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類型結構直接影響研究生教育功能的發揮及其高質量發展。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方案(2020—2025)》明確提出，到2025年，將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規模擴大到碩士研究生招生總規模的2/3左右，大幅增加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數量。

　　事實上，早在2021年，我國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經升至14.40%，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比例已升至61.77%。由此看來，實現2025年研究生教育的類型結構目標并非難事。

　　而在這一目標背后，確定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類型結構究竟有何依據?“抑學增專”式的學位類型結構調整空間還有多大?

　　多因素助推學碩走出學術界

　　根據知識生產模式理論，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決定了學術學位教育和專業學位教育應有不同定位。

　　就研究生教育出口而言，學術型碩士(以下簡稱學碩)應攻讀學術博士或進入學術機構就業，學術博士也應進入學術機構就業。專業型碩士(以下簡稱專碩)應以產業企業的非學術就業為主，即便升學，也應進入專業博士教育軌道。當且僅當各類學位研究生按照各自的教育類型定位發展時，學位類型結構方顯合理。

　　然而，某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過去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總體上各學科學碩平均每年有80%選擇就業，選擇升學者僅占20%。

　　究其原因，一方面，高校對專任教師的學歷要求“水漲船高”。另一方面，學生攻讀博士學位的時間不斷延長，中途流失的風險也在增加，而且即使獲得博士學位，絕大多數學生仍無法擺脫“高畢低就”(流動到比求學院校稍低層次的院校工作)的局面。

　　因此，攻讀博士對大多數學碩的吸引力與日俱減。

　　更關鍵的是，我國正處于向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轉型的關鍵階段，“互聯網+”等重大戰略都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持，而相關領域中的大多數技術和管理崗位必須由接受過良好科研訓練的高層次人才擔任。

　　多因素的推拉作用使絕大多數學碩畢業生放棄升學，轉而進入廣闊的產業領域就業。這一就業結構顯然與學碩教育的定位不符，也說明學碩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協調——學碩培養規模過大了。

　　2011年—2020年，我國學碩畢業生人數基本穩定在30萬左右，雖與同年博士招生人數的比例呈明顯下降趨勢，但2021年仍達到2.7：1。倘若博士招生人數中除去本科直博生，這個比例將會更大。

　　較大的學碩畢業生基數固然為博士生選拔提供了更大余地，但為與產業界需求相適配，以犧牲大部分學生的培養模式為代價，不利于學生個人和企業的發展。

　　學術博士不斷涌向非學術界

　　從某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過去10年的統計數據看，學術機構(含高等教育單位和科研設計單位)是學術博士的第一大去向，年均比例為41%。學術博士的第二大去向是企業，年均占比30%。

　　醫療衛生界是學術博士的第三大去向，年均比例為26%。總體來看，非學術機構(企業和醫療衛生界)就業的學術博士合計超過55%。

　　學術博士畢業生入職非學術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博士擴招和海外博士回流的背景下，中國學術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日益增加，而需求卻相對穩定。不僅如此，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尤其是“非升即走”制度，使青年教師面臨巨大的學術發表壓力，相較而言，高校的學術職業薪資競爭力不足。

　　這些因素加上學術興趣、讀博動機等學習者個體因素，對學術博士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外推力。

　　與此同時，知識經濟社會的發展改變了知識生產的權力關系，使知識生產的主體從大學擴展到企業實驗室、智庫、咨詢機構等。知識生產的“市場性”和“商業性”日益顯現，由此加劇了工商業在知識生產市場中的競爭性投入。

　　當學術博士源源不斷涌向非學術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學術博士教育的定位和規模。

　　一直以來，我們把培養下一代科學家視為學術博士教育的重要甚至全部的目標。然而，大批學術博士在產業界尋求就業，意味著學術博士教育與傳統學術職業之間的聯系正在解耦，將學術博士招生、培養與就業之間的錯位問題暴露無遺。

　　對此，我們必須加以重視，否則將引起博士畢業生素質結構與社會需求失配，對博士教育的社會適應能力造成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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