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客家歌謠是鐘敬文民間文藝研究乃至民俗學研究生涯的重要開端。在其客家歌謠的研究歷程中,鐘敬文始終保持著高度的熱忱與使命感,其治學思路經歷了伊始的以收錄文本為重,到轉向時的多元視角研究,再到后期對民間與民族的回歸與堅守,無不透露著鐘敬文對傳承中華文化的責任感與使命感,鐘敬文的治學態度也愈發成為后人學習的表率。

　　關鍵詞:鐘敬文;客家歌謠;民間文藝;學術史

　　鐘敬文(1903-2002),原名鐘譚宗,廣東海豐公平鎮人,筆名有靜聞、靜君、金粟等。中國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散文家和詩人。客家歌謠研究是鐘敬文學術生涯的開端,亦是一抹不一樣的亮麗色彩。可以說,鐘敬文的客家歌謠研究為其后來各項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后來的客家歌謠學者提供了十分可貴的材料,其價值可見一斑。鐘敬文的客家歌謠研究也是在自發需要的促使之下進行的。

　　一、結緣:天時地利人和的必然

　　縱觀鐘敬文的歌謠學建設歷程,其以客家歌謠為主的研究主要在他學術生涯早期的“五四”前后到1928年的家鄉和廣州時期。這是鐘敬文以極高的熱情去搜集、探討客家歌謠,并且成果頗多的一段日子,他當時對歌謠的采錄、編輯工作,即便尚存缺陷,卻仍是我國現代歌謠研究進程中極具意義的創造性工作。鐘敬文家境頗為殷實,當他進入陸安師范讀書時,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認為舊詩即守舊,于是他轉變了自己的創作思路,開始嘗試著寫新詩,并開始記錄和研究民間文學。出于其客家人的便利,鐘敬文最先搜集研究的就是客家歌謠。在廣州嶺南大學中文系任教的時間里,他利用學校圖書館的資源,整理出《粵風》。

　　隨后的1927年,他又到中山大學中文系任職,這時,民俗學成為他最主要的研究工作,在這一時期,他陸續出版了《民間趣事》和《客音情歌集》等民間文學手冊。鐘敬文與客家歌謠結緣的契機在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發與引導,于他而言,《歌謠》周刊給他帶來的影響是相當巨大且深遠的。鐘敬文20歲左右在故鄉海豐的小鎮里教書,當時的環境讓鐘敬文十分反感,因為在他看來這樣的環境壓抑了自己的希望,也難以讓自己開闊眼界,無法有更大的進步空間。

　　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樣的環境,為他的民間文藝研究提供了相當便捷的條件,也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鐘敬文開始接觸到《歌謠》周刊,并開始進行客家歌謠等民間文學的搜集、記錄和研究工作。初次閱讀《歌謠》周刊,鐘敬文喜不自勝,因為除歡喜之外,這本小刊物還引起了他搜集、記錄這種資料的意愿及對古典民歌的聯想。于是鐘敬文開始拼命地向周圍搜求各種歌謠,獲得了客家歌謠的第一手資料,并開始嘗試撰寫相關的評論文章。自此,鐘敬文給他自己未來的學術生涯樹立了方向。

　　一段時間后,鐘敬文被吸收成為歌謠研究會的通訊員。可以說,對客家歌謠的研究是鐘敬文學術生涯的起點,也是其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鐘敬文對于《歌謠》周刊的感情深厚,客家歌謠正是將他與《歌謠》周刊聯結在一起的紐帶,當鐘敬文回憶自己與《歌謠》周刊的關系時,鐘敬文這樣寫道:“我跟她的關系,如果從寄稿算起,可以說開始于一九二四年四月。

　　在那個月份的十一日所刊行的周刊第五十四號《來件》欄里,這樣記載著:‘四月十六日,收到鐘敬文海豐歌謠六則。’這是我與《歌謠》有稿件聯系的破題兒第一遭。第二次寄稿,約在這次以后的一個半月左右,該刊第六十一號(六月二十九日出版)《來件》欄里記載著:‘二十日,收到鐘敬文《戀歌集》一冊(內海豐山歌七十二則)’。這是我對她的第一件份量不薄的獻禮。

　　第三次寄稿,則同在八月。該刊十月十九日出版的第六十四號,在《來件》專欄里有如下記載:‘八月九日,收到鐘敬文廣東海豐歌謠雜談二冊’。”[1]可見,在當時,鐘敬文以自己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客家歌謠的相關整理和研究工作中,不斷地搜集客家歌謠,且成績十分顯著。從這一點來看,鐘敬文實則是積極呼應《歌謠》周刊搜集歌謠的號召,并且持贊同意見:“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在的中國的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被專門的研究。”[2]而且,鐘敬文隨后發表于《歌謠》周刊里的文章,都是他自己在家鄉海豐一點一滴搜集到的客家歌謠資料。這也意味著,鐘敬文是從田野里走出來的學者。鐘敬文學術生涯早期的1924-1925年間寫就的客家歌謠的文章,基本上都發表在《歌謠》周刊中,我們也可以借此來探究鐘敬文早期的民間文學研究思想。

　　他自認為自己在這一時間之內寫的文章略顯平庸,資料不足,甚至還會出現知識性的錯誤,但他也十分中肯地認為這些文章反映了自己在當時的觀點和理解程度。[3]鐘敬文在后來也指出,自己在研究初期,雖以搜集民俗學類的資料為主,但當時的研究視角仍然是從文藝學角度出發,而且是唯一的角度。[4] 鐘敬文將自己當時向《歌謠》周刊投寄的資料及發表的文字概括為三類:第一類是其搜集、記錄的歌謠等民間文學資料;第二類是發表談論歌謠、方言等隨筆小品;第三類是關于歌謠、故事及民俗的通信與討論。其中,在鐘敬文心中地位最高的正是那本承載著自己家鄉文化的《戀歌集》。《戀歌集》記錄的主要內容是廣東東江一帶的客家歌謠,以情歌為主。

　　鐘敬文當時收到《歌謠》周刊的鼓舞,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從當地講客家話的人那里搜集、記錄,最終掌握了幾十首客家情歌。鐘敬文之于《戀歌集》,不僅是作為科學工作者的身份去搜集、考察,同時還懷抱著欣賞的心態去品讀這些客家情歌。這本《戀歌集》不僅包含有鐘敬文對學術最初的熱忱與抱負,還有年輕人對鄉土藝術滿滿的熱愛。可惜,由于經費有限,《歌謠》周刊收到的集冊都沒能得到很好地處理,這本《戀歌集》也在眾集冊中無故消失了。

　　好在,鐘敬文很快又在新搜集資料的基礎上,編輯成一部《客音情歌集》,并將之戲稱為是《戀歌集》的“姊妹篇”,以示為對《戀歌集》的一種補償。這本《客音情歌集》,由北新書局在1927年2月份出版發行,收錄了客家情歌140余首,反映了客居五嶺以東的客家人民勤勞刻苦的民風。這些情歌絲絲入扣、一往情深,十分具有客家歌謠的風采。綜上,鐘敬文之所以將客家歌謠的研究工作作為自己學術生涯的開端,其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五四”背景下歌謠運動的召喚。

　　如前所述,鐘敬文一直將“五四運動”作為自己的啟蒙老師,它不僅喚醒了鐘敬文強烈的國家和民族意識,指引著鐘敬文走向新文學和民間文學的道路。這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也夾雜著部分偶然。北大歌謠運動刮起了一股不一樣的文化風氣,一時間,各個大大小小的刊物上都有了歌謠的影子,鐘敬文所在的廣東地區就有許多大報,如《群報》及其家鄉的《陸安日報》一類的小報都開始刊載各類歌謠。見此狀,素愛文學的鐘敬文欣喜若狂,又“讀過《詩經·國風》《古詩源》等作品,稍后還讀了郭茂倩編纂的《樂府詩集》———大家知道,它里面保存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謠諺,因此,不免‘見獵心喜’。”[5]加之他在“五四”之間就曾在古詩選集里接觸過一些舊時的歌謠,本身對于歌謠有一種難以言狀的偏愛,享受回味著與歌謠碰面的“余味”,[6]因此,鐘敬文會用客家歌謠敲開自己民間文學研究之門也就更顯順理成章。

　　在這之后他便開始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活動,從各處搜集材料,走上了探索民間文藝的工作之路。第二,生活環境的渲染。鐘敬文的家鄉廣東海豐,使用率較高的方言有粵語、閩南語和客家話,每種方言都有其使用范圍,也有其專屬的民間文學成果,鐘敬文對這幾種方言的民間文學成果均有研究。

　　不同的是,鐘敬文的先祖屬于客家民系,在他幼時的私塾時光里也是用客家方言交流與授課的。因此,鐘敬文對于客家文化有著更深的情感基礎,以至于其在搜集到的千首左右的歌謠中,客家歌謠占據了其中的全數之半。第三,對客家歌謠生活語境的考察。由于環境的便利,鐘敬文對客家人的生活樣貌十分熟悉。客家人受到環境的制約,大多數人每日作業于田間山嶺之中,而且不論男女,都會外出做活,并無甚分別。對于這一點,鐘敬文在《客音的山歌》[7]301中也有文字提及,認為大多數客家群眾都是很能吃苦耐勞,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古代人民的風范,而這些都與客家歌謠的產生及內容有很大的關系。

　　二、轉向:研究視角的多元化

　　鐘敬文的客家歌謠研究方向由一般的文藝學討論逐漸轉向民俗學方向。在其最初的文藝學研究中,主要是利用對客家歌謠文本的觀察,來研究歌謠的表現手法。在這一研究路徑中,鐘敬文通過對《詩經》的國風、樂府詩集以及搜集到的客家歌謠中的眾多起興手法類似的例子,用實證的方法探究了“起句相同,而后文各異”這一手法的成因,并利用客家歌謠中十分常見的句子“山歌好唱起頭難,起子頭來便不難”[7]311-315來強化自己論證的觀點,十分有說服力。另外,在《客音的山歌》[7]300中,鐘敬文除了意識到客家歌謠中多為首句三言的四句式和歌謠末尾往往附以襯詞之外,還探討了客家歌謠中善用雙關語的特點,同時,他還運用了比較研究法,將客家歌謠與晉代、宋代的南方民歌進行比較,來總結它們具體用法的區別。

　　在《歌謠的一種表現法———雙關語》[7]311-315一文中,鐘敬文總結出,客家歌謠愛用雙關語,這與客家歌謠的“口頭性”關系密切;并指出在客家歌謠的情歌中,這種表現手法更加婉轉,也就具有更強的實用價值了。他還將雙關語進一步細分為諧音不同字一類、用同體不同義的字以見義一類、雙關與隱喻之間一類。對于這樣的手法,很多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字游戲,鐘敬文不這么認為。要知道,在當時還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種文藝作品的表達手法,鐘敬文的論證在當時的學術環境中無疑是十分新穎的。

　　三、回歸:回到民間的堅守

　　鐘敬文是一位十分具有人文情懷的學者,其研究成果中也時刻蘊含著十分強烈的人文色彩。他家境殷實,但是卻十分體諒社會下層群眾的生活,理解民間疾苦,而這也是其客家歌謠研究的情感回歸。在《中國歌謠中所表現的醒覺意識》中,極力聲討封建地主階級對勞苦大眾的壓迫,稱“他們的一舉一動,差不多就是廣大人民痛苦災難的來源。在普通情況下,他們征收賦稅,調用人力,強斷人民的訴訟。這些固然都是對廣大人民的榨取和壓迫。有些時候,碰到那些特別殘酷、貪婪的統治者,人民身上的災難就更加慘重了。”[15]

　　21-44通過對不同地區民間歌謠的時間順序進行分析,展現了中國自古以來的勞苦大眾們與封建勢力的斗爭,對落后思想觀念的痛斥與控告;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人民對自己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地位的贊揚與歌頌。同樣的,《歌謠與婦女婚姻問題》[15]45-73一文則濃縮了大多數底層女性的生活剪影。這篇長文在內容上涉及到了舊社會時婦女在封建禮教的束縛下苦苦掙扎的慘痛人生,也借助客家歌謠之口讓讀者了解到這些傳統的客家婦女對不正常的婚姻生活、不和諧的婆媳關系的強烈不滿之心,以及她們在得到徹底的解放之后,對自己不一樣人生的憧憬、對新生活的向往、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恩等內容。若將本文中的眾多歌謠聯系起來,可以看到一篇“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的婦女婚姻生活的史詩性長詩”。[8]18

　　文學論文投稿刊物：《文藝研究》是文藝理論刊物。研究探討古今中外文學藝術領域中的重要問題，介紹各種學派，涉及思維科學、文藝學、文藝規律、藝術學、美學、文學、戲劇、電影、美術、音樂等。是文化部主管、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的大型綜合性文藝理論月刊。1979年5月創刊，最初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0年4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1997年5月，改由《文藝研究》雜志社出版。

　　綜上,鐘敬文的那些從文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多元學科角度出發所撰寫出來的客家歌謠的學術成果,還有那些適應于當時政治需求的學術成果,都為我國的民間歌謠學建設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在這里,若要細化到每一篇的價值評判,這并不能依據其在寫文章時所使用的研究視角或是方法理論來定奪,而應該通過考察這些篇章的主旨、敘述、對理論知識的使用、案例材料的選取等來考察。對客家歌謠的研究開啟了鐘敬文的學術生涯,于他而言,這無疑是個很好的開端,其后來的研究也一直堅守著他從客家歌謠研究時就開始的那些堅守與執念。

　　參考文獻:

　　[1]陳崗龍.鐘敬文先生與《歌謠周刊》[J].民族藝術,2002(2):40-49.

　　[2]陳崗龍.鐘敬文先生與北大《歌謠》周刊[A]//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紀念鐘敬文誕辰一百年座談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2003:15.

　　[3]鐘敬文.歌謠周刊·我與她的關系[J].民間文學論壇,1992(6):15.

　　[4]趙世瑜.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1918-1937)[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1997.

　　[5]鐘敬文.我學術活動上的兩個重要時期———《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自序[J].文藝研究,1998(2):6.

　　[6]鐘敬文,楊利慧.雪泥鴻爪———鐘敬文自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5.

　　作者：張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