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文科背景下我國體育倫理學的創新發展要明確以中國特色為特征的新階段、以立德樹人為目標的新理念、以體育治理為需求的新格局以及以學科融合為標志的新方法。對比這一新內涵，當前我國體育倫理學還存在話語力度不足、學科價值式微、社會服務欠缺、育人機制不完善的問題。因此，為最大限度發揮我國體育倫理學的人文價值，應不斷加強理論自信與話語體系構建、凸顯我國體育倫理學的人文精神、提升我國體育倫理學的社會治理能力、健全完善我國體育倫理教育，積極推動我國體育倫理學的創新發展。

　　關 鍵 詞：體育倫理學;新文科;創新發展

　　體育倫理學是一門涉及體育倫理關系及體育道德準則的哲學社會科學，對于發展體育運動、振奮民族精神，提高社會工作者及體育參與者的道德素質，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在新文科建設的推動下，厘清我國體育倫理學的創新發展內涵，明確當前我國體育倫理學存在的問題，探究滿足時代需求的體育倫理學創新發展之路，對于凸顯我國體育倫理學的人文價值，促進我國體育倫理學的學科發展具有一定積極意義。

　　1 新文科視域下我國體育倫理學創新發展的內涵

　　1.1 以中國特色為特征的新階段

　　當前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新文科建設的提出既是對當前哲學社會科學的審視，也是對未來文科教育的啟示。楊樺[2]認為我國體育的每一次重大改革，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體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先導和理論引領。滿足時代需求、實現中國優秀體育倫理思想的創造性轉化是新時代我國體 育倫理學創新發展的首要特征。

　　從國內看，體育強國的建設需要中國特色體育倫理學的支持。習近平同志提出一系列體育發展的新理念、新戰略，體育改革不斷向前推進，促使我國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并且在物質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們開始產生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開始對倫理道德等社會精神文明有了新的需求。關于體育哲學倫理學的探討和思辨對于任何體育發展規劃和體育學術研究都至關重要。體育倫理學的發展與體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相輔相成，體育改革為體育倫理學的發展提供動力與問題，體育倫理學的發展為體育改革提供價值導向與精神支持[3]。

　　從國際看，我國還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一言一行都在被世界廣泛關注，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下，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秩序的調整正在聆聽中國聲音、汲取中國智慧、感受中國力量[4]。對民族傳統體育倫理文化中“仁愛”“禮治”“和諧共生”等精神的提煉與創造性轉化不僅能體現我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還能體現我國體育發展的理論自信，為解決國際體育倫理問題提供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

　　1.2 以立德樹人為目標的新理念

　　人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新文科建設下的人才培養應該是基于知識與價值雙重導向的。21 世紀 10 年代以前，我國體育倫理學在人才培養上主要側重知識導向，力圖探究體育的本質及規律，向運動員、教練員等傳播體育道德知識，提升體育道德水平。

　　然而新文科建設要求我國體育倫理學重新思考與探索育人問題。如果說體育運動訓練學關注的是運動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升，以培養優秀運動員為目標;體育運動人體科學關注的是體育科學知識的傳播，以培養優秀體育工作者為目標;那么新時代的體育倫理學作為一門價值科學則更應該關注人們的理想信念及價值觀建設，以培養體育領域的“時代新人”為目標。體育活動歸根到底是人的活動，人既是體育的主體，也是體育的客體，因此體育應該“培養什么人”“如何培養人”的問題是發展體育事業的前提性思考。

　　我國傳統體育始終倡導身心一統、以和為貴、公平競爭的自我修養以及“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加之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價值沖突，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對立[5]的西方體育競爭觀，削弱了我國傳統體育的道德信仰與精神追求。因此體育倫理學的“立德樹人”作用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養成[6]，關系到個人的人格修養、審美情操、社會責任感等。

　　隨著體育人本價值的回歸，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體育倫理學的根本任務不僅是認識體育道德的本質及規律，還要提高體育參與者的道德素養、促進體育和諧發展。體育“樹人”的對象也逐漸由競技體育向學校體育及群眾體育擴大，形成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個人品德三位一體的道德引領模式。許多學者也對此貢獻了自己的思考。例如熊文等[7]從多元視角解讀了學校體育承擔的道德教育責任。汪全先等[8]通過對人性與學校體育倫理關系的論證，從身心統一、資源配置、理性引領等方面提出消解學校體育倫理問題的對策。

　　相對于其他體育學科的專業性，體育倫理學具有更廣泛普適性及應用性。隨著全民健身及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體育事業向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轉向，體育“立德樹人”所要培養的應該是涵蓋各種類型、各個年齡段體育參與者的“全人”。因此，新時代體育倫理學不僅要承擔傳遞體育價值與文化的責任，也要肩負起建設社會主義道德的獨特使命，不斷為其他體育學科乃至國家和社會的體育發展輸送養分。不僅要宣傳普及體育道德知識，還要給予體育參與者實踐上的指導，引導人們的道德思想與道德選擇。

　　1.3 以體育治理為需求的新格局

　　新文科建設不僅要滿足人的培養需求，更要服務國家應對當今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增強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表達能力;服務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解決與人們思想觀念、精神價值等有關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9]。因此我國體育倫理學發展的“新格局”是圍繞體育倫理治理開啟的重大革新。

　　就目前看，體育倫理學既要服務當前我國體育發展的現實問題，如各種體育組織之間的利益協調問題;以技術為中心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博弈問題;體育與政治、經濟、文化間的關系問題以及體育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問題等。又要服務于體育倫理理論上的抽象與構建，在歷史溯源及現實問題中提煉生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倫理思想，對重大體育政策方針進行剖析和解讀。

　　另外，我國體育倫理學創新發展的“新格局”不僅局限于國內的單循環，還是一個國際加國內的雙循環系統。隨著體育運動及體育賽事規模的不斷壯大，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密，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的體育倫理問題不再只是某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全球體育協同發展所要面臨和解決的共同問題，呈現出世界范圍內的普遍性趨勢。

　　例如，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世界各大賽事的興奮劑丑聞已經涉及到來自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大洋洲等多個國家的運動員，不僅導致體育公平公正的問題，還極易造成世界性的誠信危機，成為人類在超越物質實體、追求卓越、反思體育意義及人類終極價值上的道德兩難，阻礙共建人命類運共同體的進程。因此國際間的對話交流成為新時代全球發展的重要特征，國際體育倫理問題的治理方案也需要我國體育倫理學者的共同謀劃與探討。

　　1.4 以學科融合為標志的新方法

　　隨著當代社會發展及社會轉型的加深，社會問題的日趨復雜，已經很難單憑某一學科給出有效答案。特殊的時代狀況決定文科必須打破門戶思維、獨狼思維、獨尊思維，成為一個開放互生的知識共生帶[10]，這一背景要求我國體育倫理學的創新發展要“超前識變、積極應變、主動求變”，從跨學科發展中尋求機遇。與西方體育倫理學的獨立發展不同，我國體育倫理學在成立初期是以“體育+倫理”的交叉學科形式出現的，在體育理論尚不明確的階段主要以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為依托。因此體育倫理學既有倫理研究的抽象性與思辨性，又有體育研究的現實性與直觀性。

　　然而進入 21 世紀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商業環境的復雜多變、生活方式的更新換代，現代社會下的體育倫理問題已經遠遠超出傳統道德理論的適用范疇，進一步的學科融合成為大勢所趨。另外，體育活動本身所具有的社會屬性，也使其必然脫離不了與科技、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互動。作為傳統意義上的“文科”，新時代的體育倫理學首先要與“理科”融合。

　　例如，體育倫理學與生物學的融合使人們認識到體育與技術異化間的關系，開始對現代科技與生物醫學在運動員選拔與訓練造成的興奮劑、基因編輯等“先進”違規手段進行審視，幫助人們認識自我、改變自我，在利欲熏心的時代堅守體育道德底線，維護體育公平。認知體育的目的，發揮人在體育運動中的主體性作用，避免競技體育的進一步異化。再如體育倫理學與經濟學的融合可以為我國體育產業可持續發展建立良好的經濟秩序與規范。當前體育產業一度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是由于體育產業起步較晚，其生產、分配、規范等規則尚未成熟，無論體育產業管理、體育企業社會責任還是體育贊助等方面的倫理問題都需要在與經濟學理論充分融合的基礎上進行深入探討。其次，體育倫理學要與“文科”內部其他學科進行融合。

　　例如，體育倫理學與法學的融合。我國不僅是一個法治國家，還是一個倫理大國，法治是現代體育治理的常態化手段，是維持體育事業順利進行的外在保障，倫理是體育活動的內在秩序，是一種柔性治理，體育德治與體育法治自古相輔相成、不可分割。賈文彤等[11]認為體育道德與法律之間存在著互動、共振及轉換的關系，體育道德與法律的二分是造成體育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體育倫理與法學的融合既能夠為依法治國背景下的體育法治提供價值指引，還能為體育道德規范的樹立提供法律依托。總之，學科領域間的交叉與融合不僅能形成多學科視野，為解決體育領域層出不窮的新問題提供綜合性、整體性的分析，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體育倫理學自身的包容性與研究視域的寬闊性。

　　2 新文科視域下我國體育倫理學創新發展的問題與挑戰

　　2.1 中國情境下的話語力度不足

　　我國體育倫理學的國際話語權是分享中國經驗、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及學術競爭力的基本保障。在學術組織上，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美國體育哲學學會、英國體育哲學學會、歐洲體育哲學學會、日本體育運動與教育哲學學會等組織相繼成立，形成了活躍、專門性的體育倫理學研究陣營，并持續向世界范圍內擴大。

　　我國體育倫理學在成立初期，雖然一度熱情高漲，舉辦了全國體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報告會、全國體育哲學和體育倫理學論文報告會等活動，但如今已經很難看到這些學術會議的身影，目前體育倫理學相關研究多是以專題形式穿插在其他體育科學會議之中。其次在學術傳播上，西方體育倫理研究機構及體育哲倫理學網站不斷建成，如澳大利亞體育協會網站(www.ausport.gov.au/supporting/ethics)、美國體育倫理協會網站(www.sportsethicsinstitute.org/)、加拿大倫理學網站(www.ethicsweb.ca)等[12]，為學者和讀者提供全球化的信息分享平臺，使普通體育愛好者也能擁有學習體育倫理知識、獲取體育信息、提升自身素質的機會。

　　并且還出版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體育哲學倫理學期刊，如美國的《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英國的《Sport，Ethics and Philosophy》，日本的《Journal of the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韓國的《The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for the Philosophy of Sport》等[13]，為學者創造集中了解學術前沿話題和最新研究進展的機會。然而目前，我國體育倫理學界還沒有形成能供學者進行直接交流的平臺。可見雖然近年來我國在競技體育實力有目共睹，但在國際體育倫理話語的貢獻度乃至國際學術研討的參與度上仍可以說微乎其微，與當前的體育強國發展戰略極不相稱。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國特色體育倫理理論的創新不夠。我國作為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雖然擁有“天人合一”的身體哲學、“齊之以禮”的行為哲學等諸多優秀的民族傳統體育倫理思想，但由于早期重體育物質文化生產，輕體育精神文化建設，造成對自身文化價值認識的嚴重不足。另一方面與西方體育倫理學基于康德道德哲學、維特根斯坦語言分析哲學等深厚的哲學基礎不同，我國體育倫理學起步較晚，缺少相對成熟的體育理論及思想作為依托，從而造成對西方體育倫理學說的過度依賴，導致話語力度不足的問題。

　　2.2 人文危機下的學科價值式

　　微由于應用科學在資本增值和效益產出上的優勢，人們更傾向于將時間、精力、財力投入到運動人體科學、生物化學、運動心理學、體育產業等“顯性回報”領域。體育哲學社會科學常常被貼上“文科無用”的標簽，無論在學科地位、學科作用還是學科建設等方面都處于十分邊緣的位置。

　　從“十三五”期間體育類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發文量來看，運動競賽學和體育社會學占據總數的 50%以上，但體育法、體育文化、奧林匹克運動、體育史、體育哲學(美學、倫理學)和體育新聞傳播學僅各約占總數的 2%。從經費獲取看，2016—2020 年體育社會學與體育管理學獲得的國家社科立項及教育部立項分別為 195 項和 343 項，體育哲學(美學、倫理學)僅 25 項。體育哲學(美學、倫理學)的立項數量還不足體育社會學的 15%，不足體育管理學的 10%[14]。

　　由此可見相較于體育社會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教育學等其他相對成熟的體育學科，體育倫理學在資源獲取上存在嚴重不足。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體育倫理學的劣勢地位，還側面地說明學者們對體育倫理學的研究興趣不高。事實證明，僅僅靠部分學者暫時的研究興趣無法支撐起一個系統的、長久的、科學的體育倫理學學科。因此在學科發展規劃上必須積極響應習近平同志關于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建設的號召，創建新時代的體育倫理理論，把握新時代的體育倫理思想，從而扭轉體育倫理學“無用”的假象。

　　2.3 治理需求下的社會服務欠缺與西方道德形而上學關于體育義務論及體育本質論的探究不同，我國體育倫理學是在解決體育社會問題的目的下誕生的，因此在中國特色的體育倫理體系指導下，回應體育改革與治理實踐過程中的倫理道德訴求是我國體育倫理學創新發展的重要意義之一。

　　然而就目前來看，我國體育倫理學仍停留在關于體育“應然”的理論研究層面，難免表現出高屋建瓴的姿態，其社會服務功能尚未凸顯。首先，我國體育治理缺少倫理手段的參與。自《2001—2010 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明確提出“依法治體”，到《全民健身條例》《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及《“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等政策的頒布，體育法治是現代體育領域常態化、長效力的治理手段，而作為體育活動內在秩序、與法治相輔相成的體育倫理治理或者說體育德治卻有所欠缺。

　　習近平同志認為，德治法治是“一體兩翼”的關系，作為體育德治來源的體育倫理學如果欠缺，則會嚴重影響體育事業的平衡發展。其次，體育倫理學的社會服務效率較低下。例如，體育商業化背景下，運動員或俱樂部由體育競技者與市場競爭者雙重身份造成的“義利”沖突;現代體育技術異化造成的公平喪失等涉及精神價值的重點、難點問題都沒有得到體育倫理學的切實指導，無法為政府或管理部門的重大決策咨詢提供建設性意見。如果連國內體育倫理問題的治理都無法實現，那更不用說國際體育治理的參與。

　　再次，國家體育政策方針缺少體育倫理學的解讀。習近平同志提出一系列當下體育治理的新理念、新戰略，這些精神和指示都需要從體育哲學或體育倫理學上進行闡釋和思辨。只有正確把握時代精神、明確體育發展方向和宗旨，才能使我國體育事業向著正確方向發展。總之，當前我國體育倫理學還未形成行業現實需求、學科前沿問題、學術研究支持“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哺”模式，無法真正體現學科應有的行業價值。

　　3 新時代我國體育倫理學創新發展的路徑

　　3.1 加強理論自信與話語體系

　　構建中國特色體育倫理學是中華體育文化的核心載體，也是區別我國與其他國家體育文化的典型標志。體育倫理學如同車之引擎，能夠起到驅動體育發展、引領體育理念的作用。在當前以西方為主導的體育倫理話語體系下，加強理論自信、建立和完善自身話語體系，是我國體育倫理學爭取一席之地的必經之路。其一，要秉持“先追趕再超越”的宗旨，按部就班，在縮小我國與西方體育倫理學差距的基礎上，再循序漸進地進行趕超。

　　其次，靈活運用理論與方法上的“西學東漸”，不能“閉門造車”。不僅要了解和學習西方體育倫理學學科體系的構建與應用，還要拓展國內學者的研究視野，在理論與方法上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支持引進和翻譯國外論文、書籍等優秀研究成果，邀請國際相關領域的資深學者進行講學，在思想的碰撞中產生更多靈感與特色。當然，學習西方也不是照搬照抄，要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正所謂理論的適用性來自條件的相似性，用西方的理論、概念來指導、培養我們的學生，顯然是走不通的[16]。我國必須堅定理論自信與文化自信，在借鑒西方經驗的基礎上探索適合中國情境的體育倫理學之路。其三，積極推動“東學西漸”，在對歷史的回顧中采擷中國傳統體育思想精髓，去除舊歷史文化“粗鄙”。將履行體育強國的歷史使命貫穿于學科建設的全過程，加快培養既了解中國國情，又具有國際視野;既精通我國傳統倫理精神，又洞悉西方倫理思想的復合型人才。

　　3.2 凸顯我國體育倫理學的人文精神我國體育倫理學是傳統精神及體育文化的“繼承者”與“捍衛者”，堅持體育的人文精神及價值立場是新時代我國體育事業的基本導向。在體育發展過程中，無論是體育爭端的解決還是體育人才的培養等，都需要通過體育倫理學進行價值審視，發揮體育倫理學的“人文關懷”作用。我國的體育改革與發展是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而進行的，我國體育倫理學也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結合中國國情和具體體育實踐而誕生的基礎和應用研究[17]，因此夯實我國體育倫理學的人文精神就要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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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昊，龔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