂由豬胰子與旱獺油加印度香料制成，不僅能除皺嫩膚，且有治療皮膚病和燒傷燙傷的功效，也是一種上等的護膚品。譯文將豬胰這一深具地方文化特色的護膚配方改成了易為西方文化接受的“lard”(豬油)，失去了獨特的文化意義，也剝奪了外國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機會。試想，如果按照直譯，翻譯為“pig pancreas”，與前文的旱獺油“marmot oil”在語言結構上對等，同時對于英語讀者來說更具異域風情，有好事者可能還會查閱這兩種動物護膚品的來龍去脈，從而傳播了中華文化。

　　以上誤譯的原因可能是譯者對源文化了解不夠深入，也沒有查閱相關資料，而忽略了原文的隱含文化意義，草率地套用譯入語中的相似形象或干脆省掉不譯，由此造成文化的虧損或扭曲。此類錯誤還不少。

　　再比如“熊皮褥子”，被譯為“bearskin quilt”(熊皮被子)。中國的褥子是睡覺時墊在身體下面，鋪在床墊上的，而被子是蓋在身上的。英語里沒有對應的詞，在構造上與puff較為接近，但考慮其功能，可譯為“bearskin mattress”更接近源語文化。

　　“淡酒”，被譯為“light wine”。眾所周知，wine為西方葡萄酒的意象，而藏區喝的是青稞酒，可以改為“light barley wine”。

　　除了物品器皿，譯本對一些語氣詞的處理也比較粗糙，損失了原文的文化意境。

　　如土司太太吩咐下人，“下人們齊聲回答：‘呵呀!”[2](P.107]被譯為“The servants answered in unison， ‘Yes， Mistress. ” [3](P.117]。其中的“呵呀!”是康巴藏族人表示“是”的答語音譯，用漢語寫成的小說保留了此音韻，英語翻譯也應將該音調再現出來，如譯為“Ehyah!”。至于其語義，讀者則可以通過上下文推斷出來。

　　再如，文中出現了幾處“天哪!”的感嘆詞，均被譯為“My God!”雖然該英語表達的情感與漢語表達相同，都表驚異、慌亂、不知所措，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幫助自己理解或處理當前的困擾。但其文化意象截然不同。英語中的“God”是指天上獨一無二的神，有著具體形象，漢語譯為“上帝”，而漢語和藏語中的“天”則更為抽象，暗指天上的諸多神靈，與“God”意象截然不同。而且小說中本來就涉及基督教、藏傳佛教格魯派、寧瑪派等各種教派之爭，用明顯帶有基督教的色彩“My God!”來翻譯“天哪!”將錯誤地傳遞文化意象，并可能引起讀者混淆小說人物的信仰。在此，譯為“Good Heavens!”更準確。

　　各種文化詞與藏族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在小說中處處可見，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藏區生活畫面，如果忽略源語文化，錯誤地借用或完全套用英語的意象，則可能造成讀者的費解、文化的虧損、以及錯誤傳遞作品中的文化。

　　四、結語

　　總的來說，中國民族文學作品的國際傳播必須注意文化的傳遞，這對于構建中華民族形象，反映時代精神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文化空缺的存在，中國民族文化向外譯介需要克服諸多難點。在翻譯文學作品時，應運用多種翻譯手法，力圖保留、再現特色文化，使外語讀者能夠接觸、理解、甚至接受中國民族文化意象、概念和思維。葛浩文夫婦翻譯的優秀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塵埃落定》是將民族文化向外傳播的優秀成果。對于原作中的文化現象，他們綜合采用了音譯、直譯、意譯、形象借用等多種翻譯手法，幾乎沒有采用省略這種簡單粗暴的處理手法，逐個譯出了幾乎所有的文化詞，忠實地譯出了原作的思想和藝術風格，生動地展現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川西高原藏族地區的社會生活和風土人情，使英語讀者了解到真實的歷史背景和文化風情。盡管譯文有多處誤譯，導致部分文化的傳播虧損和扭曲，但瑕不掩瑜，譯本總體上很好地翻譯出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時期的社會文化韻味，讓英語讀者享受了藏族文化的饕餮大餐，有效地傳播了中國民族文化。

　　參考文獻：

　　[1]Nida， Eugen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E.J.Brill，1964.

　　[2]阿來.塵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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