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馮庸及馮庸大學在近代東北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近半個世紀以來，關于馮庸畢業于何所學校始終存在不同說法，“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北京陸軍講武堂”“陸軍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后轉入北京第二陸軍講武堂”等都曾出現在文獻典籍之中‍‌‍‍‌‍‌‍‍‍‌‍‍‌‍‍‍‌‍‍‌‍‍‍‌‍‍‍‍‌‍‌‍‌‍‌‍‍‌‍‍‍‍‍‍‍‍‍‌‍‍‌‍‍‌‍‌‍‌‍。 考究歷史發現，以上說法都不對，馮庸未進入過以上任何一個學校求學‍‌‍‍‌‍‌‍‍‍‌‍‍‌‍‍‍‌‍‍‌‍‍‍‌‍‍‍‍‌‍‌‍‌‍‌‍‍‌‍‍‍‍‍‍‍‍‍‌‍‍‌‍‍‌‍‌‍‌‍。

　　關鍵詞 馮庸 北京陸軍講武堂 軍校 考證

　　馮庸(1901—1981)，毀家紓難，創辦馮庸大學，“在東北首開私辦大學之先河”[1]217。 近些年，學界關于馮庸及馮庸大學作了一定探討，但仍有一些歷史細節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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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歷史名人，馮庸究竟畢業于何所學校，截至目前，可以看到的版本包括但不限于“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北京陸軍講武堂”“陸軍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東三省講武堂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后轉入北京第二陸軍講武堂”。 以上說法究竟哪個是準確的呢?

　　有學者認為，“馮庸自幼與張學良常在一起，關系親密”，“二人同期畢業于講武堂”。 張學良畢業于東三省講武堂，這是毫無疑問的。 1919年3月，張作霖恢復東三省講武堂辦學，并將校名變更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 同年張學良進入講武堂炮兵科學習，成為東三省講武堂第一期學員，并于1920年畢業。 說馮庸與張學良同期畢業，那也就是說馮庸同樣畢業于東三省講武堂，這是毫無歷史依據的。

　　也有人說，馮庸不僅“與張學良一同畢業于東三省講武堂，又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2]21。 說馮庸畢業于東三省講武堂是不正確的，至于是否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也是存疑的。

　　保定軍官學校與東北講武堂、云南講武堂、黃埔講武堂并稱為中國四大軍官學校，其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袁世凱在保定設立的軍官學堂。 1910年，保定軍官學堂更名為陸軍大學堂，并遷往北京。 1912年，在保定軍官學堂舊址另建陸軍軍官學校，定位為“造就初級軍官之所”[3]164，此即后來著名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該校從1912年10月開辦到1923年9月結束，歷時11年，共招生9期。 在總計496人的學員名單中，馮庸并不在列。 也就是說，馮庸不可能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臺灣學者劉紹唐在其主編的《民國人物小傳》中，稱馮庸于1919年“入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翌年卒業”[4]273。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國軍事人物辭典》及《臺灣歷史辭典》等諸多記載中，皆表達出馮庸于“1919年入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1920年于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畢業”的觀點。 那這個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到底是不是馮庸就讀的學校呢?

　　歷史上，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確實存在過，但其從籌備到取消僅僅半年多的時間，影響甚小。 1915年，北京陸軍講武堂成立，鮑貴卿出任堂長(即校長)，這是一所直隸于陸軍部，專門培訓“差遣候差”的各閑散軍官和在職軍官的一所陸軍教育機構。 第一期招考學員185名，按各學員程度的高低分甲、乙兩個班級，學制10個月，1916年2月開學，同年12月畢業。 1917年1月，由于各部隊要求入講武堂學習的軍官較多，陸軍部又擬開設一所講武堂，原講武堂奉命改名為陸軍第一講武堂，仍由鮑貴卿擔任堂長，新開的稱陸軍第二講武堂，陳文運出任堂長。

　　第一、第二講武堂各設學額600名，學制改為一年半。 同年，鮑貴卿在張作霖的運作下辭去第一講武堂堂長職務，出任黑龍江省督軍。 8月14日，北洋政府大總統同意了陸軍總長段祺瑞將“陸軍第一第二兩堂歸并定名陸軍講武堂”的呈請，“于是第一講武堂就與第二講武堂合并，改成陸軍部講武堂”[5]688，由陳文運擔任堂長。

　　由此看來，以往認為馮庸1919年進入北京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的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不正確的，畢竟在1917年8月該校已經合并成為北京陸軍講武堂。 所以說，即便馮庸確實進入了這所學校，那也應稱之為北京陸軍講武堂。 接下來的問題是馮庸究竟是否考入了該所學校?

　　據《故馮庸先生生平事略》所記，1919年馮庸奉父命進入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學習。 這也成為后來人們在研究馮庸及馮庸大學時最為倚重的歷史資料，無論是臺灣學者還是大陸學者始終堅信馮庸于1919年入學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 而實際上，曾經的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早在1917年即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馮庸如若真的曾在此求學怎會不知，即便說由于歷史久遠的原因，馮庸誤將北京陸軍講武堂記為北京陸軍第二講武堂，那也不足以證明他在該校求學過。 馮庸從未在公開場合談起過他的軍校生涯，即使在回憶自己的過往，也是從19歲以后說起，稱自己“十九歲(即1920年——引者注)的時候就出去做事，在軍隊里負務”[6]305。

　　不同時期，海峽兩岸的學者對馮庸就讀的學校提出不同的意見，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馮庸從未進入過任何軍校求學。 如前文所述，北京陸軍講武堂從1915年開始籌辦，1916年2月到該年12月進行了為期10個月的培訓，是為第一期。 1918年2月到1919年11月又進行了第二期的培訓。 1919年11月，北京政府陸軍部發出通告，“陸軍講武堂，期滿停辦”。 而實際上在1918年底時，社會上已盛傳北京陸軍講武堂將要解散，“堂長陳文運刻正結束一切，不日即行解散”，因此北京陸軍講武堂在1919年及之后的招生從未發生。 馮庸于1919年入學北京陸軍講武堂，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

　　馮庸及馮庸大學是近代東北非常有名的歷史存在，廓清一些基本史實有助于更加生動立體地認識馮庸這個歷史人物。 馮庸自己也從未講過自己畢業軍校，出于對歷史的尊重，應該還原一個真正的馮庸。

　　參考文獻

　　[1]李秉謙.中國私立大學史鑒[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6.

　　[2]遼寧省教育史志編纂委員會.遼寧教育人物志[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3]來新夏.北洋軍閥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9.

　　[4]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第五冊[M].上海：三聯書店，2015.

　　[5]陳文運.復辟之役馬廠誓師親歷記[M]//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一冊政治軍事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6]馮庸.教育主義之緣起[J].馮庸大學校刊，1930(3).

　　★作者簡介：顧延欣，大連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遼寧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黨史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