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是由《文學與文化》發(fā)表的一篇關于漢代女性角色的探討，本刊秉承開發(fā)而嚴謹的學術品格，以深入研究古今中外文學為核心主旨，同時注重突出文學與文化的關聯性。創(chuàng)刊后，刊物得到了諸多學界同仁的鼎力支持，海內外眾多文學文化研究者不斷賜稿，多篇文章為《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等所節(jié)錄或轉載，獲得了良好的學術影響。

　　摘要：涉及女性角色的漢代賦作，約占漢賦作品總數的1/5，數量遠遠超過我們以往的印象。在眾多的漢賦作品中，作家們將筆墨主要集中在神女、美女和舞女們的身上，此類女性角色所占比例遠遠高出普通勞動女性。對這些女性角色的研究分析，不但讓我們了解到女性角色在漢賦作品中展現出來的審美價值和文化意義，還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漢賦作家創(chuàng)作視野的焦點與盲區(qū)形成具有內在原因，對于我們全面認識和了解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漢代社會政治、文化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關鍵詞：漢賦;女性角色;審美價值;漢代文學

　　在中國文學史的記錄中，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寥寥可數，而在男性作家筆下卻可以看到很多生動活潑的女性藝術形象。漢代的作家們，正是利用漢賦這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塑造了諸多引人入勝的女性角色，這些藝術角色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兩漢深厚的文化內容，為我們今天全面研究漢代社會提供了大量珍貴而有價值的資料。

　　一、與女性角色有關的漢賦

　　根據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教授的《全漢賦校注》的統計，現存漢賦作品中，作者為男性，作品涉及到女性角色的賦作共有60篇。西漢有7位賦作家，作品14篇;東漢有25位賦作家，作品46篇。另外兩漢的女賦作家還有4位，涉及到女性角色的作品共有5篇。西漢班婕妤有2篇，《自悼賦》和《搗素賦》。東漢班昭的《東征賦》、馬芝的《申情賦》(只有存目)、丁虞妻的《寡婦賦》共3篇。漢代有關女性角色的賦作總數為65篇，塑造的女性文學角色達近百位，盡管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名稱相當繁多，但是，歸結起來只有6大類。在這6類女性角色中，西漢賦作中描寫的女性角色數量最多的是神仙之女，其次是歌舞之女，屬于怨女一類的，一篇是司馬相如《長門賦》中的陳皇后，一篇是班婕妤哀傷自己不幸處境的《自悼賦》中的自我形象。而東漢賦作中的女性角色則比西漢豐富得多，這6種類型在作品中均有不少的展現。神仙之女中的“神女”可以說是漢賦作品中惟一可以稱為文學形象的女性，她們完整而傳神地躍然紙上，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藝術形象。東漢賦作從蔡邕這里開始，不但神女形象突然出現，而且美女或稱為淑女以及寡婦的形象也越發(fā)地多了起來，這些角色數量的增加，反映了東漢后期社會現實的變化，文學創(chuàng)作審美觀念的變化，現實色彩更加濃重。

　　涉及到女性角色的作品占了全部存留作品的1/5。漢賦中的女性角色，不僅僅存在于那些從題目上就可以分辨得出來的作品當中，比如《美人賦》《悼李夫人賦》《舞賦》《定情賦》《神女賦》《寡婦賦》等，同時也存在于那些所謂“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政治諷諭類作品當中，比如《七發(fā)》《子虛賦》《上林賦》《甘泉賦》《西都賦》《西京賦》《東京賦》等。其中普通勞動婦女和其他社會底層婦女角色卻是少之又少。這些創(chuàng)作現象的存在不能不說與漢代賦體文學所承擔的“次政治功能”以及漢賦作家的身份和生活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

　　漢賦的作者都是具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文化藝術修養(yǎng)的帝王與士大夫階層。雖說士大夫們有時是想借助虛構的作品以達到“諷諫”政治的目的，或者是模擬屈騷之體抒發(fā)個人抑郁不得志，更或是對生活時尚或優(yōu)美景物的熱情吟詠，但是這樣的創(chuàng)作同時也說明了一個問題：賦的創(chuàng)作，特別是大賦的創(chuàng)作，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漢賦的篇幅比較長，容量宏大，作家不但需要進行“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宏偉構思，而且還需要積累相當豐富的語匯，否則難以寫出像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河東賦》《甘泉賦》《羽獵賦》《長揚賦》這樣一類的宏偉作品。而司馬相如、揚雄等人不但是作賦的高手，同時還是詞書的編撰者，例如司馬相如編有《凡將篇》(已佚)，揚雄著有《方言》一書，賦這種文體正好給他們提供了施展語言才華的舞臺，因此馬、揚二人的大賦語匯之豐富是很多作者難以企及的。其次，漢賦作品里運用了大量的成語典故，這就要求賦作家們對先秦典籍十分熟悉，否則難以在如此龐大的文體中馳騁文采，因此大賦的作者中熟悉先秦歷史和儒家經典的人占有相當多的人數。對于大多數女性來說，掌握并運用這種文體進行創(chuàng)作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兩漢400多年里女作家數量為什么那么少的重要原因。而當時絕大多數普通女子所接受的正統教育即《周禮·天官·九嬪》《禮記·昏義》中提出來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教育”。漢代班昭在《女誡·婦行》中對“四德”的內容作了更為具體的發(fā)揮：“清閑貞靜，守節(jié)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后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教育的目的決定了教育的內容，由于社會總體生產力水平的制約，人們根據性別的社會勞動進行分工，在觀念上將婦女定義在“婦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的從屬位置上。像班昭這樣具有高深文化修養(yǎng)的女子在當時則是鳳毛麟角，她的學養(yǎng)和成就除了自身的天賦和努力之外，更大程度上得益于優(yōu)越的家庭為她提供的成才環(huán)境，得益于班彪、班固父兄的熏陶和教養(yǎng)，家學淵源和注重家教的傳統。她比同時代的其他女子接受到更多、更高的教育，能夠在日后有機會進入東觀續(xù)修國史;向鄧太后傳授天文、算術，咨詢政務;為馬融講解《漢書》;敢于上疏皇帝為兄長班超鳴不平，保留了那個時代女性知識分子鮮明的才情和自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