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問卷調查法，以332名青年為研究對象，探討居住流動性對社會參與意愿的影響及其心理機制。結果顯示:(1)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總體上比較樂觀，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年齡和城鄉差異，僅在本、外地戶籍上存在顯著性差異;(2)居住流動性與青年社會參與意愿呈顯著負相關;(3)地方認同在居住流動性對社會參與意愿的影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4)流動自主性在居住流動性和社會參與意愿之間具有調節作用，具體來說，居住流動性對青年社會參與意愿的消極影響僅在低流動自主性條件下顯著。研究表明，提升青年的地方認同感，鼓勵并支持青年群體在居住流動過程中充分發揮其自主性，可以有效提升高居住流動性青年的社會參與積極性。

　　關鍵詞青年群體;居住流動性;社會參與意愿;地方認同;流動自主性

　　1問題提出

　　社會參與(socialparticipation)是指社會成員在社會互動過程中，以某種方式參與、介入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社區的公共事務從而影響社會發展的過程，包括人際交往、勞動參與、閑暇活動和社會互動等多種形式的活動(楊宜音，王俊秀，2013)。一般來說，社會參與既包括社會層面的事件和活動，也包括與他人相聯系的非正式、非制度化的社會互動，以及在參與過程中自身價值的體現(劉宏森，2018;王兵，2012)。青年積極而廣泛的社會參與，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青年群體自身發展的需要(時昱，沈德賽，2018)。

　　明確影響青年參與各種社會生活事務意愿的具體因素和心理機制，是社會參與研究領域亟需探討的重要問題之一。國內關于青年社會參與的影響因素研究中，主要分為個人因素(例如性別、年齡等人口學變量;心理需求;預期等)(韓晶，2003;吳魯平，1994)和環境因素(例如國家政策和制度;參與渠道和參與機制等)(劉宏森，2018;羅志，2003)，而很少考慮到社會生態因素對青年社會參與意愿的影響。

　　作為心理學領域的一個新分支，社會生態心理學(socioecologicalpsychology)可以巧妙地將一些遠端的宏觀因素用來解釋人們的心理現象和行為的發生(竇東徽，石敏，趙然，劉肖岑，2014;何文廣，宋廣文，2012)。居住流動性(residentialmobility)是近幾年頗受學者關注的一個社會生態因素，它是指人們在某一特定時間段內改變居住地的程度或頻次(Oishi，2014)。

　　隨著現在年輕人租房現象的日益凸顯，搬遷住所已經變得普遍。有調查顯示，“80后”“90后”租房青年的平均搬家次數超過4次，其中男性高于女性。《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也指出，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大規模的青年流動將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現象。因此，了解并探究我國轉型期影響青年社會參與的社會生態因素(例如居住流動性)，對于準確把握我國青年社會參與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促進其積極有序地參與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已有大量研究發現，居住流動性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心理和行為。比如高居住流動性的青年人更傾向于冒險和說謊行為，因為他們企圖從中獲取個人利益(Zuo，Huang，Cai，&Wang，2018)。有實驗研究表明，大學生在高居住流動性條件下比在低居住流動性條件下表現出更少的助人行為(Oishietal.，2007)。

　　此外，在參與選舉投票方面，有研究者發現那些具有搬家經歷的美國人投票率大大降低，并且搬遷距離越遠，投票率會越低(Highton，2000)。與居住穩定性相比，居住流動性對居民自我報告的公民參與具有負向預測作用(例如，不愿意談論社區的需求，不會為改變社區而付出努力)(Kang&Kwak，2003)。其他研究表明，高居住流動性與高犯罪率和社區暴力有關(McGee，Wickes，Corcoran，Bor，&Najman，2011)。

　　總之，這些研究結果表明，無論是助人等具有親社會性質的行為還是投票、社區參與等活動，居住流動性在預測個體社會參與行為意向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居住流動性越高，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越低。有研究發現，居住穩定性是保障對所在地依戀或認同的重要前提，而居住流動性會導致對所在地較低的情感認同(Oishi，Talhelm，Lee，Komiya，&Akutsu，2015)。

　　地方認同(placeidentity)是指個體與地方互動從而實現社會化的過程，這種特殊的社會化包含了情感、感知與認知等多種復雜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個體將自身定義為某個特定地方的一份子(朱竑，劉博，2011;Stedman，2002)。對于一個沒有搬遷經歷或居住流動性較低的青年而言，由于居住時間較長使得他們更容易對該地方產生強烈的認同感。相比之下，那些需要頻繁搬遷而具有較高流動性的青年，則可能很難形成作為某地方成員的重要角色認同，也不易形成對該地方的歸屬感以及與其他居民之間的心理聯系(Oishietal.，2007)。

　　可見，對居住地的認同感包含了在個體、群體、社區以及日常生活環境之間的一種復雜的情感紐帶或聯系(Carrus，Scopelliti，Fornara，Bonnes，&Bonaiuto，2013;Scannell&Gifford，2010a)。另外，有研究表明，對一個地方的積極情感和認同程度強烈地影響了個體參與保護自然環境的意愿(Stedman，2002)。在一項針對中國社區居民的研究中發現，居民對地方的依戀和認同程度能顯著的正向預測其親社會行為(Zhang，Zhang，Zhang，&Cheng，2014)。如果居民對所生活的社區有較強的認同感，他們參與社區活動的頻次就越高、鄰里互動也越多(辛自強，凌喜歡，2015)。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地方認同在居住流動性對社會參與意愿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在實際生活中，面對與個人的家庭、教育或職業的變動等緊密相關的“搬家”這一重要生活事件(Dieleman，2001)，往往會涉及主動還是被動搬遷的問題，即流動自主性的問題。不難發現，當青年人做出主動搬遷的選擇時，通常是因為擁有了更好的發展機會，并對未來充滿美好預期。這會在很大程度上緩沖由居住流動性本身引發的焦慮、壓力和孤獨等消極情緒(Oishi，2010)。

　　另外，自我決定理論明確指出，自主性是個體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它是個體健康成長和發展的核心(Deci&Ryan，2000)，這一需求的滿足可引導人們從事感興趣的、有益于自身發展的行為(劉靖東，鐘伯光，姒剛彥，2013)。可以推測，當自主性需求得到滿足時，個體將朝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更愿意投入到有意義的事情中;當自主性需求受到阻滯時，個體將朝消極方向發展，從而降低對積極事件的關注和投入。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流動自主性在居住流動性與社會參與意愿之間具有調節作用，較強的流動自主性可以緩和居住流動性對社會參與意愿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以青年群體為研究對象，基于社會生態心理學的研究視角探討居住流動性與社會參與意愿之間的關系及其心理機制。

　　研究目的有三個:(1)探索居住流動性對青年社會參與意愿的影響;(2)探討地方認同在居住流動性與青年社會參與意愿之間的中介作用;(3)探究居住流動性影響社會參與意愿的邊界條件，即流動自主性在兩者之間的調節作用。

　　2方法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通過智媒云圖自主研發的問卷調研APP“問卷寶”，向在線樣本庫中18～35歲的全國用戶推送問卷，剔除無效數據后，最終得到有效樣本332份。其中男性158人，占47.6%，女性174人，占52.4%;平均年齡27.64±4.46歲;農村戶口169人，占50.9%，城市戶口163人，占49.1%。

　　2.2研究工具

　　2.2.1社會參與意愿問卷

　　參考《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7)》中的社會參與問卷(譚旭運，2017)測量青年人的社會參與意愿，并在此基礎上增加了1個題目。具體包括是否愿意:為幫助受困受災的人而捐款捐物(新增題項)，在網上參與社會問題的討論，參加志愿者服務活動，向政府機構或媒體等反映意見，參加綠色出行、節約用水、垃圾分類、減少使用塑料袋等這類活動以及向有關部門舉報腐敗行為等。

　　采用李克特7點計分，1表示非常不愿意，7表示非常愿意，得分越高，社會參與意愿越強烈。該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5。運用Amos17.0得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數較好:χ2/df=3.07，RMSEA=0.08，SRMR=0.04，AGFI=0.94，NFI=0.97，GFI=0.98，IFI=0.98，TLI=0.96，CFI=0.98。說明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2居住流動性

　　采用Oishi等研究者(Oishi，Miao，Koo，Kisling，&Ratliff，2012)在以往研究中的測量方式，要求調查對象回答在其“小學時期”“小學到高中”和“高中至今”這三個階段搬過多少次家(搬家是指不同地區或城市間的搬遷)。三道題目均為填空題，由調查對象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填寫。將三個階段的搬遷總次數作為居住流動性的指標，數值越大，說明調查對象的居住流動性水平越高。三道題目的Cronbach'sα系數為0.72。

　　2.2.3地方認同問卷

　　研究選用《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6)》中城市認同問卷(譚旭運，楊宜音，黃智寬，蔣凡，2016)的部分題目測量青年人的地方認同。問卷共6個題目，例如:“我喜歡所在地方的生活方式”。采用李克特7點計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地方認同感越強烈。該問卷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5。運用Amos17.0得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數較好:χ2/df=2.02，RMSEA=0.06，SRMR=0.05，AGFI=0.96，NFI=0.98，GFI=0.98，IFI=0.99，TLI=0.98，CFI=0.99。說明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4流動自主性

　　研究在調查對象回答完各個不同時期的搬遷次數之后繼續提問:“其中，有多少次是你主動愿意搬遷住處的?”該題目為填空題，由調查對象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填寫。考慮到調查對象在搬遷總次數上的差異，將主動搬遷次數與搬遷總次數的比值即主動搬遷率作為流動自主性的測量指標。該數值越大，說明在居住流動過程中自主性需求得到的滿足越多。

　　2.2.5控制變量

　　根據以往研究結果，考慮到性別、年齡、戶籍狀況、受教育程度和個人月收入情況等對居住流動性和社會參與意愿的影響，本研究將這些變量均作為控制變量處理。

　　3結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由于問卷采用自陳式的作答方式，并且多個變量之間使用相同的受測者進行測量，可能會導致共同方法偏差(熊紅星，張璟，葉寶娟，鄭雪，孫配貞，2012)，因此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進行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結果表明，析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6個，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25.73%，小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龍立榮，2004)。

　　3.2描述性統計

　　3.2.1社會參與意愿的現狀分析

　　總體來看，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比較樂觀，平均得分為5.29，處于比較愿意和愿意之間。具體來看，首先，青年人對于不同活動的參與意愿水平是不同的。其中在參加綠色環保活動方面，參與意愿最高(M=5.69)。其次，在捐款捐物(M=5.46)和志愿者服務活動(M=5.33)方面，參與意愿也較高。在網上參加社會問題的討論(M=5.21)和向政府機構或媒體反映意見(M=5.15)方面，青年的參與程度相對較低。而在向有關部門舉報腐敗行為(M=4.88)方面，青年表現出的參與意愿最低。

　　4討論

　　青年人通過參與社會事務或從事社會活動而融入社會，是其自身成長的需要和權利，是破解當今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劉宏森，2018)。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社會的快速變遷，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樣為青年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更加廣闊的空間，與社會進步相適應的思想觀念、社會意識、價值取向等也正在豐富著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余逸群，2012)。

　　本研究發現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整體上比較樂觀，在參與綠色環保活動、捐款捐物和志愿者服務活動方面的意愿比較強烈，這些活動可能相對日常化，對青年人而言較少受到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因此參與的意愿相對更高一些。同時這與社會的宣傳和鼓勵以及青年自身的社會參與意識、社會責任感的提高也是緊密相關的(王儷娟，2013)。

　　一直以來，青年人積極投身社會建設，是正能量的倡導者和踐行者，特別是志愿服務活動已經成為青年人積極參與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一面旗幟(譚建光，2018)。關于居住流動性方面，多數調查對象有1～3次的搬遷經歷，可見“搬家”已然成為大多數青年人的一種普遍體驗，甚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Oishi，2010)。

　　本研究將居住流動性這一遠端生態因素引入社會參與研究領域，為社會參與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本研究發現，擁有外地戶籍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顯著低于本地戶籍青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外地戶口則代表了青年的一種流動狀態。與沒有搬遷經歷的青年相比，有過搬遷經歷的青年，其社會參與意愿相對更低，并且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隨著居住流動性的增加，青年人的社會參與意愿呈明顯下降趨勢。

　　由此可見，居住流動并不利于青年人參與積極性的提高。這與以往研究中居住流動性對個體心理和行為方面產生的消極影響是一致的(McGee，etal.，2011;Oishietal.，2007)。事實上，“搬家”是一種高生活壓力事件，它在Holmes和Rahe(1967)列出的43項生活壓力事件中排名第28位。壓力性生活事件產生后，個體會通過認知評價，啟動一系列的應對策略，但是如果頻繁經歷壓力性生活事件，則不利于青年健康心態的發展和積極行為的表達(Lever，2008)。

　　那么青年人在參與行為上是否與參與意愿表達上會存在差異，還需要以青年的實際參與行為作為觀測指標繼續進行研究;或者通過實驗法對兩者的因果關系展開更加詳細的研究。本研究發現地方認同在居住流動性與社會參與意愿的關系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對于青年人來說，搬來搬去在一定程度上則意味著居無定所，容易引發漂泊感，難以對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一種依賴和認同感。

　　當從某一個地方搬遷到另一個地方，無論是在同一個城市或地區內還是不同的城市或地區之間，直接帶來的是與以往社會關系的斷裂(Magdol，2000)，甚至會引發青年對人際關系的焦慮(Oishietal.，2012)，從而導致社會參與意愿大大降低。進入新的生存環境，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網絡并尋找到積極的情感依戀和認同是高流動青年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在社會治理方面，特別是社區建設過程中，有關部門不能區別對待外地居民或剛入住的居民，幫助青年人盡快融入新的居住環境才是建設社區認同的重點，由此使他們能夠積極地參與到社會組織和社區活動中去。

　　5結論

　　(1)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總體上比較樂觀，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年齡和城鄉差異，僅在本、外地戶籍上存在顯著性差異。

　　(2)居住流動性與青年的社會參與意愿呈顯著負相關。

　　(3)地方認同在居住流動性和社會參與意愿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4)流動自主性在居住流動性和社會參與意愿之間具有調節作用，具體表現為:居住流動性對社會參與意愿的消極影響在低流動自主性條件下顯著，而在高流動自主性條件下不顯著。

　　參考文獻

　　竇東徽，石敏，趙然，劉肖岑(2014).社會生態心理學:探究個體與環境關系的新取向.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43-54.

　　韓晶(2003).當代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障礙研究.青年研究，(2)，33-34.

　　何文廣，宋廣文(2012).生態心理學的理論取向及其意義.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110-115.

　　劉宏森(2018).改革和發展進程中的青年參與.青年探索，(1)，36-50.

　　劉靖東，鐘伯光，姒剛彥(2013).自我決定理論在中國人人群的應用.心理科學進展，21(10)，1803-1813.

　　羅志(2003).探討當代大學生政治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高教探索，(2)，80-82.

　　余逸群(2012).論青年志愿服務的時代要求.山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5(2)，4-7.

　　時昱，沈德賽(2018).當代中國青年社會參與現狀、問題與路徑分析.中國青年研究，(5)，38-44.

　　譚建光(2018).中國青年志愿服務十大品牌及其價值———改革開放40年的社會創新案例分析.青年發展論壇，28(2)，55-63.

　　譚旭運(2017).社會參與現狀分析及其影響因素研究.見王俊秀(編)，社會心態藍皮書(pp.46-6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心理方向刊物推薦：《心理科學進展》，月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主辦，科學出版社出版，國內外公開發行。辦刊宗旨是反映心理學各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