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2005年到2009年5年重慶市人口變化、主城區城鎮面積變化等相關數據作為基礎，力求從對主城9區人口集中指數、人口基尼指數、人口分布廣狹度等指標的分析中，探尋揭示重慶市主城區近幾年的城市化發展規律和影響因素，并提出推動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城市規劃職稱論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重慶,城市化,影響因素,動力機制

　　1.重慶市主城九區2005-2009年人口分布集散及均衡變化

　　近五年來重慶市主城區人口總量一直呈增長狀態，人口總量從2005年的645.51萬人增長至2009年694.49萬人，增加人數達48.98萬人。但是從人口年增長率來看， 2005～2009年呈逐年降低狀態。

　　雖然從2005到2009年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但人口總量仍然持續上升，其主要原因是我市人口基數較大。近五年來重慶主城9區非農人口總量一直呈增長狀態，總量從2005年的556.19萬人增長至2009年618.95萬人，增加人數達62.76萬人。從非農人口年增長率來看，同樣呈下降趨勢，2006～2008年增速較05年相比有所減緩，但基本維持一個平穩的水平，到了09年，則出現了明顯的減緩趨勢。

　　從上表數據可以看出，在2005-2009年間：

　　(1)重慶市主城九區人口分布集中指數在不斷減少，從2005-2009年減少了0.0098，而廣狹度則逐年降低，5年中減少57.73 m2/人。這反映出重慶市主城區人口空間結構相對于土地面積的不均衡程度有減緩的趨勢。

　　(2)基尼系數在這5年中逐年增高，其中06—08年增幅較大，說明重慶市主城九區人口分布不均衡的趨勢在擴大。

　　(3)在2005年，人口集中指數達到0.3707，說明主城九區人口區域分布較集中;2009年基尼指數的值為0.00171，達到近五年來的最高點，說明人口分布在2009年相對其它年份而言更不均衡。這可能與城鄉統籌示范區的設立有一定聯系。

　　上述結果表明重慶市主城九區人口不均勻分布趨勢有所減緩，集中化程度降低，人口空間分布不穩定性、不均衡性逐年加大。自然條件僅決定了人口分布的宏觀格局，人口空間分布同時還受到社會、經濟、技術及政策等各種因素的制約。人口分布應和自然環境及經濟發展的承擔能力相適應，在一定程度上生產力水平的承擔能力高低將導致人口分布的地區不均衡。

　　2.影響重慶市五年來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農村人口基數較大帶來的負面影響。近幾年來我市非農人口的增長速度雖然比較高，但是由于農業人口自身基數較大，且由于歷史原因占我市總人口的比重較大，是影響重慶市城市化水平提升的一個重要阻礙因素。

　　(二)城鎮用地供給不足產生的負面影響。我國在建國后實行的是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重慶市在改革開放以后，盡管為配合國家的生產資料宏觀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新建了一批衛星城鎮，老的城區也相應地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重慶多山的地理條件，以及老城區面積擴展難度大等問題在總體上是抑制了重慶市的城市化發展。

　　(三)相關優惠政策的促進作用。有很多原因會引起人口的流動，比如政府的政策制度、法律、經濟發達情況、個人發展的意愿和家庭因素等等。Michael.C.Seeborg，ZhenhuJin，Yiping Zhu認為：“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進行，新產生的巨大城鄉遷移流動人口，正在改變城市勞動力結構”[[1]]。

　　(四)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促進作用。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中西部地區，尤其是重慶市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針對東西部的經濟發展差距，趙永典和李未無認為“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勢頭迅猛，而西部發展變慢”[[2]]是近年來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

　　3.促進重慶市城市化進程的政策建議

　　(一)可持續城市化的人力資本提升機制。從我們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的過程不應該僅僅是城市中居住人口數量的增長過程，更重要的是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城鄉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人力資本對城市化的持續提升可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一是教育投資本身就能對城市經濟產生促進作用，其二是通過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質，這又會促進城市化的質量和速度。

　　(二)可持續城市化的科技促進機制。先進的農業種植灌溉技術，便捷的交通運輸及保鮮技術和發達的通訊技術對城市化起著直接促進作用。先進農業技術和農業機械設備的投入使用，能大大降低農業生產的投入成本，減少直接參與農業生產的人數。先進農業技術的普及，提高了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效率，同樣，便捷的運輸和保鮮技術使城市和城市、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距離在縮短，新鮮的農產品、水產品和乳制品能夠通過便捷的物流快速地運輸到目的地。隨著城市地鐵交通和輕軌交通的發展，在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仍然使不同的區域保持著方便快捷的聯系，直接推動了城市化發展。

　　(三)可持續城市化的制度激勵機制。工業化雖然是推動城市化的基本動力，但國家和地區的整體發展戰略的改變以及政策的導向作用對城市化的進程同樣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葉裕民在探討了制度安排與城市化的理論模型后認為：“直接作用于城市化的制度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鎮建設投融資體制和市鎮設置的法律制度;間接作用于城市化的具體制度通過工業化來影響城市化，有：民間資本的積累機制、企業制度、投融資制度和財政稅度”[[3]]。

　　總而言之，城市化的過程，不但是農業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和轉變的歷史進程，更是城市自身在不斷發展、更替的過程中，通過其經濟、物質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類文明的傳播、交往和升華。而影響城市化的因素很多，怎樣促進城市健康持續地發展，將是未來一段時間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難題，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歷經滄桑的城市文明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精神家園，傳承歷史文化和城市文明，是可持續城市化的核心要義。

　　參考文獻：

　　[[1]]Michael.C.Seeborg，ZhenhuJin，Yiping Zhu.The new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Causes and implications.Joumal of Socio—Economics 2000(29)：39-56.

　　[[2]]趙永典，李未無.從東西部地區經濟差距分析西部大開發績效.開發研究，2004(1)：14-16.

　　[[3]]葉裕民.中國城市化之路-經濟支持與制度創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