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關注政策調整情境下企業如何通過意義行為獲取先動優勢的問題，通過對 A 能源公司發展過程進行案例研究，分析案例樣本在外部政策壓力下的意義行為過程。研究結果表明：在一貫式和趨嚴性特征的政策體系下，企業通過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形成價值導向主導邏輯。這種主導邏輯與相應政策體系中蘊含的政府社會治理邏輯相契合，這種契合使得企業獲取先動優勢。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豐富了組織意義行為和先動優勢方面的研究文獻，而且對于企業管理者的決策實踐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關鍵詞：意義行為;先動優勢;意義建構;意義給賦

　　一、問題的提出

　　企業對外部情境的認知及反應關系其能否在相關環境中持續發展。基于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Kezar[1]認為，這種對環境的認知結果是組織對外部環境建構和給賦而形成的意義。Weick 等[2] 與 Rouleau[3]認為，意義行為是管理者將個人對外部情境的判斷進行意義生成和意義給賦的過程。Hoyte 等[4]與 Sandberg 和 Tsoukas[4]認為，上述過程在組織遭逢重大事件情境下表現得更為明顯，如重大制度變革和外部環境變化等，這種外部情境的變化通過管理者意義行為，實現個體認知到組織認知的傳遞和轉化，可能引起相應的組織內部變革，如組織變革和戰略轉型等。

　　在現實中，中國企業與政府規制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如何在外部政策調整的背景下形成超前的高階認知是決定企業發展成敗的關鍵。換言之，企業如何在變化的政策情境下形成對外部政策的準確甚至超前預判，從而獲取先動優勢至關重要。比如，在新能源汽車政策下，部分企業獲得了相關的政策紅利。

　　高靜美和袁桂林[6]認為，已有研究對意義行為的發生機制進行了相對深入的探討，基本理清從環境—個體—行為的傳遞路徑和方式。但對于企業而言，更為重要是要闡明如何通過意義行為正確地傳遞信息，因而如何形成更加準確甚至更加積極的意義行為對于企業發展至關重要。先動優勢可以促使企業在競爭中順利勝出，那么意義行為是否能夠幫助企業獲取這種先動優勢?對于企業如何在政策調整甚至規制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準確實現提前布局，已有研究并沒有展開深入討論。

　　面對政策調整，企業如何獲得先動優勢?意義行為在企業先動優勢形成過程中又會起到什么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本文嘗試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選取碳達峰和碳中和背景下的先動優勢企業作為研究樣本，重點考察規制不斷升級過程中，企業形成獨特發展模式的意義行為過程。通過對國家及地區環保政策升級及演化過程進行梳理，以及企業管理者對政策的回應，探索企業獲取先動優勢背后的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過程，從意義行為視角打開企業獲取先動優勢的黑箱。

　　二、文獻綜述

　　(一)意義行為：

　　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Weick[7]與 Weick 等[8]認為，意義建構主要指組織中的管理者對內外部情境的認識過程，基于個體對外部情境的分析和判斷最終形成具有個體特征的認知，并基于個體認知對集體行為產生影響，將個體認知轉化為集體理解的過程。

　　Gioia 和 Chittipeddi[9]認為，現實中，組織層面的意義建構行為主要體現在管理者個體和組織兩個方面，其中管理者在動態情境下需要構建自身的認知，并且組織行為需要在組織關鍵個體具備統一認知的條件下進行，因而管理者除了需要構建個體認知之外，還需要在自身認知構建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意義給賦的過程將信息進行有效的傳遞，從而幫助組織內部統一認識[9]。

　　蘇敬勤和林海芬[10]認為，管理者的意義生成和意義給賦往往在組織變動環境下變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組織變革背景下，不同層級管理者以及組織內部不同部門員工之間對變革能否形成一致認知并構成一致行為，直接決定了組織變革的成敗。高靜美和袁桂林[6]認為，由于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存在明顯的連貫性，學者們進一步將其歸結為組織意義行為。基于已有對于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的研究，整體上組織意義行為主要經歷個體—組織—個體—組織、情境—認知—行為的傳遞過程。

　　Malle[12]認為，組織意義行為關鍵在于能夠在組織內部復雜個體以及組織外部復雜情境之間形成統一認知，進而保證組織內部行動的一致性。Hoyte 等[13]認為，這種行動的一致性在動態環境尤其是危機情境、變革情境下變得尤為重要。Maitlis 和 Lawrence[11]認為，考慮到組織內部往往天然存在組織結構的區分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員層級的區別，因而組織內部成員個體的差異以及個體所接觸到信息的差異均導致組織內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如何在多元且復雜的背景下形成一致的行動認知是組織意義行為的價值所在。

　　因此，已有研究進一步強調了個體與組織的匹配過程是管理層意義給賦到員工意義建構的過程。綜上所述，組織意義行為是組織應對外部政策情境的微觀過程，體現了組織管理者到組織個體的認知到行為形成與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戰略變革、危機事件情境下更為重要。

　　但現實中對于一般情境而言，政策調整往往是一個漸進轉變的過程，組織更多的是需要在逐漸轉變的政策情境下實現預判式的認知和行為，最終實現對突發事件或突發情境的有效應對。而針對漸變情境下組織意義行為內在轉化過程以及轉化機制，現有文獻仍未進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嘗試在已有研究基礎上，考察看似突發的政策事件背后的漸進升級過程，并對政策調整過程中的企業意義行為進行解析，最終梳理出企業在政策調整的動態情境下如何進行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豐富漸變情境下企業意義行為的轉變過程以及轉化機制，從而補充現有研究并從意義行為視角解析市場競爭過程中先動優勢產生的內在機制。

　　(二)先動優勢

　　Kerin 等[14]與 Lieberman 和 Montgomery[15]認為，組織先動優勢主要指商業領域中，在產品創新、技術創新或市場創新等方面第一個采取開拓性或搶先行動的組織。與先動者的開拓性行為相對應的是學者們廣泛討論的先動優勢。先動優勢主要強調，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看，先動者更容易進入競爭壓力小的市場內，進而有更多獲取經濟利潤的機會，從而使先動優勢企業獲取競爭優勢。

　　現有研究對于先動優勢的討論主要聚焦在以下幾個方面：基于資源占有的先動優勢。資源基礎理論所強調的異質性資源占有，對企業競爭優勢獲取發揮關鍵作用。Barney 等[16]認為，企業先動優勢來源于對特定異質性資源的占有，憑借相對于競爭對手更具優勢的稀缺資源，更加迅速地實現對市場機會的識別和把握，進而獲得面向市場的先動優勢。Jabbour 等[17]認為，中小企業成長過程中更需要必要的資源積累來實現。孫啟新和魏谷[18]認為，在資源積累基礎上，通過組織戰略的制定能夠更好地推動組織資源價值的實現，從而提升組織績效。

　　基于顧客的先動優勢，包括對消費市場的判斷和消費者偏好的分析等。Agarwal[19]認為，基于對市場的準確判斷使其能夠依托于對消費者偏好的深入分析，逐漸形成市場競爭過程中的先動優勢。駱陽等[20]認為，在位企業可以通過先動優勢進一步提高產量，從而強化優勢，而后來者則可以通過迅速建立網絡來獲取利潤，以成功地進入市場，獲取競爭優勢。邵曉鋒和郎驍[21]認為，消費市場中顧客的消費需求與零售企業提供的決策產品組合間也存在一定的均衡問題，但當產品固定效用滿足一定條件時，零售商進入市場的順序與均衡結果無關。因此，顧客層面的先動優勢也受到產品組合和企業網絡構建等相關因素的影響。

　　基于技術的先動優勢，Markides 和 Sosa[22]認為，前沿技術創新引致新產品，從而引發市場對新產品的認可，進而形成先動優勢。徐明[23]認為，技術創新是組織先動優勢產生的重要基礎，尤其在專利制度的引導下，企業在已有技術創新基礎上構建專利組合，并通過對專利組合持續增加研發投入來擴大專利組合規模，從而建立穩定的競爭優勢。資源、顧客和技術方面的先動優勢本質上均為市場競爭導向的先動優勢分析，市場競爭層面的先動優勢無疑能夠為企業發展帶來利潤方面的優勢。而在強制度情境下，企業針對市場競爭層面的先動優勢構建往往會受到合法性的制約，已有研究忽視了對合法性下先動優勢的探討。

　　Bertheussen 等[24]認為，現實中制度層面的先動優勢在強制度場域下，不僅能夠反映到組織市場回應上，更進一步體現了組織制度合法性。顯然制度合法性水平高的組織，更有利于在強制度情境下獲取更為突出的合法性優勢，進而獲得先動優勢。制度創新也是組織獲取先動優勢的重要途徑，但現有關于先動優勢的研究并沒有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尤其是在中國特定制度情境下，組織對制度的快速響應對于企業獲取制度合法性優勢同樣重要，基于制度的先動優勢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方面，但被現有研究所忽視。

　　此外，現有先動優勢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相對宏觀的視角，注重對先動優勢產生的顯性因素進行討論，如技術創新、資源占有和市場分析等方面，缺少對先動優勢形成背后組織內部管理者認知層面等微觀機制的討論。現實中組織先動優勢的產生往往始于管理者對于外部情境的超前判斷，但這種超前判斷如何形成的是對先動優勢研究更加本質的機制揭示，具有更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關注政策調整情境下企業如何通過意義行為獲取先動優勢的問題。本文不僅豐富了組織意義行為和先動優勢方面的研究文獻，而且對于企業管理者的決策實踐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Gehman 等[26]認為，考慮到組織意義行為的研究主要討論組織管理者個體層面的認知與行為之間轉化機制，而基于指標簡化的定量研究方法難以通過簡單的變量關系揭示出組織意義行為與制度先動優勢之間的具體關系，因而需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開展相關研究。本文主要探討面對政府政策調整，企業如何利用意義行為獲取先動優勢的問題。Eisenhardt 和 Graebner[25]認為，目前對于組織意義行為的作用過程和機制以及如何獲取先動優勢的研究仍然處于探索階段，屬于現有研究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即探討為什么和怎么樣的問題，更適合采用于具有理論探索功能的案例研究方法。

　　(二)樣本選擇

　　為了更加細致地揭示政策調整情境下企業通過意義行為獲取先動優勢的過程和機制，本文在案例數量的選擇上，采用單案例的研究方法。基于案例研究理論抽樣的基本原則，結合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在具體的樣本選擇上，基于對理論飽和度的要求，根據以下標準進行案例樣本篩選：

　　(1)所處行業與國家及地方政策存在緊密聯系;(2)企業所處行業相關政府政策具有連續性，且整體政策要求呈現不斷提升和細化的趨勢;(3)企業一直積極響應國家或地方政策，并根據相關政策要求進行持續改進;(4)非壟斷行業，企業需要參與市場競爭，并通過自身努力建立行業中的競爭優勢;(5)企業發展較為成熟，成立時間 10 年以上，且業績良好。基于上述標準，本文主要針對房地產、化工和鋼鐵等與國家政策密切相關且具有明顯政策連續性的行業進行篩選，同時結合研究樣本數據的可得性，最終選擇化工行業 A 能源公司作為研究樣本。

　　A 能源公司是國內高端煤基新材料和化學品制造的領軍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建成了煤基多聯產循環經濟產業集群。當在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政策背景下，A 能源公司積極響應國家碳中和和碳達峰要求，在全國眾多化工企業中率先明確提出企業自身的碳中和時間表，力爭用10 年完成企業 50%碳減排，用 20 年率先實現企業碳中和，成為化工行業中為數不多的準確提出碳中和時間表的企業。在碳達峰和碳中和政策背景下，A 能源公司表現出突出的先動性。

　　(三)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一手數據與二手數據相結合的方法，一手數據為主，二手數據為輔。其中一手數據主要依托于研究團隊對 A 能源公司相關管理者的訪談和調研數據，憑借校友資源的推薦和支持，本研究團隊對 A 能源公司進行了系統的訪談調研，并通過實習的方式對企業實際管理行為進行細致的觀察以及資料收集，形成了數十萬字的訪談記錄數據，為研究的具體開展提供了良好的數據基礎。

　　在一手數據基礎上，本文進一步通過二手數據對一手數據進行補充和佐證，主要來自于公司網站資料、關鍵高層領導人訪談、公開講話資源和公司年報等資料。由于本文還涉及制度層面國家相關政策的演進，主要依托于政府網站公開的政策文本，以二手資料為主，重點聚焦國家及地區環境保護方面的政策文件，通過對政策文本的對比分析，梳理出環保政策的升級過程。

　　四、案例描述

　　(一)初創期：由房地產業務轉入能源化工行業

　　A 能源公司的創始人 B 先生是一位土生土長的西北人，大學畢業后進入商貿企業工作。在積累了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后，B 先生看到當時房地產行業較為寬松的市場環境以及西夏地區基礎設施發展的政策紅利，開始嘗試進入房地產行業。此后，B 先生的房地產公司陸續參與建成了西夏建材城、西夏鋼材市場和物流中心等多個商業地產項目，并進一步建成了燕葆花園和花半里等房地產項目。

　　多個地產項目的成功開發讓 B 先生完成了創業初始資金的積累，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地產開發政策上并不具有可持續性，也難以體現其作為企業家的社會價值，因而 B 先生一直希望能夠實現房地產企業家的轉型。2005 年，寧夏政府策劃建設寧東能源化工基地，B 先生立刻認識到這是企業轉型的重要時機。憑借自身成熟的商業地產開發經驗，積極參與到國家級寧東能源化工基地的建設，先后將 200 億資金注入基地核心區域，建設 A 能源公司循環經濟工業基地，從而實現了由房地產企業到能源化工企業的華麗轉身。

　　A 能源公司發展初期主要結合園區整體的規劃要求以及寧夏的煤炭資源優勢，聚焦于以煤化工為基礎的系列高附加值化工產品的研發與生產。B 先生提出“四個不做”發展原則，即國家不支持、不倡導的堅決不做，淘汰落后的產業堅決不做，不利于行業發展的堅決不做，對社會沒有價值的堅決不做。這些原則也反映在 A 能源公司后續發展歷程中。

　　(二)發展期：技術與環境保護并重下的化工園區建設能源行業是一個暴利行業，利用極難獲得的政府批文和寧夏豐富的煤炭資源，相關企業都能夠實現快速盈利。而 A 能源公司進入能源行業后，并沒有像其他能源企業一樣賺快錢，而是在“要算大賬，不要算小賬”的發展思路下，堅持聚焦現代煤化工主業，不掙快錢，不賺熱錢。在業務發展方面，A 能源公司專注于煤炭資源的深加工，加強高新技術引進和自主技術創新。A 能源公司不追求一時之利，而是謀求長遠發展。

　　五、案例分析

　　(一)不同時期環保政策的特征

　　國家的環保政策體系構成了企業發展必然面臨的政策情境，本部分重點分析不同時期政府對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所采取的措施。

　　1.對立發展階段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在很多情況下是對立的。這一情況也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以規模和數量為目標的粗放式發展模式一度對環境帶來極大破壞。當時一些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快速發展，雖然帶來經濟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也造成自然資源減少和環境壓力提升。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開始強調環境保護問題，并將保護環境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

　　提出了相應的環境保護措施，如控制工業“三廢”(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成立國家環境保護局，明確可持續發展戰略，等等。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上形成了三大政策：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等等。但整體上，從改革開放到 2000年的這段時期，更多是抓典型，以處理破壞環境的重大事件為主，在經濟發展上并未形成注重環境保護的整體氛圍。

　　2.分庭抗禮階段

　　進入 21 世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變得愈發緊張，出現多起嚴重破壞環境事件。政府開始轉變發展思路，尋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科學發展觀提出，要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計算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使用“綠色 GDP”進行國民經濟核算。在出臺一系列政策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同時，對于破壞環境行為也制定了嚴厲的規制措施，全國各地開始刮起環境保護風暴。

　　3.環境保護優先階段

　　2010 年以后，政府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在經濟發展中明確提出將節能環保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通過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的方式，對各地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嚴厲查處。明確了 2030 年碳達峰、2060 年碳中和的發展目標，并提出了減少碳排放的各類具體措施。這些措施表明，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讓環境保護問題成為優先于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

　　基于上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演變過程，可以發現在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下，政府在各個時期提出的環保政策整體上呈現出一致性，即一直明確提出經濟發展不應該忽視環境保護。同時，在時間演進上，這種一貫式的環保政策體系也呈現出逐漸趨于嚴格的特征，即環境保護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變得愈發重要，并采取更加嚴厲的規制措施。因此，這種環保政策體系的一貫式和趨嚴性特征是相關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都必須面對的政策情境。

　　六、研究結論、管理啟示與未來展望

　　(一)研究結論

　　本文主要關注面對政策調整，中國本土企業如何通過意義行為獲取先動優勢的問題。通過上文對 A 能源公司發展歷程的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第一，在中國長期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政策體系整體呈現出一貫式和趨嚴性的特征。中國獨特的政治體系和發展方式，使得整體的社會治理理念及相應的政策體系顯得有跡可循。中國本土企業能夠在政府釋放的諸多信號中獲悉可能的政策走向，這種政策體系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企業提供了穩定的制度環境。

　　第二，意義行為有助于企業獲得先動優勢。企業管理者的預判式意義行為，使其對政策走向產生判斷，并帶領企業克服逐利天性，當政策體系產生預期變化，這種提前著手的布局使其獲得快速發展的先動優勢。大多數企業都能感受到來自政策體系的壓力，區別在于有些企業受收益權衡或組織慣性因素的影響，選擇被動地適應政策壓力，無法將這種信號轉化為引導組織變革的力量。

　　第三，企業價值導向主導邏輯與政府社會治理邏輯是否天然契合，是衡量企業能否長期生存發展的重要標準。對于企業而言，應該考慮政府的治理導向，創造社會價值是政府治理導向的重要指標。形成價值導向主導邏輯，有利于企業將社會責任納入自身發展路徑中，這一研究結論拓展了社會責任理論和社會治理理論的研究視野。

　　(二)管理啟示

　　第一，企業管理者應該重視政府系列政策釋放的信號，并將外部政策壓力轉化實際的企業變革行動。管理者是企業意義行為的開端，應該加強自身認知模式調整，積極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企業需要不斷審視自身的價值導向，注重社會價值創造，這樣才能從容面對政策調整。第二，政府機構是社會治理的主體，需要采取措施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一方面，應該注重不同時期政策的一致性，這樣才能給企業發展創造穩定的制度環境，并給予企業足夠的適應政策的時間;另一方面，要善于規劃政策內容，通過合理范圍內的政策紅利，吸引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三)未來展望本文關注中國企業通過意義行為應對政策調整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企業先動優勢的形成機制。本文的研究結論不僅豐富了組織意義行為和先動優勢方面的研究文獻，而且對于企業管理者的決策實踐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當然，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方面，單案例研究有利于挖掘案例資料蘊含的深層次機理，但結論的普適性需要檢驗;另一方面，本文關注了通過意義建構和意義給賦形成主導邏輯的過程，但限于篇幅，沒有考察概念間具體維度要素的關系。本文是對意義行為引導企業發展路徑的探索，未來研究應該更關注意義行為引致企業變革的具體機制，并通過大樣本分析的方法檢驗兩者的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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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孫 倩，高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