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年04月08日 分類:經濟論文 次數:
摘 要:宏觀稅負事關政府職能的履行以及國家治理的成效,立足新發展格局對宏觀稅負的內在要求,基于供需循環的視角提煉出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及科技創新的作用機制,并運用聯立方程模型實證考察其實際效應,進而估算出中國最優宏觀稅負。研究發現,宏觀稅負與居民消費和科技創新呈倒 U型關系,與產業結構升級呈 U型關系;綜合考量新發展格局下的稅收政策目標取向,中國宏觀稅負不宜超過 17.7%。當前中口徑的宏觀稅負與最優宏觀稅負比較接近,與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基本適應,因此應在現有水平上保持總體穩定。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宏觀稅負;最優宏觀稅負;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科技創新;稅負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稅收是財政的基石(劉尚希,2021)[1]。宏觀稅負作為財稅領域的熱點話題一直備受關注,其水平高低不僅決定了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直接影響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而且事關政府職能履行乃至國家治理的成效。因此,宏觀稅負絕非是一個局限于經濟范疇的概念,而是與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交織于一體,必須運用歷史的眼光、國際的視野、戰略的思維以及宏觀經濟社會發展、中觀財政運行、微觀企業稅負相結合的方法,客觀看待中國的宏觀稅負(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4)[2]。
自 1994年分稅制改革提出提高“兩個比重”① 目標以來,中國宏觀稅負快速實現了止跌回升,但連年攀升的宏觀稅負也逐漸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 2005年以來福布斯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的發布引發了有關中國稅負高低的激烈爭論。
2013年 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穩定稅負”的要求,隨后中國宏觀稅負漸趨平穩。2016年 7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宏觀稅負的定調進行調整,由“穩定”轉為“降低”,由此大規模減稅降費行動拉開帷幕,宏觀稅負隨之趨于下降,2020年中國的稅收收入占 GDP比重降至 152%。但隨著宏觀稅負的持續走低,宏觀稅負何去何從再次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國家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宏觀稅負的調整面臨著新情況、新問題,如何進一步提升中國宏觀稅負的合意性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2021年 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召開的財稅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穩定宏觀稅負”,這為今后一定時期內中國宏觀稅負的演變指明了方向,同時也對中國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作為財稅領域的重要話題,中國宏觀稅負受到學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自 20世紀 90年代以來相關文獻陸續涌現。考慮到中國宏觀稅負的階段性特征比較明顯,本文重點梳理了 2012年以來國內最新的研究成果。從相關文獻的研究脈絡來看,學界的關注點主要聚焦于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宏觀稅負的高低。由于宏觀稅負的統計存在不同的口徑,基于不同口徑得到的宏觀稅負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學界評判中國宏觀稅負的高低主要有兩類視角:從國際比較視角來看,多數學者認為,就宏觀稅負本身而言,中國小口徑的宏觀稅負不高,但大口徑宏觀稅負偏高(關予馨,2013;董根泰,2014)[3-4];從最優稅負視角來看,學界基于不同模型和數據測算的中國最優宏觀稅負并不一致,對中國最優宏觀稅負與實際宏觀稅負間的關系尚未達成共識。羅捍東和丁丹(2015)[5]的研究發現,中國最優宏觀稅負為234%,小口徑和中口徑宏觀稅負低于最優宏觀稅負,大口徑宏觀稅負已超過最優宏觀稅負。姚林香和汪柱旺(2016)[6]的研究則顯示,三種口徑的實際宏觀稅負,尤其是大口徑實際宏觀稅負高于最優宏觀稅負,甚至超出最優宏觀稅負區間的上限。
盡管 21世紀以來中國采取了多階段的減稅降費舉措,但宏觀稅負水平依舊偏高(張士云等,2021)[7]。張銜和徐強(2020)[8]基于稅收政策目標均衡的視角,研究發現當前中國的宏觀稅負處于最優動態區間,降低宏觀稅負水平在增加社會產出水平的同時會顯著降低政府稅收。不過,評價宏觀稅負高低不能就稅負論稅負,必須統籌考慮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李永剛,2012;尹守香,2012;郭艷嬌和寇明風,2013)[9-11]。
二是宏觀稅負的經濟效應。學者們將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產業升級、企業投資、居民消費等的影響方面,其中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倍受學界關注,但已有文獻尚未能達成共識。如唐東會(2013)[12]基于 VAR模型的檢驗發現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十分脆弱;李煒光等(2016)[13]認為宏觀稅負對長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負面效應。還有部分文獻發現宏觀稅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非是單向的,如李彥龍和喬倩(2019)[14]、劉樂淋和楊毅柏(2021)[15]的研究結果顯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存在倒 U型關系;而劉昶(2017)[16]的研究指出宏觀稅負對經濟的影響既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主要取決于市場化程度。三是宏觀稅負與微觀稅負的差異。
陳彥斌和陳惟(2017)[17]指出,中國宏觀稅負不高,但企業和居民稅負感較重,應歸因于中國宏觀稅負的自動穩定器效果較差、稅負在不同規模企業和不同收入居民間分配不公及財政民生支出力度不足三個方面。劉崇琿和陳佩華(2018)[18]認為,中國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差異的根源在于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為此要著力優化稅制結構和降低企業成本。由此可見,宏觀稅負與微觀稅負并不存在完全的對等性,宏觀稅負水平的確定必須與微觀稅負協同聯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成為“兩個大局”①背景下的重大戰略部署。
宏觀稅負作為宏觀調控和國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其演變邏輯必須服務于“兩個大局”,立足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要求,科學確定宏觀稅負水平,并以此為邏輯主線優化稅收制度和完善稅收政策,更加充分地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從學界目前的研究來看,盡管有不少學者基于不同視角對中國宏觀稅負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討,但多數研究忽略了新發展格局對宏觀稅負的內在要求,估算最優宏觀稅負時設定的稅收政策目標較為單一,由此導致學界對于中國宏觀稅負合意性評價的時代性、全面性和針對性稍顯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將立足于新發展格局的宏觀背景,考察新發展格局對宏觀稅負的新要求,并基于供需循環視角提煉出宏觀稅負對新發展格局的作用機制,從而拓展了宏觀稅負的研究視域。與現有文獻大多基于單一目標取向考察宏觀稅負的合意性不同,本研究在多重稅收政策目標取向下運用聯立方程模型估算了中國的最優宏觀稅負,進而為評判新發展格局背景下中國宏觀稅負的合意性提供新的經驗證據。研究發現,綜合考慮新發展格局下擴大居民消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及提升科技創新水平的客觀需要,中國最優宏觀稅負不宜超過 177%,經過近年來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之后,當前中口徑宏觀稅負已與最優宏觀稅負比較接近,未來一定時期應在保持宏觀稅負總體穩定的前提下,著力通過深化稅制改革優化宏觀稅負結構。
二、新發展格局下最優宏觀稅負的理論分析:供需循環視角
(一)新發展格局對宏觀稅負的新要求
宏觀稅負對新發展格局的影響新發展格局內涵深刻,內容豐富,必須全面準確理解和把握其戰略要義。誠然,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但關鍵是要抓住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求和本質特征。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提出,暢通國內大循環要依托強大的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這就要求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有機結合,促進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以及循環暢通,提升國民經濟體系的整體效能。從需求層面看,中國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在于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與多數發達國家甚至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居民消費率明顯偏低(方福前,2020)[20],且近年來居民部門消費持續低迷,因此必須進一步擴大居民消費,提升居民消費占 GDP的比重。
如此,既有助于更好地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是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和生活品質的體現(陳彥斌和王兆瑞,2020)[21],同時,也有利于充分發揮消費需求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引領作用。從供給層面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供給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這就要求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從需求側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推動居民消費升級;從供給側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供給與需求良性互動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要求。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必須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劉鶴,2020)[22],依靠自主創新解決“卡脖子”難題,形成高層次的內循環能力,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和創新鏈中的位置,重塑更高水平的國際合作和經濟發展模式,推動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局面。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戰略選擇,而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稅收作為政府組織收入、調節收入分配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貫穿于國民經濟循環的全過程,是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工具。宏觀稅負是稅收制度、稅收征管及經濟發展綜合作用的產物,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要義來看,理想的宏觀稅負應該致力于推動國民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事實上,宏觀稅負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構成了市場主體的經濟負擔,不利于提升微觀主體活力;又是各級政府的收入之源,可為政府履行職能、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提供物質基礎。為此,要立足新發展格局的基本要求,找準宏觀稅負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突破口,做到“揚稅收之長,避稅負之短”,更好地發揮宏觀稅負在擴大居民消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科技創新水平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二)宏觀稅負對新發展格局的影響機理
1.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理
新發展格局下促進居民消費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點和難點,稅收作為連接政府與居民的直接紐帶,對居民消費的影響不容忽視。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機制復雜多樣,可以通過調整居民收入、擴大財政支出、改變商品及勞務價格等多個渠道對居民消費產生促進或抑制效應。
首先,宏觀稅負通過改變居民收入影響居民消費。稅收是國家強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一種形式。在國民收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宏觀稅負與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分配份額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一方面,政府對居民征收個人所得稅及財產稅會直接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而通過弱化居民消費能力抑制居民消費;另一方面,在現行稅制結構下,中國近 90%的稅收由企業直接繳納,無論直接稅還是間接稅,均會對企業盈利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進而通過影響社會就業和就業人員工資間接減少居民收入,最終弱化居民的消費能力,形成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其次,宏觀稅負通過改變財政支出影響居民消費。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可以概括為收入效應、替代效應、互補效應、價格效應和預期效應。收入效應主要是指財政支出通過改變居民收入影響居民消費。一般來說,財政支出對居民收入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渠道。
一方面,財政支出擴張通過推動經濟增長增加社會就業間接促進居民增收;另一方面,某些特定類型的財政支出(如養老金或退休金、社會救濟和補助、政策性生活補貼、救災款等)可以直接增加居民收入,有利于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財政支出無論直接還是間接促進居民增收,均可通過提升居民消費能力推動居民消費增長。替代效應主要是指財政支出對居民某些商品或服務的消費形成替代進而減少居民消費。比如,政府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保障性住房等領域增加財政支出,可直接減少居民在這些公共服務領域的消費支出,也即對居民私人消費支出形成擠出效應。互補效應主要是指財政支出通過提供與居民消費配套的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帶動居民消費增長。
比如,政府通過增加財政支出完善交通、電力、水利、網絡等生活基礎設施以及流通體系建設,從而刺激居民增加與之相關的耐用消費品、交通通信、文化娛樂等消費支出。價格效應主要是指財政支出通過改變居民支付的消費價格進而對居民消費帶來的影響。一般來說,財政支出增加有利于降低居民為享受某些公共產品或服務支付的價格,有利于提升居民既定收入水平的購買力,進而通過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助推居民消費增長。當然,當財政支出增加導致某些公共產品或服務價格下降時,消費者也有可能增加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而減少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進而產生替代效應。
因此,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價格效應最終取決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對比關系。預期效應主要是指財政支出通過改變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影響居民消費。如果財政支出擴張能夠推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居民對未來的后顧之憂,則可通過改善消費預期增加居民消費。可以說,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收入效應、替代效應、互補效應、價格效應和預期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
整體來看,收入效應、互補效應和預期效應是財政支出推動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機制,而替代效應則是財政支出抑制居民消費的作用機制,財政支出對居民消費的最終影響方向取決于各種正向效應和負向效應的對比關系。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財政支出離不開稅收的支撐,從長期來看,財政支出擴張與宏觀稅負攀升必然是聯動的,因此,考察財政支出的居民消費效應時必須統籌考慮其與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再次,宏觀稅負通過直接改變商品和服務價格影響居民消費。由于稅負轉嫁的存在,企業繳納的稅收可在不同程度上傳導至最終環節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進而影響居民消費。尤其在中國現行稅制結構下,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間接稅比重較高,這些稅種通常作為價格的構成要素直接鑲嵌于商品的價格之中,更易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層層向后轉嫁,抬高最終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在居民收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商品和服務價格的提高傾向于降低居民實際購買力,進而減少居民的消費需求,同時也會對消費升級產生負向影響。因此,總體來看,宏觀稅負可能通過提高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對居民消費產生抑制效應。
2.宏觀稅負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機理稅收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有著重要影響。新發展格局下,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但產業結構升級并非僅體現于三次產業比重在統計上的變化,其實質是通過引導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間的流動和重新配置推動產業生產率的提升。從影響機制來看,宏觀稅負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著力點并不局限于稅負本身,還可通過改變財政支出促進或抑制產業結構升級。
首先,宏觀稅負通過加重市場主體負擔抑制產業結構升級。宏觀稅負高低與企業盈利和居民收入息息相關。一方面,在企業充當納稅絕對主力的稅制架構下,宏觀稅負高意味著企業稅負必然不低,進而通過降低企業盈利水平和能力縮小企業技術改造、科技創新以及吸納優秀人才的空間,不利于提升企業生產率。另一方面,由于征稅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形成沖擊,同時企業的稅負轉嫁也會助推商品和服務價格攀升,由此導致居民實際購買力下降,不利于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進而弱化消費結構升級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牽引能力。此外,中國的間接稅比重較高,而間接稅的征收通常與商品和服務流轉額掛鉤,呈現出一定的剛性特征,對于盈利水平低甚至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尤為不利,傾向于弱化企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能力。
其次,宏觀稅負通過改變財政支出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盡管宏觀稅負可能通過擠壓企業盈利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抑制產業結構升級,但宏觀稅負攀升為財政支出擴張提供了財力支撐,進而可以通過財政支出影響產業結構升級。但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具體影響方向取決于財政支出結構的合理性及財政資金配置和使用的有效性,不同類型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應客觀上存在差異。
從理論上分析,財政科技支出中對企業的研發補貼有助于增加企業資金流,助力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有利于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財政教育支出是提升人力資本的物質基礎,有助于通過提高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彭橋等(2020)[23]研究發現,當政府補貼力度超過某一臨界值時,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邊際影響相應變大;儲德銀和建克成(2014)[24]的研究顯示,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而政府投資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齊鷹飛和 LI(2020)[25]基于生產網絡模型分析法的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與財政支出的部門配置密切相關,將財政支出從“高污染、高耗能”的限制產業轉向高新技術產業,有利于提升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為此,必須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率,發揮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正向效應。
3.宏觀稅負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機理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要求。宏觀稅負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機制同樣體現在稅收負擔和財政支出兩個層面。從稅收負擔的角度看,政府征稅加重了市場主體的經濟負擔,傾向于減少企業現金流和留存收益,進而通過弱化企業研發投入能力對科技創新產生負向沖擊;從財政支出的角度看,由于宏觀稅負為政府支出提供了財力支撐,如果政府將通過征稅籌集的財政資金更多用于鼓勵企業研發和創新,則宏觀稅負仍然可以間接推動科技創新。因此,如果宏觀稅負在攀升的同時能夠同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有利于企業創新的財政支出力度,則其對科技創新的抑制效應將會得到明顯緩解。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及科技創新的影響機制十分復雜,正向效應和負向效應并存,說明宏觀稅負是一把“雙刃劍”,不是越高越好,也非越低越好,不同的政策目標取向理應有其對應的最優宏觀稅負。如果能夠找到理論上的最優宏觀稅負,將其與中國現實宏觀稅負進行比較,即可對宏觀稅負的合意性做出客觀評價。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并非權宜之計,而是重塑中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因此,稅收政策目標必須植根于新時代和新形勢的客觀要求,服務于高質量發展和新發展格局的客觀需要,合意的宏觀稅負必須服務于多維稅收政策目標,盡可能實現關鍵政策目標的兼容。
為此,本文以擴大居民消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科技創新水平作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宏觀稅負的主要政策目標,將宏觀稅負、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及科技創新置于同一分析框架,通過構建聯立方程模型考察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創新的具體效應,并依托實證結果估算出多重稅收政策目標下的中國最優宏觀稅負,最后將實際宏觀稅負與最優宏觀稅負進行比較,以此深化對中國宏觀稅負合意性的認知。
一是科技創新與產業結構升級呈現良性互動。發明專利申請數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發明專利申請數的影響在統計上同樣顯著為正,表明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創新呈現出相互促進的良好態勢。二是居民消費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積極影響。居民消費率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在統計上顯著為正,但產業結構高級化對居民消費率并未在統計上表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最終需求對產業結構升級有一定的引領作用,但產業結構升級與最終需求的適配性有待加強,必須繼續堅定不移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居民消費與科技創新的協調性有待提升。居民消費率與發明專利申請數呈現負相關,表明最終需求與科技創新的協調性有待提升,科技創新應當更好地堅持需求導向,服務好國民經濟主戰場。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一)結論
宏觀稅負高低不僅決定了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直接影響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而且事關政府職能履行乃至國家治理的成效。本文立足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宏觀背景,基于供需循環的視角實證考察了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及科技創新的影響機理及具體效應,并據此估算了中國最優宏觀稅負。理論分析表明,宏觀稅負對居民消費、產業結構升級及科技創新的影響機制復雜多樣,正向效應與負向效應并存。
實證結果顯示,宏觀稅負與居民消費及科技創新呈倒 U型關系,與產業結構升級呈 U型關系,綜合考量新發展格局下的稅收政策目標取向,可知中國的最優宏觀稅負不宜超過 17.7%。從現實宏觀稅負來看,中口徑宏觀稅負與最優宏觀稅負比較接近,表明當前中口徑宏觀稅負與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基本適應,處于較為合理的水平,因此,宜在現有水平上保持總體穩定。但與最優宏觀稅負相比,小口徑宏觀稅負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間,經合組織(OECD)口徑宏觀稅負已超過最優宏觀稅負。
(二)政策含義
1.鎖定宏觀稅負統計口徑,著力強化宏觀稅負調整的精準性考慮到不同口徑宏觀稅負的差異性,從政策操作層面看,確定宏觀稅負調整取向時應當鎖定宏觀稅負的統計口徑,進而為后續的制度安排和工作部署提供基本遵循。至于應選擇何種口徑的宏觀稅負,本文認為,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占 GDP比重度量的中口徑宏觀稅負較為適宜。這是因為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涵蓋了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這些收入的獲取均源于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掌握的某種強制性權力,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構成了市場主體的強制性經濟負擔。隨著國家稅費征管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各類非稅收入將陸續劃轉稅務機關進行征收,是否具有直接償還性并不是稅和費的本質區別,稅與費傳統意義上的區別正日趨淡化,有利于提升國家財稅治理的針對性和系統性。
相比之下,小口徑和 OECD口徑宏觀稅負未能涵蓋非稅收入,以政府收入占 GDP比重度量的大口徑宏觀稅負雖然覆蓋面較廣,但可控性較差。因此,綜合來看,中口徑宏觀稅負的合意性優于其他各種口徑宏觀稅負。當然,解決宏觀稅負口徑差異問題最根本的辦法是費改稅,應積極推動各類“準稅收”性質的收費實行“費改稅”,大幅提高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和政府收入中所占比重,盡可能縮小不同口徑宏觀稅負的差異。
2.保持宏觀稅負的總體穩定,著力優化宏觀稅負結構新發展格局下,宏觀稅負的確定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歷史眼光、國際視野和戰略思維,兼顧經濟社會發展、財政健康運行、國民社會福祉及市場主體負擔。綜合來看,中國當前中口徑宏觀稅負已接近最優宏觀稅負,處于相對比較合理的水平。今后一段時期內也應保持中口徑宏觀稅負的總體穩定,實現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名義 GDP增長基本同步。在此基礎上,著力優化宏觀稅負結構,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逐步構建以個人所得稅和房地產稅為支柱的直接稅體系,優化企業和個人之間的稅負分布,拓展企業轉型升級空間。
3.暢通宏觀稅負對新發展格局的作用機制,著力優化既定宏觀稅負下的財政資源配置考察中國宏觀稅負的合意性不能就稅負論稅負,必須將其與財政支出協同聯動。立足新發展格局的要求,在保持宏觀稅負總體穩定的前提下,著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強化財政對民生及科技的支持力度,進一步壓縮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為增加民生支出和科技支出騰出空間。在此基礎上理清政府的職能邊界,結合不同類型財政支出的屬性和特征,引導各類財政資金精準發力,發揮好財政資金的導向和杠桿作用,加強財政資金的績效評價和審計,著力提升財政支出效能,暢通宏觀稅負通過財政支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機制。
參考文獻:
[1]劉尚希.“十四五”稅制改革的整體思考[N].中國財經報,20210601(08).
[2]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課題組.我國宏觀稅負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4(2):341.
[3]關予馨.我國宏觀稅負現狀、成因及對策[J].稅務研究,2013(1):9294.
[4]董根泰.我國宏觀稅負國際比較:一種基于可比性的分析[J].財貿經濟,2014(4):3037.
[5]羅捍東,丁丹.我國最優宏觀稅負水平估計與分析———基于 Barro內生增長理論與動態規劃最優增長模型[J].中國管理科學,2015(S1):391397.[6]姚林香,汪柱旺.我國最優宏觀稅負水平實證研究———基于經濟增長的視角[J].當代財經,2016(3):3342.
[7]張士云,蘇世興,佟大建.產業結構變遷、財政支出與減負[J].江淮論壇,2021(6):2834.
[8]張銜,徐強.中國宏觀稅負的最優動態區間與結構性減稅———基于稅收政策目標均衡的視角[J].社會科學戰線,2020(2):5868.
[9]李永剛.對中國宏觀稅負的理性剖析[J].稅務研究,2012(7):1521.
[10]尹守香.我國宏觀稅負合理性判斷標準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7):913.
作者:魏升民1,李普亮2,梁若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