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歷史學論文發表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中國古代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近代還有很多科學家研究三代年代問題，經過幾年的努力，這項工程終于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以下就探討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和宗旨和目標是什么。
 

　　關鍵詞：歷史學論文投稿,夏商周斷代工程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她歷史悠久、文字發達、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華文明數千年綿延流傳，而且從未間斷，為海內外炎黃子孫所自豪。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時代;商湯滅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紂滅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歷史學家將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簡稱為"三代"。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還清楚地記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兩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證實，說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懷疑的。

　　可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時期，它已處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說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編寫歷史時，只能按自己的認識去估算，常常寫上一個"約"字或在年代之后打個"?"號，表示有關年代的不確定性。這樣做是不得已的，當然也是不準確、不科學的。

　　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時代，就有學者對三代的年代進行研究。以后，歷代的學者仍孜孜不倦地對三代年代進行探索。到了近代，還吸引一些國外的漢學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學研究的行列之中。他們在利用歷史文獻的同時，還嘗試引入天文學的方法對天象材料進行計算，試圖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中取得突破。不過，過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較單一，基本上是憑個人的力量進行研究，難度極大。雖也提出了各種結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備，缺乏必要的證據而不能形成共識，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決。

　　中國古代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與天文歷法及天象的資料，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這些材料進行年代學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后的幾十年間，中國考古學獲得飛速發展。對三代遺存的研究、特別是對三代物質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遺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雖然它們只說明遺存間的相對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從這個分期序列中采選含碳樣品進行碳14測年，就可得到與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這就使原本反映相對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個個年代數據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將考古學研究的成果與高精度測年相結合，為我們找到了另一條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徑，使三代年代學研究進入新階段。近20年來，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碳14測年技術的不斷改進，使精度大為提高;歷史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研究也取得長足進展。因此，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條件逐漸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為可能。

　　1995年秋，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請在京的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從事碳14測年的物理學家們一起座談，提出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問題。與會學者也認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學科學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備了進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條件。繼而就"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論證。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是中國第一個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對重大學術課題進行聯合攻關的項目。它的目的在于發揮各學科的優勢，把200余位學者組織在"工程"設置的9個課題之中，用不同方法、從不同方面進行研究，將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來。"工程"的實施，改變了過去以單一學科或單一手段進行研究的狀況。采用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形式，以期對中國歷史上處于文明早期階段的三代年代學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一大段，為進一步開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4年的努力，"工程"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在各自進行的研究中，在一些關鍵點上獲得突破，建立起三代的年代框架;并對商后期和西周列王的年代進行推斷，在年代學研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進展。

　　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具體目標是什么?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總目標是制定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時期年代表。根據夏商周時期各階段積累的材料不同，確定以下具體目標：

　　1.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2. 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3. 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

　　4. 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三、為實現上述目標，"工程"采取哪些研究途徑?設置哪些課題?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由歷史學、天文學、考古學、碳14測年技術等學科的專家學者聯合實施的系統工程。它的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

　　1. 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搜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有關天文歷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

　　2. 對有典型意義的三代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含碳樣品，進行常規(液閃)和AMS(加速器質譜計)法的碳14年代測定。最后對各課題通過以上兩條途徑及其它方法得出的結論進行綜合，使研究進一步深化，得出盡可能合理的三代年代學年表。

　　"工程"設置9個課題，最初設置36個專題。在實施過程中，根據需要又增設了8個專題，共計44個專題。這9個課題是：

　　1. 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學綜合性問題研究;

　　3. 夏代年代學研究;

　　4. 商代前期年代學研究;

　　5. 商代后期年代學研究;

　　6. 武王伐紂年代的研究;

　　7. 西周列王的年代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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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碳14測年技術的改進與研究;

　　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綜合與總結。

　　四、碳14測年的原理是什么?為什么選擇這一技術來解決三代年代?

　　自然界存在3種碳的同位素，它們的重量比例是12：13：14，分別用碳-12、碳-13、碳-14來表示。前二者是穩定同位素。碳-14則有放射性。它在大氣中存在，在大氣高空層中，因宇宙射線中子和大氣氮核作用而生成。它在大氣中與氧結合成C4O2分子，與二氧化碳(CO2)的化學性能是相同的。因此，它與二氧化碳混合一起，參予自然界的碳交換運動。它因光合作用而被植物吸收、并貯存在植物之中。人和動物需要食用植物，于是也在人體和動物體內存留。生物在存活期間，他們不斷地從大氣中獲取這種放射性碳。但是任何一種動物或植物一旦死亡，它就停止吸收，而且會使存留體內的這種放射性碳不斷減少。大約在5730年間，它的含量可以衰減一半。因此，物理學家將5730年稱為"半衰期"。由此可知，只要用儀器測出樹木、谷物、人骨、獸骨等生物遺骸中現有的碳-14含量，與它原始的碳-14水平相比，就可以推算出它們在多少年前死亡，進而可以推斷與它們共存的遺存(諸如建筑遺址、墓葬或其它遺物)距今已有多少年了。

　　在考古界用于測定年代的方法有好多種，如古地磁斷代法、鉀─氬法、裂變徑跡斷代、陶器熱釋光(TL)法斷代等。但它們的精度不高，誤差較大，不能用于歷史時期的年代測定。碳14測年技術在過去的半個世紀內取得長足的進步，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因技術改進、精度得到提高，使歷史時期的年代測定成為可能。在"工程"啟動之前，我們一些同志就在考慮利用考古學分期成果提供的年代信息，采用碳14測年技術對三代年代進行研究。在"工程"實施過程中，藉考古信息所作的碳14測年，在三代年代學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構架夏商周年代框架作出了重要貢獻。

　　五、碳14測年技術幾十年前就已出現，為何到近年才用于三代年代學研究?

　　碳14測年技術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出現。中國在60年代引入這一技術，并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立了第一個碳14實驗室。最初測出的年代數據公布以后，立即受到考古界的普遍重視。諸如當時圍繞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孰早孰晚的爭論，因測定的年代作了客觀的說明，自然而然地平息下來。到了70年代，測定的碳14年代數據越來越多，各地的史前考古學文化遺存幾乎都測有一批年代，使新石器時代各考古學文化的譜系，在年代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得以建立。這一成果非常重要。碳14測年技術引入考古學，被認為是史前考古的一次革命。

　　可是，當時的碳14測年技術的精度還不夠高，誤差比較大。史前時期的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社會發展的速度和文化面貌的變化都較緩慢，這些誤差在測定史前時期的遺存時，并不顯得很突出。但歷史時期的情況就不同了。一個歷史事件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每個事件都需要用一個準確的絕對年代來說明。如果就這個事件給出的年代，誤差達100年甚至更多，那就沒有意義了。所以，在測年的精度還不具備研究三代年代時，這項研究就不可能被提上日程。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碳14測年技術有了很大改進，精度大為提高。"工程"實施期間，常規碳14的測年精度已達到0.3%。加速器質譜計的測年精度達到0.5%。另外，采用系列樣品與樹輪校正曲線擬合，使碳14測定的年代數據換算成日歷年時，也提高了精度。在這種情況下，開展三代年代學研究的條件基本成熟了。

　　六、什么叫樹輪校正曲線?怎么進行校正?

　　樹木在地球上生長時，它的樹桿每一年都長一輪，稱為樹輪或樹木的年輪。每棵樹的截面上，都可以看到一圈又一圈的年輪。從樹心到外緣數出多少個年輪，即可知道它的樹齡有多少年。如果找到一棵大樹，在它的斷面上數出5000個年輪，說明它的樹齡有5000年。不過，實驗證明，從這棵大樹的不同年輪取樣作碳14測年，所得的碳14年代與樹輪的實際年代是有差別的，它們的實際差距從2000年內基本一致，到五、六千年前偏近約800至1000年。因此，各國的科學家們在準確測定樹木年輪的年代之后，將碳14年代與精細的樹輪年代學方法進行比較，從中找到了誤差的規律，并用樹輪對碳14年代作了精確校正，這就是樹輪校正方法。現在已經可以用近萬年的樹輪，去校正碳14測定的年代。經過校正的年代代表了被測物質生長的日歷年代。

　　出現上述差異是由于大氣中的碳14濃度并非一成不變。諸如太陽黑子爆炸、火山噴發等各種因素，都可以使大氣中的碳14的濃度發生變化。這就決定了在碳14年代與樹輪年代的校正的坐標圖上，出現的是一條曲線(如果碳14的濃度一致、沒有變化的話，出現的應是直線)。建立碳14年代的校正曲線，是很繁重的一項工作。1965年問世的樹輪校正曲線幾經改進，綜合1000多對由不同實驗室測定的數據，建立了統一的曲線和表。1998年建立的高精度樹輪年代──碳14年代校正曲線，目前被確認為國際通用。

　　過去在將含碳標本測得的年代數據作樹輪校正時，往往是單個數據與曲線擬合。由于曲線的一些部位作鋸齒狀，擬合時的范圍較大，因而誤差也較大。這次改用系列樣品測得的若干年代與樹輪校正曲線擬合，效果就不一樣了。由于若干個成系列的數據的連線也是曲線，將它與樹輪校正曲線擬合，成了曲線與曲線的擬合，這使校正誤差明顯縮小。"工程"中測定了數百個碳樣，并用上述方法進行擬合。實踐證明，用考古學家提供的、早晚成系列的含碳樣品進行碳14測年，將這些年代數據與樹輪校正曲線擬合，其誤差比過去大為縮小。這就確保了所得日歷年代的準確性與可信性。

　　七、能否以實例說明上述方法在解決年代方面的作用?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西周時期年代，是"工程"中采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重點之一。"工程"實施過程中，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依墓葬所分的三期六段，提供了系列樣品。三期代表了西周時期的早、中、晚期，分段是指每期遺存中還有相對早晚的遺存。它們的年代跨度從西周初至西周末。這些含碳樣品用常規碳14方法測年，得到了與考古分期序列完全一致的年代序列：

　　西周早期(1) 1040─1006B.C.;

　　(2) 1015─950B.C.;

　　西周中期(3) 960─918B.C.;

　　(4) 935─850B.C.;

　　西周晚期(5) 852─810B.C.;

　　(6) 820─750B.C.。

　　從上述年代可以看到：西周時期的年代約當1040─750B.C.。這三期的年代早晚有序，與考古分期序列完全對應、沒有矛盾。

　　誠然，就西周年代而論，靠一個地點測得的年代，還不足以作為西周年代立論的依據。因此在陜西長安的豐鎬遺址、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遺址乃至琉璃河遺址的居住址等相關的西周時期遺存，也依它們的分期作了碳14測年。鑒于這幾個地點的早中晚期能夠對應起來，所得的年代與遺址的分期一致，也與琉璃河墓地早中晚期測得的年代一致，由此可以說明，依遺存的分期成果而構架的西周年代框架是可信的。

　　當然，上述年代之準確性，還需與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銜接而得以確認。天馬──曲村遺址的晉侯墓地中的8號墓的測年解決了這個問題。

　　晉侯墓地的8號墓中出有晉侯蘇編鐘，鐘銘上刻有"唯王三十又三年"的紀年。從隨葬物品可以判斷該墓為西周晚期遺存。但西周晚期諸王中在位超過三十年的只有厲王和宣王。那么，此墓究竟是厲王還是宣王呢?學者們的看法很不一致。

　　從墓中采選的木炭和骨頭用常規碳14測年，經樹輪校正曲線擬合后得到的日歷年為808±8B.C.。這一年代與琉璃河墓地所分第三期(西周晚期)的年代范圍沒有矛盾。按《史記·晉世家》記載，晉侯蘇死于周宣王16年，即公元前812年，與測年結果十分接近。但這一結果的價值，不只是解決了晉侯蘇鐘上所記的"唯王三十又三年"乃厲王之紀年，從而平息了一場爭論;它還把"工程"中測得的西周年代框架與公元前841年自然地銜接起來。這就把"工程"建立的三代年代學框架，落在841B.C.這個基準點上，三代的年表將以此為基點往前延伸。足見碳14測年得到的年代，其可信度是很高的。

　　八、武王克商的年代涉及商周分界，這個年代碳14測年能解決嗎?

　　武王克商的年代在三代年代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因為它涉及商周兩代的分界。兩千年來有不少學者對它進行研究，力圖對這個年代有個準確的說法。但因以往的研究受材料與手段的局限，雖然提出了至少44種說法，均因證據不足而未能形成共識。這44種說法中，最早的為1130B.C.，最晚的為1018B.C.，前后相差112年。

　　"工程"啟動以后，將這個問題作為重點，專門設有一個課題，組織各學科的學者進行攻關。根據考古學提供的年代信息，常規碳14測年提供的第一個日歷年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圍。

　　1997年在豐鎬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一組可以分期的典型文化層。最下層的窖穴(編號為H18)中出土許多文化遺物及木炭、獸骨和炭化小米;從陶器等遺物可判定是先周文化晚期遺存。它的上面分別疊壓有西周初期的文化層(T1第4層)、西周早期的兩個窖穴(H16、H11)、西周中期的兩個窖穴(H8、H3)和文化層(T1第3層)。由于H18與第4層之間沒有發現因自然原因堆積的地層，表明H18與第4層是當時的居民在此活動期間持續形成的。它們形成的時間應在武王克商事件的前后，或者說，武王克商事件發生在使用H18這個窖穴與第4文化層堆積形成的年代范圍之內。考古學家從這一組單位中分別采選含碳樣品，用常規碳14方法測得的年代、經擬合換算成日歷年后，得到了它們所跨的年代為1050─1020B.C.，提出武王克商的歷史事件，應在這一年代范圍之內。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個系統工程。一個年代范圍的正確與否，除了看這個年代的立論依據是否可靠外，還要看它與之相關的年代是否與之銜接或不矛盾?對此，可將它與相關專題測得年代進行對比，在比對中予以檢驗：

　　安陽殷墟第4期(商王帝乙、帝辛時期)的年代為1080─1040B.C.;

　　琉璃河西周初期的年代為1040─1006B.C.;

　　天馬──曲村西周早期的年代為1020─970B.C.。

　　由上述不同地點測得的年代可以看到，它們之間前后銜接、沒有矛盾。說明為解決武王克商的這一事件而測得的年代范圍是可信的。

　　特別要提到的是：在整合過程中，曾有人提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圍只有30年是否短了一些?為此，碳14課題組的同仁專門進行復核，先后提出了30多個假說進行演算，結果證明這個年代范圍是不可推移的。

　　利用考古學家提供的年代信息，經碳14測年獲得的武王克商的年代，雖然不能確指在哪一年，但給出的年代范圍把原來的112年縮短為30年，這不能不說是個重要成果。

　　九、將公元前1046年定為武王克商年的根據是什么?應該怎么看待這個年代?

　　武王克商年代范圍的確定，為最后推定商周分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一絕對年代的提出，主要是依據文獻中有關克商時的天象記錄、由天文學家計算而提出的。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陜西臨潼出土的一件青銅器(利簋)的銘文中，記錄了武王征伐商紂的事跡。"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明確記錄了克商的那一天是甲子日，證明傳世文獻中記載的克商那一天的干支"甲子"是正確的。"朝"字指早晨。"歲鼎克聞夙有商"句中的"歲"字，張政教授認為是歲星，即木星;"鼎"作"當"解，指歲星正當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鶉火。

　　《國語·周語下》記有伶州鳩的一段話："昔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把克商時的天象記的很清楚。天文學家根據所記的日月星辰的位置進行計算，得出了武王克商發生在1044.1.9B.C.和1046.1.20B.C.兩個結果。這兩個結論均有合理之處，差別在于對金文中使用的紀時詞語(習稱月相)的理解不同。鑒于1046B.C.說與推定西周王年時對紀時詞語的理解一致，選用了這一結論。

　　武王伐紂是商周兩代的分界，應有一個絕對年代來表示。在1050─1020B.C.這一范圍內，可以選為武王克商年的還不止這兩個年代。例如，有一種算法是取古本《竹書紀年》所記西周積年257年說，由平王東遷之年、公元前770年上溯257年，得公元前1027年為武王克商之年。這一說法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綜合各種條件，特別是考慮到西周列王研究中的一些條件，選擇1046B.C.說是幾種說法中相對較好的一個。如果將來有新的材料證明其它說法比這個結論更為合理，屆時可予以變更。

　　推薦期刊：《看歷史》(月刊)創刊于2007年9月9日，是由成都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歷史雜志。雜志前身為隸屬成都傳媒集團的《先鋒國家歷史》雜志，于2010年4月6日正式改刊名為《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