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時期是陳云從嚴治黨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陳云指出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堅持從嚴治黨關系到民族解放戰爭，關系到黨的共產主義事業，共產黨人不僅要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從嚴治黨，而且必須在實踐行動中勇于并且善于從嚴治黨‍‌‍‍‌‍‌‍‍‍‌‍‍‌‍‍‍‌‍‍‌‍‍‍‌‍‍‍‍‌‍‌‍‌‍‌‍‍‌‍‍‍‍‍‍‍‍‍‌‍‍‌‍‍‌‍‌‍‌‍。

　　陳云的從嚴治黨思想，既是對黨內從嚴治黨思想的傳承與發揚，反映了從嚴治黨思想的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又是在救亡圖存的抗日戰爭的語境下，其在實踐活動中的感悟和經驗總結，充分體現了陳云的思想解放和觀念創新‍‌‍‍‌‍‌‍‍‍‌‍‍‌‍‍‍‌‍‍‌‍‍‍‌‍‍‍‍‌‍‌‍‌‍‌‍‍‌‍‍‍‍‍‍‍‍‍‌‍‍‌‍‍‌‍‌‍‌‍。通過梳理延安時期陳云的從嚴治黨思想，不僅有助于理解黨在社會大變動的年代如何加強自身建設，而且對今天的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延安時期;陳云;從嚴治黨

　　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必須“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積極借鑒“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1]390這自然包括黨的歷史上反腐倡廉、從嚴治黨的歷史經驗。延安時期，陳云在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7年)及西北財經辦事處政治部副主任(1年)的工作實踐中，其黨建思想不斷發展，蘊涵著豐富的獨到見解。

　　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但從嚴治黨思想是延安時期陳云黨建思想的精髓，反映了民族解放戰爭時期黨建的鮮明特質。對此的回顧與梳理，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命運、民族解放、社會變革、人民生存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而且有助于我們從中獲取從嚴治黨的寶貴經驗，這對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入開展無疑有著重要的理論借鑒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共產黨人要重視從嚴治黨

　　歷史證明，從嚴治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前提。在經過長征的涅槃后，黨義不容辭地擔起了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重擔。毋庸置疑，面對著日本侵略者這個“龐然大物”，同時國民政府又在一旁“虎視眈眈”，黨要爭取生存空間，領導人民群眾進行民族解放戰爭，必須加強自身建設，通過從嚴治黨來提高執政能力。

　　當然，黨執政能力的提高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而這也是領導民族解放戰爭走向勝利的必備條件。對此，陳云提醒道：“要經常了解群眾的情緒，群眾的呼聲，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群眾的日常問題愈解決得好，支部及黨員在群眾中愈受擁護，則一切動員工作也就愈能順利完成。”[2]158那么，怎么獲得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支持呢?是黨的形象，是黨的感召，是黨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說，黨成為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的旗幟，從嚴治黨是一塊磨刀石，洗滌雜質，百煉成鋼，才能領導人民群眾投身于民族解放戰爭的洪流中。

　　黨獲得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在于形成并保持密切的黨群關系，這與從嚴治黨是分不開的。自誕生之日起，黨即與工農群眾建立了血肉相連的親密關系。在經過國民大革命、蘇區武裝斗爭和長征等一次次的考驗后，這種關系在血與火的錘煉中變得愈加牢固。延安時期，黨要領導人民群眾在黃土漫天的西北高原開展革命運動，更要密切黨群關系。密切黨群關系體現在對每一個黨員的嚴格要求上，因為“黨員是最基本物質基礎，基礎之好處就直接影響于黨”[3]181。

　　黨員的一言一行，不僅僅代表著自己，更是代表著黨在群眾中的形象。一旦黨員出現了違反黨紀的行為，“特別容易引起群眾的不滿。你有槍，又當權，群眾看到了也不敢講。所以，一定要嚴格要求我們的黨員和干部”，[2]183否則其后果之嚴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陳云強調指出：“與群眾‘融成一片’首先要能使群眾與你融成一片，無紀律無信則就不能。”[3]187這實際上指出了從嚴治黨是良好黨群關系形成的關鍵性因素。

　　當然，對從嚴治黨的重視，意味著黨員干部要嚴于用權，時刻對權力心存敬畏。權力既負有社會活動的管理調節職能，又是人們獲取利益的媒介，在制度、政策和規范的范圍內合法地行使權力，是中國共產黨治理社會的重要前提。在一定意義上，嚴于用權充分體現了黨要從嚴治黨的決心，體現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如延安發生黃克功事件時，“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戴罪立功、殺敵贖罪”“法不可贖、情有可原”等聲音摻雜在一起，再加上國統區輿論的“興風作浪”，使得陜北的上空一時之間風起云涌。在人心浮動之時，中共中央把黨的紀律與邊區法律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依法懲罰了黃克功，向黨內外表達了嚴于用權、權為民用的決心。那么，是否嚴于用權意味著犧牲黨員的個人利益呢?

　　陳云指出，為人民服務并不是說不保障黨員的個人利益，但每個黨員應該深知“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是有矛盾的，但個人利益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前提”[3]322。黨員干部自覺約束自身行為，嚴守權力使用的制度與規則，正是彰顯了黨要從嚴治黨的決心。

　　二、共產黨人要勇于從嚴治黨

　　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基本原則是思想建黨，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根本標志，是黨始終保持先進性、純潔性和創新性的根本保障，也是從嚴治黨的首要任務。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之所以能在險惡的環境中生存并逐步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重視思想建黨。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黨在思想上不斷加深對思想建黨原則的認識，使得思想建黨成為全黨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根本性原則。

　　陳云指出，思想建黨要求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水平，最重要的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做到“領會其中精神，觀察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3]143，如此才能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中作出科學的判斷。在陳云的指導下，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和各類培訓班及夜校，在師資配備、課程設置、授課內容等方面科學規劃、合理設置，為黨員提供了多種學習渠道，為思想建黨創建了良好的學習氛圍，極大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的知識水平和思想覺悟。

　　勇于從嚴治黨，離不開鐵的紀律。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源于黨的團結統一，鐵的紀律是保證黨團結統一的根本，是落實從嚴治黨的根本保障。延安時期，黨面臨著復雜的形勢肩負著艱巨的任務，這就要求必須加強紀律建設，必須以鐵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絕不允許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保證全黨團結一心去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陳云指出，無論形勢如何變化，“黨的紀律是統一的，執行紀律是無條件的”，黨員在紀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沒有特權，“上級對下級也要成為遵守紀律的模范”[3]323。每位黨員都要恪守黨的紀律，這不僅僅需要制定政策法規，更需要加強宣傳教育工作，在“黨內尤其是新黨員中加強紀律的教育，使他們了解為什么要遵守紀律，怎樣做才是遵守紀律，什么事是違犯紀律的等等一類問題，是非常重要的”[3]128。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于違紀行為，陳云強調要視性質、情節不同進行教育與懲戒相結合的處理：“不自覺遵守，必須強制執行。明知故犯者，要給以處分;情節嚴重而不愿改正者，應開除出黨。”[2]197事實證明，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在戰爭年代嚴峻的形勢下對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勇于從嚴治黨，離不開作風建設的加強。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革命運動中深刻地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并在政治動員的過程中與群眾建立了密切聯系‍‌‍‍‌‍‌‍‍‍‌‍‍‌‍‍‍‌‍‍‌‍‍‍‌‍‍‍‍‌‍‌‍‌‍‌‍‍‌‍‍‍‍‍‍‍‍‍‌‍‍‌‍‍‌‍‌‍‌‍。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優良作風和光榮傳統，從建黨時的50余名黨員到延安時期成為震驚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正是一部密切聯系群眾的奮斗史。撫今追昔，陳云語重心長地告誡：“與群眾有極為密切的聯系，每時每刻，深知。”[3]351這句話實際上是在血與淚中得出的箴言。

　　歷史經驗證明，當黨緊密聯系群眾時，革命運動就易于發展迅猛;當黨在領導群眾運動的某些政策上出現偏差時，革命運動就易于受到挫折。在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抗爭中，人民群眾的民族意識逐步被喚醒，他們在追問：誰為我們的生存爭空間?誰為我們的生活謀幸福?誰為我們的利益而鼓呼?最終，中國共產黨為這幾個關鍵問題提供了完美解答。對此，陳云明確指出：“我們幫助了群眾，群眾就會積極、熱情地來幫助黨和政府的工作。”[2]173這既是延安時期黨在作風建設上的指導思想，又是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

　　三、共產黨人要善于從嚴治黨

　　要做好從嚴治黨工作，離不開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縱觀黨成立后的歷史，無論是面對大革命時期蔣介石、汪精衛高舉的屠刀，還是一系列武裝暴動失利后的困境，抑或長征中幾乎陷于絕境的劫難，在一次次化險為夷中體現出了頑強生命力，這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黨始終堅持著從嚴治黨。盡管每個時期的從嚴治黨面臨的環境不同，理念、內容、方式也或多或少有著不同，但其經驗皆是可資借鑒的寶貴財富。陳云從嚴治黨的思想繼承了黨內從嚴治黨思想的光榮傳統。

　　例如在談到思想建黨時，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分析了部分地區政權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認為原因在于“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思想上沒有從嚴要求，沒有充分認識到“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4]77。這是黨內第一次鄭重提出要重視思想建黨，對陳云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陳云認為，合格的共產黨員不能“僅僅做了黨所分配的工作而不學習理論”，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及通曉馬列主義的基礎”[3]293，真正做到思想建黨，堅定理想信念，始終對黨忠誠。善于總結經驗，繼承發揚優良傳統，是陳云從嚴治黨思想的重要特點。

　　陳云的從嚴治黨思想表現出鮮明的實踐性。歷史證明，從嚴治黨不是空洞的理論宣教，而是要由內化于心的思想自覺轉化為外化于行的實踐行動。黨把從嚴治黨的理論貫穿于革命實踐中，而實踐活動又推動著從嚴治黨理論的不斷升華。陳云從嚴治黨思想的形成離不開其工作實踐，而豐富的工作實踐又推動著其從嚴治黨思想的不斷發展。延安時期，陳云在中組部任職時大力推進組織建設，僅1937年到1938年，全國黨員從4萬多增加到50多萬，為革命培養了大批人才，也為陳云積累了大量黨建經驗。

　　在黨員發展迅猛之時，陳云十分清醒地意識到，黨員在組織上入黨重要，但思想上入黨更為重要，這需要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從嚴治黨，黨員必須“在一切革命活動中應該安心于黨所分配的任何工作，成為忠于革命事業與遵守革命紀律的模范”[3]293。陳云高屋建瓴的理論闡述，在于其善于對工作中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善于從大量黨建工作中總結出規律，其從嚴治黨的理論之花植根于革命實踐工作的土壤中。

　　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永葆青春的秘訣在于與時俱進，善于根據實際環境的變化而勇于創新。因此，要做好從嚴治黨的大工程、大文章，必須解放思想，因時因地，適時地從理念、策略到方法進行創新性的改革。陳云從嚴治黨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不但繼承了以往黨建工作的優良傳統，而且根據形勢的需要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創新。如在談到對新黨員新干部加強黨性教育時，陳云指出，除了理想信念、理論知識、政策制度和紀律教育等內容外，還要分派大批的新黨員新干部到基層鍛煉。

　　陳云特別強調要突破傳統思維的束縛，提醒黨員干部下基層不是鍍金和放松，不能比安逸講舒適，必要時“對某些新黨員新干部可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3]364，在艱難困苦中磨練其意志。當然，為了防止出現極端行為，陳云專門提醒組織部門禁止刻意地去追求“創新”，在安排工作時必須足夠審慎，真正起到鍛煉人培養人的目的。陳云在從嚴治黨上的創新舉措，即使以今天的要求去審視，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四、陳云從嚴治黨思想的啟示

　　陳云的從嚴治黨思想內涵豐富、邏輯嚴密、意蘊深刻，對當下堅持全面從嚴治黨依然具有深刻啟示。

　　第一，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梳理從嚴治黨歷史而獲得的一個重要啟示。延安時期，陳云在領導與組織從嚴治黨的工作中，特別注重黨員的理論與實際相聯系。陳云指出，黨員必須時刻注重理論知識的學習，“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讀書，不把工作和學習聯系起來，工作的意義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斷改進。因為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2]188。只掌握理論知識，而沒有實際工作的經驗，很容易犯“本本主義”的錯誤。

　　陳云特別強調：“每個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的在實際工作中學習，向群眾學習。一切實際工作中的和群眾斗爭中的經驗教訓，是我們最好的學習的課本。”[3]143當然，理論聯系實際既是普遍的規律，又要考慮黨員自身的實際情況，“有經驗者，從理論上去反省經驗;無經驗者，理論與實踐相配合”[2]216，這是陳云特別提醒的。今天，全面從嚴治黨工作更要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廣大黨員一方面要深入學習十八大以來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特別是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深刻領會十八大以來理論創新成果的科學內涵;一方面要正確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從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民族復興的需要去看全面從嚴治黨。

　　第二，從嚴治黨要堅持制度治黨。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多次強調制度治黨的重要性，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為制度治黨提供了重大政策依據。

　　陳云在工作實踐中，其制度治黨思想形成了三個既相互聯系又各有側重的層面：一是自上而下的學習制度，在中央高級學習組的領導下，各地高級學習組、學習小組組織黨員干部學習理論知識，有效提高了政治水平;二是形成了多渠道的教育培訓機制，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領導下，對黨員干部進行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教育;三是強化了政治規矩和政治紀律，形成了穩定的調節組織與黨員、黨員與黨員的行為規范，為黨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今天對制度治黨具有標志性的論述，是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強調的，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與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罰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1]388，這實際上是在告誡全黨，制度治黨要為從嚴治黨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任何人沒有法律規定之外的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第三，從嚴治黨要在人才培養上下功夫。延安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無數志在抗日救國的青年申請加入黨組織。陳云強調要重視人才的培養，堅持“德才并重，以德為主”[2]214，把人才的思想道德放在第一位。陳云指出，在黨員的培養上要堅持“準入”與“考核”并重的嚴格標準。“準入”即在入黨程序上嚴格要求，要讓每個新入黨員不僅僅在組織上入黨，更要在思想上入黨，讓那些忠誠于黨的事業的先進分子加入到黨的隊伍中來。加入黨組織的六條標準：“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群眾模范;學習‍‌‍‍‌‍‌‍‍‍‌‍‍‌‍‍‍‌‍‍‌‍‍‍‌‍‍‍‍‌‍‌‍‌‍‌‍‍‌‍‍‍‍‍‍‍‍‍‌‍‍‌‍‍‌‍‌‍‌‍。”[2]

　　137-142“考核”指的是一旦入黨后，對黨員的考核是隨時隨地貫穿于其政治生涯的，“每個黨員必須具有隨時準備為黨犧牲的決心”[2]363，這是衡量一名黨員是否合格的標準。重視人才思想品德的培養是陳云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晚年的他對此表述更為明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須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個也不能提拔”[3]498。今天，社會思潮紛繁多變，全面從嚴治黨更要求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筑牢黨的政治根基。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把那些理想信念堅定、能力素養突出、發展潛力較大的人才放到重要崗位上，為黨的事業貢獻力量。

　　總之，延安時期是陳云從嚴治黨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表現出其在長期的黨建工作所凝練的獨到見解，不僅有助于理解黨在社會大變動的年代如何加強自身建設，也對今天的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陳云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陳云文集：第1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4]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政工師評職論文范文：黨政干部論壇(月刊)創刊于1986年，由中共湖北省委黨校;湖北省行政學院主辦。始終堅持以“廣開黨政工作思路 博采干部探索精華”為辦刊宗旨，密切關注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