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當前國內社會語境，逐步實現文化產業體系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十分必要。其策略建構基于文化產業發展、公共文化服務、促進文化消費和文化治理建設等的賦能場景和迫切需求，以分析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策略涉及的四方面內生邏輯：文化消費、創意經濟、文化治理創新和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及以基層文化機構為核心的橫向縱向創意耦合體系，提出圍繞政策、資本、技術、法人、轉化、參與等六方面進行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實施路徑。

　　關鍵詞：技術賦能;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融合發展

　　文化方向論文范文：群眾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分析

　　摘要：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強調道德建設的文明大國，對于道德建設的探索從未停止，為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提升公民道德建設的質量、也為了激發群眾文化的活躍與發展，有必要對群眾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進行研究。本文首先從群眾文化與公民道德建設的大局出發，詳細地分析了群眾文化特征、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內容等，而后又分別從多個角度同時論述了群眾文化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希望能夠為推動我國公民道德建設的發展做出一定貢獻。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正全方位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變革。《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明確指出：“高新科技的廣泛應用催生文化生產、傳播、消費方式的深刻變革”，并以“提升文化科技水平”為核心，要求深化文化發展各方面的科技應用水平。[1]隨著《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科技創新規劃》(2017)、《文化部“十三五”時期公共數字文化建設規劃》(2017)和《文化部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2017)等政策的出臺，文化發展進入以數字技術賦能為主要特征的新階段。

　　技術賦能不僅助力建設“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兩大任務，更為探索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提供必要基礎。著名文化經濟學家露絲·陶斯(RuthTowse)認為，“過去十年中，與盈利與非盈利組織供給相關的文化政策由對贊助藝術的特殊關注向更廣闊的文化產品及服務視域的轉變顯而易見”[2]。西爾維婭·賽迪塔(SilviaR.Sedita)也指出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的藝術學院在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中扮演重要角色。[3]中國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兼具歷史淵源、基礎定位、動力需求與現實可能。[4]其直接服務于文化產業發展、公共文化建設、現代文化治理與公眾文化參與等在內的文化現代化建設，致力于實現中華文化的自覺與自信，進一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崇高歷史使命。

　　一、策略提出：技術賦能與實踐需求

　　基于當前社會發展情景，與文化場域相關的先進技術體系可理解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為體系核心的先進計算技術，主要表現為人工智能技術。人工智能的運用具有基礎性和全局性的特點，但其核心運用在于參與創意生產而實現“機器創意”，從而實現文化生產場域的根本性變革。二是計算服務技術，主要表現為云計算，旨在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效能。三是高水平信息技術，主要表現為5G和物聯網技術，旨在倍增傳輸效率，拓展數字空間。四是展示體驗技術，主要表現為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全息投影技術等，旨在塑造擬真體驗，服務文化傳播。五是先進生產技術，如3D打印技術、高精度復制技術等，旨在促進多元生產、提升產品品質。先進技術體系的具體應用雖然在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中略有差異，但均賦能于各文化建設次場域中，既是雙體系融合發展的要求，又為其提供基礎。在文化創意企業領域，先進技術賦能于創意生產場景。“科技能有效提升創意的產品轉化率，讓創意落地。”[5]

　　一方面，技術演進背景下直接或間接地實現創意生產的消費者參與，初步構建文化產品的創意閉環體系;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下的“機器創意”也直接或間接提升創意生產效率。同時，先進技術也賦能于業態創新場景。先進技術的有效應用催生文化創意產業新業態的涌現。其本質在于基于技術演進建構的新興商業模式、管理模式和產品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文化資源轉化的價值。這既體現于傳統文創業態借助數字信息技術實現轉型升級，特別是文創產品體系的提質增效，更通過拓展可管理創意的應用方式實現新興文化行業的永續建構。這種業態裂變和跨界融合深刻推動了文化創新和社會變革。[6]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先進技術賦能于文化服務場景。一方面，先進技術可直接提升公共文化機構的服務效能，不僅通過技術升級拓展服務范圍，提升服務質量，也通過技術創新供給新興公共文化產品。技術應用程度與效果已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績效評估的重要部分。

　　以“摩爾定律”為代表的技術成本降低趨勢，不僅為公共文化機構的技術應用增量，也提升技術融合的質量以推動公共文化產品升級，最終實現跨時空情境下公共文化服務的精準供給。另一方面，先進技術可直接促進公共文化機構文化資源的數字化建設。在技術賦能場景下，數字化建設不再是單一性文化資源數字化轉移，而是基于保存、展示、教育、創造等多維度的數字化轉化與活化應用，最終將其融入文化創意生產的在地網絡。此舉最大限度提升了文化資源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并有助于構建公共文化機構與特定文化資源的品牌效應。在公眾文化參與領域，先進技術賦能于需求滿足場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與公眾選擇和公眾行為呈強正相關關系，且文化消費是影響家庭收入和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量。[7]雙體系融合背景下的公眾實現文化參與者與文化消費者雙重身份的統一建構，還原公眾以“文化人”的社會學假定。由于技術平臺的發展，“用戶為中心的理念形成了文化生產、傳播和接受的大眾性創造、民主性消費方式”[8]。

　　在此背景下，公眾的文化參與呈現主體化、數字化、碎片化、跨時空等特點，具有社交媒介化生存的基本特征。技術賦能下的文化參與不僅滿足公眾娛樂、審美、學習等基本文化需求，更滿足其自我表達、身份認同和自我實現等進階文化需求。同時，先進技術下的文化參與具備即時性，并由于生產數據可追蹤分析而具備價值屬性。文化需求在其生產與滿足的再生性過程中，實現社會性質的邊際效益遞增，而文化產品消費的邊際效益遞增速率與文化產品生產效能的遞增速率差隨技術演進而遞減。先進技術賦能于文化生產場域的同時也使諸多問題凸顯，既由于文化生產效能躍升導致傳統文化生產場域矛盾激化，又表現為技術賦能情境下文化生產場域面臨新的風險與挑戰。

　　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問題最為顯著且迫切。首先，私人文化產品供給依然難以充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雖然技術賦能使文化產品數量增加、種類豐富，但其質量堪憂，文化精品難以涌現。關鍵之一在于文化資源開發與轉化低效、無序且缺乏科學管理。[9]一方面，文化資源轉化中單一主體性消弭文化資源轉化的多維利益訴求，從而降低轉化成果的文化價值。另一方面，文化資源轉化主體的創意生產、創意管理和創意應用水平低下，導致文化資源轉化脫節于時代、市場、產業、場域。其次，特色文化產品同質化、生產機械化等問題未能有效解決。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長期以來區域經濟發展失衡下的資本逐利性，在區域文化產業資源集聚有限的情境下，特色文化資源的破壞性開發和地方創生性的缺失。在此情境下，特色文化產業“失去了其應有的文化擔當和普及文化價值認同的天然責任”[10]。

　　再次，文化產業雙效失衡，社會效益難以有效實現。與經濟效益相比，社會效益具有間接性、復雜性、長期性等特點，且難以有效評估。在技術話語的虛偽參與下，具備逐利性與周期性的資本在高度復雜的文化產業場域中一旦喪失理性，極易導致文化產業社會效益的忽視與損失，進而失去其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基礎。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問題也亟待解決。首先，傳統公共文化產品供給悖論形成的客觀阻礙依然明顯。該悖論指以“政府失靈”為主要表現的公共文化產品生產者、供給者與消費者信息不對稱導致的資源與產品浪費。

　　公眾的公共文化參與意愿除受時空限制外，也受文化產品質量影響，原因在于公共文化資源相對有限的社會情境和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均等化的必然要求。公眾文化參與的時空限制和公共文化產品質量與消費意愿的強正向關系，需要公共文化產品供給范式的有效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尚處于事業體系到服務體系的轉換過程中，實現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尚需時間。[11]其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數字化建設存在問題。一方面，各區域及各行政級別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數字化建設，因特定社會情境差異而處于較長時期的博弈進程之中，缺乏橫縱向標準化合作的內生動力。

　　二、策略設計：內生邏輯與核心構成

　　結合上述分析，順應技術賦能下的場域變革，構建現代文化創意產業體系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協同的“雙體系融合發展”十分必要。此舉符合國家文化建設與發展的客觀趨勢，在最大化技術文化賦能效果的同時，助力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場域升級。基于文化生產、文化消費與文化治理等的現代社會文化體系由政府、公眾、公共文化機構、文化企業等為核心主體所建構，并隨著技術賦能實現其網絡化互動，進而成為文化建設動力機制。基于文化科學的理論視角，實現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融合發展具備堅實的內生邏輯。

　　三、策略實施：融合發展的體系路徑

　　在技術賦能的背景下，融合發展的實現需要特定體系結構的支撐，關鍵在于政策體系、融資體系、技術體系、創意體系、轉化體系與參與體系。各體系依托文化治理主體產生效能并實現融合發展的有效整合。第一，構建科學合理的政策體系是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針對政策體系與文化創意的關系，文化經濟學家弗雷(FreyBruon)否定了既定體系對文化創意的絕對性阻礙，認為“損害創意的體系或許在其他方面間接促進了藝術創新”[17]。因此，融合發展需要對既定體系進行改革而非顛覆，即政策體系建構應內嵌于十三五時期的文化行政框架。首先，政策體系應基于縣域核心實現精準服務。融合發展政策體系的核心在基層，需進行縣市級區域文化行政的革新。

　　基層文化行政部門在弱化與摒除“行政消解治理”過程中實現融合發展體系的在地化、精準化與高效化。[18]其次，政策體系要求基于公共資源統籌項目管理。融合發展的政策落實必然要求文化行政部門成立專門機構統籌管理與服務。項目管理需要借助信息技術實現項目的全過程管理，重點在于項目開展前依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審批及效果評估審核。評估與審核機制應重質輕量，完善周期性項目的退出機制。再次，政策體系應通過并行政策優惠，激發雙向動力。為促進融合發展進行的政策優惠應針對雙體系并行實施，但需根據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現代文化創意產業體系的規律進行政策激勵。雙向動力的激發應結合區域文化發展的客觀情境通過微觀政策調整進行配比。

　　第二，構建靈活創新的資本體系是融合發展的必然前提。首先，應立足項目實現雙性質資本的合理配置。文化雙體系融合發展必然涉及公共資本與私人資本的有機整合，私人資本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共資本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破除阻礙的關鍵在于明確公私資本的邊界。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應立足核心項目并實現流程化、標準化和系統化，最終形成公私資本的合理配置。在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項目設計中，可有效滿足私人資本合理訴求，但必須確保文化價值與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其次，應鼓勵文化發展基金會的建設。專業的基金會可以實現資金管理的專業化、合理化和透明化。基金會作為社會資本代理機構參與雙體系融合發展實現資本性質的有效補充，既通過拓展靈活性為多樣化的項目運作提供資金保障，又通過專業管理實現有效融聚。最后，應建構開放、健康、自由的資源要素流通體系，最大限度上減少信息不對稱，以避免市場壟斷;應不斷完善文化領域招投標機制，通過建設高級別的信息平臺鼓勵雙體系內各主體跨地域、跨行業展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