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行政管理論文發表了行政證據在刑事訴訟法的轉化，論文主要探討行政證據向刑事訴訟證據轉化過程的理論思考意義及在實務運用注意的問題，同時也包括行政證據在刑事訴訟轉化這一司法銜接的過程中法律的模糊規定等一系列問題。筆者希望基于此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以供探討之用。

　　摘要:刑事訴訟法是一部程序方面的法，關于行政機關所收集的證據材料是否能夠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疑問，2012年3月14日的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中《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二次修改中關于證據制度的內容已經明確規定: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可以轉化為刑事訴訟中的證據使用。經過實踐的驗證與發展，行政證據與刑訴證據的轉化以及銜接的內容仍存在著理論上與實務上探討的必要。

　　關鍵詞:行政管理論文,刑事訴訟,行政證據

　　一、法條理解與思考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第二款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一款的規定是新刑事訴訟法為滿足理論的呼吁及實務的需要而增補的內容，在法律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的發展之時，修改就在所難免，新刑訴法的修改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基于以上原因的考慮，修改法律以求讓法律更好地與社會生活向銜接，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當下，行政機關是以一種強勢的角色干預公民既定生活方式。盡管我國政府機關執政方式在向服務性政府轉變，但各種行政主導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活動中表現的尤為突出。證據材料主要有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那么，這就是說證據的轉化在證據是物證、書證、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的時候是不需要法院再對證據形式進行思考，需要做的是審查這些證據的實質性內容。這些行政證據僅僅是處于“證據材料”的地位，是否可以使用還有待審查。當然，我國新刑訴中明確規定了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個“可以”是在賦予審判機關以自由裁量權的同時也在提醒司法機關所應承擔的責任。審判機關要綜合把握證據的“合法性標準、真實性標準、客觀性標準”，并且基于此來做出判斷，不能有傾向性地信賴行政機關的行為，而不對行政證據進行審查，而是應該站在中立的角色上審慎地適用行政證據，思考法律問題。關于證據材料前的“等”字該如何界定，我們在下一部分中將會重點闡述。

　　二、理論焦點

　　行政證據能否在刑事訴訟中轉換及如何轉換的問題在新刑訴法出臺之前就早已存在，正是因為爭論的存在及實務的需要，才有了法律上增補性的規定。行政證據在刑事訴訟中轉化問題的理論爭議可以為法律實務界提供參考，也在促使立法者更加清晰了解在法律活動中法律規定上的漏洞所在。重新審視、思考理論爭議的焦點對于理解新的法律條文，對加深理論與實務的鏈接也大有裨益。

　　(一)如何厘定行政證據轉化中的行政機關

　　新刑事訴訟法關于行政證據中如何界定“行政機關”沒有明確的表示，僅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是該如何理解此處的“行政機關”呢?行政機關是指依憲法或行政組織法的規定而設置的行使國家行政職能的國家機關。行政活動涉及到教育、電力、工商、藥監、城建、稅務、通信等方方面面，在這個意義上理解的行政機關應該是廣義的更為合適，即:行政機關包括一般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以及行政機關委托下的行政主體。我國的法律具有明顯的位階: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下級法律不允許違反上級法律否則即為無效，這是為我們所熟知的。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的行政機關應該是一般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應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與行政機關委托下的行政主體排除在外。因為如果把這二者(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與行政機關委托下的行政主體)在行政活動中收集的證據適用于刑事訴訟法，在銜接上會產生不適應，普通民眾對此也會不理解，狹義上的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與查辦案件中收集的證據適用于刑事訴訟法才能具有法理上的說服力、法律上的認同性、事實上的接受性。

　　(二)證據材料的范圍確定

　　面對“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這樣的規定，應該思考對這一規定如何具體應用。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這四類證據是客觀存在的，它們是在行政執法與案件查辦的過程中所收集到的，滿足法律上對于證據的基本屬性的要求，在刑事訴訟中適用便不會引起爭議與懷疑，客觀存在且具有一定的確信力的材料。關于其他的行政證據是否還能在刑事訴訟中適用的疑問，立法者用一個“等”字來回答理論與實務界對此的期盼。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模糊的、含混的回答，證據材料僅僅包括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證據這四種可以在刑事訴訟中使用的行政證據，這樣的理解就是不在考慮“等”的規定，嚴格理解條文的文字表述，這即沒有立足刑訴的法條的規定，又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所以這樣的認識并不為人所贊同。考慮到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筆者認為把行政證據的范圍限定在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八種證據中更為合適，一方面，把行政證據限定在此種范圍之中可以與刑事訴訟法有可供對比之處，便于銜接的默契。另一方面，審判機關面對具體的界定在進行審判的過程中可以有的放矢，不至于顯得過于被動，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的過程中也會考慮自身收集證據的價值。

　　三、實務思考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一部法律在社會中的實施情況是這部法律是否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的表現，也反映出這部法律是否適應社會的發展。實踐是法律的重要內容，通過實務性的思考對法律進行評價也是法律人的工作之一。

　　(一)證據轉化對司法成本的影響

　　司法的實施即法律的適用，法律的適用需要依據一定的方式，訴訟法便為法律的適用提供具體的方式、進程依據。司法作為一個動態的概念，需要人的參與，是各方各執一詞的爭論過程，在這個過程(刑事訴訟)中公檢法三機關全程參與，從一開始就在使用公共財政開支，也就是西方人通常所說的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我們僅從個案看不到這個成本究竟有多大，但如果把整個成本放入整個司法體系中去考慮，那將是驚人的一筆數字。證據可以轉化，把證據的銜接作為法律制度進行規定，刑事訴訟中的偵查機關不再去尋找可以從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中找到的一些客觀存在的證據，這樣便節省了刑事偵查的一個步驟，行政證據從行政行為到刑事偵查、刑事起訴、刑事審判這一條線上節省的成本是可觀的、有意義的，這樣的規定應該是司法實務中所希望看到的情況。在這個過程中，又引發一個新的思考:行政證據的可靠性誰來保證?如果從新界定這一證據那所花費的成本，這個責任由誰來承擔?這些已經超出了我們的論述范圍，但這是理論與實務界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二)證據轉化的監督者存在的合理性思考

　　整個司法活動運行的方式、過程、效果都需要監督。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條防線，而證據轉化是司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是一個特殊的新型法律規定。新事物的出現往往會產生附庸式的問題，這種問題的存在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證據轉化的司法效果，沒有良好的規制和監督體制的制約，證據轉換制度所給司法活動帶來將會是一種利弊相抵消的效果。怎樣來規制司法中的證據轉化制度，即如何在證據轉化的過程中介入一個監督者的角色。在此，筆者將闡釋一下個人的觀點。證據轉化是一項具體的制度，具體的存在靠體制性的約束那是紙上談兵。“法律是一門藝術，它需經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對這種法律職業共同體內的高度專業化的法律問題的規制、監督需要專業的人士參與。在我國的法律監督制度中我國的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規定意味這“包括行政、民事、經濟和刑事法律活動，均屬檢察監督的范圍”。檢察機關作為憲法規定的法律監督機關，在監督證據轉化制度中具有合憲性，也符合法律專業化的要求。同時，在具體的落實上，檢察機關應當對行政執法和案件處理收集證據進行監督，如建立證據備案制度、行政機關處理的重大案件應當在檢察院備案，以便查閱;建立及時回饋機制，社會生活中發生重大的錯誤案件及時回饋到檢察院，以備存檔，這樣就可以提供證據的參考系統。監督機制的建立需要相關的配套設施，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時間去進行完善。

　　四、結語

　　社會沒有法律不能運行，而國家沒有法律依據必將一片癱瘓，在司法不斷進行過程中，行政證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使用這已經有了明確的規定，我們必須清晰看到在有法律規定的同時，還有很多問題的存在。法治化的過程是從粗糙走向精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會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出現。盡管在法律的具體規定上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相比以前的規定還是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法律是社會的產物，社會需要發展，法律需要進步，在我國的法治化進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積極需求其中產生的問題，然后把它解決。這一進程就是法律的進步，是這個社會的進步，是整個國家的進步，所以我們現在仍在路上。

　　[參考文獻]

　　[1]何家弘，劉品新.證據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6.

　　[2]姜明安主編.行政法法與行政訴訟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91.

　　[3][美]羅斯科龐德.普通法的精神[M].唐前宏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2.

　　[4]宋巍生.關于檢察監督的思考[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

　　作者：安寧 單位：中國刑事警察學院

　　推薦期刊：《中國行政管理》雜志是由國務院辦公廳主管，中國行政管理學會主辦，是新中國成立后創辦的第一本研究行政管理的專業刊物，是反映政府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的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也是目前我國行政(公共)管理學科大型綜合性期刊，被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列為“政治學類”第一位、“管理學類”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