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具有與其他產業相同的共性，即注重市場效益、講求經濟效益，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產業部門的特性。

　　世界各國的發展歷史證明，經濟是體育的基礎，體育的發展有賴于經濟的發展，體育產業也是一項全民的具有重大經濟效益的事業，對物質生活和國民收入的增長起直接和間接的促進作用。

　　一、發達國家體育產業的投入構成與體育管理體制及體育經濟政策

　　1. 體育管理體制。當談及國家體育經費的來源時，我們首先要關注一下不同的體育管理體制。世界上大體存在三種類型體育管理體制。第一種為“國家管理型”，前蘇聯、東歐國家及我國，都是采用這種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管理的體制;第二種為“社會管理型”，美國及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均采用這種主要依靠社會組織實施體育管理的體制;第三種為國家管理與社會管理相結合的“結合型管理體制”，即采用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相結合的方式管理體育運動，政府負責制定體育方針、政策，做出體育經費預算，規劃體育場館的建設，鼓勵公民參加體育運動等，而體育組織(一般為體育聯合會)則負責具體組織訓練、準備比賽、選拔代表隊及解決有關場地和器材，聘請教練員、輔導員和籌集活動經費等日常事務。

　　2.隨著體育運動的不斷普及與發展，體育已成為振奮民族精神、提高國家地位、促進經濟發展的龐大事業。為加快本國體育事業發展，使體育管理體制形態上存在著一種由兩極向中間集中的趨勢，一些過去采用“社會管理型體制”的國家，如加拿大、韓國及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則逐漸介入體育事務，并設立專門的國家體育管理機構，如韓國成立體育部(后并入文化部改組為文化體育部)，加拿大將健康與業余競技運動部升格為準部級單位，這些國家對體育的宏觀控制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強，推行宏觀控制的社會管理方式。

　　3. 體育經費的來源結構及利弊。

　　各國體育經費的來源結構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與&lquo;國家管理型體制”相對立的“撥款型”結構，即體育經費主要依靠國家經濟計劃中的體育撥款和各系統規定的體育開支，以行政手段定量下達。第二種，是與“社會型管理體制”相對應的“籌款型”結構，即政府不承擔體育組織的活動經費，一切開支均由體育部門自行籌集，只是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政府才給予臨時補助。

　　4. 體育經濟政策是政府管理、調節和發展體育事業的準則手段。在西方發達國家，體育的發展歷史對體育產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表現得尤為突出，體育經濟政策是政府管理、調節和發展體育事業的準則手段。許多國家都加強了政府體育事業的管理力度，提高宏觀調控能力，增強體育事業的發展活力。這些為我國研究不同經濟發展階段體育產業發展的規律，調整和改革我國體育經濟政策，引導我國體育產業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借鑒。首先，體育運動有助于改善勞動者的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國外學者的研究表明，經常參加體育活動的勞動者，比不參加體育活動的人，勞動生產率平均高出0.6-10.0%。體育運動可保護和增強社會生產力的主要因素——勞動力，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其次，體育產業已成為發達國家國民經濟體系中的重要行業。隨著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體育的需求不斷增長，健身體育、閑暇體育在許多國家蓬勃興起，為人們提供體育勞務產品、體育物質產品、體育信息產品及其它相關產品的“體育產業”得到迅速發展，形成較大的“生產規模”。

　　二、“結合型管理體制”

　　隨著采用政府部門與體育組織相結合的“結合型管理體制”的國家日趨增多，與其相應的第三種體育經費來源結構——“結合型”結構也日見成熟。采用這種結構的國家，政府對體育組織給予必要撥款，保證其基本開支，其余活動經費由體育組織自行籌集，必要時，政府從政策法令上予以協助。

　　1.“結合型”經費來源結構的優點較多，主要體現在：政府給予必要撥款，可以確保體育組織的基本工作條件和國家體育計劃的實施。能夠引導體育組織強化自身的經濟功能，調動其利用體育辦體育的積極性。有助于體育組織與社會各界密切聯系，增加企業團體的社會責任感，并對體育工作質量實行自發的監督。由于體育部門吸收居民的資金，增多了居民參加體育活動的機會和權力，有利于大眾體育的開展。

　　2.相比較而言，采取“結合型”的國家為數最多，歐共體的絕大多數國家，均采用這種“結合型”的結構，近年來，過去采用“籌款型”和“撥款型”結構的國家，也出現了向“結合型”結構靠攏的趨勢。一貫采用“籌款型”的美國，在慕尼黑奧運會總分落后蘇聯，特別是在蒙特利爾奧運會又落后于民主德國之后，政府頗為不安。總統提出咨詢，要求財政給予撥款援助。美國頒布新體育法，決定資助美國奧運會3600萬美元作為運動員強化費，突破了政府不對體育撥款的慣例。美國國會第95屆會議通過決議，規定商務部長有權撥款給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以資助美國業余體育運動的發展。一向依靠國家撥款的蘇聯，如全蘇第七屆運動會期間，通過向全國發行名為“短跑”的體育彩票，獲純利潤1億多盧布，基本保證了奧運會選手的集訓費用。羅馬尼亞體育經費中政府撥款只占46%，其余開支均由自己多方籌集獲得。保加利亞的體育經費中，國家籌算撥款占24.1%，發行體育彩票的收入占37.5%，廣告，贊助、有償服務等收入占38.4%。英國政府在體育運動資金的籌集中，實施1:1:1政策，即政府出資三分之一，地方出資三分之一，企業贊助三分之一。由此可見，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把國家撥款與社會資助結合起來，靈結地采取“結合型”的體育經費的集資方式，是世界多數國家確定體育經費來源結構的發展趨勢。

　　三、借鑒體育產業發達國家的經驗制定和調整我國體育經濟政策

　　1體育列為第三產業的第三層次。我國在體育管理上過去長期以來采取的是“國家管理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過去體育事業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決定》明確把體育列為第三產業的第三層次，提出：“以產業化為方向建立充滿活力的第三產業自我發展機制。”目前我國體育產業在實踐中還存在產權關系不明，資產管理不順和主體投入不足，市場發育不全，經濟人才不多，管理不善的諸多問題。我國體育產業創造增加值僅占我國GDP的0.57%，與體育產業發達國家該指標5%水平相比較，我國體育的產業化水平十分落后，與我國競技體育在國際上的地位極不相稱。

　　體育運動，作為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相對物質生產而言，屬于社會的福利消費。其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取決于體育經費的提供條件。世界體育強國絕大多數都是經濟發達國家的事實證明了這一論點，一些經濟尚不發達的體育強國，增加體育開支，擴大投資比例，也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體育資金的來源。體育資金的來源主要有五個渠道：國家投資、地方投資、居民個人投資、公司企業投資、媒體收入。近年來，隨著體育運動的不斷發展，體育社會化進程不斷加快，體育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大，許多國家除不斷增加國家體育投資和地方體育投資之外，還借助于體育的經濟功能，廣開財源，大力吸收社會資金，使居民個人體育投資、公司企業體育投資和媒體收入在國家體育經費來源結構中比重不斷增大。據報道，歐洲發達國家，私人體育投資(居民個人投資、公司企業投資、媒體收入)一般都高于公共體育投資(國家體育投資和地方體育投資)，有的甚至數倍于后者，如瑞士的私人投資為公共體育投資的16.7倍，西班牙為6.2倍，英國為5.3倍，意大利、德國和瑞典等也都在3倍以上，瑞士私人體育投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達到3.27%，英國、西班牙、葡萄牙次之，為1-1.5%之間，德、法、意、芬、比、瑞典諸國均在0.6-1%之間，匈牙利和丹麥較少，分別為0.32%和0.34%。

　　四、發展體育產業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加大資金的投入

　　人們對體育參與程度的普遍提高，正在影響著與體育相關的經濟活動的發展，體育已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體育領域資金的投入量甚為可觀，例如，西歐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的體育經費及與體育相關的資金，都已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以上。我國發展體育產業的當務之急，可有以下幾個途徑：

　　1、仍需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資金投入。由于我國經濟市場運作處于一個起始階段，市場經濟還不發達，加上我國體育管理的政府集權，因此要短期在社會上籌集發展體育產業的巨額資金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還需要在財政預算中加大資金的投入。

　　2、為了加快體育產業的發展，建議國家可以在政策上給予相應的優惠，引導民間資本向體育產業的匯入。比如美國為了擴大體育經費來源，在其稅收政策上一直向體育產業傾斜。關于體育部門的收入如何繳納稅款的問題，各國的解決辦法不盡相同。但大多數西方國家以及東歐國家，在稅收政策方面，均向體育部門提供一定的優惠。在英國，組織體育比賽的部門如果得到慈善委員會的批準，被確認為屬于慈善機構的話，其收入免于納稅。法國也實行同樣的政策，具有慈善機構地位的體育比賽主辦單位，享受免稅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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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志是由國家教育部和國家體育總局于1981年9月聯合創辦。根據國家關于行政單位不得主辦報刊的規定，主辦單位改為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和中國中學生體育協會，辦刊性質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