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人們依賴于媒介媒介反過來制約著人們的視野。農民工的形象再現是傳播者借助媒介以把關人的角色傳遞農民工信息而形成的，媒介的態度和立場影響了人們對農民工的認知與印象。

　　【摘要】在通信傳播技術高度發7-達、傳媒及其傳播的資訊全面進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并產生深刻影響的當今，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信息獲取、通過傳媒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及改變傳媒的“刻板印象”方面仍面臨困難。通過媒介素養教育，提升農民工自身利用媒介為個人生活和工作服務的能力，以及利用媒介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實現公民話語權的能力成為一項現實議題。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展，需要政府動員、社會公益組織及志愿者共同參與，并發動農民工群體中意見領袖的力量，通過意見領袖的帶動和示范作用來影響這個群體。

　　【關鍵詞】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意見領袖;

　　資訊時代是一個通信傳播技術高度發達，傳統媒體獲得極大提升，新媒體不斷涌現，新舊媒體聯合互動，資訊開始全面進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日益深刻地影響并改變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管理方式的新時代[1]。新媒體的出現代表的是信息傳播的時效性更強、媒介信息容量的增大和傳播的雙向互動性增強。與此相對應的，個人與信息的關系變得相對密切，更多的受眾從單一的受傳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利用新媒體傳播自己的見聞和看法。

　　改革開放后，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城市中的農村人口數量激增。中國的農民工現有2.5億人，其中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有1.5億人[2]。近年來農民工問題雖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農民工這一群體在群體形象、社會話語權方面并未受到公平待遇。特別是在媒介日益數字化和網絡化的今天，農民工在龐大的信息流面前顯得舉足無措、孤立無助，其正當權益和要求常常得不到滿足。

　　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知溝理論對社會經濟地位高低與個人通過媒介接受的信息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該理論的提出者蒂奇諾等人認為：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3]230。社會成員間的經濟水平處于不同層次，再加上其對新技術的使用熟練程度也存在差別，所以資訊時代帶給每個社會成員的機會并不是均等的。

　　一、資訊時代農民工面臨的信息困境

　　作為農民工群體而言，其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等處于較低水平。這就決定了其在資訊時代的大背景下并不能像城市市民一樣享受媒介進步所帶來的信息盛宴。由于社會資源較少及自我主動表達意識的缺失，農民工很少能通過網絡等媒介渠道來維護自身權益和發表自己對社會事件或現象的看法。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在資訊時代，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是其在信息獲取和選擇方面的困難。由于工作時間、工作內容、經濟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并沒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去閱讀或收看相關媒體報道。其接觸媒體的機會相對有限，而且其接觸的信息層次較低，偏重于娛樂性、社會性新聞。

　　資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信息過載。除了傳統媒體一如既往地刊發或播出自己的內容外，網絡作為更為及時和便捷的通道，將更多、更新的信息呈現在人們面前。信息充斥著人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過量的信息加大了人們尋求對自身有用信息的難度。對農民工而言，這點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調查發現，農民工也正越來越多地接觸網絡電視、視頻網站等媒介，但他們在其中很難找到對自己有實質性幫助的內容。

　　信息增多對受眾的信息辨別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頻發的假新聞事件以及網絡謠言都對信息辨別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注腳。不信謠、不傳謠應該是現代受眾努力具備的素養，但農民工群體在此方面的素養和能力并不盡如人意。總體來說，其對信息的分析和鑒別能力仍然較差。

　　其次是農民工被污名化。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污名化(stigmatization)過程，也就是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并加以維持的過程[4]。污名化是社會群體之間地位不均等的結果，是對一類群體權利的漠視和踐踏。它片面地對一類群體的形象和特征進行描述和定義，而不顧其真實情況和自身條件。污名化過程的受益者所要達到的是對其他群體的丑化，強加責任和義務于他人，以使自身占據政治、經濟上的有利條件或者是道德高地。

　　農民工群體就是這樣一個被污名化的群體。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早期，其群體形象常與臟、盜竊、隨地吐痰等詞語聯系在一起。一些人將城市衛生環境較差、偷盜事件頻發等現象的原因歸結到農民工身上。更有甚者，一些媒體在對該類現象進行報道時，片面地對農民工進入城市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大肆渲染，而對正面影響及農民工的勞動成果鮮有提及。在對事實的選擇性強調和忽略間，媒體報道對農民工的形象產生了極大破壞。

　　近些年來，伴隨著學界的關注及媒體界自身的反思，正面報道和中性報道取代負面報道成為對農民工報道中最重要的內容。但人們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拉扎斯菲爾德的“選擇性接觸”假說認為：受眾更傾向于“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加以接觸[3]196。所以，農民工群體的形象并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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