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期，會因經濟轉型引發社會變遷，使社會滑落“道德陷阱”。在“道德陷阱”中，會同時出現社會道德和商業倫理雙敗壞的惡劣狀況，觸碰或突破道德底線的惡劣行徑并非鮮見。爬出“道德陷阱”需要政府和社會進步力量的引領，更需要推動一場曠日持久的社會道德重建運動。即使在有設計、方法和工具的條件下，社會道德建設也需要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多代人接力式的努力。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再工業化取得了巨大進展，社會變遷隨之出現，社會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道德陷阱”。不過，我國已經擁有社會治理功能強大、能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信用體系，將其作為一架“梯子”，可從信用和誠信道德建設角度切入道德重建，使我國快速且低代價地爬出“道德陷阱”。

　　關鍵詞：“道德陷阱”;社會信用體系;社會變遷;社會道德重建;商業倫理重塑

　　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時期遭遇的“道德陷阱”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史，但凡一國進入某個社會轉型期，出現社會學意義的社會變遷是必然的。社會變遷一般會引發一個時期的社會動蕩和市場經濟秩序混亂，與此同步出現的是社會道德和商業倫理雙雙崩壞。通常，這種全社會普遍性道德淪喪的惡劣狀況會持續很多年，直到新的社會規則體系建立和運行為止。對于這種現象，政治學家鄭永年教授得出的結論是：“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早期的歐洲和北美，還是后來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任何一個處于轉型期的社會都會出現重大的社會問題。”[1]

　　近代以來，歐美主要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階段，都曾經歷過一個相當長的社會道德滑坡時期，猶如墜落一個“道德陷阱”(trap of moral turpitude)，而且是無法躲避的。例如，英國和美國就留下了大量相關記載，記錄了當時它們的社會在骯臟的“道德陷阱”里滾爬的悲慘情形，而法國則對如何爬出“道德陷阱”的方式留有不少記錄。

　　雖然這幾個發達國家的國民性和民族文化不同，社會道德淪喪的表現形式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只是各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道德敗壞程度有些差異。一個國家從農耕社會轉型進入工業社會，特別是在工業化初期，容易沉淪于一種文明程度普遍降低和經濟秩序混亂的黑暗期，其特征是社會道德淪喪、商業倫理崩壞和官員腐敗情況并發，全社會墜落“道德陷阱”。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變遷使得社會關系變化超過了舊規制的閾值，舊制度喪失了功能，而新社會規則體系建設滯后于社會變遷。

　　至于一國需要多久才能爬出“道德陷阱”，取決于該國主流民族的文化、宗教、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調整方式和力度，以及社會進步力量所采取的社會改造和救濟行動的方式。理論上，“道德陷阱”現象不該是工業化時期獨有的。在任何歷史階段，只要發生社會變遷，都在客觀上具備了產生“道德陷阱”的條件，只不過發生在久遠時代的歷史事件沒有足夠的文獻資料記載而已。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英國，其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60年代。

　　英國從毛紡織業的技術革新開始，以瓦特蒸汽機的改良和廣泛應用為契機，開啟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在工業化階段，英國社會經歷了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社會變遷。因此，近代最先遭遇“道德陷阱”的國家是英國。在英國工業化初期，社會上出現過所謂“羊吃人”的大規模“圈地運動”。殘酷的圈地運動始于17世紀，當時英國貴族和大地主采用暴力手段，把農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①強行霸占，據為私有。進入18世紀后，他們依然操縱立法當局制定《公有地圍圈法》，持續強行圈地。

　　據記載，僅在1700—1819年，英國議會就下達了460件圈地法令，被圈的土地達6 331 800英畝。圈地使大批農田的使用權被剝奪，而土地上的原住農民卻未得到任何經濟補償。對所有原住農民來說，喪失土地即失去家園，喪失了基本生存保障。于是，數百萬農民被迫離開世代耕種的土地，拖家帶口涌入各新興工業城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的無產者，依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維持生存。以1821—1830年的農村遷入城市的人口記錄為例，在這10年間，遷入城市的英國農民人數達到276萬人。自此，由小農、鄉紳、工匠、商人組成的英國前現代社會結構基本瓦解，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大幅降低，由1696年的75%大幅下降至1801年的35%[2]。

　　隨著大批農民涌入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等新興工業城市尋找工作，這些城市出現了大面積的貧民窟。在貧民窟里，居民住房極其擁擠，環境臟亂差，公用設施極度匱乏。盡管各城市里的貧民窟面積不斷擴大，仍常見農民們因無家可歸而露宿街頭，不少進城農民家庭陷入極度貧困的境地。

　　涌入城市的農民在城里構筑出社會最底層。極度貧困的進城農民往往一無所有，剩下的只有求生欲。“工人生活異常悲慘，其主食之一的土豆多半質差，干酪是陳貨，豬板油是發臭的，肉類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多半都已腐爛了。城市化早期英國各地‘食品騷亂’屢見不鮮。1764年，諾丁漢古斯市集發生過‘奶酪大騷亂’。1788年，該地發生了哄搶肉產品的騷亂。……英國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趨勢。據統計，1819 年蘇格蘭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 89 件，1837 年已有 3176 件，1842 年增加到 4189 件。1850年，倫敦7個轄區中，貧民階層集中的居住區犯罪率高得驚人。

　　誘發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化早期，背井離鄉的農民往往產生‘被連根拔起的失落感’，生存的壓力使人墮落。貧民階層靠打零工、盜竊、詐騙和賣淫維持最低生活水準。赤貧使人缺乏法制和道德觀念，極易染上惡習。而受教育程度往往與犯罪率成反比。”[3]那時期，英國城市貧困階層的居住情況嚴重惡化，住房擁擠，環境臟亂，相關配套設施極度匱乏，酗酒、賭博、吸毒等“違法亂紀”現象倍增，不講衛生、粗口、無禮等不文明行為隨處可見。社會道德淪喪是普遍性的，城市居民隨之滑入“道德陷阱”。

　　一些城市居民變成坑蒙拐騙的奸商，服務底層社會的商人敗壞了商業倫理。城市居民欺負、剝削進城農民的行為習以為常，黑幫惡行也屢見不鮮。“經濟價值尺度被當作衡量一切的手段，帶來了一場‘彌達斯的災難’②。在工業革命中心曼徹斯特，污水滿河，濃煙滾滾，方圓幾英里之內草木不生。熱病到處蔓延，勞工平均壽命不到17歲，酗酒成了他們短暫生命中唯一的安慰，被稱為‘逃離曼徹斯特最快的方法’。”[4]美國的工業化萌芽于 1814—1920 年。在這時期，美國也曾陷入“道德陷阱”。

　　例如，早在1860年南北戰爭前，美國就有大量關于南北棉花交易和股票市場欺詐的記載。20 世紀初，美國的食品安全問題極其嚴重，黑心商人道德敗壞，政府監管缺位，百姓怨聲載道。利欲熏心的商人會把苯甲酸鈉注入不新鮮的西紅柿中，以防止西紅柿繼續腐爛;在蔬菜上潑灑硫酸銅，能使蔬菜看起來更鮮嫩;肉類加工企業用硼砂去除爛火腿發出的臭味;等等。食品制造領域的各種造假、欺詐和害人行為數不勝數。

　　1905 年，美國左翼記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Sinclair)潛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廠，與工人們一起工作了七周時間。他看到的肉制品生產場景令他無比震驚。1906 年，他根據自己調查和體驗，撰寫了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屠場》(The Jungle)，小說描寫了立陶宛移民尤吉斯一家人美國夢破裂的悲慘遭遇，也描繪了當時美國肉食品加工廠的紀實場景�！锻缊觥分凶钪�名的橋段是：“人們從來看不到是什么東西剁進了香腸。

　　在歐洲，已經過了保質期的發霉、變色的香腸會被扔掉，而這里的屠場主們會把它們撿回來，經過硼砂和甘油處理后，倒進絞肉機的漏斗里，這樣就重新做成香腸，在國內銷售。有些肉就胡亂地堆在地上，地上滿是泥土和鋸屑，工人們就在這地面上踩踏，并把幾百億個肺結核細菌吐在上面。

　　有些肉一大堆一大堆地堆在庫房里，庫房的天棚漏水，臟水就滴落在肉堆上，上面有數千只老鼠在盡享美餐。……這絕不是在編造故事，也不是在開玩笑。工人們把庫房里的肉鏟到推車里，即使看到，工人們也沒有心思去撿死老鼠——跟香腸里其他的東西比，死老鼠不算什么。……這些東西被一車一車地倒進漏斗里，和鮮肉一起被絞成肉餡兒，做成香腸，然后端到人們的餐桌上。”[5]

　　1906 年的一天早晨，時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邊吃早點邊讀《屠場》。猛然間，他大叫了一聲：“我中毒了。”緊接著，他就把僅吃了一半的香腸統統扔出窗外。當年，他就任命哈維·威利(HarveyW. Wiley)組建新機構，并親自督導了一場“食品安全問題”全國大檢查運動。從社會效果看，正是《屠場》這部小說，催生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作者厄普頓·辛克萊后來感嘆道：“我本想打動公眾的心，卻不料擊中了他們的胃。”1898年美西戰爭時期，美國政府組織騎兵隊奔赴古巴。結果戰斗沒能讓軍隊減員多少，反而是后勤供應的國產變質肉罐頭，讓數千名美國士兵病倒。時任美國陸軍總司令的邁爾斯將軍(GeneralNelson Appleton Miles)就此向美國聯邦政府提出抗議，聲稱政府供應給陸軍的牛肉罐頭比敵人的子彈厲害，殺死了更多的美軍士兵。法國的工業化大約出現在1760—1875期間，因為工業化過程中出現了政治動蕩，所以其工業化時期在時間段上并不連續。

　　與英國相同，法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最本質和最深刻的社會變遷是傳統農民向現代人的轉變。在社會學家的筆下，城市化初期的法國，農民貧窮落后，愚昧無知。“在1840年代，一位游歷了勃艮第(Burgundy)鄉村的巴黎人感嘆道：‘人們無需去美洲尋找野蠻人。’1851年，法國經濟學者阿道夫布朗基在考察了法國許多村莊后，這樣描述農民與城里人的差距：‘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兩種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們彼此視為外國人。’

　　英國政治家、保守黨領袖迪斯累里在 1840 年代中期政治上失意之時游歷歐洲后，這樣描寫法國城鄉人口的差距：‘他們之間沒有交往，沒有同情，彼此不了解各自的習慣、思想和感情，好像他們是生活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星球上的居民。’巴爾扎克在其小說《農民》中對這時期的法國農民也有過生動的描寫，當時法國農民的落后狀況聞名于世。”[6]19 世紀中期，隨著法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大批農民涌入首都巴黎，他們一改傳統的進城打短工的習慣方式，舉家搬進城市，使包括首都巴黎在內的多個法國城市出現了貧民窟。

　　法國城市中的貧民窟也如英國，臟亂差、疾病蔓延、犯罪率高、治安差等問題不勝枚舉。法國是歐洲的大陸國家，其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與英國大不相同，使其在“道德陷阱”中表現出不同的特征。伴隨著國家工業化和資本聚集，資產階級也壯大了。法國資本家勾結官員，用錢腐蝕官員，出現了遍布全國的官商勾結的現象，使得一些地方政府被腐蝕得千瘡百孔，而這卻是英國未曾出現過的社會現象。

　　一些法國資本家甚至取代了原貴族，取得了對工人群體的合法傷害權，攫取到更大的經濟利益。1849—1867 年，卡爾·馬克思在倫敦撰寫了《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全面揭示了歐洲工業化時期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本質，點燃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種。歐美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墜入“道德陷阱”，遭遇到的道德淪喪問題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個人道德(含職業道德)、商業倫理、文明(公德)、違法違規、政務腐敗失德等各類問題，而且具有社會普遍性。

　　給當時身處“道德陷阱”中人們的感覺是，各行各業和社會各階層的道德水平快速下降，喪德違規的行為觸目驚心，觸碰社會道德和商業倫理底線的案件層出不窮。200多年前那些投身英國社會百年道德重建運動的精英人士有這種感覺，而且著書立說記錄下來。國際上，對英國百年道德重建運動進行研究的文獻資料很多，卻極少被介紹到我國。

　　在亞洲，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也在進入工業化時期遭遇“道德陷阱”，雖然沒出現英美等國那種極度糟糕的社會道德淪喪局面，但其社會也出現過大幅道德滑坡狀況。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為阻止社會道德水平下滑和重塑主流價值觀，曾開展過很多年的道德教育運動。再如，二戰后才建國的新加坡，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工業化時期，也曾陷入過傳統道德價值失落和社會道德明顯下滑的道德危機狀態。為此，20世紀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主導過一場持續多年、轟轟烈烈的社會道德重建運動。

　　二、各國應對“道德陷阱”的方式

　　縱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歷史，各國都不同程度地滑落“道德陷阱”，但最終也都爬了出來。在 18 至 19 世紀的英國社會轉型期，都鐸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 年)建立的舊社會制度被摧毀了，而適應工業化社會的新社會規則和價值體系建設則嚴重滯后，致使英國社會淪陷于“道德陷阱”。

　　在英國社會墜落“道德陷阱”之后，面對當時極其糟糕的局面，英國若干股社會力量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推動了一場與工業革命同步進行的社會改良行動，包括作用于精神和文化層面的百年道德重建運動。鑒于英國基督教會的衛斯理宗(Methodists)①是在同時期創立和發展起來的，在運動中發揮了主力作用，因而這場運動被稱為“福音運動”。英國的百年道德重建運動始于1787年。

　　那年，在英國國會議員威廉·韋伯福斯的鼓動下，國王喬治三世頒布了《鼓勵虔誠與美德宣言》，這是該運動啟動的標志性事件。其后長達百年的道德重建運動從精神文明到物質文明共同建設，這與我國春秋時期管仲所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同理。在文明建設方面，在這場運動中唱主角的是基督教會�；�督教福音主義提出了返回本心，先拯救個體，再改造社會的路線;以精神覺醒、道德自律和社會服務為主要舉措。在衛斯理宗信徒榜樣作用和感召下，各界大批精英人士出錢出力，在社會上倡導福音主義生活方式和道德準則，以個人獻身精神服務于社會，推動社會風尚變革。

　　那時，社會精英人士組建了不同界別的志愿者團體，深入下層社會，建立醫院為下層社會民眾提供免費或平價醫療服務;募集財物救濟貧民;敦促政府解放奴隸;提倡禁酒禁賭;教育和挽救妓女和小偷……當時，大批貧困家庭的兒童進工廠做童工，使得英國的文盲人群迅速增加。1780年，福音派信徒羅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出資聘請教師，在每個星期日的教會禮拜和圣餐過后，將兒童留下學習讀寫算。

　　他在自己辦的日報上呼吁推廣這種教育方式，發起了主日學運動。他的倡議得到了社會各界紛紛響應。據《教育雜志》報導，到1840年，英國北方工業城鎮已有2/3的兒童參加主日學活動。另外，公共圖書館在各城市出現，打破了階級的界限，不分貧富，所有納稅人都能在同一個場所免費閱讀，共享知識。19世紀，英國的公共圖書館數量曾得到數倍增長。在物質建設方面，英國政府有計劃地拆除貧民窟，設法為所有居民提供住宅，并大規模推進公用事業設施建設。

　　1855 年，英國政府頒布實施了《首都管理法》和《消除污害法》，通過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環境衛生條件，達到提高居民身體健康水平的目的。1875 年，英國政府頒布實施了《公共衛生法》，開展“健康革命”，根除霍亂等傳染病的傳播，規范民眾的各種不講衛生行為。為了使貧困的病人能得到醫療救助，英國政府于 1855 年頒布實施了《醫療救濟法》，規定不能因為病人進入濟貧醫院就醫而被視為接受救濟者，也不能剝奪這些人的任何公民權。

　　三、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社會道德滑坡問題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改革開放后，我國在各領域的經濟建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1979年后，改革開放使我國出現了經濟體制和社會人文的轉型，大規模的城市化又在不斷改變國人的生活方式。所謂“經濟體制轉型”，包括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過渡、傳統經濟向新經濟過渡。所謂“社會人文轉型”，主要包括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過渡、鄉土社會向市民社會過渡、生活方式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過渡、人格形態從依附型向自主型過渡、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過渡。

　　雖然我國在改革開放后推進的工業化不算是初始工業化，仍然引發了社會變遷，也遭遇了“道德陷阱”。針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領域的商業倫理敗壞情況，李玉琴描述道：“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于歷史、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出現了種種‘道德滑坡’或‘道德危機’現象。這種道德滑坡或道德危機在經濟領域中的突出表現即為經濟誠信的道德缺失。

　　經濟誠信的道德缺失引發了經濟領域中的誠信危機，誠信危機不僅大大降低了經濟運行的速度和效率，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妨礙了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使經濟增長受損，而且還助長了各種虛偽假冒、投機取巧的行為，在社會生活領域滋生猜忌、隔膜和不信任感，使社會風氣惡化。

　　……商品市場以假亂真、坑蒙拐騙、缺斤少兩、以次充好的現象已經發展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有民謠概曰：‘除了飛機大炮，什么都敢假冒。’更有甚者漠視人民的生命安全生產注水肉、黑心棉、毒大米、毒瓜子、毒豬油，以獸藥充人藥。1999年對283家名優生產企業的調查表明，16類產品650種幾乎全被假冒。據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對 31 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的不完全統計，1999年全國各級工商部門共查處制造假冒偽劣產品違法案件 16.85 萬件，案值 2960 億元，罰沒金額 49 億元;共查處假冒偽劣物資總值1985 億元，搗毀制假售假窩點 12 931 個;查處侵犯消費者權益案件67萬件，罰沒金額7643萬元。”[10]

　　四、社會信用體系

　　架設起快速且低代價爬出“道德陷阱”的梯子21世紀初，政府認識到我國社會道德滑坡和商業倫理崩壞的嚴重性，決定進行全面性和系統性應對，標志性事件出現在 2001 年。2001 年 4 月初，國務院成立了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負責統一領導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工作，并指導、部署和協調各項專項整治行動①。

　　在組織保障方面，該領導小組在原國家經貿委②設立辦公室(以下簡稱全國整規辦)，承擔各項具體工作。鑒于政府的治理和監管力量有限，工作上存在大量的部門間協調，在整規方法上，全國整規辦主要以整治重點領域問題的方式，即根據每個時期的不同特點，分別確定各階段整治工作的重點任務，再組織實施規模治理;在重點領域的選擇和確定上，全國整規辦采取抓突出問題方式，抓出直接關系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危害嚴重的問題，再集中力量進行一個階段的整治。

　　五、結語

　　自 1978 年底起，我國開始施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幅度巨大，觸發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變遷，出現了大比例的市場經濟成份，社會上人口流動的數量和速度空前，城市化比例倍增，人際交往形式和人文文化都產生了巨變。

　　40多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聯合國對現代工業做了產業分類目錄，中國是全球唯一完整擁有41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工業部門的國家。應該說，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啟動了再工業化進程，由此引發的社會變遷持續至今。

　　也就是說，中國仍然處在高速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之中，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還在發生變化，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也呈多樣化。與此同時，適應我國社會變遷和市場經濟的社會規則體系建設滯后，特別是在制度建設和法治化上出現了相對滯后的時間差。

　　因此，應該承認我國也沒能躲避過“道德陷阱”，前文描述的諸多道德滑坡現象可視為證明。工業化時期會出現特定形態的社會變遷，社會變遷又必然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如果政府沒有快速采取應對措施，新社會規則體系的建設必然滯后，出現道德迷失或滑落“道德陷阱”不足為怪。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都曾遭遇“道德陷阱”，但它們在爬出“道德陷阱”之后，能迎來經濟繁榮。遭遇“道德陷阱”不可怕，重要的是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有必要借鑒外國的經驗和教訓，采取科學且系統的應對之策。因此，我國政府需要：

　　(1)由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重建社會道德”和“重塑商業倫理”的號召，不宜再采用各部門獨自應對的方式，而應以社會系統工程支撐的道德重建方式應對;(2)作出完整的從物質文明建設到精神文明建設框架的頂層設計，充分利用社會信用體系這個已有的功能強大的工具，順著信用和誠信道德建設切入的路徑逐步擴大范圍，并使全社會都能參與其中;(3)規劃并逐步健全包括相應法律在內的社會規則體系，厘清不同層級規則，并使其“各司其職”;(4)為推動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權威部門應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明確要收獲怎樣的主流價值觀和適配的先進文化;(5)頂層設計時，應考慮國際因素，中國要參與和主導國際規則制定，要推動新一輪全球化，應展示中國發展模式的榜樣力量。

　　總之，對即將步入發達國家之列的我國來說，欲使社會快速和低代價地跳出“道德陷阱”，既需要科學方法，也需要時間。我們應該做好這樣的思想準備，要使中華文明鶴立于世界先進文明之林，需要在科學且精準的設計方案指導的條件下付出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作為支持我國社會道德重建和商業倫理重塑的重要工具，需要在頂層設計中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技術支撐的地位。當然，我國社會信用體系還遠未建成，我們仍需要建立健全它的各項功能，并做好使它能夠長期良好運行的規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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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鈞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