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和健康不平等問題的解決，關乎健康中國戰略的順利推進‍‌‍‍‌‍‌‍‍‍‌‍‍‌‍‍‍‌‍‍‌‍‍‍‌‍‍‍‍‌‍‌‍‌‍‌‍‍‌‍‍‍‍‍‍‍‍‍‌‍‍‌‍‍‌‍‌‍‌‍。 我國存在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高齡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較高‍‌‍‍‌‍‌‍‍‍‌‍‍‌‍‍‍‌‍‍‌‍‍‍‌‍‍‍‍‌‍‌‍‌‍‌‍‍‌‍‍‍‍‍‍‍‍‍‌‍‍‌‍‍‌‍‌‍‌‍。 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生命歷程“上游”——童年期，而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及成年期較童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流動也與老年健康不平等相關‍‌‍‍‌‍‌‍‍‍‌‍‍‌‍‍‍‌‍‍‌‍‍‍‌‍‍‍‍‌‍‌‍‌‍‌‍‍‌‍‍‍‍‍‍‍‍‍‌‍‍‌‍‍‌‍‌‍‌‍。 生活方式、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營養獲取、累積劣勢/優勢等機制可以解釋社會經濟地位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響。 解決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問題的路徑包括：關注弱勢老年群體，縮小老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 關注高齡老年群體，縮小其內部健康不平等; 改善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縮小早期家庭經濟差距; 提高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縮小成年期的社會經濟不平等; 推動代際間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促進其向上流動。

　　關鍵詞：老年人; 健康不平等; 社會經濟地位; 生命歷程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把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置于國家戰略性高度。 提升人們的健康水平，促使人人擁有良好的健康水平，實現健康公平，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前提。 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如何實現健康老齡化，是我國亟需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老年人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得到了廣泛關注，但尚缺乏從生命歷程視角對老年健康不平等問題的研究。 而從生命歷程視角分析老年健康不平等問題，可以從源頭分析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所在。 本文采用2018年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影響因素調查(CLHLS)微觀數據，從生命歷程視角研究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的測度、原因與對策。

　　一 生命歷程視角下健康不平等研究的審視

　　盡管健康不平等得到了學者廣泛的關注，但有關健康不平等的定義，尚未得到學界統一的認識。 目前健康不平等有多種說法，健康劣勢、健康差距、健康梯度等都被認為是健康不平等的表現。 現有關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從健康差異的角度來分析，認為不同的健康水平就是健康不平等。

　　嚴格來說，健康狀況的差異不等同于健康不平等。 Wagstaff和van Doorslaer認為健康不平等的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純粹的健康不平等，二是社會經濟健康不平等。 [1]純粹的健康不平等主要是指不同群體的健康狀況分布存在的差異，不考慮社會經濟因素與健康的關系，可以使用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患病率等健康指標來衡量。 社會經濟健康不平等是指由于人們在社會經濟因素方面存在的差異而引起的健康差異，通常使用集中曲線和集中度指數來衡量。 由社會經濟因素造成的健康不平等，往往被認為是不公正的健康不平等，亟待被解決。

　　有關社會經濟健康不平等的觀點有兩種，即社會因果論和健康選擇論。 社會因果論認為，由于不同群體社會經濟狀況的不同，導致健康差異，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群體，其健康狀況較好，而社會經濟地位較差的群體，其健康狀況較差，由此導致了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之間的健康不平等。 健康選擇論認為，正是由于不同群體之間健康狀況的差異，才導致了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健康狀況較好的群體更容易向上流動，從而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而健康狀況較差的群體容易發生向下流動，從而擁有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因而產生健康不平等。 [2]社會因果論得到了廣泛的支持，而社會因果論是否適用于老年群體，仍需得到驗證。

　　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theory)由生命周期理論和生活史理論發展而來。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Elder吸納了畢生發展理論到“生命歷程”的概念中，重新闡釋了“年齡”的社會含義，形成了生命歷程的理論框架。 [3]生命歷程理論強調從人的一生去了解其發展的過程。 生命歷程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析范式，關注個體生活、結構和社會變化的相互作用，以“年齡”為時間單位，將生命時間按照年齡層級的時序，把生命歷程劃分為早期(通常是童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 [4]生命歷程理論強調早期因素的影響，將未來的結果追溯到生命歷程的“上游”影響因素。 在生命歷程的成年期階段，由于個體的發展軌跡不同，對未來結果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生命歷程視角研究老年健康不平等問題，學者們開始關注早期因素，主要是童年時期的因素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響。 童年時期的不同經歷會影響到個體成年期的健康，甚至是老年期的健康。 研究發現，兒童期所處于社會經濟劣勢與成年時期的健康劣勢相關，童年時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個體能夠得到的營養，較差的家庭社會經濟條件難以保障童年期的營養和健康，從而導致個體在后期面臨健康風險。 [5]根據累積不平等理論，這種劣勢會持續到老年期。 早期生命階段產生的健康不平等可能會持續到成年期甚至老年期。 但童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對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影響有待進一步驗證。

　　童年期形成的健康基礎，根據健康累積優勢/劣勢理論，會影響到生命歷程后期的健康。 然而，如果打破后期的累積優勢/劣勢效應，當成年期或老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上流動時，可能會緩解早期不利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老年健康的負面影響。 研究發現，后天的社會經濟地位能夠改變童年不利處境帶來的不幸遭遇。 [6]有研究發現，在老年時期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群體中，童年期的不利因素對健康的不利影響消失，而在老年時期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中，童年期的不利因素對健康的不利影響加劇。 [7]

　　另有研究發現，即使經歷了向上的社會流動，也很難抵消早期不幸經歷給健康帶來的消極影響。 [8]現有研究結論尚未一致，且尚缺乏社會經濟地位流動對老年期健康影響的研究。 由此可見，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與老年期健康不平等關系有待進一步驗證。

　　現有研究發現，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健康水平較高，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健康水平較低，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可能是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健康不平等的中間機制。 [9]但現有的研究多是針對18歲及以上成年人群的分析，有關老年群體健康不平等的分析較少。 本研究將從社會因果論的角度分析老年健康不平等問題。

　　二 與老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相關老年 健康不平等程度的測度

　　對健康不平等的測度，是為了掌握健康不平等的程度。 健康不平等的測度以衡量健康指標的選取為基礎。 目前衡量健康的指標主要有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前者通常采用自評健康，[10]后者包括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慢性病。 [11]

　　此外，學者們開發了結合主觀和客觀因素而形成的綜合健康指標，例如生活質量指數(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QWB)、簡式健康調查36條量表(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SF-36)、健康效用指數(Health Utility Index，HUI)等。 [12]關于健康不平等的測度主要使用極差法、差異指數、洛倫茲曲線、基尼系數、集中曲線和集中度指數(Concentration Index，CI)等‍‌‍‍‌‍‌‍‍‍‌‍‍‌‍‍‍‌‍‍‌‍‍‍‌‍‍‍‍‌‍‌‍‌‍‌‍‍‌‍‍‍‍‍‍‍‍‍‌‍‍‌‍‍‌‍‌‍‌‍。 集中度指數法，是常用于對與社會經濟因素相關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進行測度的方法，之后出現了多種集中度指數的變形，例如Erreygers指數(EI)、Wagstaff指數(WI)等。

　　在以往的研究中，Cai等使用1991-2006年中國健康營養調查的6期數據，測算了18歲及以上成人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發現健康不平等程度從1991年的0.0208上升到2006年的0.0491，我國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親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現象，即較好的健康狀況集中在高收入群體，而較差的健康狀況集中在低收入群體。 [13]而黃瀟使用1991-2000年中國健康營養調查的4期數據，發現從1990年代中后期，健康不平等由“親窮人”的不平等轉變為“親富人”的不平等，即健康不平等逐漸向有利于富人轉變。 [14]研究結論不盡一致，并且目前尚缺乏對老年群體健康不平等的測度。

　　本研究基于2018年CLHLS數據，經過數據篩選，使用11275個60歲及以上老人的樣本數據，分析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并且計算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本研究使用的衡量健康的指標是自評健康指標，在CLHLS原始問卷中自評健康是分類變量，自評健康從“非常差”到“非常好”分為5個等級。 為了研究的便利，本研究將自評健康看作連續變量，并且重新賦值健康狀況“非常差”為數值1，健康狀況“比較差”為數值2，健康狀況“一般”為數值3，健康狀況“比較好”為數值4，健康狀況“非常好”為數值5。

　　健康狀況介于1~5分，數值越大，表明健康狀況越好，健康水平越高。 本研究采用兩個指標衡量老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一是老年人上一年度家庭總收入，該指標是連續性變量，收入越高，表明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 二是與當地人相比，老年人的經濟狀況，該指標是分類變量，在問卷中分為“非常富裕”“富裕”“一般”“貧窮”和“非常貧窮”5類。

　　本研究將社會經濟地位分為“較低”“一般”和“較高”三個類別。 具體將報告“非常富裕”和“富裕”的類別定義為較高社會經濟地位; 將報告“一般”的類別定義為社會經濟地位一般; 將報告“貧窮”和“非常貧窮”的類別定義為較低社會經濟地位。 為分析的便利，在分析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關系時，使用第二個分類指標衡量老年期社會經濟地位; 在使用集中度指數測算老年健康不平等程度時，由于測算集中度指數要求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是連續性的，因此，使用老年人家庭收入指標衡量社會經濟地位。

　　可以發現，報告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的平均健康得分較高，得分為3.740，社會經濟地位一般的老年群體的平均健康得分為3.423，而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的平均健康得分為2.895，且三類群體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p< 0.001)。 這表明老年群體的健康差異與其老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存在顯著相關性，老年群體之間存在健康不平等現象。 進而根據集中度指數計算得到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為0.021。 這再次表明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健康水平較高，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健康水平較低，老年群體之間存在“親富人”的健康不平等現象。

　　對于不同年齡段的老年群體，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可能不盡相同。 本研究將整體樣本按照老年人的年齡進行劃分，具體劃分為5個年齡段的分樣本：60~69歲、70~79歲、80~89歲、90~99歲、100+歲，分別測算處于不同年齡段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

　　研究發現，不同年齡段的老年群體均存在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健康不平等現象，且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不盡相同。 年齡在60~69歲的老人，健康不平等程度最小，不平等程度為0.018; 年齡在100歲以上的老人，健康不平等程度為0.023，不平等程度最大。 這表明，在高齡階段，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不平等的影響仍然發揮作用。

　　三 生命歷程視角下社會經濟地位對 老年健康不平等影響的檢驗

　　本部分的基本邏輯是從生命歷程的終端事件，即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出發，向前追溯生命歷程的早期和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期健康不平等的關系。

　　(一)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

　　個體在童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由其所處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衡量。 本研究仍然使用2018年CLHLS數據，分析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者和較低者兩類老年群體之間的健康差異，判斷是否存在與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

　　研究使用兩個指標來衡量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一是童年是否經常挨餓，二是童年時期父親是否接受過教育。 童年時期是否挨餓與家庭社會經濟情況直接相關，而父親的教育水平也是童年時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反映。 [15]因此，本研究選取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童年時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童年是否挨餓分為“沒有經歷挨餓”和“經歷了挨餓”兩個類別，分別表示較高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父親的受教育情況劃分為“接受過教育(上過學)”和“沒有接受過教育(沒有上過學)”兩個類別,分別代表了較高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

　　結果發現，童年時期經歷挨餓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為3.408，而童年時期沒有經歷挨餓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為3.499，并且兩類群體之間存在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p< 0.001); 童年時期父親接受過教育(較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為3.420，而童年時期父親沒有接受過教育(較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平均健康得分為3.404,且兩類群體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p< 0.001)。 這表明，童年時期處于較高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健康狀況較好，而童年時期處于較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健康狀況較差，老年群體健康差異與童年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異顯著相關，即存在與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

　　(二)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

　　本部分繼續使用2018年CLHLS數據，分析生命歷程中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的關系，并探討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代際間的社會經濟地位流動)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響。 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使用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進行衡量。 本研究將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分為兩個類別，即“老人自身接受過教育(上過學)”和“老人自身沒有接受過教育(沒有上過學)”兩類，分別代表了老年人在成年期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和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

　　顯示了接受過教育和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老年人的健康得分，接受過教育的老年人的平均健康得分為3.474，而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老年人的平均健康得分為3.359，且兩個類別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 0.001)。 這表明，成年期處于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比成年期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的健康水平更高，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與老年期健康差異相關，存在與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

　　(三)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流動與老年健康不平等

　　本部分進一步探索當老年人在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較其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流動時，是否會影響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 因此，將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和童年時期其父親的受教育水平進行對比：(1)如果老人自身接受過教育，而童年時期其父親沒有接受過教育，則認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上流動; (2)如果老人自身沒有接受過教育，而童年時期其父親接受過教育，則認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下流動; (3)如果老人自身接受過教育，而童年時期其父親也接受過教育，則認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相比沒有發生流動，且一直保持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4)如果老人自身沒有接受過教育，而童年時期其父親也沒有接受過教育，則認為老人在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相比沒有發生流動，且一直保持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 后兩種情況表示社會經濟地位沒有發生流動。

　　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上流動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為3.498; 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下流動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最低，為3.343; 而成年期較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未發生流動，且一直保持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為3.416，成年期較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未發生流動，且一直保持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其健康得分為3.360，且四類群體的健康結果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p< 0.001)。 這表明，成年期較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上流動的老年人，其健康水平最高。 而成年期較童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下流動的老年人，老年期的健康得分最低，其健康水平最差。 這表明，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與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相關。

　　四 社會經濟地位對老年健康不平等 影響的可能性機制

　　本研究僅分析社會經濟地位影響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機制。

　　(一) 生活方式機制

　　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其健康不平等的影響可能通過多種機制發揮作用。 首先，老年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作為一種可能性中間機制。 [16]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傾向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從而產生不同群體之間的健康不平等現象‍‌‍‍‌‍‌‍‍‍‌‍‍‌‍‍‍‌‍‍‌‍‍‍‌‍‍‍‍‌‍‌‍‌‍‌‍‍‌‍‍‍‍‍‍‍‍‍‌‍‍‌‍‍‌‍‌‍‌‍。 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老人往往伴隨著較高的教育水平，他們更加注重并維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注重合理的飲食、適度飲酒、注重體育鍛煉等，從而獲得較好的健康狀況。

　　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更易養成諸如不合理的飲食、過度飲酒、吸煙等不良的行為習慣，從而對自身的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17]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可能由于自身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健康差異，形成健康不平等。 其次，父母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作為中間機制。 童年時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父母的健康行為和生活方式，不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父母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習慣，而下一代的生活方式受到父輩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對其健康產生持久性的影響。 [18]無論是處于生命歷程哪一階段，生活方式對個體健康的影響不言而喻，而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可能正是由于在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差異，進而導致健康狀況的差異。

　　(二)心理壓力機制

　　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擁有的心理狀態存在差異。 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可能易產生較高的心理壓力，進而導致較差的健康狀況。 [19]因為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更容易會面臨慢性壓力源和急性壓力源。 慢性壓力源是指各種各樣的生活困難和狀況，其形式和嚴重程度各不相同。 對于生活在貧困中的人來說，壓力源往往同時發生，積累并持續存在。

　　[20]對于老年群體亦是如此。 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群體產生負面情緒的可能性更高，因為他們在多個方面的資源都相對欠缺，更加容易陷入沮喪的情緒中，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不同群體之間可能會存在相互比較的情形，當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老人與比自身社會經濟地位較高者相比時，可能感受到“相對匱乏感”，從而造成心理壓力，導致身體機能下降。 從生命歷程的早期來說，童年期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可能會給下一代的社會心理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影響下一代的健康。

　　(三)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機制

　　及時且有效的醫療衛生服務是為了獲取更好的健康結果。 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包含經濟可及性，即居民是否有能力承擔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費用和醫療衛生資源。 醫療衛生資源和服務的獲取能力導致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健康不平等。 [21]社會經濟狀況較好的老人，擁有較強的經濟能力來獲取醫療衛生資源，而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老人，對于某些醫療衛生資源的獲取可能缺乏經濟承受力。 能否獲得及時和足夠的醫療衛生服務對老年人的健康具有重要影響，而社會經濟地位可能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產生影響，從而造成了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群體健康不平等。 生命歷程中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條件均可能會影響個體對于醫療衛生資源和服務的獲取，進而影響到老年期的健康。

　　(四)營養獲取機制

　　童年時期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僅可能通過生活方式塑造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也可能通過童年時期的營養獲取而對后期健康產生影響。 童年期是個體成長發育的關鍵時期，童年時期的社會經濟地位可能通過童年期營養的獲得，影響童年期健康，從而形成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基礎。 童年時期較好的社會經濟條件能夠保障童年時期個體對于營養的獲得，這直接影響了個體的成長發育，也是個體后期健康成長的基礎。 [22]同樣，在生命歷程的成年期和老年期，也會存在因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導致營養獲取的差異，進而對個體的健康狀況產生影響。

　　(五)累積劣勢/優勢機制

　　童年時期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可能會影響到個體成年時期甚至老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 如果社會經濟地位流動性較差，則家庭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下一代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概率較高，而家庭社會經濟條件較差的下一代具有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概率較高，形成累積優勢/劣勢效應。 較好經濟狀況的家庭更有可能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經濟基礎，而較差家庭經濟狀況的下一代的社會經濟基礎較差，造成成年時期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根據社會因果論，導致成年群體之間的健康分化，進而形成老年期健康不平等的基礎。

　　五 解決老年健康不平等問題的 基本策略與路徑

　　隨著我國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我國的老人尤其是高齡老人亟需被關注，這關系到健康老齡化的實現，而健康老齡化是未來社會經濟平穩發展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分析了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測算了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程度，從生命歷程的“上游”追溯了老年健康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原因，探索了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期健康不平等關系，并分析了社會經濟地位影響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可能性機制。

　　本研究得出如下幾個結論：第一，我國存在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老年健康不平等現象，且高齡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較深; 第二，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健康不平等相關，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者，老年期健康水平較高; 第三，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相關，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上流動的老年人，其在老年期的健康水平最高，而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下流動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最低; 第四，生活方式、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營養獲取、累積劣勢/優勢等機制可以解釋社會經濟地位對老年健康不平等的影響。 據此，解決老年健康不平等問題，應該從生命歷程的各個階段對社會經濟地位進行干預，具體提出如下建議。

　　(一)關注弱勢老年群體，縮小老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

　　本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老年群體，健康狀況較好，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老年群體健康狀況較差。 這種由社會經濟因素不平等導致的健康不平等是不公正的不平等，也與“健康中國”背景下實現健康公平的目標是相悖的。 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老年群體屬于相對貧困、相對弱勢的群體，尤其應推動這些老年群體健康水平的提升，縮小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保證整個老年群體實現健康老齡化。

　　為此，應該從促進公平的社會經濟地位，縮小老年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入手。 收入狀況是社會經濟地位的直接反映，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提高老年群體的收入水平，保障老年群體尤其是相對貧困的老年群體在老年期獲得足夠的經濟保障，縮小老年群體的收入不平等。 例如，政府可以通過提高老年群體養老保險金、完善互助養老模式、增加老年群體的津貼等政策和制度安排來保障老年人在生命歷程后期的經濟支撐，縮小老年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降低由社會經濟不平等導致的健康不平等。

　　(二)關注高齡老年群體，縮小其內部健康不平等

　　本研究發現，100+歲高齡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最大，在高齡階段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不平等的影響仍然發揮作用。 高齡老年群體內部的健康不平等程度(0.023)高于整體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程度(0.021)，這表明老年群體的健康不平等很大程度由高齡老年群體所主導。 如何使得高齡老年人在長壽的基礎之上，變得更加健康是關鍵問題。 高齡老年群體的患病率和發病率最高，也是對醫療衛生服務有最大需求的一類群體。 應采取措施降低高齡老年群體內部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避免高齡老年群體中處于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因為較差社會經濟狀況無法獲得需要的醫療衛生服務，從而導致較差的健康狀況。

　　(三)改善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縮小早期家庭經濟差距

　　本研究發現，老年健康不平等可以追溯到生命歷程童年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 童年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個體對于營養的獲取，形成健康基礎，進而對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產生長遠的影響。 童年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也可能會影響成年期甚至老年期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而造成成年期甚至是老年期的健康不平等。 無論是通過哪種機制產生影響，都表明童年時期家庭社會經濟不平等所帶來的老年期健康不平等現象是存在的。

　　因此，要降低老年群體健康不平等，應該從生命歷程的“上游”著手，改善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縮小童年期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距，避免累積優勢/劣勢效應持續發生作用。 政府應該重點關注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家庭，從醫療、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對貧困家庭進行幫扶，改善貧困家庭的狀況，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從而避免童年期不良的社會經濟地位對生命歷程后期健康的不利影響。 加強童年時期的健康干預，制定積極的健康政策，在幫助兒童獲得健康成長的同時，也將有利于長遠的健康收益‍‌‍‍‌‍‌‍‍‍‌‍‍‌‍‍‍‌‍‍‌‍‍‍‌‍‍‍‍‌‍‌‍‌‍‌‍‍‌‍‍‍‍‍‍‍‍‍‌‍‍‌‍‍‌‍‌‍‌‍。

　　(四)提高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縮小成年期的社會經濟不平等

　　本研究發現，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與老年期的健康相關，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群體在老年期獲得了較高的健康水平。 因此，改善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對老年期的健康狀況有利。 本研究使用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衡量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事實上教育與個體的收入緊密相關。 成年期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可以從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教育水平入手。 尤其是對于低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應該加強在成年期對自身的提升，奠定較好的經濟基礎，從而獲得較好的健康基礎，保證在老年期能夠獲得較好的健康狀況。 縮小成年期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教育差距，將有利于縮小成年期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進而有利于實現老年期健康公平。

　　社科論文投稿刊物：《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創刊于1982年，是西華大學主辦的學術刊物。本刊辟有EMDR與心理創傷、蜀學研究、地方文化與文化遺產、澳大利亞研究、中國文化、文學研究、語言文字、歷史研究、外語研究、法學、社會與政治、經濟與管理、西部經濟與社會等欄目。

　　(五)推動代際間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促進其向上流動

　　本研究發現：成年期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上流動的群體，其在老年期的健康狀況最好; 成年期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未發生流動且一直保持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群體，其在老年期的健康水平次之; 成年期較童年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發生向下流動的群體，其在老年期的健康狀況最差。 因本研究童年期采用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而成年期的社會經濟地位是老年人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這種流動事實上是一種代際間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 發生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與老年期獲得較高的健康水平相關，而代際間發生社會經濟地位向上流動的群體更能改善老年期的健康狀況。

　　因此，應從促進代際間的社會經濟地位向上流動出發，進行干預。 個體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探索多種向上流動的路徑，促進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 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打破相對弱勢、貧困群體向上流動的壁壘和通道。 教育往往是推動社會流動的重要舉措，因此，對于個體自身來說，可以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參加教育培訓等; 對于政府來說，合理公平地分配教育資源，使得人人都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

　　總之，本研究建議應從生命歷程的各個階段對社會經濟地位進行干預，從而促進老年期的健康公平，保證整個老年群體實現健康老齡化。

　　注釋：

　　[1]A.Wagstaff， E.van Doorslaer， “Chapter 34 Equity in Health Care Finance and Delivery”，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vol.1， 2000， pp.1803-1862.

　　[2]李建新、夏翠翠：《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收斂”還是“發散”——基于CFPS2012年調查數據》，《人口與經濟》2014年第5期。

　　[3]G.H.Elder，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57， no.1， 1994， pp.4-15.

　　[4]徐潔、李樹茁：《生命歷程視角下女性老年人健康劣勢及累積機制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作者：蔡嬌麗 張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