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為比較文學的重要分支，比較詩學基于文化的可比性進行文學對比研究，旨在揭示研究對象的一般規律和相互關聯。意象是詩歌的靈魂，是情感表達的載體。因語言特征和文化思維的差異性，中西對意象的認知有互通之點，更有殊異之處。以比較詩學為理論支撐，從意象與意境美、意象與節奏美兩種關系和維度來分析龐德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翻譯中的詩學認知，研究發現，源于對詩歌意象深刻而透徹的詩學認知，龐德得以充分再現中國古典詩歌的詩學要素和美學風貌。

　　〔關鍵詞〕 意象;意象翻譯;龐德;比較詩學;詩學認知

　　詩學(poetics)是研究藝術、社會、文化之本質及規律的學說，其范疇廣泛。比較詩學是“不同文化中的文學理論或批評的比較”[1] 134，采取跨文化、跨學科的角度對文學倫理進行互相比較和平行闡發，旨在研究和發現文學之理性特性和普遍規律，尋求和構建跨文化、跨國度的“共同詩學”[2]15。比較詩學著眼自身，觀照他者，這種言說模式“既具有本土文化特色，又具有跨文化創意”[3] 181，其跨文化性和跨域性是中西文化比鑒的基礎，為翻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視角。比較詩學視域下的翻譯研究兼具詩學思辨的向度及認知的特性，形成所謂的“詩學認知”。隨著認知語言學及認知詩學等學科的發展，翻譯逐漸被納入認知范疇，目前國內外翻譯研究的焦點已從語言特征和修辭功能轉向翻譯的認知層面[4−6]。

　　從認知視角來看，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譯者的相關知識體驗和思維認知來理解文本意義的，翻譯中的認知過程是不言而喻的，翻譯就是一種認知活動。認知翻譯認為，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驅動或制約著翻譯策略的選擇、文本的生成方式和翻譯結果，因而翻譯的認知過程不僅聚焦文本的內部識解，更關注譯者的社會文化語境和認知體驗，故認知視域下的翻譯研究亦觸及和延伸到了具有廣泛視域的詩學范疇，認知翻譯與詩學翻譯在一定范圍內形成了交接面(interface)。由是觀之，比較詩學視域下的翻譯研究既有認知屬性，又有詩學化范疇的理論性和普遍性，即為詩學認知，翻譯也因之便是涉及文本詩學功能[7] 91 的詩學認知活動。本研究基于比較詩學理論進行翻譯研究，將翻譯看作基于認知的一種詩學比鑒、對照和評價，以期探賾詩歌翻譯的文化意蘊、美學效果、哲學內涵等的綜合表達。

　　一、比較詩學的認知機理

　　(一) 比較詩學的認知屬性

　　詩學的思辨性決定了其認知屬性。詩學研究聚焦詩學價值，著眼于富有想象力的話語世界和具有個性的思想表達。但是，詩學研究不滿足于思想的本源形式，還需聯通研究者散亂的文本經驗和社會經驗去揭示文本深層的藝術特質和思想深度，通過表面的話語表達揭示深層的理性思維，論證所表達的思想本身在邏輯演繹方面的自足性，挖掘思想生成背后的社會精神和歷史淵源。因而，詩學作為研究社會文化本質和規律的學問，還著意于研究對象的社會、文化、歷史、哲學、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外延層面，具有廣泛的范疇，這種融會貫通、旁征博引的研究范式賦予其自身認知特性。

　　詩學認知的縱橫思辨有利于挖掘文本的深刻含義，而基于詩學認知的翻譯研究有利于探索文本的互文關系與表現張力，其翻譯結果更能凸顯譯者行為的創造性，故詩學認知視域下的翻譯為揭示翻譯活動的本質和規律提供了一個創新性的視角。比較詩學沿用詩學的觀察視域，對文學的歷史、文化、政治等價值進行跨文化的對照性反思和鞭辟，既可以是哲理化、詩學化的，即重視對民族文學的詩意沉思和詩學解釋;也可以是歷史化的，即通過感性而具體的歷史時空的還原，在與歷史的會通中證實文本的生成背景。概言之，比較詩學具有認知屬性。相應地，比較詩學視域下的翻譯研究旨在通過對文本的語義求索和詩學認知，在譯語中對其進行詩學再現，它“不囿于文學文本本身，不停留于事象的淺表層次”[8] 105。換言之，翻譯的比較詩學視角不囿于對文本的微觀剖析，而著眼于對文本的宏觀審視，并對文本進行詩學化拆解和重構。

　　(二) 比較詩學的認知維度

　　隨著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自 20 世紀始，中西詩學有別于中國古代詩學和亞里士多德詩學的范疇，詩學的本體得以擴展，詩學“既包含了詩論，也包括了一般的文藝理論乃至美學理論”[9] 2，而比較詩學則被視為對各國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是以平行闡釋為基本方法、以尋求跨文化的共同詩學為目標的研究。作為獨立的學說流派，鑒于其邏輯構成，比較詩學的認知維度包括“比較”和“詩學”兩個范疇，即，它擁有可比性和詩學性兩種特性。一方面，比較詩學理論的認知基礎在于不同文化的可比性。

　　如同比較文學，比較詩學也采用比較的研究方法，“比較視域是比較詩學的本體，是比較詩學這一學科所安身立命的基點”[10] 35。不同的文學理論體系雖有不同，但仍然存在相似性，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11] 1，這是因為事物的共同性本質促成了人的同理心。文化間的相同點與差異性并生共存，這便構成了比較詩學的可比性，“同與異本是比較的一體兩面”，“求同與辨異是比較最為基礎的兩個途徑”[12] 164。

　　比較詩學基于可比性之動因，以“一種多元觀察、多視點透視并具有他者性、匯通性的研究眼光”[10] 32，仰觀俯察不同文學和文化體系，以期探尋自身與他者秉性之異同。另一方面，比較詩學的認知基礎在于文學的詩學性。比較文學從跨文化視域對文學現象進行比較研究，目標在于作品中的文學意蘊、語言藝術，尤其是文化底蘊。然而，在比較詩學的范疇內，比較不僅是探尋文學現象的文化內涵，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的闡釋中體驗文學文本的詩學性，因此，比較詩學的另一根本任務就是探究文學作品內在的詩學性。

　　比如中國古代詩學在對詩文的批評過程中著重體驗性與描述性，往往不注重從思辨性與邏輯性來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10] 33。同樣地，詩歌翻譯研究一直以來也只注重語言文化闡釋，對詩學認知的忽略使得翻譯研究的詩學價值沉潛。“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四個跨越”構成了比較詩學研究主體視域中的主要原則[10] 32，故應將具有廣博視野的“四個跨越”帶入對文學作品翻譯的詩學拷問、考索、考尋的討論之中，以期挖掘中西詩學的內蘊與外延。在比較詩學研究中，以平等的眼光對待異質文化至關重要，不僅應發現不同詩學的互通性，而且應擺脫自身文化的束縛來尋找不同詩學的異質性，平等的互闡互釋有利于充分發揮比較詩學的功能和價值。

　　二、龐德對中國詩歌意象的認知與翻譯

　　美國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埃茲拉·龐德(E. Pound)是離經叛道(out of key with his time)的翻譯家，他翻譯了大量中國古典詩歌，在西方掀起了翻譯中國古詩的熱潮。龐德的漢詩英譯大受熱捧，不僅因為其譯詩再現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特征，而且還融入了意象主義詩學原則，因而 T. S. Eliot 稱龐德為“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詩歌的發明者”[13] 16。龐德的翻譯悖離(deviate from)了中國詩歌的語言規范和詩體風格，學界除了對其創造性翻譯方面[14−16] 的研究，還有諸如概念整合[17]、譯者行為[18]、文化翻譯學[19]、譯者身份[20] 等視角。目前雖然也有以比較的視域對龐德詩歌翻譯的研究[21−22]，但側重點在于對他與其他譯者之翻譯策略和翻譯觀的比較之上。

　　本文基于比較詩學視角，對龐德詩歌翻譯中的詩學認知心理進行剖析，不僅開拓了龐德詩歌翻譯研究的路徑，而且使得詩歌翻譯研究向著詩學化邁進，同時也賦予比較詩學跨域性和更為完整的理論性。龐德作為西方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在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詩的翻譯中融合了中西不同的詩學觀，他的翻譯既保留了中國詩學的審美特性，又融入了其意象派的詩學理念，體現了比較詩學的認知維度。意境是意象賴以存在的背景，節奏是意象實現其旨趣的藝術手段，下文以龐德翻譯的《華夏集》[23] 為例，從意境美和節奏美兩方面探討龐德對中國意象詩的認知與翻譯，探析他在意象翻譯過程中所體現的詩學觀。

　　(一) 意象與意境美

　　意象由“意”與“象”兩部分組成，“意”是借助客觀物象所表達的主觀情感，“象”是融入主觀情感的客觀物象，“意”與“象”情景交融從而構成意境。意象是詩歌的最小單位，意象的疊加構成意境，意境是意象的總和，意象的個體美構成意境的整體美。意象的表達離不開意境的烘托與陪襯，意象與意境相輔相成，相互成就。意境是意象的升華，脫離了意境，意象則會變得蒼白無力，中國古典詩詞的最高境界就是從意象中升華出意境，“詩人通過意象來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并營造出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意境”[24] 108。意象和意境是一個完整的信息系統，意象是詩人的心理表征，其認知過程貫穿于原文本的理解中，意境生成于欣賞者的審美認知過程。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中，對意象與意境的詩學識解至關重要。意象是人類認知活動和思想表達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是詩歌最耀眼的焦點。意象具有以點帶面、以小見大的表達效果，使得人類對抽象事物和抽象感覺的認知成為可能。意象作為人類對抽象事物認知的具象表達，其使用使得語言生動形象，具有一種“不言而喻”的隱喻效果。對意象的認知有助于通過認識事物的抽象特征來深刻理解其內在本質，這便是“意象詩學”[25] 353-354 的認知基礎。

　　長期以來，意象翻譯多圍繞文化和修辭展開，其研究也多以美學范式為主，基于比較詩學的認知視角可為意象的識解打開新的天地。人類的生理感官機制相同，感知經驗也多有相似之處，這決定了人類會產生類似的或共同的認識客觀世界的認知方式，也會使用共同的思想表達方式。在詩歌的情感表達中，意象是中西共同使用的手段。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首先以讀者的身份參與對審美對象的感悟過程，然后以譯者的視角在譯文中將其審美認知予以再現。龐德在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中彰顯了他對詩歌意象的認知性領悟，在譯詩中營造出了與原詩異曲同工的意境美。例 1：長干行·其一 (節選)李白 (唐)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By the gate now, the moss is grown, the different mosses,Too deep to clear them away!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在該詩中，詩人以我觀物、寄情于物，通過典型的中國文化意象塑造和意境營造，對閨怨之情生發出深沉的詩學思考。該詩以女主人公的自述口吻抒發了深閨女子對羈旅在外的夫君的思念之情，詩人著墨于主人公日常生活的周遭景致，寓情于景，寓情于境。詩中“苔深”的意象暗示丈夫離家之久，“落葉”和“秋風”兩個意象為讀者描繪出秋天萬物蕭瑟凄涼的氛圍，雙飛的“蝴蝶”反襯出女子的孤獨寂寞。這些寓意深刻的意象表達了女子的內心情愫，形成了詩歌的唯美意境。意象和意境相融相生，具有“哲學本體和詩學本源的雙重意義”[26] 113。在翻譯過程中，龐德保留了原詩“綠苔”“落葉”“秋風”及“蝴蝶”的意象，但總體來講，在表現手法上與原詩形成較大差異。

　　首先，譯詩使用“different mosses”和“too deep”再現“苔深”的意象，將時間的荏苒和女子的望眼欲穿表現得栩栩如生，女子的款款深情和深情呼喚也似乎溢于言表，創造了比原詩更為深情無奈的意境。其次，原詩的“落葉”是一幅靜態畫面，龐德使用“fall”這一動詞，營造了樹葉在秋風中飄零的動態意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譯詩中，“The paired butterflies”將原詩中的“蝴蝶”意象直接變為“雙飛的蝴蝶”，這個經過龐德詩學認知和改造后的意象，為讀者勾畫出一對比翼雙飛的蝴蝶在西園中翩翩起舞、情意綿綿的畫面，與女子孤寂伶仃的畫面形成對比，為讀者營造出獨守空房的女子令人酸楚憐惜的意境。

　　龐德順應了中國文化中“雙喜”(double happiness)和“好事成雙”的內涵，這是在對中國文化深刻的詩學認知后的變通和改動，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諳習由此可見一斑。總體來講，龐德的譯詩形象地傳遞了原詩意象所表達的愁思，充分再現了中國古典詩歌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人類對生活經驗的記憶是一種全景式的綜合記憶，任何感官所形成的表象都可以激發這種記憶及其相關的情感反應。換言之，人類大腦中有“意象表象−情感反應”的關系鏈，當這種關系鏈被激活時，相關的情感反應在讀者心目中便構成一種意境。詩歌翻譯需要充分再現意象的詩學內涵，龐德到位的翻譯得益于他作為譯者對原詩意象充分的認知，他對“蝴蝶”的翻譯能讓讀者在須臾間構建一種優美的詩歌意境，構成一種開闊的心理空間。

　　意象是詩歌的靈魂，詩歌翻譯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意象的翻譯，可以說，意象翻譯好了，詩歌就翻譯活了。仰仗于龐德在基于比較詩學層面對這首詩歌意象的認知、詮釋和再造，西方讀者得以領略這首中國古代詩歌的美妙之處。詩歌是詩人以我觀物的結果，且并非僅僅觀之以目，而是觀之以理。在詩人的感興之間，意象和意境相互融合，詩人的情感和哲思蘊含詩中，達到了“統象于理”的境界。在翻譯中如何再現詩歌的“象”與“理”，便需要譯者的詩學思維和詩學操控。因此，翻譯過程中應比照中西不同詩學體系，在比較詩學的范疇內對詩歌意象的詩學內涵進行認知分析，深刻感受詩歌所傳遞的意境與情感，充分體會詩歌的詩學魅力，并有機地在譯語中予以再現。例 2：送友人李白 (唐)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Taking Leave of a Friend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Here we must make separation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Mind like a floating white cloud.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as we are departing.該詩詩筆工巧細膩而又揮灑自如，表現了友人間依依惜別的畫面，是一首充滿詩情畫意的送別詩。

　　首聯是工麗的對偶句，“青”“白”相間、色彩明麗，描摹出一幅曠達秀麗的圖景：“橫”字勾勒出“青山”的靜姿，“繞”字描畫出“白水”的動態。意境源自于空間感，沒有空間感便無以構成意境。首聯以空間感創造出遼闊遙遠的意境，不僅交代了地點，也襯托了主題：好友已被送至城外，而兩位友人仍然并肩緩轡，不愿分別。中國詩歌語言多使用整齊的形式，具有突出的駢偶性。西方意象主義詩學更多地使用自由詩體，因此譯詩在形式上并未采用對偶句式，而是通過直白的方式呈現出原詩的意象。龐德使用“to”和“winding”來翻譯“橫”和“繞”的概念，介詞“to”譯出了山的靜姿，動詞“winding”再現了水的動態，山青水澈，一靜一動，生動形象，譯出了由空間感形成的意境。

　　值得稱道的是龐德對“青山”的認知與翻譯。在漢語中，“青”有不同的顏色內涵，可指綠色，如：楊柳青青;亦可指藍色，如：遠處現青山。在國畫的表現手法中，遙遠青山的顏色類似于青色，故為“青山”。“blue”一詞的選用體現了龐德對中國文化深厚的造詣，同時，“blue”在英語中具有“憂郁”的意味，其妙用可謂中西合轍，完美地渲染了詩歌中送別友人時的惆悵氛圍。詩人在頷聯和頸聯分別用“孤蓬”“浮云”“落日”的意象并置，表現出離別之后的心情。其中“孤蓬”是一種蓬草，會因風起而四處飄散，在中國古詩中用來喻指漂泊的孤客。在譯詩中，“孤蓬”的意象被譯為“dead grass”，龐德通過闡釋的方法譯出了意象的隱喻內涵，體現了他作為譯者的詩學意圖，這是他對該意象進行詩學認知后的翻譯。一個“deadgrass”的意象，描繪了好友一別自己便心無所寄的孤寂和“死”一般沉寂的寥落心情，充分再現了原詩所渲染的離愁。

　　原詩在尾聯中有“揮手”和“班馬鳴”這兩個意象，而由典故構成的“班馬”意象對于譯者能力提出了很大考驗。一說“班馬”特指漢代兩位關系甚篤的史學家班固和司馬遷，一說該句出自《詩經·車攻》“蕭蕭馬鳴”，“班馬”即離群的馬，后多用以抒發惜別之情。無論何種解釋，該句都是表達詩人“送君千里，終須一別”的不舍之情。“揮手”和“班馬鳴”這兩個意象寫的是離別時人的動作和馬的舉動，實則映襯了詩人內心的不舍之情。龐德深諳中西“揮手”內涵的不同，他將“揮手自茲去”譯為“bow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既用“bow”和“clasped hands”詮釋了中國古典文化中“拱手”道別的內涵，體現了對友人的恭敬與不舍，又用“at adistance”再現出“揮手”的畫面。

　　龐德沒有簡單地使用西方式“揮手”(wave)道別的意象，這是對原詩進行深度詩學解構后的二度創作。對原詩的意象再現是詩歌翻譯中實現陌生化效果的有效途徑，因而，在意象的翻譯過程中，譯者首先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為：除實現信息的對等再現外，還應有效地保留其中所包含的文采、修辭及詩學含義，從而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帶來的新奇和陌生化效果，從這點來說，譯詩給西方欣賞者以充分的文化想象空間，可喚起讀者的特定詩學體驗，使其在反復玩味中感受中國文化的審美樂趣。詩歌詩學觀的焦點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形而上學范疇的意象[27] 224，在翻譯過程中，形而上學構成詩歌意象所必需的“虛的空間”[27] 228。形而上學的在場是缺席的在場，它現身于“無”之中。

　　就該例來說，其中的“班馬”意象雖未出現在譯詩中，龐德取而代之以動詞“neigh”譯出了馬的嘶鳴，這樣，曠野中馬的相互嘶鳴構筑了與原詩一樣遼闊的意境。龐德借助意境襯托人物的豐富心理，他的翻譯融入了中國詩學“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形神結合、意境凸顯;使自然有聲、萬物共鳴，譯出了“象外之象”和“味外之味”，達到了意象與意境互相滲透與融合。意象用具體客觀的物象來表達作者的情感，景與情的共融營造出了意境美。意境美是詩歌的最高境界，只有充分再現詩歌意象的文化內涵、美學特性，才能發揮翻譯的詩學價值。

　　(二) 意象與節奏美

　　節奏是人類最基本的一種感覺能力和認知能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節奏能力”對內部或外部信息的反映[28] 120。人腦在對詩歌的認知過程中主動尋求詩歌信息的某些特征，并依此進行節奏構建。詩歌的節奏是在滿足詩歌情感抒發基礎上更深刻的美學表達，它能增強詩歌的立體感、流動感、層次感，故被譽為詩之旋律。節奏具有重要的情感功能與意義價值，優美的節奏是詩歌的至高要求。意象作為表達詩人內心情感的客觀景象，其呈現講究特定的安排方式，這就是意象的節奏。詩人將意象串聯起來用以表達情感，或激昂，或舒緩，在表達情感的同時創造出意象的靈動感，形成詩歌的節奏。

　　意象與節奏共生共融，相互烘托，使得詩歌以獨出心裁的美感來抒發情感;意象與節奏互相觀照，詩人運用意象表達情感，借助節奏推動情感的漣漪。節奏構成了語言的“音樂性”[29] 107，這是中西詩歌共有的美學特征。雖然中國古典詩歌與西方意象主義詩歌都注重詩歌的音樂美，但在韻律的使用上存在巨大差異：中國詩歌有嚴格的格律，講究平仄和對仗的工整，而龐德則提倡“與詩歌所要表達的情感完全對應的絕對節奏(absolute rhythm)”[30] 9，即讓節奏服務于詩歌情感，將情感寓于詩人所創造的節奏之中。中西詩歌在節奏呈現上的差異性是中西不同詩學特性的反映。比較詩學的目的在于找尋文學現象的異同，在異同中探析思維認知的機理和詩學內涵。借用比較詩學理念研究詩歌意象與節奏的關系，是比較詩學研究的一個突破。

　　本例選取《古風·胡關饒風沙》一詩的敘事部分，該部分敘述了戰爭帶來的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慘狀。詩人采用設問修辭來敘述戰爭的原因、性質和結果，感嘆邊塞人民之苦。詩歌節奏主要包括聽覺節奏和視覺節奏[35] 64，可起到凸顯情感的作用。節奏可強化歡樂，可深化憂傷，亦可升華情緒，即發揮“詩言志”的功能。認知最基本的任務是對信息的處理，包括對節奏的處理。從比較詩學角度對譯者翻譯背后的詩學本質進行闡釋性分析，可以探析譯者如何發揮自身認知的導向性功能，帶領讀者進入原詩所編織的審美空間，探究詩歌中所折射的思緒和情感。在本例的翻譯中，龐德在意象翻譯中的認知機制顯而易見：首先，他對原詩的設問句進行重構，在前三行詩中均用“who”進行提問，形成了步步緊逼、層出疊見的排比。

　　而且，三行詩中每行的長度逐行增加，節奏也愈來愈快，最后的“Barbarous kings”自問自答，形成完美的設問，整個設問層層遞進、鏗鏘有力。從表達力來說，這種設問的翻譯形成質問，有種不怒自威之感。此外，“Barbarous kings”兩個單詞單獨成行，形成尾重(end focus)和高潮(climax)的修辭，有一種答案昭然若揭的凜然感，這種重構的、有別于原詩的節奏不僅將讀者帶入詩人憎恨無能統治者、痛恨戰爭的情感之中，也強調了發動戰爭、帶給人民苦難的正是所謂的天之驕子。還有一點，龐德將“天驕”(皇帝)譯為了“king”(國王)，雖然二者的歷史文化意義不同，但這是譯者基于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詩學認知，為滿足譯入語讀者的詩學期待而選擇的詩學意象。其次，在對戰爭殘酷性的描寫上，原詩的“哀哀”是最能彰顯主題的意象。龐德根據原詩母題重構了其韻律和節奏，他使用五個“sorrow”(悲傷)和兩個“desolate”，形成了獨特的重復修辭(repetition)。

　　這種重復手法具有強化的效果，強調了邊塞的蕭索景象，使得詩歌富有韻律感和鏗鏘的節奏感。原詩是整齊押韻的格律詩體，而譯詩則形成了沒有韻律、沒有規律的音步的自由詩。譯詩創造了不同于原詩的節奏，切合意象主義不執守詩歌形式與格律而重在使用內在節奏來表達詩人情感的詩學特色。比較詩學研究不僅在于尋找文化的差異性，也需做到異質同構，以平等的態度互闡、互釋、互建，探尋普遍的文學規律，龐德對該詩的翻譯正體現了這一點。詩歌本身的節奏構建是一種主觀過程，它是詩人精神意識的藝術反映，翻譯過程中對節奏的處理方式是譯者對詩歌主題認知的體現。龐德基于自身的詩學認知，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翻譯在保留原詩意義的前提下更注重實現詩歌在譯入語中的詩學價值，從而在譯詩中達到了不同的節奏美。

　　三、結語

　　詩歌意象富含詩性之思和詩學底蘊，翻譯過程中對意象的認知不僅涉及語言表象，而且涉及深層的詩學認知機制。比較詩學著意于研究對象的文化、社會、歷史及意識形態等外延層面，其認知機制對于具有深刻內涵的中國古典意象詩的翻譯及研究具有很強的理論與實踐適應性。在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中，龐德通過意象的詩學重構等手段，再現了原詩的意境美和節奏美，其翻譯實踐是比較詩學之于詩歌意象翻譯價值的良好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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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自期刊《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 6 月第 38 卷 第 3 期

　　作者信息：車明明　劉淑勤(西安理工大學 人文與外國語學院，西安 71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