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展集體協商，非但不會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反而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人力資源論文：探究開展集體協商確定勞動報酬可行性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前言

 

　　從1995年《勞動法》頒布實施至今，我國在企業推行集體協商工作已經走過了.16年的歷程。16年來，各級工會一直把集體協商作為履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基本職責的重要任務，作為貫徹實施《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和協調勞動關系的一項重點工作常抓不懈。各地工會在開展集體協商的過程中，自覺與本地實際相結合，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能動作用，促使企業集體協商呈現出由點到面、扎實推進、穩步提高的良好發展態勢。

 

　　當前，我國依法推動企業開展集體協商面臨著更為難得的歷史機遇。

 

　　一方面，黨中央、國務院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改善民生高度重視，就逐步提高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立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共決機制、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等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今年7月，全總十五屆四次執委會議明確提出“兩個普遍”，即依法推動企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依法推動企業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為進一步深入推動企業開展集體協商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地方黨委政府領導對開展集體協商的認識更加清晰，態度更加積極，不少地方將開展集體協商、提高普通勞動者勞動報酬，作為改善民生，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舉措來抓。另一方面，廣大職工群眾對提高工資收入寄予了新的期待。中國工會十五大召開之前，人民網曾推出“中國職工十大期待”調查，在加個備選“期待”中，‘l實現協商漲工資，工資年年漲，要趕超物價增長”的呼聲最高。在今年“兩會”前夕，由新華網發起的’‘你最關心的話題”調查中，“收入分配”問題位居榜首。這都充分說明，通過集體協商合理確定和調整工資水平，共享企業發展成果，已經成為廣大職工的普遍要求和共同愿望。可以說，當前大力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建設，推動企業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既契合黨和國家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政方針，又順應了廣大職工訴求共建共享、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已經到了全面鋪開的關鍵時期。

 

　　然而，恰在此時，對于是否應當盡快推動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社會上還有一些不同聲音，特別是有的專家學者持鮮明的反對意見，有的認為開展集體協商是“玩火游戲”，會“搞垮企業”;有的認為開展集體協商是“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會產生負面影響”;還有的認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會導致企業成本大幅度上升，嚇怕外商投資者。我們認為，這些觀點未免失之偏頗，完全是由于對集體協商不了解所產生的誤識誤解，對此，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討論。

 

　　一、開展集體協商不是對市場的不當干預

 

　　事實上，開展集體協商，非但不會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反而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一方面，開展集體協商，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預防和化解勞動關系矛盾的必然選擇。沒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體制必將是不完善的，甚至是不公正的。尤其是當前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資強勞弱的局面將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集體協商機制，勞動關系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就會長期且大范圍失衡，這不僅扭曲了市場中勞動力價格的形成機制，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顛筱了市場經濟賴以建構的基礎，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若要建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要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來矯正這種不公平。這種制度設計就是我國法律已明確規定的集體協商制度，即由勞動關系雙方就勞動報酬、勞動條件等進行協商談判，實現雙方利益的均衡和最大化。集體協商完全是勞資雙方的自主行為，更是市場經濟運行對勞資雙方的客觀要求，而不是政府強加給勞資雙方的義務。

 

　　另一方面，開展集體協商，是勞動關系雙方的自主行為，政府在集體協商中只是起到居中裁判的作用，其主要是通過制定規則，以及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發布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CPI指數等信息，為勞動關系雙方依法合規開展集體協商創造條件、提供信息、設定底線、調處爭議等，并不直接和具體介入企業內部的工資分配�？梢�，雖然政府在集體協商過程中會發揮居中調停作用，但并‘沒有干預企業工資分配自主權。

 

　　二、開展集體協商不會導致外商投資企業大量轉移

 

　　當前，開展集體協商不會影響我國良好的投資環境，更不可能使我國喪失吸引外商投資的競爭優勢。

 

　　一方面，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講，勞動力成本有沒有競爭優勢，看的不是絕對值而是相對值。雖然從目前的情況看，開展集體協商的確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人工資，但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長期被壓低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與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這使得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即使有所提高，也是在補歷史的“欠賬”，相對于國際市場，仍然具有“比較優勢”，不會在全球范圍失去競爭力。

 

　　另一方面，在投資環境評價中，勞動力成本只是投資成本中的一小部分，而市場機會、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區域發展的空間、經濟成長性、產業配套、勞動力素質、政治風險和政策法律環境，特別是勞動關系和諧程度、穩定程度等因素，都是投資環境評價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勞動力成本沒有上升之前，我國勞動力成本在亞洲也不是最低的，當時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外資轉移，說明勞動力成本并非影響投資環境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在我國綜合競爭優勢沒有下降的前提下，開展集體協商，將企業勞動力成本提升至合理的水平，并不會導致投資環境評價的大幅下降。事實上，集體協商是勞動關系和諧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通過協商而不是無序的行動來達成勞資之間的利益關系平衡，恰恰是外商投資者所期盼的。只要依法開展規范有序的協商談判，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勞動關系矛盾。有了這種協商制度，即使有矛盾，也不會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

 

　　歸根結底，要保持吸引外資的綜合競爭優勢，需要做的不是將勞動力價格長期壓制在嚴重偏低的不合理的水平，而是要提高宏觀經濟要素質量，擴大市場開放度，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創造更加開放、更加優化的投資環境，而實現這些目標還離不開集體協商的普遍、深入和有效開展。

 

　　三、開展集體協商不會影響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從我國開展集體協商應當遵循的原則、所要實現的目的來看，開展集體協商并不會搞垮企業更不會影響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首先，開展集體協商不僅不會搞垮企業反倒會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當前我國勞動關系領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并沒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步增長。開展集體協商，只是按照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讓勞動者勞動報酬、勞動條件和福利待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步增長，而不是提出超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要求。而且，在開展集體協商的過程中，工會始終堅持“促進企業發展，維護職工權益”的原則，根據企業生產經營狀況和職工意愿要求，綜合考慮地區、行業平均工資水平，當地政府發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工資指導線、人力資源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行業人工成本信息，本地區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因素，通過協商找到勞動關系雙方利益契合點和平衡點，從而把勞動者的訴求控制在理性有度的范圍，并且能夠實現勞動關系雙方的互利共贏。同時，開展集體協商，還可以對企業形成“倒逼效應”，推動企業創新升級，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尤其是低端制造業，如玩具、服裝、鞋帽、電子裝配、沖壓配件、塑料制品加工等，存在著為數不少的以壓低勞動力成本換取利潤的企業，這種企業發展模式不僅對廣大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實現造成一定的影響，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事實上，通過開展集體協商，使勞動者獲得更加公平合理的勞動報酬，可以對少數居于產業鏈低端、缺少技術含量，甚至不能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企業形成“倒逼效應”、“擠出效應”，促使它們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主動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這樣，既能夠有力地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增強企業參與市場競爭、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也會有力地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其次，開展集體協商，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有利于促進職工提升素質、增加工作積極性，為企業做更多貢獻。現在不少企業經營者對集體協商還存在著模糊認識，一提到集體協商，就將其等同于給工人漲工資，認為勢必會降低自己的獲利空間，因此往往對于勞資雙方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持消極乃至抵制的態度。實際上，開展集體協商可以有效激發工人為企業多做貢獻的工作積極性。一方面，開展集體協商，會促進企業更好地貫徹落實勞動法律法規，使得一些企業存在的勞動者長期超時加班、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現象，得以有效遏制，從而確保使勞動者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去提升自身素質。另一方面，職工獲得合理的勞動收入，共享企業發展成果，意味著勞動者會自覺把企業和自己視為利一益共同體，充分發揮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努力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和財富。這說明，開展集體協商，是為了形成企業內部的利益共享機制，將勞動關系雙方打造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通過職工與企業共建共享，達到勞動關系雙方互利共贏的目標。

 

　　最后，開展集體協商，也不會導致失業、通貨膨脹等一系列“連鎖反應”。開展集體協商，會對企業勞動用工起到有效的監督制約，促使企業自覺遵守勞動法律法規。這樣一來，企業要保持同樣的產出量，就不能靠違法要求工人超時勞動來實現，而要雇傭更多的勞動者，這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同時，隨著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者的消費能力也隨之提高，消費需求擴大了，商業、服務業、旅游業等第三產業自然會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

 

　　此外，開展集體協商會導致通貨膨脹更是無稽之談。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是，市場中的貨幣供應量超出了需求量。勞動力成本上漲若要導致通貨膨脹，必須滿足工資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前提條件，否則通過開展集體協商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與通貨膨脹沒有任何關系。事實上，在我國勞動者工資水平長期偏低并且低于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的前提下，開展集體協商，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并非通過增加國家貨幣發行量實現的，而是對企業內部的收入分配制度進行調整，改變企業發展成果在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分配不平衡的狀況。也就是說，開展集體協商不是“給蛋糕注水”，而是在總量不變的前提下，重新“分蛋糕”，這顯然不會引發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