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文章主要從符號學的理論視角出發探討媒介素養研究的兩個核心議題：媒介文本與受眾。這樣也是有助于媒介受眾培養批判性媒介素養能力，對媒介文本呈現的刻板印象、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解讀和質疑。并且可以參與媒介文本意義的生成，因而有助于培養媒介受眾參與式媒介素養能力。從批判性媒介素養到參與式媒介素養，符號學為媒介素養研究提供了一種契合的從理論闡釋到實踐應用的方法論。

　　關鍵詞：媒介素養,符號學,文本,受眾,符號表意

　　一、媒介素養(MediaLiteracy)

　　作為當前傳播與媒介理論研究的一個中心課題，自20世紀30年代起，至今已經歷了四次范式轉移。但是在媒介素養研究的過程中卻缺乏一種有效的理論方法，這是當前媒介素養研究的一大困境。符號學理論則有可能為此提供方法論的理論資源。約翰·菲斯克指出：“符號學主要是一種旨在建立廣泛的應用原則的傳播理論方法。它關注的是傳播如何伴隨語言體系與文化體系，特別是符號體系、文化及現實的結構關系而進行。”[1]

　　符號學以文本分析為核心，主張文本表意的主體在于文本接收者的闡釋。這與媒介素養研究中的兩個主體———媒介文本與受眾，正好是相互對應的。沿著符號學的路徑探討媒介素養研究的核心議題，有可能為媒介素養研究提供一種全新的理論視野。一、媒介素養：術語激辯與范式轉移20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F.R.利維斯(F.R.Leavis)和丹尼斯·湯普森(DenysThompson)首次提出了媒介素養的概念。

　　然而到目前為止，學界對于媒介素養的定義仍然處于各種爭議和辯論之中，就連“媒介素養”的稱謂，由于各個學者的研究視角和出發點不同，也存在區別，除媒介素養外，“在媒介素養教育歷史更為悠久的國家如英國，較多地使用的是‘媒介教育’(MediaEducation)，而在澳大利亞使用頻繁的則是‘媒介研究’(MediaStudies)，在其它國家還使用‘媒介理解’(MediaAwareness)這個概念”[2]。

　　迄今為止，學術界普遍認同的是1992年在美國召開的“全國媒介素養領導會議”對媒介素養的定義：“通過多樣化的形式獲取、分析、評估、傳播信息的能力。”[3]不過這個概念的致命傷在于：將媒介素養圈定在人使用媒介的能力，并且僅僅是一種技術上的能力。顯而易見的是，在自媒體時代，通過一定的培訓或學習，人人都能掌握一套獲取信息的技術手段。然而若認知媒介文本背后隱匿的社會文化內涵，卻非僅僅是技術手段的問題。為了對上述問題進行回應，我們可以借鑒美國學者詹姆斯·波特的觀點，波特認為媒介素養就是“當我們面對媒體時，能夠對媒體上的信息做出意義上的解釋，并且形成一系列的觀點”[4]。

　　波特將媒介素養定義為一種知識習得的能力，其關鍵因素在于個人擁有良好的知識結構，包括對信息進行分析、綜合、認知以及批判性質疑等能力。波特的這個定義為我們理解媒介素養提供了另外一種視角，將關注重點從信息文本轉移到了受眾這里。另外從詞源的構成上來說，“媒介”是一個包含內容相當廣泛的概念，如果按照“media”的本意來理解的話，它指的是傳媒機構。

　　但是現在人們泛化了它的意思，一般指的是新聞或訊息的文本形態。我們姑且沿著這個思路，將“媒介”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所見的新聞、廣告等。那么，所謂的這些媒介文本遠遠不是簡單的信息。與這些媒介文本相關的，還包括各種伴隨文本、先后文本、副文本等，它們是理解某個特定媒介文本必不可少的因素。換句話說，一個人僅僅能夠讀懂媒介文本的明示意是不夠的。

　　蓋伊·塔奇曼將新聞看作是一種知識的活動，新聞是我們了解世界的一個框架。或者如約翰·彼得斯所言：傳播不僅僅是一個語義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和倫理問題。根據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證，“素養”這個概念是自19世紀末以來才出現的一個新詞，其意指“閱讀的能力以及博學的狀態”[5]。這個定義雖然比較模糊，但是它包含了將個體的知識作為素養的一個標準。國際上權威的《牛津辭典》則將素養概括為三個方面：讀寫能力、文字知識、教育狀況。綜合來看，關于素養的概念是指利用習得的知識對事物的認知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媒介素養與媒介認知具有幾多相似之處。詹姆斯·波特論述了媒介素養研究中的認知理論，它能夠“教會人們更多有關媒介文化方面的知識，而不是僅僅關注媒介內容、媒介產業以及媒介的負面效果;它需要更深層次上理解人們每天使用的媒介，如何利用這些媒介達到他們的目標，并且避免整日暴露在媒介之下從而可能引起的意想不到的后果”[6]。媒介素養研究范式的轉移，大體與對媒介素養概念的理解是相一致的。

　　這四次范式轉移分別是1930年代的保護主義，1960年代對媒介內容的選擇和辨別能力，1980年代的批判性媒介素養，1990年代之后的參與式媒介素養研究。前三次范式主要關注的是媒介內容，特別是早期媒介研究的精英主義觀點認為，媒介提供給受眾的大多是低水平、格調庸俗的產品，它們腐蝕了青年一代的心靈，被認為是社會道德衰退的罪魁禍首之一。而晚近關于參與式媒介素養研究的范式，則與當下流行的受眾理論是分不開的。作為能動的主體，現代社會的受眾不但能夠對媒介內容進行批判性解讀，而且能夠基于當下的新媒介技術，利用它們參與公共領域和社會權利的建構，在社群當中學會自我表達，在交流中形成民主社會的觀念。

　　二、媒介素養的文本分析：索緒爾與羅蘭·巴爾特符號學模式

　　媒介素養研究早期，學者們主要關心那些粗俗的媒介內容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并為此深深憂慮。社會各界將媒介產品視如“流毒”，各種反媒介行為此起彼伏。事實上，當時社會各界對媒介的認知有限，因此面對大眾媒介的泛濫卻束手無策。這種狀況的改觀是隨著西方社會教育的發展而出現的，人們開始認識到，媒介內容并不總是有害的，它是一把雙刃劍，對媒介文本的分析，需要持有批判性質疑和解讀的能力，如果運用符號學的分析方法，解讀媒介文本則是一個祛魅化的過程。

　　符號學的奠基人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就是人的觀念表達系統，從語言符號問題推而廣之，我們整個社會現實都是由符號構成的。由此索緒爾提出了構建一門符號學的設想：“我們可以設想有一門研究社會生活中符號生命的科學，它將構成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學的一部分，我們管它叫符號學。

　　它將告訴我們符號是由什么構成的，受什么規律支配。”[7]從符號的表意機制來看，符號主要由兩種元素構成：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這也是索緒爾提出的符號第一原則，這種任意性在現實中是約定俗成、不可論證的。比如十字路口的紅燈，當它亮起來的時候，意味著過往的車輛必須停下來，這是一種規則，違反它就會遭到相應的懲罰。

　　一般說來，很少有符號作為孤立的個體產生意義，符號的表意存在于與其它符號的關聯之中。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認為，任何符號表意都存在于由符號構成的兩個軸上：聚合軸與組合軸。雅柯布森于20世紀50年代將聚合軸的功能定為選擇與比較，組合軸的功能是鄰接與粘合。

　　同時雅柯布森認為，選擇與連接是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的最基本的二元維度。聚合軸的特點，是將所有可供選擇的符號進行比較之后，選擇符號發送者認為最合適的一個，從而排除其它的符號。作為文本的建構方式，一般人比較難以理解，它是隱匿的。組合軸的特點則是文本的構成方式，按照時間順序來說，聚合在前，組合在后，并且就文本的構成方式來看，相對于聚合，組合是顯性的，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有的媒介文本都是按照這種方式構成的。因為按照李普曼的說法，記者們精力有限，每天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發生不計其數的新聞。記者們不可能采訪到所有發生的新聞，它們也不可能全部成為媒介機構報道的對象。各個媒介機構會根據利益需求或相應規則對記者采集的新聞進行選擇。羅蘭·巴爾特拓展了自索緒爾以來的語言學領域內的符號學研究，將符號學應用于廣泛的社會文化領域，即關注意義是如何產生的。

　　在羅蘭·巴爾特看來，任何符號的意指化過程都包含兩個序列，而意識形態產生于符號意指化第二序列，即隱含意之中。當代的媒介建構主義認為，媒介文本中蘊含的意識形態并非是一種虛假的意識，按照阿爾都塞的“詢喚”或者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來說，“對媒介進行的意識形態分析，試圖揭示某些觀點和信仰是如何通過媒介再現被合法化，被‘制造成真實的’”[8]。

　　換句話說，呈現在媒介文本上的內容不是全部現實的摹寫，按照上文提及的符號表意方式，媒介文本是一種選擇和建構的過程。在媒介文本生產過程中存在著兩種文本形式，一種是“源文本”，即新聞事件的客觀性來源;另外一種是“新聞文本”，即記者或編輯們對源文本的加工與整理。因此，呈現在大眾視野當中的媒介文本經歷了由源文本到新聞文本的轉換過程以及其它復雜的生產機制和社會因素。

　　因此說，媒介文本再現是意識形態的，它必然要表達某種觀念或者意義。通過媒介文本再現與意識形態表達，符號表意完成了兩個序列的意指化過程。巴爾特符號意指化第二序列中隱含意和神話的價值，就在于它們能傳達意識形態，巴爾特稱之為“意識形態修辭”。在符號傳播過程中，意識形態通過意指化的方式來維持文化中的迷思和隱含的價值觀，從而構建的是關于現代社會的種種神話。在關于什么是現代神話的定義上，巴爾特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回答，他認為“神話是一種講述”[9]，神話是一種傳播的體系，一種意指作用的形式。

　　運用符號學理論解讀媒介文本的再現方式，與批判性媒介素養研究中的幾個核心概念可以呼應起來。批判性媒介素養注重的是分析媒介文本符碼和規約的技能，對文本內容呈現的刻板印象、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解讀和質疑。批判性媒介素養關注五個核心議題：非透明性原則、編碼與規約、受眾解碼、內容與訊息、動機[10]。

　　非透明性原則作為批判性媒介素養中的第一原則，認為所有的媒介訊息都是建構之物，馬斯特曼說，媒介的內容生產和意義表達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媒介再現，它包含了復雜的媒介內容選擇、加工和社會文化符碼的植入，媒介內容隱含了特定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其動機在于為了獲取權力或者其它利益。

　　三、媒介素養的受眾理論：皮爾斯符號表意模式

　　媒介素養研究除了對文本的關注之外，還有一個關注的重點是受眾。從符號表意的過程來看，接收者是傳播得以實現的要素。因為，文本意義的生成來自受眾的閱讀活動與文本的互動，未被受眾閱讀的文本只是作為等待理解的符號體系，被受眾接收的文本才是創造并生成意義的文本。

　　接受美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伊瑟爾認為：“意義只有在文本符號與讀者闡釋活動的互動中才能顯現出來。與此對應的是，讀者不能將自我從這樣一種交流中分離出來;相反的是，閱讀活動能夠刺激讀者使之與文本緊密聯系并且創造文本發生效用所必需的條件。這樣文本與讀者就處于對等的狀況下，不存在主客體相對立的情況，因而意義不再是被限定的客體，而是一種被體驗的結果。”

　　[11]伊瑟爾的這段話旨在表明讀者并非被動的接受文本的召喚，而是一種創造性的主體間行為。不過這樣的觀點在傳播理論研究早期是沒有市場的，包括在批判性媒介素養研究之前。人們主要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媒介傳播效果研究上，被動的受眾研究理論直到1970年代之后才發生了轉向，斯密塞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商品閱聽人”的概念。

　　真正從受眾角度研究媒介理論，以英國伯明翰學派的兩位學者為主要代表：約翰·菲斯克和斯圖亞特·霍爾。約翰·菲斯克是從大眾文化角度來分析受眾理論的，他說：“不可能存在一種宰制性的大眾文化，因為大眾文化之形成，永遠是對宰制力量的反應，并永遠不會成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12]因而在大眾文化中，受眾不再是純粹被動的角色，他們也是意義的生產者。

　　斯圖亞特·霍爾主要是從受眾解碼的視角來談論受眾理論的，霍爾在《編碼·解碼》一文中認為，傳統的大眾傳播研究模式根據發送者-信息-接受者的線性模式，僅僅關注了信息的交流層面而未能考慮到傳播過程中復雜的關系結構，而實際上傳播過程僅是傳播過程中的一部分。電視內容生產、流通、接受實際上是三個既關聯又區別的獨立過程，受眾的接受在其中處于核心地位，因為沒有被受眾接受的電視文本其意義話語無法表達。在此基礎上，霍爾提出了積極的受眾理論。

　　四、結語

　　將符號學理論應用于媒介素養研究中的文本分析與受眾研究，可以作為媒介素養研究一種普適性的方法論基礎。根據媒介研究專家們對媒介文本特征的分析：“媒介訊息是建構的;媒介訊息生產與政治、經濟、社會及其美學語境相關;媒介意義的生成是在受眾、文本和文化三者之間展開的;媒介訊息依據不同的語法規則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特征和象征系統;媒介表征在人們理解社會現實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6]

　　符號學理論則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媒介文本的這些特征，并且利用媒介參與到社會的交流和互動中去，能夠對媒介文本的內容作出批判性的解讀，而不至于受到媒介內容文化霸權的宰制。可以認為，符號學的理論方法在培育現代社會公眾媒介素養能力的問題上具有某種普適性，從批判性媒介素養發展媒介交往能力，從參與式媒介素養出發構建參與式文化，使得公眾媒介素養的提高成為構建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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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明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38.

　　[8]泰勒，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機構與受眾[M].吳靖，黃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9.

　　[9]ROLANDBARTHES.Mythologies[M].NewYork：：TheNoondayPress，1991：106.

　　[10]凱爾納，謝爾.邁向批判性媒介素養：核心理念、爭鳴、組織與政策[J].劉晶晶，王瑩節，譯.大學·研究與評價，2007(11)：72-74.

　　[11]WOLFGANGISER.TheActofReading：ATheoryofAestheticResponse[M].LondonandHenley：RoutledgeandKeganPaul，19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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