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2020年全年出版傳記文學研究著作至少7部，包括《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現代傳記研究》(第13輯)(第14輯)、《古代作家傳記史料述要》、《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志銘研究》、《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等‍‌‍‍‌‍‌‍‍‍‌‍‍‌‍‍‍‌‍‍‌‍‍‍‌‍‍‍‍‌‍‌‍‌‍‌‍‍‌‍‍‍‍‍‍‍‍‍‌‍‍‌‍‍‌‍‌‍‌‍。 這些著作大多具有新視野和新價值，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傳記史料研究，標志著傳記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業已形成‍‌‍‍‌‍‌‍‍‍‌‍‍‌‍‍‍‌‍‍‌‍‍‍‌‍‍‍‍‌‍‌‍‌‍‌‍‍‌‍‍‍‍‍‍‍‍‍‌‍‍‌‍‍‌‍‌‍‌‍。 本文對以上著作予以詳略不等的盤點‍‌‍‍‌‍‌‍‍‍‌‍‍‌‍‍‍‌‍‍‌‍‍‍‌‍‍‍‍‌‍‌‍‌‍‌‍‍‌‍‍‍‍‍‍‍‍‍‌‍‍‌‍‍‌‍‌‍‌‍。

　　【關鍵詞】 2020年; 傳記文學研究; 著作

　　2020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中國要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廣大傳記文學研究者仍奮力前行，全年發表了三百余篇論文與評論，出版傳記文學研究著作至少7部。 這些著作大多具有新視野和新價值，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傳記史料研究，標志著傳記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業已形成。 本文著重盤點2020年的傳記文學研究著作。

　　2020年出版的7部傳記文學研究著作是：張立群編著《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張立群著《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楊正潤主編《現代傳記研究》(第13輯)(第14輯)，祝鼎民編著《古代作家傳記史料述要》，孟國棟著《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志銘研究》，賈彥艷、陳后亮著《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

　　張立群是本年度乃至新世紀以來傳記研究最引人注目、研究成果最豐盛的學者。 他不僅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系列論文，引起廣泛關注，而且繼2019年出版《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問題研究》之后，2020年又相繼推出兩部新著《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從而形成了“作家傳記史料研究”三部曲[1]。 后兩部一為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第10批特別資助課題，一為教育部2016年度規劃基金項目結項成果，堪稱“結伴而行”的姊妹篇，受到學界好評。 作為長期研究中國新詩與新詩理論的學者，張立群愛好詩歌，并出版了詩集《白馬——詩的編年史(2005—2012)》(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詩論《現代詩歌的國家主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心態史的研究與進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另一種詩歌批評》(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等。 結合近年來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實際，他敏銳地覺察到史料研究正在成為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2]，于是與現當代詩人傳記研究結緣，不斷拓展現當代文學學科新的研究領域。 他將現當代作家傳記與現代文學史料學結合，著力探尋新的方法路徑，幾部著作以選題新、方向新、成果新而別具一格，讓人“驚艷”，令人“驚嘆”! 作為一種有情懷的專業研究，張立群為傳記文學學科建構開疆拓土的不懈努力值得發揚光大。 雖說前有楊正潤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境外中國現代人物傳記資料整理與研究”、俞樟華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編年史”分別填補了有關方面的學術空白，但張立群著眼于現當代詩人這一更為具體、細膩的領域，同樣填補了一大“空白點”。

　　顧名思義，《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以下簡稱《輯錄》)實際上包括兩大核心內容：一是“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一是“傳記版本”。 涉及史學、傳記學、文學傳播學、版本學等方方面面。 無論何種傳記，大多可分為他傳、自傳兩大類。 年譜則是詩人傳記的一種特殊形式。 若是將傳記的邊緣形態計算在內，那么，日記、書信、游記等亞自傳無疑不容忽視。 《輯錄》在結構安排上精心設計，科學合理。 著者將詩人傳記分成六部分，依次為“第一編：現當代詩人他傳版本輯錄”“第二編：現當代詩人自傳版本輯錄”“第三編：現當代詩人年譜版本輯錄”“第四編：現當代詩人部分日記、游記、書信版本輯錄”“第五編：現當代詩人部分研究資料、紀念文集版本輯錄”“第六編：部分含現當代詩人合傳(包括小傳、傳略、列傳)版本輯錄”，可說是目前整理輯錄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最為齊全者，蔚為大觀。 他傳、自傳版本當仁不讓地成為本書的重中之重。 以冰心傳記為例，共輯錄91種，其中他傳51種、自傳10種、年譜2種、日記游記書信25種、研究資料紀念文集3種。 再如郭沫若傳記輯錄198種，其中他傳116種、自傳59種、年譜5種、日記游記書信12種、研究資料紀念文集6種。

　　著者在對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的過程中，不辭勞苦，孜孜以求，十分“追求視野上的大、廣、全、多”[3]。 除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行者外，還收有一些“內部資料”，如《九葉詩人杜運燮》《潘漠華烈士傳略》《潘漠華紀念文集》《中國現代作家傳略》等。 此外，還將史料視野投向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 相比而言，中國臺灣地區版本輯錄數量第二，僅次于中國大陸，為173種; 中國香港次之，為41種; 中國澳門再次之，為3種。 該著提到的臺灣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之詩人傳記8種、臺灣業強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名人傳記”之詩人傳記5種、臺灣天一出版社出版的《胡適傳記資料》21冊、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之詩人傳記，香港萬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新傳》(梁錫華著)、聽濤出版社出版的《知堂回想錄》(周作人著)、中華書局出版的《胡適年譜》(耿云志編)等，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著者還將視野擴展到一些譯傳，如[俄]切爾卡斯基著、宋紹香譯《艾青：太陽的使者》《徐志摩：在夢幻與現實中飛行》，[美]漢樂逸著、李永毅譯《發現卞之琳：一位西方學者的探索之旅》; 并輯錄有英文原版書，等等。

　　《輯錄》精心編撰，用了較多的腳注，多達453個，構成一道美妙的風景線。 這些腳注大多針對屬于叢書、系列的“第一本詩人傳記”加以注釋說明，余下從略，既節省很多文字，又體現了“輯錄”和“查找”的意義。 有的腳注則用于說明文本收錄的情況，或解釋特殊個案，方便讀者了解。

　　《輯錄》搜集的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年份下限截止到2019年，而其上限從著者搜集到的最早的傳記年份算起，約至1926年。 為編著此書，著者曾先后輾轉奔波于近十所高校圖書館。 在搜求整理過程中雖力求全面，但正如作家“全集不全”的現象一樣，《輯錄》也在客觀上存在著“版本不全”的問題。 以我學力和目力所限的觀察，本書還有一些缺漏似可補充。 以胡風他傳版本為例，確實不應遺漏李輝的代表作《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該書曾先后累計出版10版左右，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最早1989年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分別出版了繁體字版本，2010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訂版; 1996年日本巖波書店出版了日文版; 1997年、2003年花城出版社以《文壇悲歌》為書名先后推出新版，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修訂版。 劉半農他傳版本，可補充胡美鳳的《流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 汪國真他傳版本，可補充彭俐的《真個汪國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不應遺漏呂碧城、于右任和中國香港當代詩人寒山碧的他傳版本：如劉納編著《呂碧城評傳·作品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王忠和的《呂碧城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等多部; 許有成、顧潛的《于右任傳》(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許有成的《于右任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等多部; 以及孫德喜的《寒山碧評傳》(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版)。 以自傳版本為例，可補充呂碧城著、文明國編《呂碧城自述》(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現當代詩人部分日記、游記、書信版本，可補充《徐志摩全集》(第五卷 戲劇書信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現當代詩人部分研究資料、紀念文集版本，不應遺漏袁幼鳴、李小非編《“汪國真現象”備忘錄》(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汪國真著、李曉琤編《再見汪國真》(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5年版)。

　　《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以下簡稱《研究》)，堪稱張立群研究傳記文學的代表作。 著者緊扣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問題，綜合運用史料學、文獻學、闡釋學、文章學相結合的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地進行了一次全新的學術探索，具有強烈的理論探討和現實觀照的雙重意義。 歸而言之，該著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敏銳的學術視野。 《研究》除“導論”外，主體部分共分為五章，即“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價值構成”“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層位劃分”“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的生成與實現”“傳記家的素養與傳記史料的關系”“影響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價值的其他因素”，最后為結束語 “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建設與研究的歷史展望”‍‌‍‍‌‍‌‍‍‍‌‍‍‌‍‍‍‌‍‍‌‍‍‍‌‍‍‍‍‌‍‌‍‌‍‌‍‍‌‍‍‍‍‍‍‍‍‍‌‍‍‌‍‍‌‍‌‍‌‍。 該著十分注重在時間和空間的雙向維度上進行拓展：在時間層面上，注重“現當代”的貫通，即涵蓋了文學史通常所述的“現代”(1917-1949)和“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兩個時段; 而在空間層面上，則向中國大陸及其以外的地域敞開，涵蓋中國大陸地區、中國港澳臺地區學者以及國外學者撰寫與出版的現當代詩人傳記。 誠如長期關注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著名學者吳秀明所期許的那樣，“通過這種‘世界視野和文化還原’的‘雙構性’觀念和路徑，拓寬史料研究的內涵與外延”[4]。

　　二是濃厚的問題意識。 通觀《研究》，可以明顯看到一條邏輯思考的路徑，即問題意識貫穿全書。 著者沿著“何為史料”——“如何史料”——“怎樣問題”層層遞進，不斷提出問題、闡釋問題和解決問題，在揭示其問題的過程中，確立科學、正確的傳記史料觀和寫作觀。 比如“導論”，從“傳記”到“現當代詩人傳記”界定了范疇，繼而提出“現當代詩人傳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料中的‘傳記性史料’”，而“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問題就是要揭示現當代詩人傳記作為史料的復雜性與多樣性”。 在明確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價值構成的基礎上，著者結合文學史料學相關理論闡述了詩人傳記的史料層位劃分問題。 再如版本問題，作為一個歷史化的過程，因時代的變遷、史料的新發現和傳記家的創作理想變化，便會有不斷“重寫”以實現“善本”化的可能。 著者通過考察具有代表性詩人如“郭沫若傳”“徐志摩傳”的不同版本，借助“版本”考辨與“跨版本”比較、互見與釋疑，重釋了若干爭議與詩歌史“懸案”，探討史料應該如何在詩人傳記中生成與價值實現。 還有傳記倫理問題，事關傳記家的素養與傳記史料的關系。 著者借鑒楊正潤《現代傳記學》中提出的傳記家應有的“四長”——“傳記道德”“傳記才能”“傳記學養”“傳記洞識”，從四個方面闡釋了傳記家與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價值之間的關系。 在上述論證基礎上，本書還深入開掘，從影響的角度探討了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價值，涉及“消費性”“地域性”等問題。 我十分贊同張元珂的會心之論，著者“對一系列‘史料問題’的發現與提出無不來源于具體實踐”，且“對史料問題的發現與闡釋大都具有切實的經驗視域，而非從上而下、凌空高蹈式的空談”[5]。

　　三是持續的理論創新。 《研究》著力追求具有專業度、在場感和及物性的理論研究，提出了諸如優秀傳記家的素養和構建、傳記“善本”、“跨版本視野”、“地域性問題”、“消費性傳記”、傳記倫理等具體而微的理論命題。 且大多結合從創作實踐到理論探討做了較深入的研究，不乏理論上的獨特思考和真知灼見。 以消費時代的傳記寫作為例，消費與接受事關傳記終極目標的實現，但世俗化的寫作現象無疑為傳記發展帶來了隱憂。 雖說先前學界便有焦雨虹的《消費時代傳記研究三題》《圖像、媒介與娛樂——消費文化與傳記研究》等論文[6]，但真正為這一現象明確命名“消費性傳記”的，張立群則是第一人。 [7]在《研究》中，著者再次結合實例分析，反思近年來現當代詩人傳記生產與消費的問題，嚴肅指出“消費性傳記的大量出現，自然會影響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價值，同時也對傳統意義上的傳記概念形成了理論挑戰”，并期待“現當代詩人傳記回歸發展的理性”。

　　四是扎實的文本闡釋。 著者論述現當代詩人傳記的史料問題，在注重史實和邏輯的同時，處處呈現詩性與思辨相交融的特性。 “具有史料意識的批評往往扎實厚重、更具學術氣息，能夠對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價值進行清晰而準確的判斷，而融入批評意識的史料研究則有可能增強自身的分析能力，并在呈現文采的同時讓文字更加生動、活潑……”[8]著者的夫子自道確乎經驗之談。 《研究》附錄選取了三篇論文：《“徐志摩傳”現狀考察及史料價值問題》《溫暖的回憶與坦蕩的訴說——讀〈生正逢時：屠岸自述〉》《“郭沫若傳”的現狀考察——兼談多身份傳主傳記書寫的進路》，從中可見出著者善于將宏觀的判斷和微觀的洞察相結合，考察寫作現狀，總結成敗得失，體現出扎實厚重的文本分析能力。

　　綜上可知，張立群的《輯錄》《研究》兩書，在史料的發掘(版本輯錄)、分類整理、重塑研究規范和史料問題闡釋等多重視野下，為全方位搭建起現當代詩人傳記的研究平臺提供了范式，打開了一個煥然一新的話語空間。

　　祝鼎民編著《古代作家傳記史料述要》(以下簡稱《述要》)[9]，是一部探討中國古代作家傳記史料的專書。 全書資料翔實，體大思精，既具史料性、知識性、學術性，又具藝術性、實用性、指導性，必將為有志于學習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學子以及古代作家傳記研究的學者提供極大的幫助。 相比之前學術界出版的一套“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中華書局2007年版)、張可禮著《中國古代文學史料學》(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來說，《述要》自有其獨到之處。 前者雖說涉及傳記史料，但由于其論著主旨的限制，主要著眼于史料的整體和共性，或某一朝代某一文體，不可能顧及作為史料學的一個分支——作家傳記史料的特殊性。 后者雖涉及古代文學傳記史料包括文學家傳記史料，但缺乏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述要》在搜輯與整理古代作家傳記史料方面，力求系統全面、方法科學。 全書凡七章，前五章大致按圖書分類編排，包括了紀傳體史書中的作家傳記，傳記體史書中的作家史料，編年體、方志、目錄中的作家史料，筆記中的作家史料，文集中的作家史料等。 文集中又分別介紹了集部中的總集和別集，別集中的作家史料又按傳狀、碑志、哀祭、序跋、贈序、詔令奏議及其他文體分類敘述; 第六章為作家傳記史料的考訂，涉及姓名考訂、籍貫考訂、生卒年考訂、作家事跡考訂; 第七章為人物傳記史料索引，涉及綜合性人物傳記索引、史傳人名索引、傳記人名索引以及方志、目錄中的人物傳記索引。 《述要》通過梳理歸納、探索析辨、感悟解領，對古代作家傳記史料展開了全方位的詳細闡述和論證。 此外，本書介紹人物傳記史料索引，不僅涉及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的版本圖書，還涉及哈佛燕京版、東京東洋版等多種圖書。

　　《述要》要言不煩，條分縷析。 其中對二十六史中的作家傳記的介紹提綱挈領，簡明扼要。 對總傳中的作家傳記鳥瞰式的簡介，言簡意明，還有對紀傳體史書中作家傳記特點的概括——“選錄的知名性”“記載的可靠性”“傳記的概括性”“安排的整體性”“寫作的模式性”“時代的局限性”; 對筆記中人物史料特點的總結——“真實性”“豐富性”“生動性”“片斷性”“傳聞性”“時代性”; 對別集中作者史料特點的分析——“無往而不在的自我”“自我行蹤的勾勒”“心靈的窗口”“作品中史料的豐富”“史料的真實性”，等等，都有其精辟獨到的見解，既凝聚著著者的心血智慧，又透顯著深厚的學養功力。

　　祝鼎民早年曾著有《中文工具書及其使用》一書。 這本《述要》同樣兼具導讀和指南性質。 它面向讀者的通俗性、指導性，亦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如談作家傳記史料的考訂方法——“占有史料”“發現問題”“排比史料”“細心求證”; 談考訂需具備的疑古、探索、求實、決斷、存疑等精神，通俗易懂，說理透徹。 在介紹史料的各種過程中，既談優長之處，如《史諱舉例》“不僅舉了許多實例，而更重要的是對歷代避諱作了總結，是歷史科學研究和古典文獻研究的重要工具”; 又談錯誤不足，如“從我國古代作家傳記史料的現實看，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大量作家缺乏必要的傳記史料，二是已有的傳記史料中有著不少舛錯”[10]。 有時還不忘提醒讀者注意，如在紀傳體史書的運用中，“應該注意它們的歷史局限”[11]; 《唐五代五十二種筆記小說人名索引》中的引書書目，包括了傳奇小說等，“我們查找文學家史料，當有所選擇，因這些書不都具有作家的傳記史料價值”[12]。

　　《述要》列入“京師中文學術文庫”，寫作時曾廣泛閱讀并參考了歷代先輩和時賢的有關論著，可惜全書無一注釋。 著者自稱“已步入耄耋，無力作增補修訂”，深以為憾。

　　孟國棟的《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志銘研究》[13]，是著者在復旦大學博士后出站報告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 作為一部在對前輩學者長期以來所持觀念進行修正、而以創新思維研究唐代墓志銘的專著，其開闊的視野、史料的運用、全新的闡釋，令人眼前為之一亮。 我們欣喜地看到，進入新世紀以來，傳記研究的范圍越來越擴大，2015年12月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第22屆年會探討的主題便是“碑傳墓志悼詞遺囑研究”，學界還推出了胡益民、王鵬的《明清徽州歷史人物碑傳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徐海容的《唐代碑志文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版)等多部碑傳、碑志文研究著作。 不過，這些圖書大多是從歷史文化學角度出發的。 《石上人生》則從傳記視域出發，對前人措意較少但又關乎唐代文學發展和演變的新材料——新出土唐代墓志銘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充分挖掘唐代墓志銘的傳記價值，從不同層面探其幽賾，新見迭出‍‌‍‍‌‍‌‍‍‍‌‍‍‌‍‍‍‌‍‍‌‍‍‍‌‍‍‍‍‌‍‌‍‌‍‌‍‍‌‍‍‍‍‍‍‍‍‍‌‍‍‌‍‍‌‍‌‍‌‍。 上編“綜合研究”，從墓志銘的傳記屬性、求真觀念與唐代墓志銘記載的可靠性、創作范式的轉變與人物形象的凸顯、人際關系的敘寫與唐代墓志銘的情感表達、疾病醫療與唐人生命歷程的轉軌、喪葬觀念與唐人最后的囑托等，全面、集中、深入地闡釋了墓志銘的傳記價值。 下編“個案研究”，選取了新出土的《王洛客墓志銘》、《何昌浩墓志銘》、“于汝錫夫婦墓志銘”、《皇甫鉟墓志銘》專門研究，進一步深化了對唐代墓志銘傳記文學價值的認識。 最后附錄“新出墓志銘與唐人傳記資料新證”，亦為研究者提供了切實可靠的參考資料。 總之，從生命寫作、傳記的傳承與革新的角度出發，還原唐代墓志銘發生的基本語境，分析其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及創作走向，“書中無論是學理上的宏觀研究，還是考證上的細微辨析，無不緊扣唐代傳記作者的生存情況、創作理念、創作特色和作品價值等文學性問題”[14]。

　　著者對墓志銘傳記價值的全新認識無疑值得稱道，但他認為“《左傳》《史記》的全部乃至一般的史傳都是史而不是傳記文學”的說法卻值得商榷。 還是中國《史記》研究會名譽會長韓兆琦說得好：“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的成熟，應該是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 《史記》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也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著作。 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拓了我國古代兩千多年的以人物為中心的歷朝‘正史’的先河; 從文學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現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廊。 《史記》的高度藝術成就不僅彪炳于傳記文學一個門類，而且給后代的小說、戲劇以無與倫比的影響。 ”[15]

　　賈彥艷、陳后亮合著的《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16]，是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同名)的結項成果。 罪犯傳記就是展示有關犯罪人物的生平及個性的作品。 國內學界在犯罪小說研究方面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17]，但對罪犯傳記小說研究基本處于空白，這部著作恰好填補了這一學術空白。 第一章“英國18世紀罪犯傳記概觀：敘事類型與研究范式”先聲奪人，學理性強，將宏觀考察與微觀探究相結合，充滿文學的歷史感和文化哲學的思辨性，力透紙背。 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富有哲學意味的學理，又有精于鉆探、深于挖掘、探析系統的學理。 著者主要梳理了罪犯傳記的四種研究范式，即里凱蒂：作為一種文化產品的罪犯傳記、法奧勒：罪犯傳記的兩種神話模式及其文化功能、格萊德菲爾德：罪犯傳記中的多元意識形態、羅林斯：文化霸權與妥協平衡。 通過深入挖掘罪犯傳記在18世紀英國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重要影響，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和評估罪犯傳記的社會價值及歷史文化、道德政治內涵，同時也為英國文學研究開辟了一片新天地。 第二至六章主要談論的是罪犯傳記，涉及亞歷山大·史密斯船長與《罪犯傳記全集》、查爾斯·約翰遜船長與《劫匪記述》、丹尼爾·笛福罪犯傳記書寫中的敘述技巧、《摩爾·弗蘭德斯》與早期犯罪敘述的正當性問題、《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對傳統罪犯傳記的改寫等。 第七至十章主要談論的是新門派犯罪小說。 全書采用了哲學與人類文化研究與文本細讀相結合的方法，既注重罪犯傳記與犯罪小說的內部研究，又注重罪犯傳記與犯罪小說的外部研究，并試圖揭示有關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對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發展的影響。

　　閱讀《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我總覺得書名欠妥，有歧義，宜改用《英國傳統罪犯傳記與犯罪小說研究》為好。 美國的倪豪士著有《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羅寧、武麗霞合著有《漢唐小說與傳記論考》(巴蜀書社2016年版)，都是精心選用書名的成功范例。 另外，這本結項合著似有倉促之感，缺少精心修改，第一章與導論部分有幾處文字重復，個別章節之間也存在前后說法不一的問題。

　　楊正潤主編的《現代傳記研究》(第13輯)(第14輯)[18]，共發文40篇。 論題廣泛，新鮮有趣，出現不少新概念、新命題、新視角、新方法。 克雷格·豪斯的《片傳與傳記環境——見微知著》(英文版)，創造性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片傳”，并從微觀到宏觀考察了“片傳”的傳記價值。 梁慶標對史密斯和沃森的訪談《我們的自傳研究》(英文版)，勾勒出近40年來美國自傳研究的一個側面。 “作品研究”成果喜人。 魏雪、全展的《改革開放40年“當代作家”傳記綜論》，在考察“當代作家”傳記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探究傳記熱現象之原因，并扼要分析寫作癥候，以期促進傳記文學寫作的可持續發展。 張楊的《歷史長河中的自我確立——評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頗有“長河意識”，注重細讀比較。 李琪婷的《“虛構的真實”與傳主精神形象建構——李長之人物傳記研究》，研究“傳記家”，總結規律，對傳記創作與研究不無啟示。 以上三文視野宏闊，闡釋到位，大多分析出色。 “傳記史研究”佳作不斷。 許結的《漢唐圖像敘事與帝國書寫》、孫文起的《論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文體因革》、許勤超的《虛構的力量——莎士比亞傳記中的安妮·哈瑟維》、曹蕾的《時代的傳記和心靈自傳——評〈塞維尼夫人書信〉》，細加梳理總結、比較闡釋，能言他人所未言。 “人物研究”別開生面。 梁慶標的《君特·格拉斯的“隱秘懺悔”》、江濤的《作為研究方法的“殘雪傳記”》、薛玉鳳的《馬克·吐溫的暴富情結》、趙山奎的《注意卡夫卡的一則自傳記述》等，均論述扎實，體現出研究的新路徑。 馬洛丹的《生命與生命的雙向互動——傳記的作者與傳主關系建構》，提出社會關系、敘事和審美的“三重研究視野”。 樊露露的《中國傳記電影的時間塑形策略與傳主身份建構》，聚焦傳記片的文化生成機制研究，具有鮮明的民族藝術特性。 此外，還有韓石山的《傳主的選擇與材料的挖掘》，本刊記者的《“我們做的是重大項目，更是傳記事業”——“境外中國現代人物傳記資料整理與研究”七年記》，章佳瑤的《大海或山峰：太平洋時代的傳記對話與交響》，黃蓉的《傳記當下與未來的轉向——北京大學—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傳記研討會綜述》等，或為“傳記家言”，不吝傳授寫作經驗; 或為最新鮮、最前沿的學術信息，容量巨大，干貨多多，均清新可讀，富有借鑒意義。

　　注釋：

　　[1] 張立群著：《東北現代作家傳記的史料問題研究》，萬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 張立群編著：《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版本輯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 張立群著：《中國現當代詩人傳記史料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

　　[2][3][8] 張立群：《史料研究：文學研究新的增長點》，《光明日報》2019年8月21日。

　　[4]章濤、吳秀明：《文獻史料問題與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再出發——“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與闡釋”學術研討會綜述》，《中文學術前沿》2014年第七輯。

　　[5]張元珂：《論張立群的中國現當代作家傳記史料輯錄與研究——兼及理解“傳記文學”屬性的一種方法》，《藝術廣角》2021年第1期。

　　[6]焦雨虹：《消費時代傳記研究三題》，《文藝評論》2007年第5期; 《圖像、媒介與娛樂——消費文化與傳記研究》，《廣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11期。

　　[7]張立群：《近年來現當代作家傳記的一種考察——兼及消費時代的傳記倫理問題》，《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

　　[9]祝鼎民編著：《古代作家傳記史料述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

　　[10][11][12]祝鼎民編著：《古代作家傳記史料述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450頁、16頁、521頁。

　　[13]孟國棟著:《石上人生：傳記文學視域下的唐代墓志銘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14]曹麗芳：《唐代墓志銘算傳記文學嗎? 》，《中華讀書報》2021年4月28日。

　　[15]韓兆琦著：《〈史記〉與傳記文學二十講》，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42—243頁。

　　[16]賈彥艷、陳后亮著：《英國傳統罪犯傳記小說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17]“所謂‘犯罪小說’，是指虛構情節涉及罪行及其偵破過程的小說作品總稱”。 轉引至段楓：《犯罪小說的敘事內核及其倫理考量》，《國外文學》2016年第2期。

　　[18]楊正潤主編：《現代傳記研究》(第13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 楊正潤主編：《現代傳記研究》(第14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

　　作者：全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