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社會學論文發表了三十年代的蘇聯社會及文化思潮研究，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社會在馬克思列寧的意識形態主導下，進行了革命，在當時的社會現狀中，人們努力保持革命思想，實施了一些措施，論文分別對當時的文學藝術、歷史學和法律學進行了介紹。
 

　　關鍵詞：社會學論文,社會科學雜志投稿,蘇聯社會

　　外界對蘇聯社會的印象通常是鋪天蓋地的標語、領袖的畫像和雕塑、大小會議上的慷慨激昂的發言等等，并且認為這就是蘇聯社會的本質。他們據此得出結論：蘇聯社會是由一個固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而且從1917年11月7日以來就是這樣。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頭二十年，盡管大部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還在使用，蘇聯政權也依然自封為馬列主義者，但是，伴隨著經濟和政治的變化，蘇聯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來的社會主義目標被拋棄，政權的實際目的，僅僅在于維持它的穩定和權威，在于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為了給剛穩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會政策辯護，也為了給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個說法，斯大林政權對意識形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國革命并非從剛生下來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個板著臉孔的馬列主義老太太。事實上直到1929年，蘇聯知識界還保持著相當的活力與自由。許多舊文人還能夠繼續他們的工作。知識界跟外部世界的聯系還保留著。蘇聯的藝術和科學總體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齊駕并驅�，F代主義也跟國外一樣，活躍在俄國的舞臺上。在社會科學方面，黨的信條盡管占據主導地位卻并不僵化。在社會政策方面黨繼續宣揚革命理想，盡管在實踐上調子已經降低了。黨對俄國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銳的認識。

　　同時，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官僚主義在不斷滋長。列寧在1922年就批評國家機構跟沙俄官僚機構沒什么兩樣，只不過涂了一層蘇維埃油彩。工人反對派受到批判，工人們對工廠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責難，收入不平等現象在發展。人們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實行了以下一些措施：進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運動，以及黨的“最高定額”，即為黨員所規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1929年，斯大林擊敗了黨內最后一個反對派后，確立了黨的絕對的權威。在此基礎上斯大林實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標：

　　(1)使社會的各個階層，特別是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黨的直接控制下聯合起來;

　　(2)加速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基礎的發展;

　　(3)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會政策領域。

　　這一時期文化和社會政策的主題是紀律以及黨至高無上的教義。根據這個主題，黨對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決定論者(他們現在被稱作布哈林反對派)發動了全面的攻擊。這些學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發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業工作的黨員，他們的特點是把權力看得比學術良心更重要，他們滿腦子黨的權威觀念，壓制所有的異端思想。在藝術和哲學領域，具有唯意志論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根源于列寧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統治地位�？偟膩碚f，這是一個極端的馬克思主義被應用于社會科學的時期。不過，這一時期自然科學還保持著相對的自由。

　　1932至1937年

　　隨著經濟和政治的急劇變化，極端馬克思主義顯然過時了。極端馬克思主義的盛行使一個又一個理論園地荒蕪了。文學方面，很少有價值的作品得到發表;在歷史學方面，學生連歷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學家只會背教條;誰也不把法律課程當一回事。

　　蘇聯政權認識到，它正在利用的“無產階級”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適合于它的目標，因此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極端馬克思主義接著就在各個領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經在黨的名義下宣揚和應用這些觀點的人們，被宣布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破壞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識分子風氣隨之被傳統主義所取代。黨仍然牢牢控制著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轉了180度大彎。

　　這次轉變表現在文學和藝術上，是拉普和其他此類文藝組織的清洗，以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確立”。在歷史學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傳統的“國王-戰爭”模式，并且給沙皇俄國的過去恢復了名譽。心理學方面，逐漸從強調環境的條件作用轉變到強調個人的意志和責任。政治學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趨，1937年后他們拼命論證國家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工具，同時也是抵抗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主要工具，只要這些需要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

　　在社會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由于黨發現僅僅靠強制還不足以激發無產階級的積極性，因此它逐漸轉向建立傳統的政治秩序：對國家和法律的美化;對階級分化的鼓勵;作為激勵因素的收入差別;傳統的權威式的家庭;最后還有教育政策的轉變，目的是培養適應新的官僚主義工業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順從的性格。

　　文學和藝術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領域一樣，作家們也亨有廣泛的自由。盡管一些極端主義文學團體建議黨直接掌管文學，黨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標準。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贊同：“任何文學潮流，學校、團體都不能在黨的名義下獲得成功”。

　　1929年，黨開始把作家組織起來。黨把全權授予極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團體，這個團體是在拉普的名下組織的，它著手把無產階級文學的標準，強加給所有的作家。那些堅持藝術自由的團體以及一個認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寫出無產階級文學的馬克思主義團體，都受到了審判。甚至著名的無產階級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這促使他在1930年自殺了。

　　在拉普領導下，文學毫無成果。1932年，黨的領導認識到這一形勢，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領導人成為替罪羊。就這樣，1929-1932年的極端的“無產階級”政策作為反馬克思主義被否定了，與此同時，黨的一貫正確的形象得到了維護。那些負責管理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的人，突然變得因循守舊，并且開始橫眉冷對所有的文藝革命實驗，說它們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學的新官方路線，很快推廣到其他藝術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義，直到不斷有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因為不能緊跟而挨批，黨的目的才變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藝術領域的轉變模式也和文學的相似：最初都經歷了始于1929年的無產階級宣傳的時期，續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總有點忽然的變化，從激進的無產階級內容轉變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傳統主義上了。轉變的時間表，在戲劇和電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樂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學是在1935年左右。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的特征是：滿懷熱情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宣傳和民族主義歷史學的復辟相呼應);對古典作家的推崇(與為沙皇俄國的過去正名相呼應);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評;迎合大眾的趣味。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任何背離都會被扣上“形式主義”的帽子。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定義下，好和壞被刻板地規定了，沒有什么價值的連續，也不存在中間路線。

　　“新蘇維埃人” 就是具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種人生觀的人。馬克西姆?高爾基最先描敘出這種樂觀的、個人主義的、理想化的所謂“新蘇維埃人”。一個文學綱領要求：不朽的作品應該表現“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計劃經濟的創造者，必須展現出全部精神風貌;這些作品將揭示出那種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鍛造的，他的靈魂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教導下得到加強、豐富和武裝起來的。”簡言之，“新蘇維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這種新的個人主義實際上主要是為了適應領導的需要和為他們所擁有，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對群眾而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上去是為了讓人民和政權同心同德，也為了在幻想中滿足他們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控制自己命運的夢想，以及刺激他們參與政權實行的目標的熱情。

　　歷史學

　　歷史學的轉變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羅科夫一派的歷史學家在史學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普羅科夫是職業歷史學家，同時也是老黨員，共產主義學院和紅色教授學院的領導。普羅科夫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一統天下，在1929至1930年間，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職位都被安插上新訓練的黨員。

　　普羅科夫以黨的名義灌輸的這種史學思想，其特點是絕對的經濟決定主義，對俄羅斯歷史的嚴厲的反民族主義態度，以及在階級斗爭和社會經濟形態的僵硬框架中對歷史的高度抽象的處理。在他的歷史視野中，個人僅僅是客觀力量的辦理人。由于這些因素，特別是因為他踩著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向上爬，他的確是目中無人。普羅科夫的這種態度，象他對異端史學思潮的毫不妥協一樣，使他走向了極端。普羅科夫提出，“過去的歷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過階級斗爭的一個工具。無所謂客觀性。所有科學僅僅是的科學，所以科學家不能不站對立場。普羅科夫認為，俄國在發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這樣他就能夠證明十月革命是一個自然的進程，同時也反駁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然而，1929年以后，黨就樂于強調俄國過去的落后，以使之與在社會主義之下的發展過程聯系起來，并強調群眾的意志和熱情等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論的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決定論馬克思主義。

　　法 律

　　在法學界，傳統馬克思主義決定論遇到了現實的激烈挑戰。此前的觀點是：法律嚴格地說是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體現。如同國家政權一樣，它是無產階級在反對舊社會的殘余的斗爭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將消亡。這一理論實施的結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學校日漸式微;犯罪與懲罰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為它表達了個人責任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見解。

　　1936年，隨著新憲法的確立，法學的整個革命的定義忽然間被拋棄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穩定”。法律消亡的觀念被宣布是破壞性的，國家首度檢察官帕蘇科尼斯盡管公開作了檢討，但還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貶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維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從屬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義為對法律的嚴格遵奉。傳統的法律語言、革命前的法學專家回到了他們的位置上。“犯罪”、“處罰”以及個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復了。對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責任的確定標準也大大放寬了。

　　只要蘇聯領導層仍舊從革命變化中得利，它就視法律為黨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威的攔路石。當穩定成為領導層主要的關注點，法律就在它的最傳統的形式下恢復了(當然，要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簽)，以此來支撐國家的權威和增強個人責任感。在這方面法律與政治學理論、哲學、家庭政策及教育學緊密聯系。

　　政治學理論

　　政治學領域的變化更深刻地詮釋了蘇聯官方思想的變化。黨原本把無產階級國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惡，國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卻轉了180度大彎，把國家吹捧為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和偉大的創造力量。

　　1929年之前，蘇聯的政治學理論多多少少還保持原貌。人們認為黨領導下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它是在過渡時期鎮壓前資產階級的抵抗所必需的。當過渡時期結束，社會主義完全變為現實后，國家也將和法律一樣消亡。

　　斯大林大權在握后，在政治學理論搞了兩項意味深長的創新。其一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國家在國防方面負有重任，甚至到“共產主義”也如此。其二是對黨的領導作用的突破。他提出黨不僅起革命的準備和執行作用，而且還負有革命后組織社會主義秩序的責任。“無產階級需要黨”，斯大林斷言，“不僅為了實現專政，更是為了保持、鞏固和擴大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集體化時期，社會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黨和國家的無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論上，斯大林開始著手強化國家的職能。他從“辯證法”中找到了理論武器。在1930年6月的黨的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我們在致力于國家的滅亡，同時，我們堅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國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強大的統治。我們越是把國家的力量發展到極致，為國家的滅亡所準備的條件就越充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這是?矛盾?的嗎?是的，這是?矛盾的?。但這個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實，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徹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總結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原理：

　　“毫無疑問，無階級的社會不會自動地產生。它的實現和建立，有賴于全體勞動人民的努力，有賴地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的加強，有賴于階級斗爭的深化，有賴于階級的廢除，有賴于消滅資產階級的殘余，以及與國內外的敵人進行斗爭”。

　　1936年新憲法發布后，黨宣布階級已消失，階級剝削已不存在。然而，領導集團完全無視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階級對抗源于社會沖突，不但沒有減弱而且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在大清洗中，加諸政治反對派的罪名與其說是社會性不如說是精神性的??“人類的渣滓”、“白衛軍的應聲蟲”、“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黨”，等等。似乎反對派打從娘胎里出來就是壞蛋。這種態度的變化和對人類行為的社會學解釋的轉變緊密相連，如今強調的是在歷史和刑法中的個人的意志和責任。

　　斯大林宣稱：“我們國家主體，在培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目標的指引下，通過經濟的、組織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過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對人民進行再教育”，已經使新的社會秩序變為了現實。盡管他避而不談蘇聯社會犯罪的社會根源，卻大談不斷加強政治鎮壓的必要性：“國家要求保護社會主義財產，防止盜賊與小偷危害人民財產職能，以取代鎮壓的職能”。最重要的是，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國防的責任。

　　一旦達到“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是否就會“消亡”呢?斯大林解釋說，恰恰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資本主義環境”繼續存在，國家就不會消亡。在必要的時候，“忠誠的學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對導師的“失誤”作直接的批評。他說：“一般來說，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滅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個孤立國家的社會主義勝利這個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復左翼反對派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攻擊時，斯大林堅持已見，“恩格斯……會歡迎我們的革命，并且說：讓所有老教條見鬼去!蘇聯的勝利的革命萬歲。”

　　實際上，國家在“共產主義”階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環境。事實恰恰相反，斯大林主義國家必須依賴對資本主義環境的恐懼才得以繼續存在。自二戰以來蘇維埃俄國對國際社會存在敵意，這就是其意識形態功能的關鍵所在。

　　推薦期刊：《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季刊)創于刊2000年12月，是由長春工程學院主辦的社科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