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霧霾、沙塵暴、化學固體廢棄物處置等問題頻繁發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增速和公眾的生活質量，環境問題受到廣泛重視。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五位一體”的組成部分，凸顯了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及建設循環經濟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重要性和決心，生態效率作為評價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指標也成為現代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

　　關鍵詞：區域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熵權法

　　文章利用熵權法對中國2006—2015年30個省(市、自治區)的生態效率進行綜合評價，對比分析中國整體水平以及東中西部的生態效率差異;然后分析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外資利用、環境政策、技術創新、城鎮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等7個因素對生態效率的影響機理、辦理變量選擇以及與當期生態效率、滯后一期生態效率之間的線性關系和非線性關系。

　　1區域生態效率評價

　　1.1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目前普遍接受的生態效率概念是WBCSD所提出的，即(1)其中，i=1，2，3，…，30;t=2006，2007，…，2015;EEit表示第i個對象第t年的生態效率值，GDP�竔t表示無量綱化后第i個對象第t年的經濟產出值，EIit表示第i個對象第t年資源環境綜合評價值。根據生態效率的定義，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等原則，借鑒諸大建[1]、韓瑞玲[2]等的研究成果，從環境影響、資源消耗、經濟產出三個方面構建了本文的生態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其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用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近似代替，土地投入量用建成區面積表示，勞動投入量用歷年各省人口總數表示。本文以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06—2015年的數據為樣本，由于港澳臺以及西藏地區的數據缺失嚴重，因此樣本中不包括這4個地區。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各省歷年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官網以及各省統計局官網。

　　1.2指標權重的確定

　　曾志強[3]認為，熵值賦權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它是根據各個指標變異程度的大小計算出各指標的熵權，再通過熵權對各指標的權重進行修正，從而得出較為客觀的指標權重。趙磊[4]認為，熵權法相對于其他方法具有對數值有差異的屬性參數進行弱化和強化的功能，從而使各類信息能得到比較全面反映的特點。由此，本文利用熵權法來確定中國2006—2015年30個省(市、自治區)的生態效率評價指標的權重。

　　借鑒文獻[4-6]關于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步驟，以某年為例，假設樣本為m個待評價年度，n項評價指標，得到原始評價矩陣記作：x=(xij)m×n(xij��0,0�衖�衜,0�衘�衝)第一步，計算第j個指標下第i個評價對象的指標值的權重pij：與文獻[4-6]關于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步驟不同的是，本文在得到原始評價矩陣后并沒有對數據進行標準化。原因有二：一是式(2)消除了數據在量綱等方面的影響;二是標準化可能會造成信息丟失。基于此，本文在計算權重之后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用以計算資源環境綜合評值。根據熵權法的計算方法，結合樣本數據，計算得出各年各個指標的權重系數。

　　1.3生態效率評價值計算

　　為了增強年度數據之間的可比性，與王蘭英[7]、趙磊[4]等對原始矩陣按年度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不同的是，本文忽略年度影響，直接按照指標的不同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度之間的可比性。具體處理過程如下：從表3和圖1可以看出：(1)各省之間生態效率基本都在逐漸提高，其中以東部地區提高速度最快;(2)省際之間的生態效率差異明顯;(3)生態效率從東部到西部呈階梯狀下降，且只有東部地區的生態效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區域層面上的生態效率差距不斷擴大;(4)中國生態效率水平雖然在不斷提高，但整體情況不容客觀，省際以及區域之間的差距過大問題不容忽視。

　　2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分析

　　2.1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及辦理變量選擇

　　(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是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規模、速度和所達到的水準，通常用GDP衡量。本文選擇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辦理變量。

　　(2)產業結構。單獨的某一個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關系，并不能反映產業結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根據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狀況，本文使用“第二產業占比*0.6+第三產業占比*0.4”作為產業結構的辦理變量。

　　(3)外資利用。本文選擇外商直接投資占地區GDP的比重作為外資利用的辦理變量，研究外資利用與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

　　(4)環境政策。當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達到某一水平后，繼續加大投資額可能會因為投資大于收益而降低生態效率，因此生態效率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而不是單純的線性關系。本文選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占地區GDP的比重，作為環境政策的辦理變量。

　　(5)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對于生態效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技術創新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物排放以及提高經濟效應等方面，對生態效率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本文認為專利授權數并不能反應一個地區技術創新對生態效率的影響。為了有效避免上述兩個辦理變量的缺陷，本文選擇各地區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的比重作為技術創新的辦理變量。

　　(6)城鎮化。城鎮化一方面促進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發展，提高了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居民生活質量，但另一方面，鋼鐵煤炭產業都屬于高能耗高污染行業對生態效率有著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城鎮化還會帶來諸如熱島效應、垃圾效應等環境問題。本文認為城鎮化水平與生態效率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并將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作為城鎮化的辦理變量。(7)平均受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從而促使人們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間接提高生態效率水平;另一方面，也會提高人們的知識水平與科研能力，進而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促進生態效率水平的提高。而且，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部分地區的教育可能更關注經濟發展，而不是生態效率。本文選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平均教育水平的辦理變量，其具體計算公式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學文化人數占比*6+初中文化程度人數占比*9+高中文化程度人數占比*12+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占比*16。本文共考慮了以上7個因素對生態效率的影響。

　　2.2生態效率影響因素回歸模型及結果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各省歷年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官網以及各省統計局官網。通過對回歸樣本進行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以及Hausman檢驗。

　　2.3實證結果分析

　　(1)除外資利用外，其余影響因素與生態效率的直接效應關系、間接效應關系均顯著;

　　(2)除外資利用外，在直接效應非線性關系與間接效應非線性關系中，各影響因素與生態效率之間均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但顯著性水平有所不同。從式(8)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923，F檢驗值高度顯著，模型設定較為恰當。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環境政策、技術創新、城鎮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均顯著。其中，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技術創新對生態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并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技術創新對生態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走科技創新之路的合理性。此外，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樣會促進當期生態效率的提高。產業結構、環境政策以及城鎮化水平對生態效率的影響顯著為負，如何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如何處理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生態效率的提高是目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關于環境政策與生態效率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究其原因，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1)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結構不合理，大部分治理投資集中于工業污染治理忽略了非工業對生態效率的影響;(2)部分地方政府把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當作“面子工程”，投資資金沒有落到實處，對環境污染治理不夠重視。本文的內容也間接論證了“先污染，后治理”的不合理性。此外，在推動城鎮化的過程中要注重資源的節約利用以及環境保護工作，而外資利用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對生態效率影響不顯著。

　　從式(9)可以看出，除外資利用外，其他影響因素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各個因素對生態效率的影響是持續性的、長久性的，由此，對生態效率的提高要有長遠的戰略眼光，關注生態效率的持續提高。從式(10)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環境政策、技術創新、城鎮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的二次項系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這7個影響因素與生態效率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效率之間呈現U型關系，說明生態效率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先降低達到某一點后再提高，這與中國的經濟發展是相適應的，起始階段，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粗放式的，更注重的是GDP的增長，對于生態效率關注較少;近年來，隨著環境污染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影響，生態問題越來越受重視，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生態效率也得到提高。

　　產業結構、環境政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與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呈倒U型。說明產業結構的調整、環保的投入以及教育對于生態效率的提高要注重適度原則。技術創新以及城鎮化與生態效率之間呈現U型關系，這種關系的存在于中國的國情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外資利用的二次項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外資利用與生態效率之間沒有顯著的關系。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非線性關系只是一般規律，會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不能僅僅因為這種規律符合某地的規律就盲目套用，而忽略了對其他方面的影響。

　　從式(11)可以看出，各個因素對滯后生態效率的影響與對當期生態效率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相差不大。其主要區別在于，與式(10)相比，在式(11)中環境政策的顯著性有所降低，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顯著性有所提高。從式(8)、式(9)中可以看出環境政策對生態效率的系數顯著為負，但這并不代表中國的環境政策已經超過了倒U型的最高點，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國的環境政策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這是造成這種負向關系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因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過度造成投入與收益不成正比。從現有數據分析，目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占地區GDP最高的地區也僅僅只達到3.6%，最低地區僅僅為0.025%。從模型擬合優度來看，非線性模型的擬合優度明顯高于線性模型，但4個模型的F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3總結

　　本文利用熵權法對中國2006—2015年30個省(市、自治區)的生態效率進行綜合評價，對比分析中國整體水平以及東中西部的生態效率差異，并以生態效率綜合評價值為因變量，回歸分析了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外資利用、環境政策、技術創新、城鎮化以及平均受教育水平等7個因素和當期以及滯后一期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之間的非線性關系。

　　參考文獻：

　　[1]諸大建，邱壽豐.作為中國循環經濟測度的生態效率指標及其實證研究[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08，17(1).

　　[2]韓瑞玲，佟連軍，宋亞楠.基于生態效率的遼寧省循環經濟分析[J].生態學報,2011，(16).

　　[3]曾志強.供應商選擇決策的熵權模型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09，(6).

　　[4]趙磊等.基于熵權法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綜合評價研究——以遼寧省葫蘆島市為例[J].資源與產業，2012，(4).

　　[5]賈艷紅等.熵權法在草原生態安全評價研究中的應用——以甘肅牧區為例[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7，(1).

　　[6]李志萍，何雨江，朱中道.熵權法在農村安全飲水水質評價中的應用[J].人民黃河，2007，(5).

　　[7]王蘭英.商秀印，邱玉橋，熵權法在農村生態校園經濟效益評價中的應用[J].河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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