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相比，政黨的突出特點是自身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政治論文：探究西方政黨政治新變化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技術的發明與推廣促使人類生存與交往的空間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方政黨認識到網絡興起對政黨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為此，各國政黨根據各自的現實需要做出了適應性變革，以提升各自政黨的社會影響力。

 

　　一、網絡時代西方政黨政治的新變化

 

　　政黨政治與網絡具有高度關聯性和耦合性，網絡政治成為西方政黨發展的基本趨勢。在此背景下，西方政黨政治出現一些新變化。

 

　　(一)意識形態中間化

 

　　從政治光譜分析，根據政黨的主張和思想傾向，西方政黨可以劃分為左翼政黨、右翼政黨和極右翼政黨等類型。在傳統媒體環境下，政黨多固守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政黨綱領，強調階級意識基礎上的政黨認同。不同類型的政黨凸顯自身綱領的個性，盡量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忽視政黨之間的共性和通融性，因此，區分不同政黨的政策與路線相對容易。相比之下，網絡環境下政黨的左翼與右翼之間簡單對立的政治景觀受到沖擊。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社會關系多元化和復雜化使得政黨賴以生存的基礎發生變化，社會不同群體更多的是面臨利益沖突而非傳統的意識形態沖突。鑒于此，傳統政黨的維護階級利益和組織階級斗爭的功能受到弱化，非"左"即"右"的單向思維模式已不能適應社會需要，社會對政黨的利益綜合與利益表達的功能提出強烈需求，政黨的功能作用開始"泛化","政黨的意識形態，在沒有消除相互對立的同時，開始由基本上是完全互相排斥向互相借鑒、吸收的方向發展"[1](P106)。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98年的競選綱領中強調，要依靠從雇員到企業家，從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到工程師、科技人員，從工會會員到所有中間階層的一切人。英國"新工黨"也把目光轉向中間階層，強調要"摒棄階級政治",尋求跨階級合作。在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許多政策主張上高度一致，即使競選階段在社會政策方面出現較大分歧，無論是誰當選后，實際上實行的政策與對方的主張也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二)權力結構橫向化

 

　　與其他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相比，政黨的突出特點是自身具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一經成立，其結構就具有穩定性、組織性和系統性，是主要用來調節國家與社會的一個重要政治工具[2].過去政黨主要依靠嚴格的綱領和黨員隊伍的組織紀律性，維護黨組織的運行與傳遞黨的意志，政黨意志的貫徹建立在政黨政治權威的基礎上，通過行政命令和制定方針政策，實現權力自上而下運行。因此，過去政黨對社會的領導主要依靠單向領導，缺乏與社會的互動，難以適應多元、開放的社會環境。然而，網絡的互動性、超文本性以及廉價、便捷等優勢與民眾政治參與的訴求相契合，網絡對西方政黨的權力結構帶來沖擊，因此，政黨、新興媒體和社會組織都成為滿足和代表民眾訴求的一種渠道。基于此，為了適應媒體運行的規律，西方政黨積極迎合媒體的需要，推選那些能從容面對媒體的人物當選政黨領袖，以領袖的魅力提升政黨整體形象，以爭取在大選中獲勝。在過分強調政黨領袖媒體形象的背景下政黨領袖化、領袖媒體化趨勢日益明顯，與此同時，西方政黨基層組織的影響力也受到削弱，"黨的綱領政策也往往按照傳媒規律以最佳方式進行傳播為準則進行刪減與增加，這無疑會影響政黨原有的黨派特色"[3].

 

　　(三)黨員歸屬平淡化

 

　　傳統意義上政黨綱領的貫徹實施與黨的權力作用發揮限度以及黨員向社會的宣傳密不可分。也就是說，政黨的有序運轉要求其黨員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履行必須的義務，這關系黨的價值、目標、功能的實現。全球化和信息化條件下的西方政黨，黨員對黨的綱領的忠誠度、對黨組織的歸屬感普遍降低。例如，英國工黨在20世紀70年代末擁有個人黨員近70萬，到90年代初則銳減為28萬;法國社會黨1981年黨員人數為21萬，1995年降至9萬;瑞典社會民主黨1980年有黨員100萬(總人口800多萬)，1990年后則減為18萬;德國社會民主黨1976年鼎盛時期黨員人數超過100萬，目前只有66萬左右。

 

　　20世紀90年代末的調查表明，英國工黨黨員65%根本沒有為黨工作，75%承認對黨的事務從來就不主動或不太主動[4].西方政黨的黨員忠誠度、歸屬感降低由多方面原因導致，除了基層黨組織規模縮小和西方實用主義的傳統之外，網絡媒體對西方政黨政治的沖擊也是重要原因。

 

　　對普通民眾而言，以網絡為主體的新媒體的發展使傳統政黨較為嚴格的組織結構對民眾失去吸引力，民眾運用新媒體技術可以實現傳統政黨的利益表達與利益綜合的功能;對于黨內的黨員而言，鑒于領袖媒體化、政黨媒介化的現實狀況，政黨運行更多依靠黨內精英，普通黨員邊緣化以致于責任意識減弱。

 

　　(四)政黨政治媒體化

 

　　西方政黨政治主要圍繞競選與組閣開展活動，任何一個政黨要想合法地取得執政的機會，必須首先確保在競選中獲得絕對多數的選票。

 

　　政黨服務于選舉，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常態，這與西方國家的政黨多屬于議會框架下的體制內政黨有關。無論是舊媒體時代還是新媒體時代，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一直是西方政黨積極爭取的重要力量，利用其宣揚本黨的綱領、政策與主張。政黨候選人拉攏媒體使其成為該黨政治宣傳的御用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講，媒體在制造西方政治人物。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的互動性、多媒體和廉價的特征增強了政治的"說服力",誰贏得了媒體，誰就贏得了選舉。此外，西方國家的媒體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多屬于私營性質，以利潤最大化為追求的目標，這為政黨操作媒體提供了較低的政治成本。一方面，網絡環境下政黨的影響力不再簡單地由政黨的成員數量以及成分決定，政黨的領袖可以直接通過媒體與選民進行溝通，一定程度上政黨的領袖代表著政黨的整體形象。因此，為了實現贏取占絕對地位的選票，政黨日益倚重媒體，迎合媒體的運行邏輯，對本黨的候選人或領袖進行包裝并推向媒體。另一方面，媒體專家逐漸進入政黨的決策圈，成為政黨競選的謀士，由他們設計渲染一些事件，使得政黨的候選人或領袖光彩地走進媒體和走進民眾生活。

 

　　二、西方政黨應對網絡時代的具體舉措

 

　　在政黨發展過程中，西方政黨注重提升自身對網絡環境的適應性，采取了諸多措施主動迎接網絡時代對政黨的挑戰，以化解政黨危機。

 

　　(一)滿足競選需要，主動接近網絡媒體

 

　　從總體上看，西方政治的基本特征為，議會是政治的搖籃，體制內政黨決定著政黨多圍繞競選開展工作。西方政黨認識到，網絡時代要贏得選舉必先適應媒體并贏得媒體，通過媒體向選民展示良好形象方有機會在選舉中獲勝。一是打造專業化的媒體競選團隊。例如，傳媒出身并深諳政治新聞運作機制的曼德爾森和坎貝爾，就是在英國新工黨領袖布萊爾支持下為其謀劃新聞傳播的策略。此外，坎貝爾還有規律地參加內閣會議。布萊爾政府重新設置傳媒監控單位、研究與信息單位、戰略傳播單位等三家機構，從事為布萊爾團隊準備數據的工作以應對社會各方面的問題[5].二是通過網絡獲得競選資金。西方政黨的選舉政治對"金錢是政治的母乳"高度認同，網絡環境下生存的西方政黨認識到，可以運用網絡獲得選民對政黨的支持進而對政黨的競選給予經濟援助。有媒體報道稱，奧巴馬競選募集的資金中超過85%來自互聯網，其中絕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額捐款。奧巴馬之所以能夠贏得這場資金大戰，與奧巴馬團隊適應網絡發展并轉變競選思維緊密相關。三是政黨領袖在媒體上公開發表競選演說。西方政黨候選人的競選演說通過電視、互聯網向選民直播，使其第一時間能夠了解到政黨的政策與主張。為了滿足選民的獵奇心理，有的政黨有意選擇性地重點闡釋當時社會重難點問題并在政策上拉開與其他政黨的距離，以拉攏部分選民而獲得更多選票。四是一定程度上操縱和控制網絡。網絡時代西方選民獲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運用網絡搜索功能，可以對每個政黨及候選人的基本情況與政策有充分把握，鑒于此，西方政黨十分注重運用網絡向選民灌輸其政黨的政策。如奧巴馬團隊利用搜索引擎，購買關鍵字，增加競選的籌碼。

 

　　該團隊購買了Google的"關鍵字廣告",選民在Google輸入BarackObama(奧巴馬)，搜索結果就會出現有關奧巴馬的視頻宣傳廣告以及對競爭對手麥凱恩政策立場的批評[6].

 

　　(二)推進電子政務，方便政黨與民眾交流

 

　　網絡媒體既是信息傳播的重要平臺，也是治國理政的政治資源。世界各國政黨都注重運用網絡資源加強黨的建設，提高政黨對社會的影響力。一是建立自己的政黨網站和博客。

 

　　1994年美國國會選舉時政黨建立了第一個網站。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和共和黨有19位參選人建立競選網站，其中15人開通大選博客。

 

　　2013年日本智能手機免費通訊軟件"LINE"的供應商LINE公司(東京)在"LINE"(中文稱為"連我",相當于我國的"微信")上開設了各政黨的官方賬號。日本自民黨、民主黨、日本維新會等十個主流政黨開設了官方賬號[7].二是以網絡平臺為抓手開展黨內活動。網絡滲透到政黨活動的各個層面，"網絡黨"成為西方政黨活動的代名詞。為適應政黨的層級組織結構向扁平化傾向發展的趨勢，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將"擁有適合媒體社會的交流能力"視為該黨的重要任務，啟動了"紅色電腦計劃"和"紅色手機計劃".美國民主黨提出將"虛擬的網絡組織生活"同"現實的集會活動"相結合，在網上發布黨的活動信息和進行動員，然后在現實場合中組織會議、游行與集會[8](P183-184)。澳大利亞工黨為加強與海外黨員的聯系，專門創建海外網絡組織，向其提供該黨的相關信息并收集海外黨員對黨的意見建議，增強海外黨員的歸屬感。三是運用網絡宣傳政黨的政策。運用網絡增強政黨對社會普通民眾的吸引力，也是西方政黨政治運作的重要內容。

 

　　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西方政黨都面臨黨員規模下降的困境，為此，運用網絡吸收黨員是西方政黨擴充黨員數量的策略之一。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網絡吸收社會青年加入該黨，通過網上招聘等方式給青年提供黨內機構實習的機會;開通全國青年網站，根據青年人的年齡特征，提供符合其需要的信息，以"捆綁式銷售"形式吸引青年人對社民黨的興趣，同時成立網上"青年網絡管理之家",促進從事信息產業的年輕企業家與政治家對話[9].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澳大利亞工黨以及荷蘭工黨等為了吸引選民和支持者加入本黨，將黨員登記表發布到互聯網上，選民對該政黨的綱領有興趣可以隨時在網上辦理入黨手續和交納黨費;成立基層網絡黨支部，吸引年輕人參加黨的日常組織生活[10].

 

　　(三)實時跟蹤輿情動態，把握輿論導向

 

　　網絡特有的傳播形態沖破了傳統上政黨對信息的壟斷權和解釋權，輿論多元化已成為網絡時代的主要特征。基于此，西方政黨采取諸多措施應對輿論多元化的現實，努力實現對輿論的引導和控制。一是建立相關的媒體跟蹤與反饋機制。網絡具有強大的搜集和整合信息的功能，西方政黨通過對媒體的控制達到實時掌控社會輿論動態的目的。德國基民盟專門設立"媒體快速反應工作組",全時跟蹤和監控網絡上涉及本黨的媒體信息。媒體跟蹤與反饋機制旨在維護本黨的正面形象，宣傳本黨的綱領與政策，對網絡上關于本黨的負面信息進行搜索，并采取措施"對沖"負面信息。二是運用軟手段與硬手段相結合管理網絡。在西方政黨政治中，政黨對社會輿論的引導與控制主要是通過政府的諸多措施實施得以體現。美國采取以軟性為主的輿論控制與引導，在網絡發展之初一些計算機協會與網絡自律組織就相繼成立并制定行為自律規范;在用戶自律方面，各大網站制定張貼規則，供張貼者自律，并接受網民針對違規信息的舉報。相比之下，德國主要以立法的途徑，通過硬性管理來規范網絡輿論。

 

　　1997年6月德國出臺世界上第一部規范互聯網傳播的法律《多媒體法》，并且是發達國家中第一個對互聯網不良言論進行立法的國家[11].三是與新舊媒體保持合作態度。

 

　　與新舊媒體合作既是宣傳本黨形象的需要，也是提防對手負面宣傳的需要。信息化條件下新舊媒體都是信息的傳播源，如奧巴馬為了競選需要，利用網絡平臺籌集的資金向廣播電視購買節目播放時間，并在美國三大有線電視付費節目中播出，為自己競選總統造勢。此外，黨報黨刊是傳播黨的聲音的工具，一些西方政黨在對黨報黨刊進行改版，增加特色欄目、互動版塊的同時，又推出黨報黨刊的免費電子版和網頁版。

 

　　(四)搭建網絡平臺，發揮媒體監督

 

　　大眾傳媒作為社會的公器，在監督政黨與政府的權力運作過程中發揮著獨特作用，因此，西方國家將大眾傳媒視為與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種權力",與官僚、政黨和利益集團并列的"第四種政治勢力".一是推行黨務政務公開。

 

　　運用網絡公開政黨信息，網絡為民眾獲取信息提供技術支持，使得民眾監督政黨成為可能。西方政黨為了競選的需要建立政黨網站，設立電子論壇，將需要監督的干部進行造冊登記，在網站上設立財務專欄，使黨內經費的運行置于民眾的監督之下。德國社會民主黨順應建立"網絡黨"的需要，將黨的政策、領導人的言論、活動和黨內的政治生活公布于政黨網站，黨的詳細會議記錄也可以從互聯網上獲取。二是建立網絡反腐的法律法規。例如，美國先后通過了《電信法》、《聯邦禁止利用電腦犯罪法》、《通訊正當行為法》等約130項法律、法規，對包括謠言在內的網絡傳播內容加以規制。韓國早在2005年10月就發布和修改了《促進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護法》等法規，旨在治理網絡謠言、打擊網絡暴力以及方便警方辦案。三是民間反腐網站監督政黨活動。防止腐敗既需要政黨本身從嚴治黨，也需要其他政黨和民間力量的介入。為了追究印度腐敗的根源，班加羅爾非營利組織建立了ipaidabribe.com(譯為"我被索賄了")的網站，掀起印度普通民眾通過民間網站反腐敗的高潮。

 

　　以大型文檔泄露及分析而著稱的Wikileaks(維基解密或維基泄密)網站，沒有設立總部和傳統的基礎設施，依靠服務器和一些國家的支持者運行，旨在揭露政府及企業的腐敗行為。

 

　　三、西方政黨應對網絡時代的舉措對加強我們黨的建設的啟示

 

　　雖然我國與西方國家的黨情國情不同，但是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政黨發展服務是共同的目標追求。我國如今已成為網絡大國，網絡活動成為人們主要的活動方式，運用網絡加強黨的建設是大勢所趨。

 

　　(一)樹立媒體執政的理念

 

　　美國白宮發言人最早提出了"新聞執政"的概念，與傳統意義上的"宣傳統治"不同，它主要是指政府通過運用新聞來提升政府形象和執政公信力。在網絡環境下，新聞脫離不了媒體的運作，從這個角度看，將新聞執政的覆蓋面擴大到媒體執政的層面，或許更能反映當今時代的特征。一是認識新聞媒體的價值，把網絡媒體視為黨執政的重要資源。網絡媒體作為一種特殊的執政資源，可以為我們黨的執政活動、執政目標服務，可供我們調遣、支配與使用。二是堅持黨管媒體與遵循媒體自身發展規律相統一。一般而言，新聞媒體的運行具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為了吸引受眾眼球，追求盈利模式和廣告創收模式，以時效性、鄰近性、重要性、新奇性和負面性等作為新聞價值的標準;另一方面新聞媒體的資金、政策往往受制于政府，一些權威信息源來自于相關部門，使得新聞媒體在兩面博弈中生存與發展[12](P82-83)。這就要求網絡媒體的發展需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使其承擔黨的"喉舌"功能，傳遞黨的執政理念，同時又可以使其發揮社會監督的哨兵功能，監督公共權力的良性運行。

 

　　三是提高黨的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水平。在實際生活中，一些領導干部在面對信息化大潮時缺乏必備的媒介素養，表現出"知識恐慌"、"本領恐慌"、"能力恐慌",缺乏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為此，應該完善黨的干部培訓與任用制度，將媒介素養教育納入干部培訓與任用考核之中。

 

　　(二)增強利用網絡服務群眾的意識

 

　　當前網絡活動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習慣，黨必須順勢而為，增強運用網絡服務群眾的意識和能力。一是堅持走網絡群眾路線。網民是網上的群眾，是群眾的一部分。因此，黨政領導干部需要緊跟時發表展的步伐，及時關注網絡輿論發展動態，搜集網絡民意，把網絡變成了解社情民意、提高工作質量的新平臺，為科學民主決策提供依據。同時，需要創新服務群眾的工作方法，了解和掌握"網言網語",適應網絡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做到變"高位灌輸"為"平等交流",變"被動回應"為"主動互動",變"作風簡單"為"優質服務"[13].

 

　　二是推行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度。建立黨和政府信息發布的網上平臺，根據工作需要及時發布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黨務政務信息，發揮網絡聯系黨與群眾橋梁紐帶的作用;推行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度常態化，規范新聞發布的流程，建立部門之間的協同機制，保證新聞媒體發聲通道順暢;建設一支適應新聞媒體方面的專業隊伍，支持媒體需要的硬軟件建設，為黨的新聞事業發展提供人才保證。三是努力消除數字鴻溝，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從我國目前網絡發展狀況來看，東部地區的網絡發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城市高于農村，這種網絡參與主體的結構性失衡嚴重制約廣大群眾平等地利用網絡開展利益表達。為此，需要開展經濟扶貧，加大對經濟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及教育資金的投入，鼓勵優秀人才流向經濟貧困地區，逐步活躍中西部的經濟;開展信息扶貧，將信息技術發展納入落后地區發展規劃之中，放寬接入條件、硬件設備等方面的條件，開展網絡等新媒體技術的培訓等，改變我國中西部地區、不同群體之間的信息占有不對稱的狀況。

 

　　(三)提高黨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

 

　　轉型時期的中國，異常活躍的網絡輿論成為觀察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提高黨對網絡輿論的引導能力，關系到黨的執政能力。一是正確認識網絡輿論與現實輿論的關系。網絡輿論是社會現實或真或假的反映，不能完全反映社會民意。同時，網絡"意見領袖"會影響網民對社會議題的選擇，進而影響現實輿論。因此，我們需要辯證包容地看待網絡負面輿論與非理性言論，分清網絡輿論的主流與支流。二是牢牢把握黨對網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與話語權。對于網絡意識形態的引導，既要考慮網絡輿論多元化的現實，也應考慮網絡輿論應遵守的底線;既要顧及網絡輿論差異化的現象，也應堅持我國主導意識形態的一元性，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引導原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網絡輿論發展。三是提升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在網絡上傳播的廣度與深度。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體現，國外一些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嘗試，實現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成果以電子的形式獲取，出現紙質圖書銷售額下降，而網絡電子書刊銷售額上升的局面，"英國是歐洲國家中數字出版業最發達的國家，2012年出版業銷售出口額達50億英鎊，其中紙質圖書銷售額較上年下降2%,而網絡電子書銷售額增長約50%"[14].四是建立科學有效的網絡輿論引導機制。例如，建立日常的網絡輿情監測與跟蹤機制、網絡輿情分級處置機制和群眾利益保障機制等。

 

　　(四)加強黨對網絡的監督與管理

 

　　有法可依、依法治網是有效維護網絡秩序的關鍵。加強網絡立法與監管對于維護網絡秩序、實現黨和群眾網上網下良性互動大有裨益。網絡活動良性開展需要做到價值引導與規范約束并重，既要注重對網民上網活動的引導，樹立正確的網絡觀，又應注重對網民相關網絡行為的立法，使網絡活動有法可依。一是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網絡媒體立法的重要性。在網絡領域擁有技術優勢的美國，早在2005年就在國防部公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明確將網絡空間與陸、海、空、太空放到同樣的位置，列為美國維持決定性優勢的第五大重要空間。"截至2013年年初，全球網民數量達到24億，其中22.4%來自中國"[15],在我國網民數量巨大而網絡技術相對落后的背景下，應將網絡安全放到與領土安全、領空安全和領海安全同樣重要的位置上，從頂層設計的高度謀劃我國網絡發展，這是確保我國網絡整體安全的根本。二是建立一套保障網絡活動有序運轉的法律法規。目前我國已出臺關于互聯網的法律法規及規章共有八十余部，但仍存在部門之間監管邊界不清、相互交叉重疊的現象，立法活動出現重事前輕事中與事后、重原則輕操作等問題。因此，應加強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不同行業之間的合作，以及法律之間的銜接。

 

　　三是從法律上保護群眾的監督權利。網絡在為群眾提供便利生活環境的同時，也為群眾政治參與提供了便捷渠道，而網絡信息保護程度直接關系網絡活動的安全程度。就網絡監督而言，要對舉報人有關情況的保密制度、舉報人身份重置制度、舉報損失補償以及舉報獎勵制度等舉報人保護制度做出統一的法律界定，建立嚴格的保護實名舉報人制度，保護合法的言論自由權利，從而使群眾的網絡監督活動更好地彌補現行體制性監督的弱點，規范權力的運行。此外，立法層面應明晰網絡活動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在加強網絡監督立法的同時，應明確群眾擁有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權利與義務的邊界以及法律責任等問題。

 

　　總而言之，網絡技術的發展在改變人們生產生活、思維方式的同時，也深刻影響著政黨的運作模式，為政黨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因此，我們黨應在借鑒國外政黨應對網絡時代的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們自身的國情與黨情特點，加強黨與網絡的有效互動，進而增強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參考文獻：

 

　　[1]王長江。政黨的危機---國外政黨運行機制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2]黃麗萍，趙宬斐。新媒體視閾中西方政黨的現代性癥候及其糾錯[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1,(6)。

 

　　[3]謝峰。西方政黨與公眾的政治溝通[N].學習時報，2007-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