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經濟類論文發表了新中國外債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近代化的生產力、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成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可以說主要依靠外債。那么新中國外債與近代中國外債的聯系和區別是什么呢?

　　關鍵詞：經濟論文發表,中國外債,債務研究論文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學界對中國近代外債資料的整理和外債史的研究已經花費了近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了清代、北洋、國民政府幾個時期的資料整理，并出版了相關的研究專著。經過多年的分析研究發現，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依靠傳統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發展起來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原始積累形成的。而中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又來源于資本主義經濟，主要是通過沒收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壟斷資本而形成的。此外，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后，帝國主義國家宣布凍結中國在境外的資產;我國政府針鋒相對，宣布沒收英美在華資產，也增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國外債的基礎上，對新中國外債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巨大的課題。本文擬對新中國外債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乞就教于方家。

　　一、新中國外債與社會經濟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在我國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向蘇聯舉借的外債以及國內發行的公債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蘇聯的貸款資金、技術設備和專家人才的支持與幫助，我國社會經濟建設發展迅速。1953—1956年，我國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9.6%，農業生產年均增長4.8%。在生產總量、增長速度上大大超過新中國成立前的任何時期，也是新中國頭30年中建沒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學者對此有過專門研究，并發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贅述。

　　至1959年，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1960年撤走專家，逼我國提前還債，給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宿世芳在回顧從蘇聯進口技術和成套設備及蘇聯撕毀合同的情景時說：“回顧過去，既使我們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蘇兩國關系友好時，兩國貿易大發展的情形，也使我們痛心地想到蘇聯專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國40個部門的250個企業和事業單位陷入癱瘓的狀況。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的行為，不僅破壞了我國這些部門的設計、設備的安裝和生產，而且打亂了中國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沒帶來了巨大損失。”從中可以了解到我國利用外債建設社會主義的曲折歷程。

　　但中國不僅還清了蘇聯的外債，繼而還清了國內公債，成為當時世界上惟一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雖然此時社會主義建設缺乏資金，困難重重，但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中華民族還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無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上經歷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挫折、延誤，說明利用內外債是社會經濟建設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缺乏資金，因此，改革開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國資金，用資金來恢復和發展經濟。“借外債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發展生產，如果用于解決財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債利用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主要應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即從外債的使用方向和外債的使用效益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舉借的外債重點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煉、機電產業等，如1979—1991年間，我國外債總額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用以緩解這些“瓶頸”行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借用外債投向社會經濟急需的行業和部門，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效益，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我國利用借入的外債建成了上千個大中型項目，使長期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交通、能源“瓶頸”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債建設發展了一批農林、水利、飲水、衛生和教育科研項目，不但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改善了社會環境。

　　總之，我國利用外債外資投向經濟急需的行業與部門，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成功的，為我國社會經濟建沒提供了資金，加快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有效地調整了產業結構，在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上實現了飛躍，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2003年，中國財政收入達到2萬億元人民幣，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1.8萬億元人民幣，全社會金融資產近36萬億元人民幣，全國總資本流量則已超過30萬億元，經濟總量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躍升到第6位。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通過繼續引進外資、舉借外債來發展社會生產力。

　　二、新中國外債與近代中國外債的聯系和區別

　　外債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使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產物，也是金融國際化的一種表現，最早產生于西方。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墜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從此，中國走上由無債、借債到依賴外債的道路，此后歷屆政府均向外借款。據粗略統汁，清政府舉借了210項外債，總額相當于18億銀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臨時政府)舉借外債約633項，債務總額達15.56億銀元;國民政府共舉借外債85項，債務總額約28億銀元;新中國外債除20世紀50年代的債項與債額有統計外，新時期的外債尚無統一的統計數字。近代中國外債與新中國外債盡管舉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舉借外債可以引進資本、技術、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及生產方式，則是一脈相承的。

　　外債是中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種特殊形式。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要是通過外債這種形式形成的。清末舉借的208筆外債中，實業借款有85筆，債額達374 560965.7兩，占清末外債總額的28.7%，相當于當時清政府近四年的財政收入。其中鐵路借款37筆(318 147 297兩)，礦業借款26筆(36 050 927兩)，電訊借款7筆(8 738 344兩)，輪船招商局借款4筆(4 383 192兩)，河工借款4筆(3 330 515兩)，其他實業借款7筆(4 910 689兩)。清政府主要用這些借款修鐵路、開礦山、辦電訊等。

　　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近代化的大生產都與外債聯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時期舉借的外債中。實業借款和教育借款達4.5億銀元，約占總數的29%。實業借款雖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絕大部分還是投入近代企業的創辦與建設中。例如，1912—1927年，全國新增鐵路4 264公里，除滬杭甬等少數鐵路由股東集資或交通部撥款外，都是借外債修筑的;另外還借款興建了電訊業、輪船航運業、航空業與金融業;一些大型的棉紡企業，如上海寶成廠、上海華豐紡織廠、天津裕大紗廠等，也都是靠借外債來更新設備、擴大生產或維持生產的。國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辦企業后，又舉借了63筆實業外債，債額為3.7億銀元，占總額的8.23%。國民政府用這些外債款興建了鐵路、電訊、航空等事業。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政府通過對敵偽產業的沒收和處理，又擴大了官僚資本企業。國民政府時期，還把1/4的實業借款投向了金融事業，把創建于晚清、成為北洋政府的兩大金融支柱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通過參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創辦了中央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央合作金庫，簡稱“四行二局一庫”。為加強對金融業的壟斷，國民政府還改組了中國國貨銀行、新華信托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中國四明銀行等。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在上海設立了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業四大銀行的聯合辦事處(簡稱“四聯總處”)，統一管理全國金融，形成了國民政府金融壟斷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除運往臺灣和存在海外的財產外，國民政府留在大陸的官僚資本財產全部被人民政府沒收，轉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除了運用國內資金發展經濟外，又通過舉借外債發展了社會化大生產。新中國外債與近代中國外債，正是在引進技術、發展生產力這一層面上聯系在一起的。

　　新中國外債與近代中國外債又有著巨大的差異，或者說存在著根本的區別，筆者認為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國情的變化。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政治上受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控制、封建經濟逐步瓦解、資本主義經濟已得到一定發展的社會。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從1840年入侵中國后，逐步操縱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和政治、軍事力量。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借款給中國，成為他們從經濟上、政治上控制中國的一個重要手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資本帝國主義不僅對中國進行了高利貸式的掠奪，中國的關稅、鹽稅、厘金、田賦也被抵押殆盡，舉借外債意味著喪失更多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也意味著喪失國家獨立。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近代中國外債史，就是一部資本帝國主義侵華史。新中國外債則不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對外關系上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不受制于任何外力。新中國舉借外債，是出于強國富民的需求，是一種自覺的、主動的行為。新中國成立后，成功地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引進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資金及技術，建成了156項重點工程，為新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改革開放以后，外債事業更是得到了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

　　外債的風風雨雨、舉債的曲曲折折，與近代中國、當代中國的歷史演變有著十分密切的關聯。如前所述，一部近代中國外債史，是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一部新中國外債史，同樣是新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近代中國外債給中國社會經濟起的更多的是“桎梏”作用，而新中國外債給新中國社會經濟帶來的更多的是“引擎”作用。當然，新中國引進外資、舉借外債，要時刻區分與警惕國際間平等互惠互助的資本流動與霸權主義國家利用金融實力控制、欺壓債務國的圖謀。

　　第二，債項結構與債務投向的不同。近代中國舉借的外債主要是軍政借款，而非實業借款，而且各個時期也不完全相同。晚清政府時期主要是賠款借款，所賠借款額計79 388萬兩庫平銀，占當時外債總額的61%;北洋政府時期(包括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主要是軍政借款，計6.7億銀元，占當時外債總額的43.05%;國民政府時期主要是國防借款(大部分用于抗日戰爭)，計325 172萬銀元，占當時外債總額的72.3%。晚清、北洋與國民政府時期的外債中，也有數量不等的實業外債，且大部分投向鐵路建設，這是它們的共同點。而新中國所舉借的外債基本上都是實業外債。從中長期債務投向看，1979—1991年，投向交通運輸、能源、石油化工、郵電通訊、輕工紡織的占78.4%;2002年，按照新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在1 206.53億美元的中長期外債中，投向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占24.5%，投向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占17.89%，投向采礦業的占9.39%，投向制造業的占5.85%，投向建筑業的占5.76%，等等。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我國對科學技術的投入，在21世紀的頭幾年較之20世紀90年代又得到了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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