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減刑制度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減刑權的依法實施體現了人道主義，發揮了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刑罰功能，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剖析和反思減刑權實施及監督中的問題，立足全面依法治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背景，通過深化對減刑權實施流程、依法監督的理性認識，進而探索從健全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的監督制約機制、強化各級人大專門監督、創新“科技+”監督、拓展科研智囊機構的專業監督、完善社會監督員隊伍、深化公開庭審監督等措施，不僅是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具體舉措，也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的現實路徑，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法治擔當。

　　關鍵詞：減刑權內容流程監督

　　從我國刑事法律規定看，減刑是一種由專門機關對服刑罪犯依法實施的減輕原判刑罰的獎勵措施，對于提高罪犯改惡向新的積極性、實現刑罰效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等都具有重大意義。反之，如果減刑適用不當，不僅不能實現刑罰預期，反而會對刑事正義和刑罰效能產生負面影響。

　　一方面，對每一個正常服刑的罪犯而言，必然追求讓減刑制度的陽光更多地照耀自己，甚至，獲得減刑勢必成為服刑罪犯及其家屬在思想、心理及行為等方面的聚焦;另一方面，對各級司法(執法)機關而言，如何使每一個積極追求改造的罪犯公正平等地獲得減刑機會和效果，則成為其依法科學公正施行減刑權的應有之義。如果不能積極協調兩個方面的價值差異，則難免會給刑罰效能造成損害。近年發生的云南孫某某案件、北京郭某某案件等，不僅從不同側面暴露出減刑權實施及監督中的諸多問題，而且成為我們不想看到的印證。本文通過全面深入地剖析減刑權的內容、實施及監督，探索應對措施，以期對加強和創新減刑權實施的依法、高效監督有所助益。

　　一、減刑權的實施

　　(一)減刑權的認識

　　我國監獄系統一直重視依法懲罰和改造罪犯工作，堅持對確有悔改表現和立功(含重大立功)表現的罪犯依法予以減刑，亦多次調整和完善罪犯減刑的政策制度，體現了“給出路”的政策。

　　減刑權，有其理論來源，也有歷史來源，更有法律來源。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減刑權的依法產生和實施奠定了理論基礎;1954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在第68條和第70條中分別規定了減刑權及實施流程;當前我國施行的《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以及國家相關司法解釋及制度均對減刑權的實施作出了明確規定，亦成為減刑權實施的法律來源。認識減刑權，需要首先認識和把握其性質，因為減刑權的實施和實現主要涉及執行機關和裁定機關兩個關鍵部門的工作。

　　從表現形式和結果體現來看，減刑權的實施及實現，最終是以法院的裁定為準——沒有法院蓋章生效的減刑裁定，執行機關顯然不能改變法院對罪犯的原判刑罰，罪犯當然也不能哪怕早一天得到自由。可以說，法院的裁定是減刑權實現的標志。從流程推進和實際把握來看，眾多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間的現實表現究竟誰好誰不好，誰才真正符合可以減刑或者應當減刑的條件，顯然只有執行機關通過組織民警開展對罪犯的日常管理考核才能作出結論，而非難得與罪犯見面的法官可以評定。

　　所以，對任何在押罪犯而言，假如執行機關不對其公正施行減刑建議權，罪犯最終必然不能獲得減刑——就此而言，豈不是執行機關實質上決定著減刑權的實現?綜上，本文認為減刑權是一種由刑罰執行機關和審判機關共同擁有，并由檢察機關依法監督實施的一項司法權，它是減刑建議權和裁定權有機統一且不可分割的綜合體。

　　從現實中的減刑權實施看，執行機關根據考核結果，評定某罪犯符合減刑條件，經過審查和監督程序后，則按照《監獄法》之規定，依法提請法院機關審理裁定。鑒于罪犯減刑普遍案情簡單而數量偏大等原因，若無特殊情況，法院很少采取面對面的方式開庭審理，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依據執行機關提供的證據材料，以及檢察機關的監督意見，進行書面審理裁定——實質上是法院根據執行機關提供的罪犯符合減刑的證據和具體的減刑意見，在綜合權衡的基礎上，依法作出減刑裁定。

　　受多種因素影響，執行機關提供給法院的減刑建議書等，即便經過了檢察機關的依法監督，并不一定真正完全吻合或者等于罪犯的實際改造表現。因為其間既有罪犯偽裝積極改造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排除極個別民警徇私枉法“操作”的可能。檢察機關在監督執行機關提請建議給予罪犯減刑，和監督法院機關審理裁定罪犯減刑的過程中，同樣在客觀上存在被假象(刻意的偽證)蒙蔽，甚至極個別檢察官主觀上監督不作為的現象。

　　(二)減刑權的主要內容

　　伴隨國家的法治進程，不同歷史時期的減刑權有不同的具體內容。綜合國家刑事法律政策的規定和刑罰執行中的具體實踐考察，我國現行減刑權的內容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原判刑種的依法改變。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原判刑種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其緩期二年期滿且無故意犯罪行為的，則由省(市、區)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將其原刑種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減刑(改變)為無期徒刑;罪犯如有法定重大立功表現的，則由省(市、區)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將其原刑種由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減刑(改變)為有期徒刑多少年;另一種是對原判刑種為無期徒刑或者已經減刑為無期徒刑的罪犯，其服刑期間若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行為的，則由高級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將其原刑種由無期徒刑減刑(改變)為有期徒刑多少年。二是對罪犯原判監禁刑刑期的依法減少(或縮減)。從現實情況看，這是由執行機關駐所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實施的，在減刑權實施工作中占有最大比重的內容。

　　相關統計顯示，2010年至2014年的五年間，“全國罪犯平均減刑率為31.4%。”①就罪犯個體而言，一般在監獄服刑時間達到3年以上，只要改造表現好，都有獲得至少一次減刑——縮減刑期的機會。對原判刑期在10年以上的重長刑罪犯而言，如果改造表現好，獲得3次以上減刑——縮減刑期機會的，同樣不在少數。三是對罪犯資格刑刑期的依法改變或減少。比如郭某某案件中，一次由高級人民法院將其原判決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改為“剝奪政治權利9年”，另一次由中級法院將其“剝奪政治權利9年”減刑為“剝奪政治權利8年”，實質上體現為被剝奪資格刑的期限的減少。本文就此從法理上拓展，分析對部分罪犯原判的財產刑，若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由法院依法裁定減少，可以認為同樣歸屬減刑權實施的內容。

　　(三)減刑權的實施流程

　　對照現行法律規定，梳理減刑權實施及實現的全部流程，可歸結出減刑權的施行體現為承接有序而又必不可少的三個機關、三道流程的工作：第一流程是執行機關對服刑罪犯的減刑建議權。作為法定國家刑罰執行機關的監獄，按照《監獄法》等相關法律規定，通過依法組織獄內罪犯開展勞動、學習、管理、教育等活動，并嚴格按照制度和程序實施考核的結果，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罪犯，及時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對罪犯的減刑建議權。第二流程是法院機關的減刑裁定權。

　　人民法院收到執行機關提供的罪犯《減刑建議書》及相關證據后，在法律規定的時限內，通過組成合議庭，依法審理(書面或者開庭)，對罪犯逐一作出的是否減刑、減刑多少的依法裁定權。第三流程是檢察機關的減刑監督權。檢察機關減刑監督權涵蓋和貫穿減刑權實施和實現的全過程。首先是對執行機關從依法管理、考核罪犯，到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請罪犯減刑建議全過程的監督。從法律規定看，《刑事訴訟法》第276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

　　顯然，這里包含了對執行機關行使減刑建議權的監督。從現實情況看，執行機關在向法院送達罪犯《減刑建議書》之前，業已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將罪犯減刑建議書副本抄送檢察機關，檢察機關收到執行機關抄送的罪犯減刑建議書副本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有的省份的監獄甚至是等到檢察機關逐案提出具體監督意見并補充完善、取得一致意見后，才將罪犯減刑建議書移送法院。其次是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行使減刑裁定權的監督，具體表現為兩種情形：

　　一是參加人民法院對減刑案件的開庭審理，發表意見并進行現場監督;二是檢察機關在收到人民法院對罪犯減刑的裁定書副本后，依法進行審查監督，發現問題可在規定時間內提出書面糾正意見。就減刑權實施流程而言，執行機關提請的關于罪犯減刑的建議，僅僅是減刑權啟動和實施的必經的前端環節，人民法院審理并作出通過檢察機關依法監督后的減刑裁定才真正體現了減刑權的實現。期間，不排除檢察機關通過依法監督而對個別確有問題的減刑裁定提出糾正意見。比如，新華社5月20日報道了“從5月中旬開始，2021年第一批跨省監獄交叉巡回檢察已經啟動”的消息。

　　①在檢察監督執法改革的時代背景下，執行機關和人民法院辦理罪犯減刑案件接受“派駐+巡回”等更多檢察模式及方法的監督，已逐漸成為新常態。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時代背景下，通過執行、審判、監督三個機關按照各自職能范圍，依法履行相應職責，無縫銜接，形成逐層有序且缺一不可的嚴格流程和閉合環節，共同完成減刑權的依法實施，應是能夠貫徹和體現法律的公平正義。然而，近年先后發生的“郭文思案件”“孫小果案件”及暴露出的減刑權實施和監督中的諸多問題等，在帶給我們深刻反思的同時，更是提出了依法加強減刑權實施監督的緊迫現實課題。

　　二、依法監督減刑權實施的舉措

　　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1月至6月，全國檢察機關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不當提出糾正18960人，同比上升3.7%;對刑事執行活動違法行為提出糾正7479件，同 比下降45.2%。①數字有喜有憂，值得省思。實踐中違法減刑案中暴露的問題，更是深刻昭示了在全面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背景下，依法加強和改進減刑權實施監督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監督即拯救，監督即培塑，監督的本質和核心在于防范權力濫用。

　　在全面加強政法隊伍教育整頓，不斷提升隊伍素質能力和執法水平的基礎上，亦應立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全方位研究探索科學完善監督機制，把握監督重點，創新監督舉措，堅持從鑄牢理念、健全制度和規范操作等層面多維提升減刑權實施監督的科學性和實效性，確保“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②堅持法治化、常態化、立體化、透明化的監督，確保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司法(執法)的全過程，確保每一個罪犯在服刑改造中都能公正平等獲得減刑獎勵的資格和概率，且不被徇私枉法者侵占或掠奪。

　　(一)健全減刑權實施的司法監督機制。

　　監督是公正之因，是公正之源，也是公正之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明確要求“健全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對此應深化四個方面的理性認識：一是執行權是與審判權、檢察權、偵查權并列的平等的權力;二是以上四項司法(執法)權力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約是黨中央明確要求的，是符合國家司法內在機理和規律的;三是就減刑權的實施而言，執行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加強相互協作配合、相互監督制約是理所當然和客觀需要的;四是以案為戒，將監督理念由“點式監督”向“全環監督”轉變，即：監督不應聚焦某一部門或某一點，而應把減刑權運行中涉及的全部環節和流程納入監督，形成無例外、無遺漏、無差別的全環、閉環的監督系統。

　　基于此，建議在修改完善《刑法》《刑事訴訟法》《監獄法》等相關刑事法律的過程中，既要牢固樹立和貫徹減刑權實施全過程相互監督的理念，又要堅持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有關決定細化和明確為法律條文規定，以確保或促進減刑權在實施中真正實現減刑建議權、減刑裁定權、減刑監督權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進而以減刑權的實施推動國家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提升。

　　在法律尚未修改完善的情況下，尤需強化以權力為靶向的監督，堅持權力在哪里監督就在哪里。建議從推進司法體制機制改革的視角，由中央政法委就減刑權在實施中如何實現審判權、檢察權、執行權的相互協作配合、相互監督制約，以及嚴厲打擊徇私枉法等作出專門規定，以明確且規范的司法監督機制，堅決堵塞減刑權實施中的“后門”“偏門”“暗門”，防范減刑違法案件的再次發生，確保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減刑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每一個減刑案件都能真正發揮促進罪犯積極改造的行刑功能。

　　(二)強化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減刑權實施的專項監督。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決定了國家的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按照《憲法》規定“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③

　　現實中，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司法(執法)機關依法履職一直發揮著重要的監督職能。但因種種因素影響，在對減刑權實施的監督方面亦客觀存在監督不夠直接、不夠深入、不夠精細的現象，特別是較少開展對減刑權實施的制度化、常態化、專業化監督。為此，建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足《憲法》賦予的監督法律實施的職能，重點強化如下專項監督：一是依托內設相關專業委員會，及時建立健全對刑罰執行的專項監督機制，強化對減刑權實施的全過程、全方位的定期、專業、常態監督。除了對執行機關的減刑建議權加強監督之外，也要強化對法院機關減刑裁定權的監督，正如18世紀杰出的法國法學家羅伯斯庇爾指出的，“再沒有人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進行仔細監督了。”①如此，或許更能有效防范減刑違法案件的再發生。

　　二是細化對減刑權實施的過程監督與結果監督。可以具體明確執行機關所在市州一級人大的社會法制專業委員會，每年對轄區內的司法(執法)機關辦理的罪犯減刑案件，以及檢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能的情況作出年度報告，發現問題并提出改進措施。同時要向省級人大報告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進一步提升監督質效。三是完善減刑權實施的橫向比較監督，主要是通過統籌協調和依法監督，消除當前減刑權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不同省份、同一省份內不同監獄、不同犯罪類型罪犯在獲得減刑比率、減刑幅度及減刑間隔、減刑辦案周期等方面的差異性，消除不法之徒徇私枉法的體制機制漏洞，以確保公平公正在減刑權的施行過程中得到全面實現。

　　(三)以“科技+”提升減刑權實施的監督智效。一些減刑違法案件的曝光充分見證了萬物互聯的力量，同時更深刻揭示出即便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的態勢下，全面加強司法(執法)監督，依然是必要、必須、必然之選擇。強化“以數據集中和共享為途徑，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大數據中心，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②既是時代的要求，也對加強減刑權實施的監督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近年來，伴隨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司法(執法)的智能化水平得到不斷提升，智慧法院、智慧檢察、智慧監獄建設不斷取得明顯成效。現代治理背景下，要牢固樹立和踐行科技是第一監督力的理念。

　　建議通過借力借智5G+、物聯網等現代科技，從執行機關啟動罪犯減刑程序開始，到罪犯簽字拿到減刑裁定書為止，建立涵蓋執行機關的減刑建議權、法院機關的減刑裁定權、檢察機關減刑監督權的全環節、全鏈條、全過程的智能辦案系統，以“科技+”方式，打造減刑權實施的網上辦案、智能監督、痕跡檢驗、責任追究等全程無縫鏈接平臺，以公開透明，快捷高效的技術手段，提升減刑權實施的監督智能化效果，促進司法(執法)公信力的整體提升。

　　(四)全面推行罪犯減刑公開庭審制度。如果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則是促進公正司法(執法)的最佳方法。加強和提升減刑權實施的監督質效，實行減刑案件開庭審理當是最好的選擇。按照“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減刑、假釋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指派檢察人員出席法庭，發表意見”的規定，③可以理解為：法院對執行機關提請的減刑案件可以視情決定是否開庭審理。現實中的關鍵在于哪些案件、有多少案件能夠得到開庭審理——這更多受制于法律規定和法院能否克服自身資源(包括法官數量)不足等多重困難。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出臺了有關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制度，④專門就減刑、假釋案件中哪些應當開庭審理、參加庭審的人員、庭審的場所等作出了明確規定。這對于促進減刑權實施及監督的公開透明、質效提升均大有裨益。本文建議立足“降低減刑適用、擴大假釋適用”的時代背景，在總結開庭審理減刑案件經驗基礎上，法院可結合實際，探索擴大開庭審理減刑案件的范圍，甚而建立全面實行罪犯減刑公開庭審制度;或可探索設立專門駐獄減刑法庭;①或在邀請新聞媒體、執法監督員、犯罪受害人及社會群眾參與庭審等方面作出探索，以確保減刑權實施最大限度地得到全面依法監督。

　　(五)發揮科研智囊機構的專業監督功能。加強和創新對減刑權實施的監督，還需要立足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大背景，充分借助社會科研智囊機構、法學專家教授等專業力量。比如，四川等省及珠海、前海等城市，已經在多年前就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開展年度法治研究工作，并每年定期舉辦《法治藍皮書·年度法治發展報告》發布活動，②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益和司法效益。為此，建議在減刑權實施監督方面可借鑒以上做法。

　　具體或由地方黨委、政府部門委托(或招標)具有相當權威性和專業研究水準的大學、黨校、社科聯、研究院(所)、相關智庫等科研院所等專業機構，由其組織力量定期專門就減刑權實施進行全面、系統地研究，或可規劃每2至3年定期發布該省、該市司法(執法)機關在減刑權實施的專題報告，體現第三方專業機構對減刑權實施的專業監督，并供社會公眾進行研究和監督，同時也利于司法(執法)機關從中發現問題、總結教訓、吸取切實可行的改進建議。

　　(六)建立司法(執法)社會監督員隊伍。減刑違法案件的暴露和最終依法處理，社會監督的作用不可或缺。通過建立社會監督員隊伍加強對司法(執法)的監督并非新鮮事，各種媒體有關司法(執法)機關聘請執法社會監督員的報道不時涌現。近期相關資訊的兩條消息即可反映出政法機關對此項工作的重視。一是2021年4月23日的《四川法治報》第3版以《特約監督員“上崗”》為題，報道2019年以來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聘請特約監督員共計48名，主動邀請其監督法院工作。

　　二是據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官網消息，2021年3月26日，該局新一屆執法監督員聘任儀式在眉州監獄舉行，來自四川各行各業的25名熱心人士獲聘為該局執法監督員。③可以認為，以上司法(執法)機關的聯袂舉措，不僅是司法(執法)機關推動自我凈化自我提升的重要之舉，也是其主動邀請社會力量參與監督減刑權實施的具體之策。而且，采取建立社會監督員隊伍這種方式來強化非己方人員對司法(執法)工作的監督，其效用提升顯然尤佳。

　　“強有力、全方位的執法監督是維護刑罰執行公平正義的‘守護神’和‘避雷針’。”④立足于對監督效能的深化與拓展，本文建議在各省層面，由省委政法委統一牽頭，聘請建立社會知名專業人士自愿參加的全省司法(執法)監督員隊伍，以利協同對所有司法(執法)機關開展立體式、鏈條式、無縫式監督，實現整合資源并消除各自為政之弊病。建立專業化的司法(執法)監督員隊伍應重點規范三項內容：定期對監督員隊伍進行審查、淘汰和補充，明確其履行監督職能的權利和義務，要求其定期直接向省委政法委提供監督書面報告。如此，不僅對于提升國家法治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將在實務層面有利促進司法(執法)監督員更加依法規范、獨立超然、高質高效履職，進而保障減刑制度應有的行刑功能發揮并得以與立法預期同向而行。

　　作者：余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