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性作為農村社會工作的知識起點，對于社會工作實踐的塑造性影響往往被忽視且缺乏討論。基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的社會工作如何助力鄉村振興，農村社會工作亟待回到“鄉村性”這一概念基點來重思其理論變遷和實踐變革。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傾向于將鄉村理解為問題化、被外部塑造的“他者”存在，形塑了傳統修復性的農村社會工作。全球鄉村轉型的復雜性迫切要求展開新的理論話語來重新理解鄉村，進而在過程視角、解構主義視角以及“去城市中心主義”視角下重新界定鄉村性，這也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實踐注入新的理論要素。

　　關鍵詞：鄉村性;鄉村話語;農村社會工作;實踐轉型

　　一、問題的提出：鄉村轉型中的農村社會工作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從“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五個方面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17年，黨的十九大圍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目標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

　　鄉村建設論文范例：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引領鄉村振興

　　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鄉村發展扭轉了長期以來人們對鄉村性的負面評價，轉向“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新鄉村價值。作為一個系統范疇，鄉村振興更加注重農村生產生活的業態和動能，強調農村發展的整體性、動態性和內在質量。更加重要的是，鄉村振興開始從多維面向調整鄉村與現代化的關系，明確傳遞了包容性發展的政策期待和行動導向。

　　可以說，以鄉村振興戰略為重要背景的中國農村正在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這為社會工作的參與創造了獨特的時代機遇和專業空間。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全世界的農村都在經歷巨大的轉變，并長期處于復雜變化之中。“傳統鄉村將向何處走，又將如何走”的提問引發一系列有關鄉村轉型的討論[1][2]，也不斷促動鄉村治理與服務的轉型。當前中國正經歷著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中國農村發展正在經歷一系列鄉村性的重組和重建過程[3]。農村人口外流、生態環境衰敗、組織化程度降低、文化傳統式微等成為鄉村轉型中的突出問題。與此同時，大規模的農業轉移人口正在經歷勞動力部門轉移，地區人口流動以及城鄉社會文化互動，鄉村服務的需求日益凸顯。如何更好地服務鄉村，成為社會工作助力鄉村振興的重要使命。

　　國際社會工作對農村的興趣在過去50年間復興①。按照邁克·戴利(MichaelDaley)和弗雷迪·阿萬特(FreddieAvant)的理解，社會工作的農村實踐在外延上涵蓋三種類型：在農村社區的實踐、與農村社區一同工作的實踐以及與農村居民一同工作的實踐[4]37-57。農村社會工作作為推動鄉村轉型發展的重要實踐力量，為農村居民的需求而呼吁，協助農村社區應對轉型過程中的獨特挑戰和機遇。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紀初期，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形成一套獨特的農村社會服務經驗，近年來又進一步積累了諸多專業導向的地方性實踐，比如云南綠寨模式、湖南湘西模式、江西萬載模式、廣東“雙百計劃”以及福建“三社聯動”農村社會工作實踐模式等。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村社會組織，積極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推動各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設置基層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崗位、引入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為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兒童提供關愛服務”。

　　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多次提及社會工作者在鄉村轉型發展中的作用發揮。然而整體而言，無論是“為農村”的社會工作還是“在農村”的社會工 作[5]，其發展都還處于起步階段。社會工作如何在行動上積極回應鄉村振興戰略，尤其在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生態振興、文化振興、特殊人群和特殊家庭服務等方面提供強有力的專業支持，成為當前農村社會工作集中面臨的挑戰。

　　從理論上而言，農村社會工作開展的重要基點——“鄉村性”(rurality)[4]這一概念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視，尤其是它對社會工作實踐的塑造性影響缺乏討論。鄉村性作為鄉村研究的一個核心概念，不僅在本體論層面指向鄉村是什么的理論判斷，在認識論層面確立獲得鄉村知識的可能路徑，更在方法論層面指明社會工作農村實踐的實務目標、取向和基本框架。在地理學、社會學、城市規劃、經濟學等方面的跨學科研究中，鄉村性已經成為描述鄉村空間、反映鄉村發展水平、識別城鄉發展差異的一個基礎概念[6]。在農村社會工作中，鄉村性概念的內涵及其與農村社會工作實踐的內在關聯更是亟待相應的理論反思。

　　從實踐上而言，農村社會工作的核心問題是社會工作者如何有效地與農村居民和農村社區一同工作，選擇適當的實踐模式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福祉。一方面，農村社會工作尤其強調農村服務情境的差異以及社會服務提供的特殊性，這就要求社會工作者理解復雜的鄉村性，并制訂針對性的服務計劃。既有農村社會工作研究的主要爭論焦點在于差異實踐問題，即城鄉社會工作以及中西方社會工作在農村服務供給上的差異性。

　　專業社會工作的產生根基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歷史進程[7]。社會工作者也是城市教育的產物，思維方式帶有很強的城市取向。在以城市化、工業化為主導的發展格局中，農村社會工作的知識無論在實踐、研究還是在專業教育上都常常被忽視[8]。因此，既有的社會工作知識如何用來解決農村社會的特殊問題，是農村社會工作實踐面臨的巨大的情境挑戰和知識運用上的難點。

　　另一方面，基于西方社會提出的社會工作定義[9]與中國本土實踐之間也存在巨大的適應性問題。去情境化和高度抽象的國際社會工作定義如何在本土實踐中落地是一個問題，中國農村社會工作必然要求基于本地的鄉村性展開實踐。為此，本文嘗試回到農村社會工作的重要認識基點——鄉村性，基于鄉村性概念的嬗變來考察農村社會工作的理論變遷和實踐轉型。中國農村社會工作亟待解決西方社會工作在非西方情境中的應用問題，持續推動社會工作本土化進程。這不僅要求農村社會工作在實踐中保持社會工作知識的文化適應性，考慮到特定情境的問題(context-specificproblems)[10]，回應農村經濟社會的特殊議題，也要求對農村社會工作知識生產上的一些關鍵概念保持敏感和自我反思[11]。

　　二、城鄉二元視角下的傳統鄉村性概念與修復性農村社會工作

　　“鄉村性”是“鄉村”(rural)的派生詞，它的定義極為多元，最常見的是指代鄉村這一地域實體的業態和特征，強調先存、客觀、穩定的地域特點。也有人從主體能力的角度定義鄉村性，比如有學者將其理解為解決地方問題的資源接近能力[12]，或者用其指代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以此凸顯鄉村發展中組織與個人的主體性[13]。

　　事實上，鄉村發展所關懷的不僅僅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三農”問題)，所關注的也不僅僅是總體性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它更深層次地建立在特定的鄉村觀點基礎之上[14]。農村社會工作實踐亦是如此，其背后涉及一系列與鄉村性相關聯的話語，在理論上形塑了對服務對象的基本認識和干預方式，帶來農村社會工作多元、動態的實踐形態。

　　在話語理論看來，“話語”(discourse)是描述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15]，是通過一系列的闡述(articulation)而傳達意義、創造意義的過程。話語理論將一切知識和社會身份都視為一種短暫和流動的存在。圍繞著鄉村性如何識別、如何產生以及如何引導實踐等問題，不同時代和不同理論流派建構了差異性的鄉村話語(ruralitydiscourse)。其中，對農村社會工作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長期占據主流地位的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它對鄉村性的理解和闡述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本體論層面視鄉村為城市的“他者”。基于本質主義理論立場，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在本體論層面建構了與城市相對應的二元存在。鄉村性的定義依賴于與城市對照物的比較，強調在自然環境、經濟、人口、人際關系、政治組織、社會文化要素等方面城鄉的區分性差異。

　　從城鄉二元視角出發，鄉村性在理論上被建構為一種理想類型，成為對照現實的測量工具①[16]。在本體論層面上，鄉村在城鄉二元視角下被認定為承擔特定功能、與城市相對立的具有排斥性和邊界性的地理空間。對于鄉村性的理解和闡述圍繞著地域實體而展開，從不同角度劃定城鄉屬性上的二元邊界：既包括人口規模、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地理距離的地理界限，也包括服務接近性、政策注意力、社會價值分配、權力關系、個人和社會福祉等方面的社會界限。在城鄉二元的比照中，鄉村成為遙遠和弱勢的“他者”存在[17]。

　　二是在認識論層面強調鄉村發展的外部建構性。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更像一種宏觀層面的認識路徑，它將鄉村視為整體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承擔特定功能的子系統。地理政治學和經濟政治學的宏觀視角，傾向于用更加宏觀和結構主義的認識路徑認識農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角色和特點。不僅如此，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還常見于從外部建構性來理解鄉村的現實特點與未來發展。比如國家通過制度和政策強有力地塑造、引導鄉村的發展，強調通過市場聯系和外部資本的引入來重新塑造鄉村發展的基本面貌。這種鄉村性認識不僅帶有強烈的邊界地域假定(將鄉村視為邊界性的地域社會)，還在理論上具有強烈的功能主義色彩，將鄉村假定為承擔特定功能的獨立系統，強調宏觀層面的經濟生產分工、政治意識形態、社會價值等外部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對農村發展的塑造性影響。

　　三是在方法論層面強調解決鄉村問題。鄉村不僅作為城市的“他者”而被言說，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還集中于強調鄉村相比城市而言更突出的問題性和風險性特征。鄉村不僅僅標識某個特定的地點，還在非地理意義上廣泛地指向特定的居住模式、社會文化樣態以及政治經濟意義上與“中心”相對的“邊緣”(marginal)或“遙遠”(remote)存在。在城市偏好的現代主義話語中，鄉村話語呈現病態化的取向。

　　一系列的問題話語與鄉村性相捆綁，比如由于遠距離、交通成本導致的地理脆弱性問題，認為鄉村性主要反映在機會缺乏和經濟競爭弱勢方面;由于農村發展表現出經濟參與和社會福利獲得的不充分性，認為鄉村性主要集中表現在個人能力的不足以及本地資源的缺失上;由于農村服務需求與農村服務供給的矛盾，認為鄉村性主要反映在農村社會風險的聚集和服務功能的虛弱方面等等。可以看到，鄉村特點主要展現在農村經濟發展問題、生態環境問題、鄉風文化建設問題、基層治理問題、貧困問題、農民主體性和社會意識問題等一系列問題上。

　　因此，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實踐，主要目標就是解決鄉村問題。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在基礎層面決定了農村社會工作對鄉村的基本預設和判斷，并在服務目標、服務取向、服務內容以及服務手段上形塑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修復性農村社會工作實踐。從服務目標來看，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推動了以修復問題為目標的農村社會工作實踐。

　　正是由于鄉村被視為“他者”、被建構、問題化的存在，農村社會工作的主要目標就是識別農村個人和社群發展的障礙，挑戰城鄉二元框架中的發展不平等。就社會工作的服務起點而言，鄉村性主要體現為資源和權力的缺乏，與農村問題的產生有密切聯系。農村社會工作服務開展的前提是普遍認為農村在社會服務供給上面臨遠距離的成本障礙以及邊緣化、弱勢化的分配獲得。農村社會遠離正式社會服務，尤其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務[18]。

　　從服務取向來看，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推動農村社會工作形成了在二元對照中尋找其實踐本質、確立其服務框架的基本取向。農村社會工作的實踐起點被定位在識別鄉村的匱乏和問題，偏向于通過問題干預和外部資源引入來修復城鄉二元結構中的農村問題。同時，城鄉二元視角下的農村社會工作尤其強調非城市社區(non-metropolitancommunities)的服務情境差異。

　　在農村情境中開展社會工作意味著在解決農村社會問題、減少貧困發生、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方面突出實踐方式和專業行動上的城鄉差異，并且有意識地將社會文化情境融入專業實踐。從服務內容來看，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重點突出了以識別和解決農村問題為中心的服務內容。農村社會工作一方面著重對農村社會問題的獨特性①進行描述并對影響因素進行探索，另一方面在服務內容上關注農村居民普遍面臨的整體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SES)、地理位置、父母教 育、就業、家庭功能等脆弱性問題。識別農村的匱乏、滿足農村社區的需求被認為是農村社會工作的主要任務。

　　從服務手段來看，城鄉二元視角的鄉村話語使社會工作服務手段圍繞修復問題而展開。農村社會工作圍繞問題推動社會干預，圍繞障礙發起政策倡導，滿足農村居民的需求，改變農村居民的不平等體驗。社會工作者作為一種對不平等結構的修復性力量進入農村，通過個案工作、倡導、項目運作與管理、教育與訓練等方法，重點解決與城市同類者比較而言的不平等和弱勢問題，其主要的工作范圍涵蓋家庭服務、精神健康服務、青少年兒童服務、醫療與健康服務、公共福利支持等方面。

　　三、鄉村性概念的去二元化與農村社會工作的當代轉向

　　如前所述，傳統修復性的農村社會工作受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的影響很深。盡管它在彌合社會現代化轉型中的城鄉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現，但由于它建立在實體主義、功能主義的空間假定上，所以容易造成理論知識和實踐知識的對立與區隔。城鄉二元視角下的鄉村話語盡管在以城市為主導的發展語境中反思性地理解農村發展的特殊處境，但也因為過度強調城鄉差異而忽視了鄉村發展的國別差異、區域差異以及鄉村的內部差異。

　　從“他者”、問題化和外部建構的角度理解鄉村性的認識路徑，極大地簡化了全球農村發展的復雜性，削弱了對農村自主性的理解。當前，技術和全球化改變了城市和農村截然分離的現狀。我們已經無法從所在的地理位置、社會互動的多寡、人際交往的正式性來簡單畫出城鄉之間的界線[19]。人口流動是農村轉型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

　　無論是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歷的大規模人口流出還是發達國家農村經歷的異質性人口流入，都為當代社會的鄉村性增加了復雜和交錯的特性。人口流動不僅突破地理空間的邊界、聯結了分割的社會文化空間，也在知識層面呼喚對鄉村性概念的反思。尤其在城鄉關系不斷調整、農村社會快速變遷的中國，更加迫切地需要建構新的理論話語來重新理解鄉村。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鄉村研究突破城鄉二元視角的鄉村話語，轉向在過程視角、解構主義視角以及“去城市中心主義”視角下重新界定鄉村性，這也為當代農村社會工作實踐注入新的理論要素。

　　四、總結與討論：回應鄉村性的社會工作實踐何以可能

　　社會工作作為一門主張平等、尊嚴等價值觀的實踐學科，與促進農村發展、提升農村社會福祉具有天然的價值共識，也在推動農村轉型發展方面具有巨大的專業潛力。緊隨著中國農村反貧困事業取得巨大成就，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將推動農村進一步邁向更深層次的轉型，這迫切要求社會工作彌補在農村實踐上的專業短板，在本土情境中不斷回應社會轉型的現實挑戰[32]。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思鄉村性的概念，對于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發展而言應該說是重要的理論工作。

　　本文以鄉村性概念為切入點，試圖在理論層面厘清鄉村性與農村社會工作的內在理論關聯。可以看到，對于鄉村性的理解成為農村社會工作開展的出發點和基本情境假定。伴隨著鄉村性概念的嬗變，當代農村社會工作沒有改變鄉村性在整個農村社會工作中的基礎地位，而是帶動實踐的轉型和要素的擴展。鄉村性對于社會工作而言是一個極為基礎，卻又時常被忽略且缺乏討論的概念，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生產的城市語境。回應鄉村性的農村社會工作實踐何以可能?筆者認為有一些條件和手段值得注意。

　　第一，鄉村性在社會工作中扮演的是一個接近于“范式”的角色，圍繞它產生了相關的理論、方法、視角和價值。社會工作自身應當反思地對待各種不同的鄉村話語，并在實踐過程中警惕特定的鄉村話語對專業實踐構成的限制性影響。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不斷提醒我們鄉村性不僅作為一種事實，也作為一種話語建構活躍在現實世界中，在不同的理論流派和意識形態中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基于不同的鄉村話語，農村社會工作實踐存在多元樣態，亦需要不斷通過促動實踐轉型來更好地回應時代訴求。

　　第二，回應鄉村性的農村社會工作依賴于不斷將專業實踐嵌入鄉村的服務情境之中，從“人在情境中”的視角出發考察農村環境影響下的人類行為，從物理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生活方式的角度理解農村問題。從這一點而言，農村社會工作對于鄉村性的回應一定是差異化和情境化的。縱觀全球，不同國家的農村發展狀況極為不同，中國農村本身的內部差異也非常大，不同國家農村社會工作的實踐偏好和主要職責因此存在較大差異[33]。這就要求農村社會工作者在掌握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之外，還要具備有彈性和適應性的實踐能力，和對文化差異、情境差異更高的敏感性。

　　第三，在中國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回應鄉村性的農村社會工作還需要打破對鄉村的刻板印象和問題假設。鄉村是普遍主義的存在嗎?鄉村是落后和失敗的隱喻嗎?鄉村作為城市的對立面而存在嗎?社會工作者的回答應當是否定的。回應鄉村性的農村社會工作亟待更積極的專業導向，從修復問題開始轉向積極促進發展，重點在地方社區層面發現并強化隱蔽的內生能力和社會資本。為此，農村社會工作者需要以更加開放廣闊的實踐思維為農村發展提供積極的支持，尤其是突破特定的邊界和地點而與農村一同工作。農村社會工作歸根結底要為地方問題尋找地方解決方案。

　　就中國的農村社會工作發展而言，筆者認為仍需一系列的共同努力，因為農村社會工作既要強調本土化，也要具有超越本土的宏觀視野，這就要求在更大的社會發展框架中定位中國農村社會工作的本土路徑。對于社會工作者而言，開展農村社會工作需要有更加宏觀的發展社會學知識儲備，來理解宏觀社會政策和全球發展對地方社群的復雜影響。社會工作教育應當在專業上進一步邁向通才取向，尤其增加跨文化能力方面的訓練。對農村而言，需要更寬闊的視野、更包容的思路、更多樣化的介入措施和更多元方法的“大農村社會工作”[34]。

　　當前農村社會工作的教育和訓練嚴重不足，除了鄉村研究的基礎知識儲備之外，適應技巧、信任保持、有效的人際互動等能力對一個合格的農村社會工作者而言尤為重要。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是社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這也應當是中國農村社會工作匯聚共識、推動集體行動的重點。考慮到不同農村社區獨特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條件，社區為本的實踐策略有待在中國農村產生更多的經驗回響。總之，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背景下，中國的農村社會工作亟待進一步加快以本土研究為支撐的社會工作實踐。農村社會工作者必須確信專業活動所能帶來的改變，并使抽象的理念在鄉村情境中不斷概念化和可操作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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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田毅鵬，張紅陽.村落轉型再生進程中“鄉村性”的發現與重寫——以浙西M村為中心[J].學術界，2020(7).

　　作者：吳越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