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2016年11月4日《巴黎協定》正式生效后，全球氣候治理迎來3.0時代，各方從自身立場出發在多方面展開激烈博弈，本文嘗試以集體行動的邏輯為出發點，從技術、資金、領導力及氣候政策四個方面展開，分析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集體行動困境所呈現的具體挑戰，主要包括：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導致技術缺口加劇;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缺位導致資金缺口嚴重;氣候治理領導力量弱化導致領導力赤字凸顯;碳邊境調節機制加劇新型綠色貿易壁壘。針對上述挑戰，本文提出應在國際層面上進一步增強提供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的能力;不斷完善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在聯合國框架下充分發揮大國合作的領導力量;根據不同國情制定碳邊境調節機制方案;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在后巴黎時代氣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氣候治理的中國行動方案。

　　關鍵詞：全球氣候治理 《巴黎協定》 氣候有益技術 碳邊境調節 氣候領導力

　　一、引  言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26)于2021年11月13日正式閉幕，作為《巴黎協定》進入實施階段后的首次締約方會議，與會各方就氣候危機的緊迫性與加速治理行動的重要性達成一致共識。目前，對于“治理”并無統一的定義，通常采用全球治理委員會所給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a關于“全球治理”這一概念，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最早賦予其理論內涵，即建立和發展多邊規則與管理體系以促進全球相互依存和可持續發展。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與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全球治理是全球層面的各種規則與機構形成的國際機制”。b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Council, UEOSOC)對其作出的定義是：為確定、理解或處理國家單獨無法解決的世界性問題而集體努力。c雖然關于全球治理的定義具有諸多觀點，但這些觀點均強調“跨國性”、“集體行動”及“多邊主義”的重要意義。“全球氣候治理”作為全球治理的一個領域，具備以下三個特征：

　　氣候治理需要不斷協調各方博弈與沖突，是一種持續性的互動過程;氣候治理既涉及以主權國家為代表的公共部門，也包含如企業等在內的私人部門;氣候治理是國家行為體在無“世界政府”狀態下進行的一種集體行動，容易產生“搭便車”行為進而陷入集體行動困境。全球氣候治理是目前涵蓋范圍最為廣泛、影響最為深遠且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議題。

　　正由于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氣候治理的上述特性，氣候治理逐漸成為國際談判的核心議題被給予高度關注，并根據全球共識達成統一的整體行動方案以締約形式進行落實。a所謂“后巴黎時代”是指自2016年11月4日《巴黎協定》生效后開啟的全球氣候治理新階段。b《京都議定書》于2020年到期后，《巴黎協定》繼續指導全球氣候治理格局、協調各方氣候行動，致力于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多元化與低碳化提供制度性安排。全球氣候治理進入3.0時代，隨之出現了一系列新變化：

　　第一，治理行動的方式由“減緩”為主轉變為“減緩”與“適應”協同發展，主體由主權國家、國際組織轉變為主權國家、國際組織及多利益攸關方并存，整體呈現出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的轉變。第二，《巴黎協定》延續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與京都時期的側重不同。前者對發達國家和部分經濟轉型國家的減排行動制定了具有約束力的要求，對發展中國家并無強制性減排規定，以“區別責任”為核心，而后者強調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的共同責任，體現出以“共同責任”為核心，治理原則由“區別責任”向“共同責任”轉變。

　　第三，《巴黎協定》生效后，各國家行為體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擁有了更大自主性，同時各自利益訴求的差異性也得以彰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核心地位相對弱化，治理制度呈現出由“整體化”向“碎片化”的轉變。第四，《巴黎協定》相較于“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具備一定的優勢與進步性，以“共同責任”理念取代原有的“南北二分法”、以“國家自主貢獻”取代原有的“強制性減排”，增強了機制的靈活性，治理模式逐漸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轉變。

　　基于上述新變化，后巴黎時代的全球氣候治理在獲得新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現實性挑戰。首先，治理行動的“多元化”對于包括氣候有益技術在內的全球性公共產品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治理原則轉為強調“共同責任”，發展中國家為達到減排目標亟需發達國家的技術與資金援助，但雙方就該問題存在嚴重分歧，影響全球氣候治理效果。再次，治理制度的“碎片化”容易加劇氣候治理領導力赤字，導致氣候治理的不確定性增強。治理模式的“自下而上”難以避免自身松散、弱約束的特性，不利于敦促發達國家如期兌現承諾，甚至引發基于個體理性的保護主義行為。

　　全球氣候治理本質上屬于一種集體行動，其最終目標是在平衡不同國家間利益、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當前利益與長久利益的基礎上，提供充足的氣候治理公共產品。a后巴黎時代所面臨的上述挑戰根源于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內在沖突導致的集體行動困境，正如奧爾森(Mancur Olson, Jr.)提出，理性自利的個體并不總是選擇采取集體行動來實現其集團的共同利益。b那么，后巴黎時代氣候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具體表現為哪些現實性挑戰?針對這些挑戰可否嘗試性地提出解決思路?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

　　二、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的多重挑戰

　　盡管《巴黎協定》對全球氣候治理所需技術、資金等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但至今發達國家對這些核心問題均并未給予充分回應。由于發達國家尚未承擔足夠的責任和義務，發展中國家的能力無法匹配《巴黎協定》要求，全球氣候治理仍面臨著多重艱巨挑戰。

　　(一)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導致技術缺口加劇氣候有益技術在使用過程中能夠對氣候和環境產生正外部性，其形式上表現出非競爭性、收益上體現出非排他性，因此可視為一種全球性公共產品。氣候有益技術是指有助于減少碳排放以應對氣候問題的技術，可分為零碳技術與負碳技術。目前，氣候有益技術仍處于長期發展之中，各領域技術成熟度差異較大。

　　一方面，零碳技術內部發展程度不一。以光伏、風電及水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技術發展較為成熟，其發電成本大幅削減。而氫能作為當前最具發展潛力的清潔能源，在全球范圍內其相關產業仍處于示范階段，與大規模商業化推廣還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以碳捕集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為代表的負碳技術雖然在技術層面上可行，但在現實應用層面上由于成本高昂而不具備經濟性。CCS項目投資的初始額通常為上億美元，運行周期長達數十年，a具有準入門檻高、投資回報周期長的特點，因此進一步阻礙了技術的商業化推廣。

　　氣候有益技術的發展現狀決定了需要在研發創新等方面進行大量投入并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才可能取得突破。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一系列氣候有益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研發、推廣與轉讓，技術缺口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面臨的最為顯著的挑戰。b首先，氣候變化與氣候治理的全球性特征要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必須同時采取積極行動，才能更有成效。但是，由于氣候有益技術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與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屬性之間的矛盾阻礙了氣候有益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

　　在制度層面，《巴黎協定》第10條第1款就“技術開發和轉讓”提出一項共同愿景：“必須充分落實技術開發與轉讓，以改善對氣候變化的抗御力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c希望氣候有益技術能夠以公共產品的形式提供，但是該條款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方如何進行技術轉讓與開發的合作并未作出詳細說明，存在著界定模糊的問題。在實施層面，發達國家通常遵循市場范式來進行技術轉讓，而先進技術往往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天然逐利性驅使其通過高價轉讓技術來攫取壟斷利潤，導致氣候有益技術的公共產品屬性無法充分體現。

　　與此同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簡稱《知識產權協定》)作為該領域的國際標準，在技術轉讓方面依舊遵循市場機制運行，主要考慮發達國家一方的利益最大化，體現出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發達國家強調知識產權保護對其本國企業的保障性作用，對現行制度持積極態度;而發展中國家認為前者對氣候有益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為其技術吸收與發展帶來阻力。目前，國際社會就氣候有益技術的公共產品屬性問題尚未達成共識，發達國家還未體現出促使氣候有益技術成為公共產品的意愿。因此，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不足，導致氣候目標的實現成為現實性難題。

　　(二)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缺位導致資金缺口嚴重

　　當前全球氣候治理尚不具備一體化的資金機制，導致發達國家供資承諾兌現困難，造成氣候治理出現資金缺口。一方面，發達國家出資分攤機制有待完善。自《公約》締結以來，其資金機制并未涉及出資分攤的構建，《巴黎協定》則僅在其第9條第4款內容中強調了應“提供更大規模的資金資源，以實現減緩與適應之間的平衡”，a也未針對發達國家氣候出資問題進行具體的制度安排，使得發達國家在兌現承諾時相互推諉、責任界定模糊。

　　另一方面，氣候治理的資金來源主要依托五大基金籌措，即全球環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 Fund, GEF)、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適應基金(Adaptation Fund, AF)、最不發達國家基金(the Least DevelopedCountries Fund, LDCF)及氣候變化特別基金(the Special Climate ChangeFund, SCCF)。五大基金雖發揮了不同作用，但在落實氣候資金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五大基金的增資機制存在缺陷。五大基金中，僅全球環境基金(GEF)具備4年一周期的定期增資機制，而其余四大平臺尚未形成相應增資機制，無法滿足持續增資要求。

　　其次，氣候資金的監督評估機制亟需改進。目前，氣候資金平臺均具備相應的監督評估機制，例如GEF擁有獨立的監督評估處，旨在監督項目有效性、為戰略規劃等提供決策依據;GCF董事會承擔著項目定期檢測與業務評估的職能;AF的監督評估職能由適應基金董事會(AFB)負責，對適應基金的業務執行情況進行監督等。但是其監督方法與評估標準更傾向于發達國家，監管過程的透明度有待提升，且較少聽取受援國的聲音與意見，缺乏一定的客觀性與公正性。正是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導致發達國家履約進展緩慢，氣候資金遲遲無法落實到位。

　　在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上提出的“至2020年為發展中國家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承諾”，a據統計，真正落實至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遠低于氣候供資承諾金額，截至2021年，第一筆1000億氣候資金仍存在200億美元的缺口。b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對較低，經濟能力相對薄弱，面對促進經濟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雙重難題力不從心，亟需大規模資金支持以開展氣候治理行動，因此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的缺位將導致發達國家供資承諾難以兌現，進而阻礙全球氣候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導致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難以提升，氣候治理目標將難以實現。

　　三、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的新思路

　　為應對氣候治理面臨的各種挑戰，緩解經濟發展與氣候治理難以均衡發展的矛盾，有效破解全球氣候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就需要放棄獨善其身和單邊主義做法，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確定合作新思路，各盡所能地推進全球氣候治理新體系建設，開創合作共贏氣候治理和國際合作新局面。

　　(一)進一步增強提供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的能力解決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亟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努力，在進一步提升脫碳技術開發能力與水平的同時，合作共同推動氣候有益技術的國際轉讓。

　　1. 進一步提升脫碳技術開發能力與水平首先，加大可再生能源技術投入，提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用現有技術共同參與氣候治理的能力。2020年全球經濟雖遭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但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仍較上年增長約10.3%，光伏與風能分別同比增長約22%與18%，a其增幅顯著。光伏、風能發電等技術發展較為成熟，極大地降低了發電成本，已經可以達到平價上網。

　　因此，各國繼續保持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發投入，保障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的平穩運行是目前可持續提升氣候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撐。其次，加大氫能研發力度，將氫能發展成為促進全球能源轉型、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選擇。現階段全球制氫仍以天然氣、煤炭等化石能源作為主要原料，存在著一定的碳排放問題，而電解水制氫作為最環保的方法，僅約占制氫總量的1%，具備很大發展潛力。

　　因此，全球可以以“促進能源轉型”為出發點，以項目示范建設為著力點，構建“跨區域”、“跨產業”的氫能綜合利用系統，在利用灰氫與藍氫開拓氫能市場的同時，進一步促進綠氫技術研發應用。b再次，建立健全CCS技術開發的法律制度，保障其盡快成為實現化石能源大規模低碳化的重要途徑。針對其在捕捉階段存在對人身安全的威脅、運輸與封存階段存在的泄漏風險等高成本、高風險問題，在法律層面，各國政府應積極推動CCS技術利用的立法，出臺相關稅收優惠、項目補貼等激勵政策，為CCS技術融資創造規范化、標準化的法律環境，給予相關項目托底保障。

　　在監管層面，建立起從二氧化碳捕集至運輸再至封存的全生命周期監管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CCS項目風險，確保人類健康與環境安全。若國際社會能夠提供更多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進一步提升技術能力與水平，將可以大幅提高全球氣候治理能力。

　　2. 合作推動氣候有益技術的國際轉讓在技術轉讓方面，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需要發揮更大作用。發達國家一方面需要對國內的技術所有者進行引導激勵，另一方面需要與發展中國家進行政府間合作，共同推動氣候有益技術的國際轉讓。

　　第一，由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愿將手中掌握的氣候核心技術無償轉讓，單純依賴市場機制無法有效落實技術轉讓。因此，發達國家必須加強政府對本國技術所有者的政策引導與經濟激勵，形成政府和市場的合作驅動機制。發達國家政府可通過向以企業為代表的技術所有者提供稅收補貼或貸款擔保等激勵政策，引導推動商業性技術出口轉讓。

　　第二，通過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政府間合作機制促進技術的聯合開發，同時發展中國家也應結合自身技術基礎與產業現狀，積極制定應對氣候變化核心技術清單，以促進與先進技術的有效對接，彌補技術供需缺口。雙方還需保障技術轉讓流程的可報告、可核查、可測量，提高技術轉讓透明度。

　　第三，協調《公約》、《巴黎協定》下的技術機制與《知識產權協定》之間的關系，充分促進其與《知識產權協定》中靈活性條款的有機銜接，進而明確技術轉讓方和受讓方之間的責任與義務。《知識產權協定》第31條(b)、(c)條款規定了幾種強制許可：合理條件強制許可、公共利益強制許可等，但并未對強制許可的條件作出具體說明，賦予各成員國一定的自主性。雖然目前國際社會對強制許可的認定多集中于公共健康領域，但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嚴峻同樣為人類公共利益帶來威脅和挑戰，因而通過實施基于氣候公共利益的強制許可有助于敦促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實質性技術轉讓，推動氣候有益技術在發展中國家內部的廣泛傳播與有效應用。

　　(二)不斷完善全球氣候治理資金機制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加劇了全球經濟風險，發達國家在控制疫情蔓延等方面自顧不暇導致不兌現氣候供資承諾的風險增大。為保證發達國家兌現承諾、縮小資金缺口，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出發彌補氣候資金缺口。

　　1. 建立健全氣候出資分攤機制發達國家建立出資分攤機制的依據大體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依據“污染者付費原則”，對各出資國的歷史責任進行劃分。在此選取歷史累計二氧化碳排放量作為衡量指標，一國歷史累計二氧化碳量與其出資分攤比例成正比，即歷史累計二氧化碳量越高，相應的出資分攤比例也越高。第二，依據“支付能力分攤原則”，對各出資國的經濟能力進行評估。在此選取GDP作為衡量指標，一國GDP與其出資分攤比例成正比，即GDP總量越大，相應的出資分攤比例越高。

　　第三，借鑒全球環境基金(GEF)經驗，通過參考其他機構出資比例來確定各方分攤金額。GEF自1994年重組后開始遵循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第十輪基本份額(IDA10)來確定認繳參加國的認繳金額，并且每四年調整一次。a但在實踐中對變量指標仍需細化，且缺乏應對發達國家突發事件的出資備選方案，僅依靠上述依據不足以確保出資分攤機制的有效運轉。

　　四、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行動方案

　　雖然后巴黎時代的全球氣候治理進入深水區，面臨著一系列現實挑戰，但中國仍秉持著堅定的決心與意志，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生態保護紅線等重點目標，在不斷提高自身氣候治理能力的同時主動承擔大國責任，積極推動國際氣候公共產品供給，努力發揮氣候引領作用。中國正致力于從技術、資金、氣候政策及領導力等方面開展切實行動，通過自身示范行動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中國力量，提出全球氣候治理的中國行動方案。

　　五、結  語

　　伴隨全球變暖誘發世界各地極端天氣頻發，人類活動已經導致氣候系統出現前所未有且不可逆的變化。氣候問題已經成為現實性危機，觸及到全人類的根本利益。后巴黎時代的全球氣候治理在治理行動、治理原則、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模式等方面發生一系列新變化，在迎來新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氣候治理技術供給不足、治理資金缺口嚴重、氣候領導力赤字凸顯及碳邊境調節機制實施等集體行動困境加劇的難題。然而，氣候治理目標的達成并非一蹴而就，認清后巴黎時代氣候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本質、思考總結其現實性表現至關重要。

　　如果說全球氣候治理在《巴黎協定》簽訂之初強調的是“承諾”，那么在后巴黎時代強調的則是“行動”。如何結合當前實際來探索治理新思路、尋求國際減排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化解氣候治理集體行動困境，是當前亟需探討的重點。在技術方面，國際社會應在進一步提升脫碳技術開發能力的同時，積極合作推動技術的國際轉讓，從而增強氣候有益技術公共產品供給能力。

　　在資金方面，通過建立健全氣候出資分攤機制、鼓勵私營部門加大氣候投融資等途徑來縮小氣候資金缺口，不斷完善氣候治理資金機制。在領導力方面，聯合國應通過機構改革與設置履約監督制度來重塑自身主渠道角色，中美歐三方也應充分發揮大國合作的領導力量，在聯合國框架下積極探索合作領導的新模式。在碳邊境調節機制方面，國際社會需根據各自不同國情靈活制定對策方案，發展中國家應爭取主動，不斷增強自身能力建設予以應對;發達國家應謹慎篩選試點行業，分階段實施碳邊境調節機制，盡可能降低其對全球貿易的沖擊。

　　當今國際形勢復雜多變，面臨著中美戰略競爭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壓力，中國在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中的“新角色”和“新身份”也要求自身進一步加強能力建設，在《公約》與《巴黎協定》框架下積極推動氣候技術、資金等公共產品供給，充分發揮氣候引領作用。但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與嚴峻性關乎全人類命運，應對氣候危機僅依靠一國力量無法實現，“合作”仍將是唯一出路。無論從碳排放總量還是國際影響力來看，中美兩國在氣候治理領域的地位舉足輕重，中美氣候合作對于提振全球氣候治理信心、實現氣溫控制目標意義重大。

　　雙方已確立了氣候領域合作共識，并對未來十年的具體減排行動進行了深入探討，明確了擴大自身和共同努力來加速治理行動、促進全球低碳轉型的目標，為全球氣候治理釋放出積極信號。未來雙方應當在建立科學共識的前提下避免沖突，探索例如甲烷減排等合作新亮點，進一步發掘氣候合作潛力，積極承擔起應盡的責任與義務，通過實際行動豐富充實全球氣候治理的內涵，為后巴黎時代全球氣候治理注入大國力量。

　　作者：張慧智  邢夢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