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張柏然先生關于西方譯學理論的真知灼見值得探討，但迄今為止，學界對張柏然先生的西方譯論觀的研究并不多見。本文通過梳理、分析張柏然先生著作，發現他的西方譯論觀具有批評、借鑒和融通三個特點。張柏然先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對西方譯論的不足之處進行理性批評、對西方譯論的優點長處進行借鑒吸收，倡導中西融通和中西譯論互補，以促進構建中國特色翻譯理論。

　　關鍵詞：張柏然;西方譯論;批評;借鑒;融通

　　1引言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西方翻譯研究著作大量引進中國，對譯界產生全方位影響，中國翻譯研究長期以來依賴國外翻譯理論(馬會娟，2019)。我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張柏然先生，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理性批評、借鑒西方譯論，呼吁譯界在看到西方譯論優點的同時也要發現其不足之處，“引進西方譯論無可厚非，也必不可少，借鑒外來譯學理論能豐富和發展我國的譯學，但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翻譯理論體系，西方的翻譯理論建立在西方語言特點基礎上，我們不能機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譯理論模式”(張柏然、姜秋霞，1997)。張柏然先生對西方譯論的批評和借鑒，彰顯了他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惟理是求”的學術精神。張柏然非常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提醒我們勿忘挖掘中國傳統譯論資源，構建中國特色翻譯理論。張柏然先生對西方譯學理論的真知灼見值得探討，但迄今為止，學界對其西方譯論觀的研究并不多見。筆者通過梳理、分析張柏然先生著作，發現其西方譯論觀有批評、借鑒和融通三個特點，本文將分別闡釋這些特點。

　　2批評

　　張柏然先生認為西方現代翻譯學學派存在理論偏向。西方翻譯活動有兩千多年漫長歷史，當代翻譯理論流派紛呈。2005年，張柏然先生發表《西方現代翻譯學學派的理論偏向》，從西方現代翻譯研究的兩大主流學派即語言學派和文化學派入手，分析了兩學派的理論偏向。隨著各語言學派先后成立，翻譯研究的各語言學派也逐漸出現。根據語言學理論，張柏然先生將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分為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的翻譯研究和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基礎的學者翻譯研究。首先，關于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的翻譯研究，張柏然先生提到雅可布遜、弗斯、韓禮德等代表性語言學家。雅可布遜是布拉格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于1959年發表論文《翻譯的語言觀》，標志著翻譯語言學派成立。談到翻譯，雅可布遜認為翻譯是語言學方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弗斯是倫敦學派的創始人，張柏然先生發現，按照弗斯的觀點，翻譯是對語言理論和語言哲學的挑戰，語言學與翻譯相結合可以擴展語言學研究空間。另外，張柏然先生發現韓禮德研究翻譯的初衷是外語教學，而非翻譯本身，翻譯對其來說只是普通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作為語言對比之工具，使學生注意到不同語言之間的異同，便利外語教學(張柏然、辛紅娟，2005a)。

　　通過對比翻譯與語言學研究地位，先生發現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往往把翻譯研究限制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牢籠中，僅把翻譯看作研究語言學的附屬工具，根本目的是為了便利語言學研究，具有明顯的功利性。接著，張柏然先生根據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論證前設的重要性，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把翻譯預先設定為語言學研究的工具，這注定會偏離翻譯研究方向。“這種以工具性目的為前設的翻譯研究必然導致研究結論的理論偏向，從根本上否定了翻譯理論作為學科的建構”(張柏然、辛紅娟，2005a:502)。

　　而奈達、卡特福德等翻譯學家，則始終籠罩在翻譯工具主義的陰影中，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某種語言模式為理論基礎，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指導，因此不可避免地偏離了翻譯研究方向。張柏然先生這樣評價奈達和卡特福德的翻譯理論：奈達的翻譯理論，盡管在分析階段和轉移階段表現出結構特性、層級性或步驟性，但并未使翻譯過程得到客觀的、經驗的描述。

　　這種翻譯模式即使作為教學型模式也不具備可操作性。同樣，卡特福德的理論也缺乏得以實現翻譯等值的可操作性。他的翻譯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質和條件，認為等值關系可以在由“層面”到“等級”的任何交叉點上建立。其論述與其說是對翻譯模式的設定，不如說是在比較語言學范式中探求雙語對應的可能性。卡特福德雖然在主觀上力求以結構主義語言學為基礎對翻譯問題進行詳盡探討，但實際上在探討翻譯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偏離了翻譯研究，而開展了對雙語的靜態分析與比較。(張柏然、辛紅娟，2005a：503)

　　這里，張柏然先生對他們的翻譯理論可操作性提出了質疑，認為他們雖是利用語言學研究翻譯，實質上仍以語言研究為核心，偏離了翻譯研究方向。事實上，譯界對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可操作性存在爭議，如有學者認為“功能對等與翻譯操作過程具有密切的關聯性,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可操作性”(高天宇、楊建華，2007);也有學者認為“功能對等問題是一個十分微妙的問題,實行起來確實有很大的困難，如在文學翻譯中功能對等是很難實現的”(王小丹，2009)。張柏然先生看到奈達翻譯思想可取之處，也發現其局限性。

　　自20世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奈達等人的西方翻譯思想傳入國內，對譯界的影響顯而易見，在中國知網，以“奈達”和“功能對等”為關鍵詞搜索，截止2020年，有1000多篇論文，平均每年接近30篇，奈達思想傳入國內已有40余年，仍然熱度不減。

　　國內論文數量可觀，質量參差不齊，多數論文皆是直接套用“功能對等”理論分析某部譯作或翻譯現象，對其思想深入思考的屈指可數。面對西方譯論，我們要勇于批判其不足之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是直接套用。2008年，張柏然先生在南京工業大學“語言與翻譯”專題學術研討會上，再次專門論述了語言學派的理論偏向，后經整理，其發言以論文《試析翻譯的語言學研究》發表于《外語與外語教學》，這篇論文是對先生2005年發表的論文《西方現代翻譯理論的理論偏向》中語言學派論述的擴充和深化。

　　張柏然先生展開了對語言學派過于強調語言的“等值”模式的探討，指出語言學范式雖然擺脫了語文學范式的經驗主義和主觀主義，使翻譯活動具有一定科學性和客觀性，然而把翻譯看作純語言轉換過程和一門精確的科學，會導致譯者過于依賴語言的規律性和看重原文本，失去感性體驗，最終落入語言邏各斯中心。語言學本身視野不夠開闊，而翻譯研究的語言學學派又過多倚重語言學，這客觀上阻礙了翻譯學研究。

　　總之，張柏然認為雖然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運用語言學方法，使翻譯理論系統化、科學化，但都被語言學限制住步伐，正如劉宓慶所說：“絕大多數語言學派理論家的信念是語言學‘走多遠，我就走多遠’，語言學的版圖成了翻譯學的自然版圖，不敢越雷池一步”(劉宓慶，2005:260)。誠然，翻譯本來就是兩種語言的轉換，必然與語言唇齒相依，語言學與翻譯的邊界關系較難把握。

　　再者，翻譯語言學派代表人物都是卓有成就的語言學家，他們的研究與語言學密不可分。卡特福德是英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數十篇學術論文幾乎全部聚焦于語言學問題，并且在代表作《翻譯的語言學理論》中明確把翻譯歸為比較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并把翻譯定義為用一種語言的等值材料替換另一種語言的文本材料(Catford，1965)。奈達也是語言學家出身，于1943年在密歇根大學取得語言學博士學位，后投身翻譯工作，不言而喻，語言學對其翻譯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把現代語言學與翻譯理論相結合，提出了“功能對等論”“等效論”等。

　　然而，語言并非是影響翻譯的唯一因素，還要考慮到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外部因素，如張柏然先生在2008年論文結尾所批評的：“語言學范式的翻譯研究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層，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學功能，忽視文藝作品的藝術再現，忽視文本主題結構以及文本的話語和語篇結構，忽視更大范圍的文化與這些因素對譯文的生成和接受所產生的影響;沒有考慮語用維度、語用意義和文本的社會與文化語境，對這些理論描述比較薄弱。其范式是封閉的、靜止的和自足的。”(張柏然，2008：61)對于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張柏然先生根據研究對象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把它細分為“多元系統學派”和“翻譯研究”學派。

　　20世紀70年代，埃文-佐哈兒提出多元系統理論，研究翻譯文學的作用。張柏然先生認為“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結果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文學翻譯與整個文學體系和文化體系的關系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實質是研究譯入語文化對整個以翻譯為媒介的外國文學接受問題以及該翻譯文學對譯入語文學和文化的影響問題”(張柏然、辛紅娟，2005a:504)，這是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另外，通過界定實施影響的主體，先生認為翻譯只是實施影響的媒介，原作本身才是產生影響的主體。接著，張柏然先生通過對比“翻譯研究”學派和比較文學媒介學的研究內容，發現“翻譯研究”學派代表人物勒菲弗爾和巴斯奈特的許多翻譯理論都是以比較文學為基礎。

　　全面考察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后，張柏然先生認為翻譯的文化研究與其他學科緊密相連，模糊了翻譯學科的邊界，不利于翻譯學科建設。張柏然先生說：“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范圍，研究邊界是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前提。從翻譯研究的學科建構出發，我們認為，翻譯的文化研究在翻譯研究目標下無限擴大翻譯研究對象的外延，使其學術邊界模糊，從而使翻譯研究的學科建構失去可能性”(張柏然、辛紅娟，2005a:507)。

　　從這里可以看出張柏然先生有強烈的學科意識。早在1997年他就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翻譯學，主張“中國譯論要有中國味”，倡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張柏然、姜秋霞，1997)。縱觀中國翻譯學科建設歷史，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董秋斯便提出建立翻譯學，他是國內倡導建立翻譯學的第一人。然而，翻譯學科建設并非一帆風順，60、70年代，由于國內外各種政治因素，譯作和翻譯論文很少，翻譯事業發展幾乎停滯，翻譯學科建設也相應受到了影響。80年代和90年代譯界展開了對翻譯學科建設的大探討，主要探索翻譯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1992年，國家技術監督局把“翻譯學”降到三級學科，列在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之下，翻譯專業的獨立學科地位得不到保證(許鈞，1999)。在這種背景下，張柏然先生明確提出建立中國翻譯學，他認為萬事萬物皆有規律可循，翻譯也不例外，翻譯有其自成體系的特點和規律，建立翻譯學并非“迷夢”。張柏然先生還提出建立中國翻譯學需要立足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和思維方式，立足于中國一千多年的譯學思想，堅持科學化與人文性相結合，建立符合中華民族具體實際的翻譯學(張柏然、姜秋霞，1997)。

　　但是，張柏然先生在這里并不是要否認翻譯學科是一門與其他學科相關的綜合性學科。他在1997年發表的論文《對建立中國翻譯學的一些思考》中，開篇就提到“翻譯涉及文本、譯者、讀者三大關系，融合了語言、文化、哲學思想、審美心理等多種因素，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它是一門涉及多學科，具有多層面(理論、實踐、本體、外位)的綜合性科學”(張柏然、姜秋霞，1997:7)，先生所要批評的是文化學派無限擴大翻譯研究的邊界和回避翻譯本體研究。張柏然先生尤其重視翻譯本體研究。

　　他認為西方現代翻譯理論兩大流派都偏離翻譯研究，語言學派把翻譯研究聚焦在語言學版圖中，文化學派則把翻譯研究無限擴展到其他領域，二者都在回避翻譯本體論研究。先生指出在20世紀譯學研究中，翻譯本體論缺失與錯位是譯界共同面臨的難題，很多學者避重就輕，對以翻譯本體論為核心的形而上問題采取冷置態度，避而不談。

　　而張柏然先生反其道而行，有的放矢，極其重視翻譯本體論研究，早在1998年就專門撰文《翻譯本體論的斷想》，理清如何解決翻譯本體論缺失與錯位的邏輯思路，希望能夠實現對譯論話語的重新建構(張柏然，1998)。在中國知網以“翻譯本體論”為關鍵詞檢索可發現國內最早一篇論文就是張柏然先生的《翻譯本體論的斷想》，不難看出張柏然先生是我國譯界較早關注和研究本體論問題、并進行深入思考的翻譯理論家。

　　1999年，呂俊、侯向群發表《元翻譯學的思考和翻譯的多元性研究》，指出西方著名翻譯理論家(如巴爾胡達羅夫、穆南、瓦萊里)都是在其他領域頗有成就的學者，翻譯只是其副業，他們以其他專業視角對翻譯的研究遮住了翻譯活動的本來面貌。兩位作者提醒譯界應從翻譯本體論出發，理清理論與翻譯本質的聯系，只有這樣才能還原翻譯活動全貌(呂俊、侯向群，1999)。

　　2005年，趙彥春先生發表《翻譯學的歸結主義方法》，批評當代西方譯學研究因不瞄準翻譯本體，始終沒有看清翻譯的真面目，呼吁采取歸結主義方法，研究翻譯現象中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探求翻譯本體論問題并建立相應的學術體系(趙彥春，2005)。2016年《譯學研究叩問錄—對當下譯論研究的新觀察與新思考》出版，這本書基本上涵蓋了張柏然先生幾十年的譯學思想與譯學研究，其把“翻譯元理論”“翻譯本體論”置于書的上篇足以說明他對“元理論”和“本體論”研究的重視，同時，他也注意到西方近年來的翻譯理論著作多數充滿了對“元理論”的焦慮(張柏然、辛紅娟，2016:4)。

　　在海德格爾哲學思想的影響下，張柏然先生尤其注重翻譯本體論研究。本體論聚焦于存在本身，翻譯本體論即是聚焦于翻譯活動本身。張柏然先生認為，(作)譯者、(作)譯品、和讀者呈現為一個“三R結構”(Translator,Translation&Reader)的翻譯場，這三者都是翻譯場中直觀的在者，譯學研究不是把本體論存在落實到任一具體“在者”上，而是從形而上研究翻譯存在本身(張柏然、辛紅娟，2016:12)。

　　本體論的錯位表現在把(作)譯者或(作)譯品或讀者當做整個翻譯場的本體論的存在，“而翻譯本體論是把握翻譯‘存在’的理論，不是直接以(作)譯者、(作)譯品和讀者等‘在者’為其對象的理論”(張柏然、辛紅娟，2016:14)，三R是一種共在的主體性的翻譯活動和閱讀活動。張柏然先生致力于重建翻譯本體論的理論話語，他認為“翻譯本體論的重建，乃是把‘活動’作為翻譯生態的根本性存在，并試圖從此出發形成豐富的‘活動研究系列’，用以完成對于翻譯的最后體認”(張柏然、辛紅娟，2016:18)。

　　西方翻譯理論兩大主流學派都沒有集中于翻譯活動本身，翻譯研究應該是研究語言的差異性，而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是研究翻譯中原語和譯語之間的等值性，偏離翻譯研究本質。翻譯文化研究的許多領域雖然和翻譯有聯系，但這些領域已經不是翻譯研究的本質方面，綜上來看兩派都回避了翻譯本體研究(張柏然、辛紅娟，2005a:507)。

　　3借鑒

　　西方翻譯理論的涌入為我國譯學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為我國翻譯研究注入新活力。張柏然先生認為我國譯學建設要秉承“堅持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原則(張柏然、辛紅娟，2016:1)，“吸收外來”就是要借鑒西方譯論中有利于中國譯論發展的閃光之處，取其精華，用以推動中國翻譯學科建設，打造中國翻譯學話語體系。中華民族的特點之一就是深厚性、包容性，《中庸》里就提到：“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以寬廣的胸懷吸收外來優秀文化，不斷向世界學習，中華民族才能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翻譯亦是如此，只有與時俱進，不斷學習西方翻譯理論，才能促進中國翻譯學的繁榮發展。張柏然先生說：“以海納百川的開放胸襟對待一切，這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沿革中能保持不竭之生命活力的奧秘所在”(張柏然、辛紅娟，2016:104)。張柏然先生對西方譯論的借鑒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學習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思路。在探究如何建立中國翻譯理論體系時，張柏然先生把目光轉向了西方，發現西方理論發展有兩條基本思路，一條是對繼承原有的體系和學術邏輯進行演繹，接著說，或顛倒著說;另一條就是直接面對一些經典的文本進行現代的闡釋和重讀(張柏然、辛紅娟，2016:4)。

　　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尤其重視繼承傳統，吸取前人的成果，正如譚載喜所說：“西方翻譯理論研究上的‘飛躍’和‘突破’都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才出現的;沒有先期傳統的理論積累，也就無從談起后期的理論創新和飛躍”(譚載喜，2005:58)。西方對翻 譯理論和方法的探討始于古羅馬時期著名演說家、政治家、修辭學家和哲學家西塞羅，他提出的“解釋員”式翻譯與“演說家”式翻譯，即后來的“直譯”和“意譯”兩種最基本的譯法，確定了后世探討翻譯的方向，賀拉斯、昆體良、哲羅姆、泰特勒等人的翻譯研究都受到西塞羅影響(譚載喜，2005)。奈達的翻譯理論也并非完全建立在個人的翻譯實踐和經驗總結上，而是根植于西方翻譯理論傳統，繼承和發展了前人(如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翻譯思想(頓官剛，2018)。

　　4融通

　　張柏然先生認為中西翻譯思想有共通之處，都具有人類理性認識的某些普遍性價值，主張中西融通和中西譯論互補，促進中國譯論和西方譯論的共同繁榮。“中西譯論全面融通之時，就是中國譯論成熟之時”(張柏然、辛紅娟，2016:2)。

　　中西融通一是要找出中西譯論的相似點(張柏然、辛紅娟，2016:3)。張柏然先生認為中西比較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很多學者做過中西譯論比較研究，如譚載喜認為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譯論比較研究，著文《中西譯論相異性》和《中西譯論相似性》，他認為中西譯論在翻譯理論的發展模式、翻譯思維、翻譯原則和翻譯原則的演進過程等多個方面都有相似性(譚載喜，1999)。中西融通二是要把中西翻譯理論中共同性的東西、互補性的東西進行融通，從而提出新的理論(張柏然、辛紅娟，2016:3)。

　　張柏然先生對比東西方翻譯藝術后，發現二者在本體論上相似、相通。當實證主義的西方翻譯理論走向孤立化，尤其是文學翻譯的藝術核心問題陷入僵滯時，海德格爾等哲人欲對美學從根本上加以反思，從“存在”開始，追問源出之物，這與中國哲學的“道”非常接近(張柏然、辛紅娟，2016:56)。所以對于翻譯藝術進行分析和考察的中西翻譯批評是可以相通、互補的，盡管中西翻譯批評有許多差異之處，倚重理性和邏輯分析的西方翻譯批評和重感性、經驗的中國翻譯批評依然能夠互補。

　　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翻譯批評歷來注重感性，以直覺感悟的方式批評譯品，強調審美價值。“批評家在直覺、頓悟中即刻把握藝術的全部意蘊;并且在評價的選擇中，使中國翻譯藝術追求的美感境界和趣味價值得到明朗化、目標化”(張柏然、辛紅娟，2016:52)。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逐漸看到自身翻譯批評的不足之處，不斷借鑒西方翻譯理論，如胡德香對比中西翻譯批評后，發現我國翻譯批評缺乏理論指導和系統性(胡德香，2004)。相比于西方科學化、系統化的翻譯批評機制，我國傳統翻譯批評確實存在缺陷，但是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它。

　　西方翻譯批評也有其短處，張柏然先生指出西方譯論一直以來倚重嚴密的形式邏輯法則，各種形式主義的批評也遵循著邏輯分析和理性判斷，西方是“微觀分析”批評機制，將審美現象和感性材料進行理性歸納，力求達到概念清晰、定義準確，“但往往會在觸及美、翻譯藝術的本質特征和審美經驗的深化之時束手無策，因為審美經驗就本質而言是超越語言的。因此，西方翻譯批評往往主觀上由譯品出發而結果卻與譯品的美感經驗相去甚遠，使鮮活的感性直覺消溶在辯證的程序中”(張柏然、辛紅娟，2016:54)。

　　5結語

　　本文通過梳理、分析張柏然先生著作，發現他的西方譯論觀有批評、借鑒和融通三個特點。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應理性看待并擺脫西方翻譯理論的束縛，同時要堅定文化自信，挖掘中國傳統譯論資源，構建中國譯論體系，在國際上爭奪中國譯論話語權。作為翻譯理論家，張柏然先生在學術研究生涯中堅守文化理想，堅信建立中國翻譯學不是“迷夢”。

　　另一方面，展現文化自信，他在《譯學研究扣問錄——對當下譯論研究的新觀察與新思考》序言中提到：“20世紀中國翻譯的經驗，我們認為是人類一流的經驗。哪個國家有我們‘五四’新文化運動，哪個國家有我們百年間翻天覆地的改朝換代，哪個國家有我們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高速發展?面對一流的經驗，我們應該概括出帶有我們至深體驗的第一流翻譯理論，為什么非得把我們的一流經驗，套在西方人現代性、或者說是后現代性的馬車上呢?為什么要‘耕人家的田，而荒了自家的地呢?’(張柏然、辛紅娟，2016:6)。期待中國翻譯學能在整合傳統譯論資源的基礎上，借鑒融通西方翻譯理論，更上一層樓。

　　作者：韓江洪王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