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生，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在魯迅提倡的“僑寓文學”的示范下，以彭家煌、魯彥、許杰、許欽文、王任叔、臺靜農等人的作品為代表的20世紀20年代的鄉土小說，用真誠的筆觸描摹了中國鄉土文學的雛形狀態‍‌‍‍‌‍‌‍‍‍‌‍‍‌‍‍‍‌‍‍‌‍‍‍‌‍‍‍‍‌‍‌‍‌‍‌‍‍‌‍‍‍‍‍‍‍‍‍‌‍‍‌‍‍‌‍‌‍‌‍。

　　自此之后，許多擁有土地情結的作家在鄉土文學這面旗幟下集結，依托生活和眼界，用豐沛的情懷和深刻的鄉土敘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鄉土中國的生動范本‍‌‍‍‌‍‌‍‍‍‌‍‍‌‍‍‍‌‍‍‌‍‍‍‌‍‍‍‍‌‍‌‍‌‍‌‍‍‌‍‍‍‍‍‍‍‍‍‌‍‍‌‍‍‌‍‌‍‌‍。 在沈從文、蕭紅、趙樹理、莫言、賈平凹、陳忠實、阿來這些大家筆下，湘西、呼蘭河、晉東南、高密東北鄉、商洛山地、白鹿原、嘉絨藏區等地成為醒目的意象，引起世人對這些“別一世界”的注意。 作家們用近乎“地之子”的癡情，不倦地書寫，接續地努力，逐漸將鄉土文學發展為影響一個世紀之久的文學書寫題材，中國鄉土文學終于作為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學力量，在中國文學的發展格局里發揮了主干的作用。

　　在這接續傳承的隊伍里，就有孫惠芬。 誠然，作家在創作之初，不大可能有明確的文體意識，更不可能體會到，在一個少女個人化的沉思默想與涌動著變革浪潮的大時代間會有怎樣的微妙關系。 作品是創作者精神的徽章，作為為數不多的執著于鄉土寫作的女作家，孫惠芬以不徐不疾的敘事姿態，逐漸顯現出不俗的創作實力。 她斬獲過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文學新人獎、曹雪芹長篇小說獎、女性文學獎等多個獎項，入圍過茅盾文學獎提名等。 她用全部的生命體驗精心建構的“歇馬山莊”系列小說，在賡續鄉土寫作傳統的同時，為源遠流長的中國鄉土文學再續新章。 她立足于遼南鄉土社會，用樸素曉暢的藝術化文字完成對變革時代遼南鄉土心靈的精神凝視，在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里，深植民間精神和人道主義情懷，在對鄉土社會式微的深憂隱痛中，從不放棄對“精神故園”的建構和探求。 她的鄉土小說，是中國鄉土文學的重要收獲。

　　羅丹說：“藝術家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孫惠芬的鄉土想象發端于她記憶中的故鄉，那些有著遼南地域特點的糞場、東山崗、場院、夾地、土街、小山坳，讓作家看到了“這個世界最初的模樣”。 那個挓挲著兩個朝天錐似的辮子、房前屋后沒命瘋跑的小女孩，沒有順從命運墮入庸常，反而在故鄉和家族的根脈中汲取了特別的樂觀和勇氣，將故鄉的山水與人事化為審美的對象。 在四十年的創作生涯里，在數不清的日日夜夜里，孫惠芬悲憫溫情的目光逡巡于進退失據的故土鄉親，從未停止過對它們和他們的牽掛思考，在深憂隱痛的精神探索中，寫出了《歇馬山莊》《上塘書》《吉寬的馬車》《秉德女人》《生死十日談》《后上塘書》《尋找張展》等長中短篇小說近400萬字，在勤耕不輟中，完成著創作的“可持續性”和“生命的最佳樣式”。

　　2

　　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與文藝》中直言：“人總是‘地之子’，不能離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說是人生的正當的道路。 現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里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學上，這才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 ”這番文學與土地之間的關系探討，孫惠芬是否讀過不得而知，但她卻以自己的文學實踐，暗合著“地方與文藝”的關聯。 她的創作領域集中在鄉土世界，這與作家人生最初的體驗有關，也與鄉土社會的鮮活、豐富與復雜性有關。

　　故土的悲喜哀樂滋養了作家的文學感覺，生命中長久的積郁助燃著文學的想象，在尺牘之上方寸之間，孫惠芬一絲不茍地書寫著鄉土社會鮮少人知的幽微世界，在“心靈的歷史里尋找高地”，建構自己的“天高地遠”和文學理想。 孫惠芬說：“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從母親那里學會了默默觀察和度量身邊人事的本領，也就是說，我在身體上跟母親走著一條狹窄的只在院子里往來的道路的同時，心里頭卻走著一條漫長又寬廣，通往別人心靈的道路。 ”書寫心靈和精神世界，是孫惠芬鄉土創作一以貫之的涉足領域，她飽含深情地細細打量鄉土大地上發生的故事，揣摩鄉民們的眼神、心事和命運，鄉里鄉親、家族人物、左鄰右舍經由藝術的想象，在作家筆下便有了意象的意味。 無論是她早期的還是中后期的作品，心海泛浪、心有千千結，永遠是她筆下多數主人公的精神特質。

　　1982年，孫惠芬在《海燕》第5期發表了她的處女作《靜坐喜床》，這篇由“壓抑而生成的想象”之作，源自作者輟學務農回鄉的生活日記。 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要嫁到小鎮上的農村姑娘，她靜坐在喜床上，看著前來賀禮的人們熱鬧歡喜，看著忙碌人群里的婆婆和新夫，心里充滿了喜悅、惶恐和不安。 心情的抒寫是這部日記體小說里最牽動人心的地方。 恰似平靜的水面吹來陣陣清風，眼前從未經歷過的新的生活，在這個姑娘的心海里掀起了一波波漣漪。 作家抓住她在“靜坐喜床”的半天里真切細膩的心理活動，呈現出一個新嫁娘幽秘深邃的精神世界。

　　孫惠芬曾明確表示她對心靈精神世界的看重：“從平庸中發現光彩，這需要精神的提煉，所有的事物，沒有精神，就會淪為平庸，所謂素常人生中的素常心情，就是指素常人生中的精神世界，這世界不管多么微小，多么短暫，都閃爍著金子一般的光芒，‘微妙’和‘瞬間’，其實只可能發生在精神世界里。 ”《小窗絮雨》也是她早期的一篇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剛剛邁進文學門檻的農村少女。 作者從她的寂寞、愁悶和回到鄉下家中的種種不適寫起，讓她心緒不寧的是那份欲罷不忍、欲愛不能的兩難情結——是和等了她四年的鄉下男友完婚過日子，還是不顧周圍的閑言碎語而專事寫作，到外面的世界去體驗更大的精彩? 新與舊的摩擦，愛與怨的交織，讓少女的心弦震顫，充滿了惶惑和掙扎。 不僅如此，作者還將心理描寫的線索延伸到少女身后的世界，那不可忽視的以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嫂子為代表的家族倫理的影響，將這份熱鬧熏染過的矛盾心緒擴展開來，使其顯得格外真切動人。

　　孫惠芬長于洞幽燭微，往往在人們習見不察之處，勾連起人物細膩豐富的精神世界，連同她的疑慮和苦痛一并纖毫畢現地呈現給讀者。 《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中潘桃和李平是兩個新婚后馬上獨守空房的農村媳婦，外出打工的丈夫離家后，留給她們的是鄉下單調、重復、沉滯的生活。 兩顆孤獨寂寞的心，由開始的敵對到后來的認同，一點點走近，漸漸理解信任，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但她們在稀薄自由的空氣里建立起來的精神同盟，很快被離間被摧毀，各自只能又回歸到傳統的規約和既定的生活軌道上，脆弱的友誼很快就成了明日黃花。 小說最富神采的部分，是兩個女人在寂寞獨行中找到知己最終又失去彼此的精神歷程。 她們心靈深處每個瞬間里每一份希冀的懊惱和幻滅，都是看似靜默的生活之流里“最奇崛的波瀾”。

　　孫惠芬一直保持著心理寫實的熱情，樂于表達內心深處的波瀾壯闊。 她尤其著意于人際關系的平等，她堅信鄉下人的人格尊嚴和精神世界同樣獨一無二且色彩斑斕。 《秉德女人》被孫惠芬看作是“一次黑暗里的寫作”，而“在這黑暗里，我攜帶的唯一的光，是心靈，是貼近人物情感的心靈”。 作者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的秉德女人，這位鄉村女性的心靈風暴意趣盎然，她跌宕起伏的一生與元氣淋漓的內心世界相得益彰。 鄉下女人努力討生活的堅韌、樂觀和不屈從命運的個性，她的寬容、大氣以及努力朝向外面的世界探光景的地母品格，極容易攫住讀者的心。 孫惠芬鐘愛秉德女人，通過秉德女人的心靈，“照亮”了作品里更多人的心靈，進而書寫出一個家族的心靈史，一場跨度近百年的社會變遷史。

　　鄉村女兒的身份、沉靜堅忍的個性以及長期的鄉土生活經歷，使孫惠芬與其筆下的人物幾無疏離感。 對心靈世界的重視，讓孫惠芬的鄉土世界充滿了意味和生機。 她尤其善于捕捉人物細微的心理變化，致力于書寫人的心靈和人性的困惑。 她帶著親昵的感情，精心撫摸每一道心靈的褶皺，以同理心和悲憫的情懷長時間地審視鄉土世界的苦樂人生，將關注的目光投注到鄉土世界流動的心靈，傾心書寫或豐饒或貧瘠或閉塞的精神內部，讓她筆下的生命在文學的天地里煥發神采，讓她筆下的性格和命運從“幽黑”的隱秘角落走向敞開的“光亮”天地。

　　3

　　鄉土社會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主體，也是中國傳統倫理關系孕育和形成的基本單位‍‌‍‍‌‍‌‍‍‍‌‍‍‌‍‍‍‌‍‍‌‍‍‍‌‍‍‍‍‌‍‌‍‌‍‌‍‍‌‍‍‍‍‍‍‍‍‍‌‍‍‌‍‍‌‍‌‍‌‍。 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坦言，“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 儒家對人倫思想有過形象的比喻：“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在傳統的鄉土社會里，人倫通過“差序結構”一層層地發揮著作用，家族中的血緣關系作為強有力的脈絡凝聚力，在差序結構中是最活躍的元素。 對家族倫理關系的書寫是了解鄉土社會、反映鄉土中國的重要維度。

　　孫惠芬來自遼南農村，在一個講究家教和家族觀念的大家庭里生活了很多年，對人與人關系的敏感，對血緣和地緣的重視，形成了她的情感路線和審美方向。 那些讓她不能釋懷的早期生活記憶，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進入她的文化心理結構，積淀成為穩固的深層的情感記憶、審美意識和價值判斷。 鄉土倫理寫作幾乎占據了她大部分的生命和時光。 家族的存在感是鮮明的，血濃于水的親情，讓記憶復蘇，使久別重逢的人迅速找到溝通的路。 孫惠芬立足于自己的人生體驗和文化理想，在家族這座藝術的高地上縱橫想象，續寫傳統倫理關系的綿密與悠長。

　　孫惠芬慣用第一人稱向外敞開的方式，引領讀者走進遼南鄉村的家族世界。 眾多的家族成員，被一件件小事所牽扯勾連，聚攏起來。 申家、翁家、張家等形象活泛在作家的筆下，不僅出現在單篇作品里，還在其他作品中連續出現，從而形成了特色鮮明、線索清楚的家族譜系。 作為不同的意義載體，在家長里短、愛恨糾葛、利益計較中融入家國情懷和個人的精神訴求，以家族興衰際遇透視歷史變遷和社會演化。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指出：“任何接觸到或進入人類生活穩定關系中的東西，都立刻帶有了一種作為人類存在境況的性質。 ”作為“處境的存在者”，孫惠芬那些對鄉村倫理關系的真切體驗，引導她將人物納入群體和社會之中，在時代的嬗變中表現家族成員的命運起伏，呈現家族的榮耀、傷痛、衰敗與希冀。 在作品中傾注倫理本位與深情書寫，這和孫惠芬自幼建立起來的家族意識關系密切：“家族榮耀感，我想是真的有，這跟我的家族在當地影響有關，也跟奶奶這個人物在當地的威望有關。 很小的時候，我就感受到了我們這個家族與鄉村其他家族的不同。 這榮耀感不管是不是好事，它確實是我創作的源泉。 ”

　　《來來去去》《傷痛故土》《岸邊的蜻蜓》等作品里的大哥，是家族的主心骨，是“頂天立地的柱子”，他講求信義、重視禮儀，自小就立下了為家族崛起而奮斗的理想，用主事議事、開會號令建立權威和責任感，在家族中享有最高的威信。 但今非昔比的種種失落，也常常傷害、擠壓著他，可他依然挺起堅實的脊梁，在命運的糾纏和抗爭中，帶領家族重拾信心。 而《歇馬山莊》《飛翔之姿》《致無盡關系》中叔叔和侄子的形象，則代表了外邊和遠方，他們往往知書達禮，不卑不亢，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好的藝術修養，與家族洼地里的鄉民們區別開來，展現著家族通向省城、通向國家的風光。

　　《歇馬山莊》中的翁月月出生于歇馬山莊最有名望的翁氏家族，在外人眼中翁氏家族“祖上有德行有教養，講求禮節”。 在月月的眼中，家族是她心底的一種“無形的依托，無聲的驕傲”。 孫惠芬用細膩的筆觸，書寫著帶有崇仰感的家族意識，呈現著傳統儒家思想在宗族鄉間的作用力，在細致入微的刻畫中，讓一個個素常的日子于暗淡之中泛出神采，更透視出家族榮光給鄉民干涸心田帶來的慰藉與力量。

　　隨著時代變遷，向往自由和追求個性的思潮逐漸改造了鄉下人的生活倫理，傳統的家族關系也悄然地發生了變化。 《盆浴》開篇這樣寫道：“老家是大戶村落，在一洼恍如澡塘盆池一樣的黃色盆地里。 就是這么一個澡堂似的霧蒸水潤的地方，住著我們近百人的申氏家族。 ”申氏家族龐大，成員眾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家規異常嚴格，在輝煌燦爛的家族史冊上，記錄著譽滿遼南的秀才和任過國民黨少將的二伯。 然而，發生在堂二哥傳江和本家二嫂之間的婚外情，卻讓久負盛名的家族“蒙羞”了，它強烈沖擊了申家的家族倫理關系，動搖了家族本位思想。 但人們可以接受李家的豆腐房、張家的粉房，甚至可以容忍堂二哥“強奸”傻圣子媳婦，卻堅決視堂二哥和本家二嫂的戀情為洪水猛獸，情投意合的愛情在固化的家族觀念面前，注定結不出喜樂的果實。 孫惠芬在新與舊的沖突中詮釋時代的多元變化，以阡陌交織的方式，寫出了家族兒女的迷失、痛苦和尋找。

　　《四季》里寫到的“我們申家家族”，“是澡盆子樣山鄉里靠經營山野田地為生的農民的后裔”，作者饒有耐心地書寫著另一個家族故事。 一奶同胞的血緣關系，使申氏姐妹近距離地感受到嫁到小鎮給大姐申傳揚帶來的名望，由“十三間房子的店鋪和四畝半地的菜園”建立起來的迥別于鄉下人的生活光景，助燃了她們急于往外奔逃的心。 在大姐的一番引導下，姐妹們懷著投身新生活、改變舊命運的美好愿望，從泥濘的田埂走進奇異新鮮的小鎮，并因受雇于大姐在小鎮的店鋪而開始新的人生。 然而讓她們始料未及的是，擺脫了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之后，卻要面對新的泥沼。 而其中大姐傳揚著手于“光宗耀祖”，將幾個妹妹嫁給了與她們絕不般配的城里人，改變了親堂姐妹四人的生活，在根脈譜系間生成的罅隙和產生的影響，不能不說，是親情倫理滑向生存倫理的現實選擇，是一首秘而不宣地氤氳在申氏姐妹心間的田園挽歌。

　　關于家族生活歷史感的書寫，更多出現在孫惠芬后期的長篇《秉德女人》中。 出生于遼南小鎮書香家庭的大小姐王乃榮，在傳教士的兒子影響下，用綢緞刺繡世界地圖，夢想著有朝一日能揚帆遠航去往遠方，卻陰差陽錯地被匪胡子擄走成了秉德女人，從此被踐踏在陰溝里，遭遇了紛至沓來的各種磨難和打擊。 她不斷尋求存在的機會，依靠不屈服的生命本能，拉扯一大家子在無數次逆境險境中死里逃生，用頑強的生命意志和飽滿的家族責任，書寫了“由她繁衍的一個家族在國家百年政治變遷中的命運歷史”。

　　孫惠芬喜歡素樸，她不熱衷于小說寫法和技巧的新奇，而是善于抓住稍縱即逝的“瞬間”，執著地沿著鄉土倫理的阡陌溝壑向縱深處尋覓。 那些充滿人情味和苦澀味的家族生活，那些時代變遷之下鄉土倫理關系的嬗遞，始終屬于她的鄉土創作的“永恒”敘事。 她以感性細膩的寫作方式演繹自己的思考，即便是世風日下、眾聲喧嘩，即便是鄉土題材一度式微遇冷，孫惠芬依然堅定地立足于她的故土家園，書寫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寫出他們的情感、意志和希望。

　　4、孫惠芬是一個長于感悟屬意抒情并勇于探索的作家。 故鄉作為心靈的棲息之地，安放著她刻骨的思戀、深度的思考和永不止歇的追求。 她對鄉土世界的守望不僅表現在執著于忠誠的書寫態度上，更在于在自覺的精神凝視中，她能將現實的情境引向心靈的情境，發掘出人心的幽暗與光亮，寫出時代變遷中的躁動與困頓，在質詢中召喚意義。 孫惠芬堅守民間立場，立意突破，在“傷痛故土”的傳統主題上不斷翻新，以救贖和追尋，作為她新鄉土寫作的重要姿態。

　　在商業化大潮的裹挾沖擊下，貧瘠土地上的生存日顯粗糲與艱難，城鄉差異不斷擴大。 孫惠芬筆下的遼南鄉村地處沿海，很早就與外面的世界有貿易往來。 當外面的世界逐漸敞開，孫惠芬不再滿足于描寫個人的情感潮汐，而更樂于帶著清明的理性，以反思精神描寫鄉民的心靈躁動，深刻揭示農民對“現代化”的渴望與追求。 鄉下人進城不僅是改變生存處境的手段，也激蕩著生命自我實現的渴盼與掙扎‍‌‍‍‌‍‌‍‍‍‌‍‍‌‍‍‍‌‍‍‌‍‍‍‌‍‍‍‍‌‍‌‍‌‍‌‍‍‌‍‍‍‍‍‍‍‍‍‌‍‍‌‍‍‌‍‌‍‌‍。 在她的系列鄉土小說《春冬之交》《來來去去》《四季》《民工》《歇馬山莊》《秉德女人》《吉寬的馬車》中，幾乎每篇都有鄉下人離鄉進城打拼闖蕩的身影，一批闖蕩者離城返鄉，又一批仰慕者踏上征途，在朦朧的憧憬與堅硬的現實的對峙中，出走與回歸都由焦灼寫就。

　　孫惠芬的鄉土小說始終交織著傷痛故土與傷痛城市的不和諧變奏。 對此，孫惠芬曾感慨道：“我身邊的鄉村人在困境中掙扎，尋找和世界關系的入口。 他們以為生活在外面，在那個充滿文明和秩序、在他們看來與國家強大肌體的主流血管水乳交融的外面，他們以為只要進入那個世界，生活就能得到改變。 ”《春秋之交》中的小蘭是孫惠芬筆下最早的一批出走者，也是最早的一批闖蕩者。

　　在城市文明難以抵御的誘惑下，她賣掉嫁妝，拋棄鄉下的男朋友，毅然決然到城里棉織廠當一個臨時工。 她的離鄉進城涌動著飽滿的激情，也摻雜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盲動：“她被一個城市人占有，從此她就是一個不容懷疑的城市人了。 ”思想認知的偏誤以及生存法則的堅硬，注定了小蘭被拋棄的命運，即使為此費盡了心機失去了貞操，城市還是沒接納她。 失敗而歸的小蘭得到了男友和家人的接納，但鄉情的撫慰并不能熄滅她對城市的恐懼與渴望。 得不到的永遠在躁動，生存的兩難始終困擾著現代人。

　　《歇馬山莊》中的小青是第二代離鄉進城者，她是新的時代觀念滌蕩沖擊下的青年，她與小蘭一樣擁有著留在城里的強烈渴望，只是她更有目的性。 小青主動向50多歲的衛校校長獻出自己的處女之身，希望借此留在城市。 她受到了一定的教育，洞悉城市的游戲規則，了解人情世故，似乎更有能力在城里站穩腳跟。 可她還是失敗了，傷痕累累地回到鄉下。 小青與買子的愛情悲劇，與其說是為了還原歇馬山莊姑嫂石篷的凄美傳說，毋寧說清楚地演繹了以小青為代表的城鄉游走者的生存困境。

　　此外，翁凡書是《歇馬山莊》中的返鄉者代表，他受聘于古建公司，深得族人擁戴，而他耿介的個性與利益驅動的時風格格不入，他的榮貴之旅，最終也成了敗興之旅。 故園失去了昔日的安詳和寧靜，城市的浮華和喧囂又無法安放靈魂，家在何處呢? 在孫惠芬筆下，鄉土世界呈現出了從來沒有過的時代意蘊，凸顯著現代的鄉下人彷徨無助的精神困境。

　　《致無盡關系》中，女主人公申玉貞在“年”的吸引下，在“三百里外整個一個家族熱盼等待的目光”中，帶著歸心似箭的心情，急三火四地返鄉過年。 牽引她的“真正的鋼繩”當然不是年的團圓，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親母親以及由他們延伸出來的血脈”。 這里保存著歡暢自由的童年，這里是熟稔親切的鄉情寄托之所，鄉戀不需要刻意捕捉，即可如潮水涌來一般的淋漓，只不過，相伴而來的還有“巨大的親情之網”以及煩瑣的鄉俗禮節所帶來的無盡煩憂。 “事實證明，你與家的關系只在想念里，不在現實里”，作者在對家族親密感和疏離感的細致描寫中，呈現了進退失據的現代人在無盡關系中的精神苦悶。

　　對于存在方向的尋找，不獨屬于知識分子，它屬于城市，屬于鄉村，屬于所有的人。 它是一種存在感，是來自生命的原動力，正如一棵樹向往天空，一條河仰慕大海。 在《吉寬的馬車》《后上塘書》中，孫惠芬以精神還鄉的主題，為中國鄉土寫作探索出了一條救贖和尋找的精神之路。 《吉寬的馬車》中懶漢吉寬身上寄寓了作家古樸鄉村慢生活的詩意氣質，即使主人公現實化地趨同了城市規則，學會了投機和以次充好等等，但作品中始終吟唱的吉寬體，回蕩著的還是田園故土的美好牧歌。

　　在城里，吉寬將農村的景觀用于黑牡丹酒店的裝修創意，讓他贏得了城市的喝彩，這包含著作者對鄉土方式的認同。 吉寬的來來往往和多次返鄉，根底是對美好愛情的堅守，是對自然的無偽的精神生活的守護。 《后上塘書》是距離《上塘書》十年之后的作品，主人公劉杰夫作為成功者的代表，在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家庭的悲慟中，以喪禮和靈魂回歸的方式重返故鄉，重新建立了與故鄉的精神聯系，在懺悔成功之路的過程中，完成了精神的救贖和靈魂的還鄉。

　　孫惠芬不厭其煩地書寫“熟人社會”，事無巨細地記錄著這片土地上的“常”與“變”，通過城鄉的差異時代的變遷展現鄉土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之殤，鍥而不舍地尋找與世界的對話方式和反思與世界的意義關聯……我想，這里邊定然有著豐沛的理由，但其間的基礎性答案，應該只存在于孫惠芬自己那真誠而又質樸的表達之中：由于“我在乎眼前這一切”，因而，“永遠跳不出這種生活的瞬間”。

　　作者：丁　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