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所有從事風險管理的專業人士都無法回避一個質疑：風險管理到底有沒有用、有什么用?即使我們終其一生從事、珍愛風險管理職業的人，也需要直面內心的困惑與疑惑，我們該如何一邊要面對愈來愈復雜的風險管理技術和體系，一邊要面對愈來愈頻發的大小危機?請看加拿大RiRe顧問公司執行總裁之觀點。

　　從風險管理到金融危機

　　關于金融危機的分析文章早已浩如煙海，在有限的閱讀范圍內看到的、值得推薦的有兩篇：一篇是多倫多大學John Hull教授的“The CreditCrunch of 2007”，另外一篇是前中國證監會研究部主任祁斌在《中國證券報》上的一個專訪《華爾街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什么》‍‌‍‍‌‍‌‍‍‍‌‍‍‌‍‍‍‌‍‍‌‍‍‍‌‍‍‍‍‌‍‌‍‌‍‌‍‍‌‍‍‍‍‍‍‍‍‍‌‍‍‌‍‍‌‍‌‍‌‍。這兩篇文章代表了中西不同的視角，前者側重技術層面的分析，后者著力于宏觀的整體把握，如果把二者結合起來，對危機的理解必將全面而深刻‍‌‍‍‌‍‌‍‍‍‌‍‍‌‍‍‍‌‍‍‌‍‍‍‌‍‍‍‍‌‍‌‍‌‍‌‍‍‌‍‍‍‍‍‍‍‍‍‌‍‍‌‍‍‌‍‌‍‌‍。

　　既然有眾多專家學者發表了無數關于危機的高論或謬論，我們在此還能說些什么呢?答案是——悖論‍‌‍‍‌‍‌‍‍‍‌‍‍‌‍‍‍‌‍‍‌‍‍‍‌‍‍‍‍‌‍‌‍‌‍‌‍‍‌‍‍‍‍‍‍‍‍‍‌‍‍‌‍‍‌‍‌‍‌‍。

　　由于筆者曾在美加從事內審和風險管理的緣故，和業內人士曾探討過一個有趣的悖論，就是為什么金融危機發生在風險管理理論和實踐都很先進的美國?

　　我們所知道的風險管理的主要基石——投資組合理論、資本市場定價模型、期權定價模型均發源于美國，美國各大金融機構更是建立了領先世界的風險管理體系，并不惜重金雇傭大批高端人才從事風險管理工作，業內常被稱為“火箭科學家(Rocket Scientists)”的大量數學、物理、計算機、統計、工程類博士、博士后在華爾街的起薪都遠遠高于其他崗位。面對這樣一個繞不過去的悖論，我們不妨從邏輯推論入手大膽做出如下猜想：

　　危機與風險管理的技術先進性無關，換言之，是否是再好的風險管理也無法避免這場危機?或者，風險管理的目標不包括避免危機——風險管理是針對企業個體，而非宏觀系統風險;系統風險是政府監管部門的職責。再或者，風險管理本身有致命缺陷，對危機無所預警和防范。

　　對這些問題的解答關乎我們正確理解西方特別是美國金融體系的能力和心態。因為美國金融危機使“美帝”頓失光環，我們曾經的謙卑快速消失，救世主心態卻悄然而起。但不要忘了，相對美國的強盛與沒落，中國近40年的改革開放還只是崛起的開始。

　　分析論述此一悖論，足可以展開洋洋大觀的討論。至少可在以下四個方面蓬勃展開：

　　宏觀層面，經濟危機是周期性的自我調整，與風險管理無關。這應該是經濟學家們最珍愛的話題之一，盡管敞開了論述。筆者愿以親身經歷說明的是，金融行業的產能過剩在美國表現為大量高薪白領階層，每天從事的工作就是制造市場并不真正需要的產品和服務，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制造，除了制造事端——所以產生了危機。這與中國金融體系的資金空轉、與實體經濟需求相背離不無可比之處。當然也因為有了危機，才有了調整產能的機會，只不過被調整的和該調整的會有些錯位罷了。

　　微觀層面，個體有效的風險管理可以降低系統性危機的廣度和深度。風險管理是各金融機構對自身風險的近似估計，理論和實踐上都缺乏對宏觀系統性風險的整體估計。一個實際的例證就發生在雷曼兄弟倒閉前夜，各金融機構不得不加班加點試圖計算出與雷曼的頭寸關系，以此幫助監管機構了解雷曼倒閉對整個金融系統的影響。盡管如此，一個個獨立有效的風險管理是可以降低而不是放大系統性危機的危害的。

　　從風控系統的技術層面而言，風控技術有賴于許多前提假設，任何先進的風控系統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近似，風險決策需要充分理解系統的局限和誤區，專業素養至關重要。機械使用風控技術的例子俯拾皆是。即使是最常見的VaR(Value at Risk，在險價值)模型也是經常被誤解的。風險價值是在一定時間段內，在一定的置信區間下，一個特定的投資組合可能的最大損失。但是在小概率事件發生時，損失有可能遠遠大于風險價值。誤解者以為，正常情況下的可能損失不超過風險價值，非常情況下的損失才會達到風險價值，但不會大于風險價值很多。

　　風控技術的另一個致命缺陷是對于流動性風險計量的無能為力。這直接導致了金融機構利用資產證券化技術進行資本流動性套利和期限套利的罪惡企圖，而流動性危機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初始爆發點。

　　還有一點可大肆議論的是風險文化，包括全企業各層面風險意識的培養，自上而下的風險文化建設，風險管理的程序化、制度化，維護風險管理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等等。次貸危機后《華爾街日報》曾報道某銀行風控部門負責人被排擠和撤換，原因就是管理高層有不同的觀點，專業獨立的風控功能受到排斥。有這樣的實際例子，我們不難想象有多少風控人員在實際工作中早已唯上司馬首是瞻。小概率的危機事件和大概率的被炒事件，對每個個體來說實在是太容易權衡了。

　　上述四個方面的思考，可以讓我們從多個層面理解我們所提出的悖論。金融危機發生在美國，至少說明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我們的風險管理，需要更加深入理解風險管理的局限性，以及危機中的人的作用。人既是制造危機的禍根，也是管理風險的主體，同時也是危機的承受者。

　　最后，如果我們把危機看作一個風險事件，那么，涉及其中的所有角色，至少包括制造者、受益者與風險承受者三個群體，他們之間收益與風險的錯配，或許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風險管理與危機機制的一個好視角。

　　風險管理的邊界

　　前面關于風險管理悖論的討論已經涉及到宏觀、微觀、風險管理的局限、風險文化等方面。本節讓我們假設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是有效的，我們討論一下它能夠發揮作用的邊界問題。

　　控制一個機構可能發生的風險，顯然不僅局限于機構的內部組織，外部組織也應該并且能夠發揮作用，比如監管機關。那么，作為風險主體的機構，其內外風險管理的邊界在哪里呢?換句話說，影響一個機構風險管理的因素有哪些，它們各自相應的地位、層級是怎樣的呢?我們依次羅列如下：

　　1.法律制度

　　2.政策法規

　　3.監管機構

　　4.自律組織

　　5.內部控制

　　6.風險管理

　　我們之所以要提出風險管理邊界問題，我們是想嘗試著回答類似這樣的提問：中國人民大學東門外的假證團伙為何長久存在?齊魯銀行、北京農行等銀行的票據案為什么會發生?

　　在當下風險案件時有發生的中國金融業，內外勾結、監守自盜是擊穿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防線的重要原因。且不論我們尚不完善的制度，即使再完善、嚴密的防范措施也需要執行制度的人，如果沒有外部相應的監管和法律，內部人員如何能僅憑自身的職業操守抵擋巨大的利益誘惑。北京農行39億元票據案中，兩個人合伙與三人合伙作案、分贓，有何分別?增加內部制衡、設置崗位職責分離只能增加聯合作案的難度，但只要利益足夠大，內部風控機制是無法絕對抑制犯罪動機的。此時，外部的制約力量，尤其是監管與司法體系的力量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之所以在當下的金融風險管理實踐中，無論是傳統金融機構，還是新型互聯網金融企業，都把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花費在反欺詐、財務作假等方面，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風險管理邊界之外的低效與不作為。征信體系建設滯后、監管機構重審批輕監管、司法體系權錢交易等不利于阻遏、控制、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外部環境，使得金融機構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部門不得不承擔了一部分他們專業領域之外的功能。我們認為，金融風險管理的主要精力還是應該著眼于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主要任務應該是風險定價，而不是反欺詐、反舞弊、反洗錢等監管或司法體系的職責范圍。

　　筆者曾有幸參與國家級課題研究，調研商業銀行風險管理體系。有股份制銀行信貸審批負責人就坦言，客戶數據造假現象普遍存在，驗證、還原財務數據是風控從業者的必備技能之一。試想，如果數據不真實、財務造假是全國各行各業的普遍現象，這難道還需要由每一個金融機構獨自面對，難道不應該是企業邊界之外的事情嗎?

　　風險管理的東西合璧

　　考過銀行業風險管理資格證書的人應該知道，我們所使用的參考教材的基本內容皆來自于西方國家金融機構的實踐。風險管理的基礎是現代金融理論與實踐的積累，風險管理的框架方法也是西方科學理性的體現。

　　就像所有我們使用的風險管理工具，無論是基礎的CO SO框架還是看似越來越完善的巴塞爾協議，也無論是基于精確數學計算的投資組合方差還是混雜著統計回歸與專家判斷的信用評級，我們必須承認，是西方的科學與思維方式支撐著風險管理體系的大廈‍‌‍‍‌‍‌‍‍‍‌‍‍‌‍‍‍‌‍‍‌‍‍‍‌‍‍‍‍‌‍‌‍‌‍‌‍‍‌‍‍‍‍‍‍‍‍‍‌‍‍‌‍‍‌‍‌‍‌‍。

　　然而，這種外科手術式的解構風險的方式并非完美，由微觀整合成宏觀整體時可能存在重疊和遺漏。尤其是因為互聯網、移動通訊、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以及金融工程技術的日益發展，新的金融工具、交易方式已經逐步模糊、甚至突破了傳統金融風險的界限，讓自下而上的風險整合變得越來越困難，精確度越來越令人懷疑。20世紀發明的信用衍生品、資產證券化都是很好的例子。

　　次貸危機發生后，各國監管機構及國際組織都展開深刻反思，并制定了不少新的監管條例。巴塞爾資本協議Ⅱ還未完全實施就升級迭代為巴塞爾資本協議Ⅲ。但依然有業內人士認為，這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貓鼠游戲無法改變危機的成因與傳導機制，至多是增加危機的緩沖厚度。如對所謂系統性重要銀行增加額外的資本要求等。

　　那么，我們東方思維中的未雨綢繆、道法自然等有關風險的哲學思想有什么借鑒的價值嗎?這個話題顯然超越了本文的范圍與作者的能力，然而工作經歷與現實觀察給我們提出了這樣的思考方向：

　　我們東方思維中有天生的風險意識，雖然缺乏西方的科學理性與定量分析，不太注重微觀的結構與解構，但是我們卻能經由經驗積累輔以相對感性的分析與判斷， 大致準確地把握宏觀整體，做到未雨綢繆。那么，理想的風險管理，是否可以融合東方的宏觀視野與西方的微觀技術，既不失宏觀整體觀，又有解決實際問題的微觀工具，變中西之分和體用之爭為思想、體系、工具的融合?

　　新技術的出現讓此設想成為了一種可能。阿爾法狗完勝圍棋高手是個讓人類跳出固有思維框架的驚險時刻，原來以為的模糊思維其實是技術手段制約之下難以窮盡的可能性。當技術進步突破了人類記憶與計算的極限，當全體數據替代了樣本數據，世界的不確定性不再是因為決策信息的不完整，也不再是因為客觀世界變化速度超越了人類的反應速度，或許人類選擇的非理性和隨意性就是僅存的不確定性來源。已經隱約看到人類不可預知的未來，互聯網金融只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開始。當被動守成的風險已是生死存亡，我們還有什么創新的風險不能面對?

　　金融評職人員投稿論文：探究金融服務實體工業公司對外投資模式

　　金融市場正在逐步完成市場化競爭的過程，其中中央地方對金融市場的行政干預仍然普遍存在，金融選擇性傾斜和抑制的現象和案例在當前仍舊較為突出。我國要素市場由于市場化改革的滯后性一直處于非市場化運行狀態。這種市場的不完全性，在資本以及勞動力等市場上有突出體現。我國民營企業當前的融資體系下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歧視性融資環境。為此，本文作者展開了研究，探索了金融服務實體工業公司對外投資的模式，幫助民營企業更好的生存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