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對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多要素聯合決策的分析框架下，考慮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兩種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勞動力損失效應，研究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決策的影響因素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包括非農就業報酬、土地流轉租金在內的要素價格與農戶要素稟賦對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決策具有顯著影響;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轉出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由于兩種勞動力轉移形式的勞動力損失效應不同，就地轉移與土地轉出之間的正相關性較弱，而異地轉移與土地轉出之間的正相關性相對較強。這一研究結論為推進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協調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 就地轉移 異地轉移 土地流轉

　　在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成為新發展階段的一項重大任務。2021 年“中央一號文件”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做出了具體部署，“加快打通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制度性通道”和“鼓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被列為其中的重要內容①，而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土地流轉則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應有之義。

　　因此，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對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進入 21世紀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不斷擴大，土地流轉日趨頻繁。從微觀層次上考察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的決策機制，有助于加深對農戶生產要素配置決策及其對農民生產收入影響的理解，從而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國內外學術界對于中國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發展給予了高度關注，并形成了豐富的關于農戶要素市場參與決策的研究成果。從分析框架來看，已有文獻大都屬于單要素決策研究，即研究農戶一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決策。

　　一部分文獻發現：農戶要素稟賦、非農就業報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土地市場發育等因素會對農戶勞動力轉移決策產生影響(Zhao，1999;Kung and Lee，2001;杜鑫，2010;胡新艷和洪煒杰，2019);另外一部分文獻則發現：農戶要素稟賦、家庭勞動力轉移行為、人力資本、土地流轉價格、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農地產權制度及農地市場發育等因素會對農戶土地流轉決策產生影響(Yao，2000;Jin and Deininger，2009;程令國等，2016;何欣等，2016;楊子硯和文峰，2020;Zhou et al.，2020)。上述研究有助于加深對中國農村生產要素市場的理解，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從單要素決策研究難以完整準確地理解農戶生產要素配置決策的本質和全貌。單要素決策研究不符合農戶多要素聯合決策的理論邏輯，具有內在理論缺陷。

　　第二，由于上述理論缺陷，單要素決策框架下的經驗研究大都存在模型誤設及不同程度的估計偏誤。與上述研究相比，多要素聯合決策研究不僅數量稀少，僅 有 Feng and Heerink (2008)、杜鑫(2013)，而且也存在一些重要缺陷，主要表現在Feng and Heerink(2008)只考察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其中一種形式——異地轉移或勞動力遷移與土地轉出行為的聯合決策;杜鑫(2013)關于農戶多要素聯合決策的經濟計量分析存在估計偏誤、異方差性等問題;二者也都沒有考慮到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同形式——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及其對農戶家庭農業生產所產生的不同的勞動力損失效應。

　　鑒于此，本文擬在農戶多要素聯合決策的分析框架下，同時考慮勞動力轉移的兩種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勞動力損失效應，考察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決策的影響因素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在進一步豐富農戶多要素聯合決策研究的同時，對已有的研究成果實現拓展和深化，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和主要創新之處。

　　二、中國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聯合決策的理論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出現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活動。從宏觀數據來看，根據有關統計數據，2020 年農民工總量達到 28560 萬人。其中，本地就業農民工 11601 萬人，外出就業農民工16959 萬人①。截至 2018 年，全國集體所有耕地總面積為 159332 萬畝。其中，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達53902 萬畝，所占比例約為三分之一②。從微觀數據來看，根據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2015)，農戶參與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在全部 12253 個農戶樣本中，有 4847 個農戶樣本參與了勞動力轉移活動，其中就地轉移農戶 3667 個，異地轉移農戶 1263個，轉移農戶、就地轉移農戶、異地轉移農戶占全部農戶樣本的比例分別為 39.56%、29.93%和 10.31%，戶均轉移勞動力分別為 1.46 人、1.48 人和 1.59人，占戶均勞動力人數的比例分別達到 50.65%、49.19%、和 57.24%。

　　在全部 12253 個農戶樣本中，土地轉出戶、土地轉入戶和自給自足戶分別為 2387 個、1424 個和 8442 個，分別占 19.48%、11.62%和 68.90%;土地轉出戶和土地轉入戶的流轉土地面積分別為 4.91 畝和 13.51 畝，分別占其戶均承包土地面積的 87.68%和 130.76%。自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實行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后，中國農村住戶已經成為一個擁有自主決策權的獨立經濟主體。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每一個擁有勞動、土地等多種生產要素的農戶都是一個理性的決策主體，其生產要素配置決策的主要內容是：在既定的產品市場(包括農產品市場和非農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市場、土地市場)環境下，根據其自身所擁有的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稟賦和家庭偏好，做出各種生產要素的配置決策，以滿足其收入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在中國農村地區，農戶面臨一個外生的勞動力非農就業市場。

　　同時，囿于農地產權制度的制約，農戶對承包農地擁有承包經營權，農戶對其承包地可以選擇自營或流轉，農村地區由此而形成了一個土地流轉市場，并且這個土地流轉市場對于單個農戶來說也是外生的。由此，作為一個擁有多種生產要素稟賦的獨立經濟主體，農戶根據既定的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價格水平、要素資源稟賦和家庭偏好，其全部勞動要素在農業部門自我就業和非農部門轉移就業之間、全部土地要素在自營和流轉之間進行統一的最優配置決策;作為統一的最優生產要素配置決策的一部分，農戶勞動力轉移決策和土地流轉決策之間必然是相互關聯的(Fengand Heerink，2008;杜鑫，2013)。

　　由于家庭農業生產函數的性質決定了農業生產勞動、土地等各要素投入之間存在正相關性，而農戶土地轉出(轉入)意味著家庭農業生產土地要素投入的減少(增加)，勞動力轉移意味著家庭農業生產勞動要素投入的減少，由此導致農戶的土地轉出決策與其勞動力轉移決策之間同樣存在正相關性，土地轉入決策與其勞動力轉移決策之間則存在負相關性(Feng and Heerink，2008;杜鑫，2013)。

　　農戶勞動力轉移從事非農就業，降低了家庭農業生產中的勞動要素投入，即存在所謂的勞動力損失效應(the lost-labor effect)。但是，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轉移對于家庭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勞動力損失效應也是不同的。具體來說，就地轉移勞動力對家庭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較小，所產生的勞動力損失效應較小;異地轉移勞動力對家庭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較大，所產生的勞動力損失效應較大。

　　因此，兩種勞動力轉移方式相比較而言，勞動力就地轉移與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的土地要素投入之間的負相關性或其與土地轉出之間的正相關性比較弱;相反，勞動力異地轉移與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的土地要素投入之間的負相關性或其與土地轉出之間的正相關性則比較強。下文將利用經濟計量分析對上述理論結論進行驗證。

　　三、中國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聯合決策的模型構建

　　為考察農戶關于勞動、土地兩種生產要素配置的聯合決策行為，本文選用如下所示的雙變量Probit 模型 (bivariate probit model) 分析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的聯合決策。

　　四、中國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聯合決策的實證分析

　　本 文 使 用 2015 年 中 國 家 庭 金 融調查(CHFS2015)數據開展經驗研究。列出了關于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聯合決策模型的估計結果，其中第(1)(2)列是使用雙 變量 Probit模型對農戶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聯合決策行為 的 估 計 結 果 ，第(3)(4)(5)列 是 使 用 多 變 量Probit 模型對農戶就地轉移、異地轉移、土地流轉聯合決策行為的估計結果。根據表 3 的似然比檢驗結果，雙變量 Probit 模型和多變量 Probit模型除常數項外所有 其他系數的 估計結果具有聯合顯著性;同時，兩個模型的正確預測百分比達到將近 70%或 70%以上水平，表明本文經濟計量模型的擬合優度相對較好。

　　(一)要素市場報酬對農戶生產要素配置行為的影響

　　根據非 農 就業報酬對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轉出的概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土地流轉租金對農戶土地轉出概率具有正向影響且具有統計顯著性，但土地流轉租金對農戶勞動力轉移概率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根據第(4)(5)(6)列的估計結果，異地非農就業報酬對農戶異地轉移概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地非農就業報酬和異地非農就業報酬對農戶土地轉出概率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本地非農就業報酬對農戶就地轉移概率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

　　土地流轉租金對農戶勞動力轉移概率沒有產生理論預期的顯著的正向影響，可能是由于土地流轉租金收入的總額及其占比在農戶全部家庭收入中均比較低，尤其是相對于勞動力轉移所獲得的非農就業收入來說，土地流轉租金收入處于較低的水平，由此造成土地流轉租金收入對農戶勞動力選擇是否從事非農就業的決策似乎處于無足輕重的位置。

　　盡管異地非農就業報酬對農戶異地轉移概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本地非農就業報酬對農戶就地轉移概率并沒有產生預期的具有統計顯著性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在于就地轉移勞動力在獲得本地非農就業報酬的同時，還可以兼營家庭農業生產獲得農業經營收入，并能照顧家庭，通過與家庭成員共同生活獲得幸福感的提升，由此造成本地非農就業報酬這一因素對農戶就地轉移決策的影響并不顯著。總的來看，要素市場報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轉出，相應減少其對家庭農業生產經營的勞動和土地要素投入。

　　(二)要素稟賦及其他家庭特征

　　對農戶生產要素配置行為的影響，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條件下，較多的家庭勞動力有利于促進農戶參與勞動力轉移——包括就地轉移(即勞動力本地非農就業)和異地轉移(即異地非農就業)，但會抑制農戶的土地轉出行為;較多的家庭承包地面積傾向于抑制農戶參與勞動力轉移——包括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但有利于促進農戶的土地轉出行為。家庭勞動力人數和承包地面積對農戶生產要素配置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均是農戶根據家庭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所做出的理性選擇結果。勞動力平均年齡的增長不利于農戶參與勞動力轉移。

　　進一步來說，勞動力平均年齡的增長主要不利于農戶參與異地轉移，但對農戶參與就地轉移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隨著勞動力年齡的增長，身體健康狀況和勞動能力的下降會使農村勞動力在異地轉移市場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城鎮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通常又難以覆蓋較高年齡的農村勞動力，再加上中國人“葉落歸根”的傳統思想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終導致年齡的增長對農戶異地轉移概率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

　　隨著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農戶參與勞動力轉移 (包括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 的概率都有所提高，土地轉出的概率也在上升。一般來說，相對于家庭農業生產經營，包括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在內的各種勞動力轉移活動都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教育、技能水平。因此，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農戶勞動力轉移概率。同時，受教育水平較高的農村勞動力，不僅具有較高的勞動力轉移概率和較強的非農收入獲取能力，還具有更為現代性的開放進取觀念，從而使其更易于擺脫傳統農業生產的束縛，具有較高的土地轉出概率。

　　承包地確權頒證對農戶勞動力轉移概率并沒有直接的顯著影響，但有利于提高農戶的土地轉出概率，其原因在于確權頒證使得農地產權更加明晰，農戶產權意識更加增強，降低了土地流轉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促進農戶參與農地流轉市場。農戶家庭成員有 6 歲及以下兒童對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轉出概率沒有產生顯著影響，僅對農戶異地轉移概率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異地轉移勞動力無法給予留守兒童適當的照顧和關愛，但家庭成員中有 65 歲及以上老人對農戶異地轉移概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可能在于留守老人可以幫助家庭異地轉移勞動力照顧家庭農業生產和留守兒童成長，從而有利于促進家庭勞動力參與異地轉移。

　　此外，農戶所在地理區域對其參與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活動也有影響。估計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條件下，相對于西部地區，東部地區農戶參與勞動力轉移——包括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的概率更高，其原因在于東部地區經濟發達，非農就業機會較多。與此同時，相對于西部地區，東部地區農戶的土地轉出概率僅有少許下降，但差異并不顯著。估計結果還顯示：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的條件下，中部地區或西部地區對于農戶的勞動力轉移和土地轉出概率不存在顯著的影響。

　　(三)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決策的相關性

　　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決策行為之間的相關性可通過相關系數的估計結果反映。根據第(1)(2)列的估計結果，農戶勞動力轉移決策方程與土地轉出決策方程之間的相關系數估計值為0.1567，且在 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

　　這一結果表明：農戶勞動力轉移決策行為與土地轉出決策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性。根據第(3)(4)(5)列的估計結果，首先，農戶就地轉移決策方程與異地轉移決策方程之間的相關系數估計值為 -0.3287，且在 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這一結果表明：農戶就地轉移決策行為與異地轉移決策行為之間具有負相關性，這是在農戶勞動要素稟賦給定條件下其勞動力參與就地轉移與異地轉移兩種選擇之間存在一定程度互斥現象的自然反應。其次，農戶就地轉移決策方程與土地轉出決策方程之間的相關系數估計值為 0.0434，異地轉移決策方程與土地轉出決策方程之間的相關系數估計值為 0.1292，兩者分別在 5%和 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

　　這一結果表明：即使將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轉移活動分開來看，就地轉移決策行為和異地轉移決策行為與土地轉出決策行為之間均具有正相關性。最后，就地轉移決策方程、土地轉出決策方程之間的相關系數與異地轉移決策方程、土地轉出決策方程之間的相關系數相比，前者在估計值大小和統計顯著性水平上均低于后者，表明就地轉移行為與土地轉出行為之間的正相關性相對較弱，而異地轉移行為與土地轉出行為之間的正相關性相對較強。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在多要素聯合決策的分析框架下，同時考慮勞動力轉移的兩種不同形式及其不同的勞動力損失效應，利用 2015 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研究了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決策的影響因素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包括勞動力非農就業報酬、土地流轉租金在內的要素價格與農戶要素稟賦對農戶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決策具有顯著影響。勞動和土地要素中任何一種要素市場報酬水平的提高，都會促進農戶勞動力轉移和土地轉出。但由于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在獲得本地非農就業收入的同時，還可以兼營家庭農業生產，并能照料家庭，導致本地非農就業報酬對農戶參與就地轉移的激勵作用并不明顯。

　　第二，農戶勞動力轉移行為和土地轉出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性;兩種勞動力轉移形式相比較，由于就地轉移的勞動力損失效應相對較小，而異地轉移的勞動力損失效應較大，導致農戶勞動力就地轉移行為與土地轉出行為之間的正相關性較弱，而其勞動力異地轉移行為與土地轉出行為之間的正相關性較強。根據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啟示：

　　1. 尊重農戶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利。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農戶的勞動力轉移與土地流轉行為都是其根據自身資源稟賦及偏好而對外部市場條件做出的積極響應，是其開展最優生產要素配置的理性決策結果。堅持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應當尊重農戶的自主選擇，同時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促進農村生產要素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2. 推進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協調發展。《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指出：“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應當同步推進各生產要素市場的協調發展，在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積極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同時，還應當積極推進農村土地市場發展，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為“四化”同步創造良好的市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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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推進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和就地轉移協調發展。立足于小規模農戶眾多的實際國情，中國從小農經營為主到規模經營為主的現代農業轉型可能會經歷一個相對較長的歷史時期。在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既要加快推進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要重視推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城鎮化，以發揮其增加農民收入并能兼營家庭農業生產、穩定國家農業供給的多重優勢，實現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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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杜 鑫 李 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