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收藏并閱讀了近三百部越人詩文集，立足于“言志”的文學立場和“儒家人文主義”的思想視角，他對鄉賢著作的閱讀和闡釋帶有鮮明的個人癖好。他對那些能夠獨立思考、真情流露的文字特別感興趣，對尊重科學常識、遵循人情物理的著作也予以特別關注，對鄉賢詩文中提及的故鄉景物寄托了思鄉之情。但是，周作人對先賢著作的閱讀和接受并非沒有問題，由于思想立場的偏狹，他對陸游、王陽明等人的理解有失片面。

　　【關鍵詞】周作人;越中鄉賢;詩文集

　　1914—1915年間，周作人幫助魯迅搜集、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該書輯錄了8種魏晉至隋朝學者所著會稽郡史傳、地記之佚書，目的在于“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于故”。受此啟發，周作人從1915年起，便有志于搜集越地鄉賢著作：“民國初年我在紹興城內做中學教師，忽發鄉曲之見，想搜集一點越人著作，這且以山陰會稽為限。”①據研究，周作人終其一生共收藏越地越人著作四百六十余部，這些著作大致可以劃分為四類：越地風土民俗的著作、越地歷史類著作、越人詩文集、其他越人著述。②

　　其中近三百部為越人詩文集，涉及詩、詞、文、日記、尺牘、詩話等文體。除王充、陸游之外，著者以明清時期為主，既包括王陽明、王畿、徐渭、屠隆、陶望齡、王思任、張岱、劉宗周、朱舜水、祁彪佳、胡天游、黃宗羲、章學誠、王衍梅、陶元藻、李慈銘、平步青等文史名家，也涵蓋了李壽朋、周調梅、魯曾熠、張桂臣、范嘯風、沈宸桂等名不見經傳的民間知識分子。當然，作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和批評家，周作人不止于搜集、收藏同鄉著作，還對之進行閱讀、理解、闡釋和傳承，且以一種特殊的“讀書錄”的方式寫成隨筆。

　　在這些隨筆中，他以閱讀為契機，大段摘抄原著，同時將自己的意見穿插其間。周作人就是以這種“夾抄夾敘”的方式來達成與諸位鄉賢之間的心靈交流和思想碰撞的。本文以周作人的這些“讀書錄”或曰“書話”為研究對象，試圖概括出他讀解鄉賢詩文的思想立場和基本觀點，這既有助于加深對周作人思想的理解，也有利于推進越地文學和文化研究。

　　一、“言志”：讀解鄉賢詩文的文學立場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正統文學觀念是“文以載道”，推崇“文治之文”，視文學為政教德化之業。周作人將此正統文學觀念命名為“載道”觀，而他自己則主張“言志”觀，他明確地提出：“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③他還經常襲用公安派的口號來表達“言志”觀，即“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這實際上屬于一種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文學或文化立場(“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愿講的話”)，也正是他讀解鄉賢詩文的基本立場。

　　在散文中，周作人非常推崇張岱和王思任，二人的特點在于講性靈、有個性、有趣味。周作人固然認為公安派和竟陵派將晚明性靈文學思潮推向了高峰，但是，在他眼中，張岱才是集大成者，“后來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其中如《瑯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兩書，里邊通有些很好的文章。這也可以說是兩派結合后的大成績。”他尤其喜愛《陶庵夢憶》，原因在于：

　　一是“頗有趣味”;二是集中文章皆是“性情的流露”。④在《再談俳文》一文中，周作人指出，張岱為文難得有“俳諧”的情調，即使身處逆境，也常發調侃之語，這便與“載道”派的正經文章迥然有別。而在詼詭、戲謔的風格方面，王思任當然更具有典型性。周作人尤其欣賞他的《文飯小品》，他指出：“以詼諧手法寫文章，到謔庵的境界，的確是大成就，值得我輩的贊嘆”。總之，周作人認為，張岱和王思任都有反對名教的傾向，都能夠打破例規，“說自己的話”，從而與“載道”派拉開了距離。其文“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他們與徐渭一起，成為近三百年來浙江乃至中國文壇“飄逸”一派的代表性人物。⑤

　　周作人在《再談尺牘》一文中說：“我近來搜集一點尺牘，同時對于山陰會稽人的著作不問廢銅爛鐵也都想要，所以有些東西落在這交叉點里，叫我不能不要他，這便是越人的尺牘。”⑥他對尺牘和日記有所偏愛，因其更加便于“言志”，“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達作者的個性。”⑦茲舉一例。在明清時期的越人尺牘中，周作人除了閱讀過王畿、徐渭、陶望齡、王思任、張岱等名家之作，還專門抄錄了陶望齡的堂侄陶崇道的《拜環堂尺牘》。引起周作人注意的有兩點：

　　一者，陶崇道在書信中“亂談國事”，譬如，他曾寫道：“奴虜披猖，闌入內地，我以七八十年不知兵之將卒當之，不特彼虎我羊，抑且羊俱附虎，如永遵二郡上自縉紳下及走卒，甘心剪發，女請為妾，子愿稱臣，牽挽不放胡騎北去者四越月于茲，言之真可痛心，想老公祖亦不禁其發之欲豎也。”⑧

　　這里既有對晚明軍政潰敗的揭露，言辭之中，也不乏對清軍的貶斥。但是，此書居然未被清朝列入禁書，這一點令周作人在滿足了一種“野史”癖之余，不免覺得驚奇。再者，陶崇道還時作“妙語”，如《通張葆一巡撫》中有一句：“弟處此譬之老女欲與群少年斗脂競粉，不特粗眉不堪細畫，亦覺宿酒不比新筜。高明何以教之?”周作人評論道：“這些文字都寫得不壞，自有一種風趣，卻又不落入窠臼，以致求陳反新。”顯然，這是符合周作人的“言志”文學立場的。

　　二、“激發志氣”：對越中先賢的仰慕和評價

　　早在1915年，周作人在《讀書雜錄二十四則》中便輯錄了張岱的《於越三不朽圖贊》。此書記載了有明一代能夠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越中精英一百余人的圖贊，每人的圖贊均包含畫像、傳記、贊語三部分內容，寄托了張岱的仰慕之情、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周作人感嘆道：“后生小子，時一展對，足以激發志氣”。⑨在明朝文人中，周作人對徐渭和王思任極感興趣。圖贊中對徐渭描述道：“徐文長渭，山陰人。性縱誕不羈，以狂遭酈炎之獄，先文恭力救得出。出則放浪麴蘗，恣情山水，縱橫跌宕，益豪于詩”。王思任“少年狂放，以謔浪忤人，官不顯達，三仕令尹，乃遭三黜。”⑩

　　周作人對他們的“狂”追慕不已，在他看來，后世“專事苛細精干”的紹興“師爺”和“錢店官”與之相比，“那種豪放的氣象已全然消滅”。在越地先賢中，周作人自稱最佩服的是漢代王充。他在《藥味集•序》中說：“昔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來服膺此訓，以是于漢以后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其次則明李贄，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⑪

　　當清代李慈銘在《越中先賢祠目》中序例中提出：“然如王仲任為越士，首出《論衡》一書，千古談助，而其立言有違名教，故不與”，⑫試圖以“有違名教”的名義摒棄王充，這是周作人所不能茍同的。他認為，王充的疾虛妄的精神、愛真理的態度、重情理的文章才屬于真正的“儒家”。周作人將王充跟李贄、俞正燮一起列為中國思想界的三盞燈火，并對其《論衡》推崇備至：“王仲任為吾鄉先賢，素所景仰，嘗謂與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為中國思想界不滅之三燈，《論衡》中九虛三增至今猶有萬丈光焰。”⑬

　　也正因為周作人將儒家精義縮減成“疾虛妄”“重情理”，所以對漢以后的儒家，尤其是程朱陸王之學頗為反感。他批評后世的儒家使重視人情物理的原始儒家走向了“道士化、禪和子化、差役化”，⑭淪落為虛偽的綱常名教。出于這種思想立場，他對越地先賢中的大儒總體評價并不高，譬如，對于張岱在《於越三不朽圖贊》中列為第一的王陽明，他很少提及。對劉宗周、黃宗羲等人也表示不感興趣。對于梁啟超所稱頌的“清初五大師”之一的鄉賢朱舜水，他倒是專門寫過一篇文章。但是，周作人在文中指出，“朱君的節義固極可欽，其學問則非我所能懂，蓋所宗無論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學總是不甚可解的。”他對朱舜水感興趣的主要有兩點：

　　第一，《朱氏談綺》中談到許多“果獻樹竹、禽鳥鱗介”等方面的生物學知識;第二，能體現出朱舜水個人性情的文字，“文集中的疏揭論議正經文字，又《陽九述略》，《安南供役紀事》等，固足以見其學問氣節，但是集里的書牘九卷，答問三卷,《談綺》三種，其瑣屑細微處乃更可見作者之為人，是很有意思的資料。”

　　不難看出，周作人對鄉賢的閱讀和理解是帶有鮮明的個人癖好的。三、“越人安越”：鄉賢詩作中的“事和景”周作人對紹興有濃厚的故鄉情結，這就是他在人到中年之后所謂的“越人安越”：“余生長越中，十八歲以后流浪在外，不常歸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跡不到浙江蓋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習性終于未能改變，努力說國語而仍是南音，無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無異于吃腌菜說享個時，愧非君子，亦還是越人安越而已。”⑮收集、閱讀越人的詩文集，正是滿足他思鄉之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于為什么喜歡看同鄉人的詩文，周作人有過明確的解釋，即出于“鄉曲之見”，“因為‘鄉曲之見’，所以搜集同鄉人的著作，在這著作里特別對于所記的事與景感到興趣，這也正由于鄉曲之見。

　　紀事寫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獨于鄉土著述中之事與景能隨喜賞識者，蓋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親歷，故感覺甚親切也。”⑯周作人搜集到很多同鄉人的詩作，如《會稽掇英集》《廣會稽風俗賦》《會稽三賦》《越中名勝賦》《越中百詠》《越詠》《鑒湖棹歌》《墟中十八圖詠》《越風》《娛園詩存》《柯園唱和集》《鞍存雜詠》《白華絳柎閣詩》《洗齋病學草》《越妓百詠》等等。但是，他關注的重點卻不是這些詩作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價值，而是其中所提到的家鄉的“事和景”。

　　為此，他曾自嘲道：“我這樣的讀詩文集，有人或者要笑為買櫝還珠，不免埋沒作者的苦心。”娛園是前清舉人秦樹銛的別業，李慈銘、陶方琦等著名文人所結的“皋社”就在那里。據周作人記載，他的大舅父是娛園主人的女婿，所以有了幾次游賞娛園的機會。

　　《娛園詩存》就是“皋社”詩人題詠娛園的詩詞集。如《娛園詩存》卷三中樊樊山的《望江南》一詞云：“冰觳凈，山里釣人居。花覆書床偎瘦鶴，波搖琴幌散文魚：水竹夜窗虛。”陶子縝的一首云：“澄潭瑩，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蠣洞，柳絲泉筑水鳧床：古幀寫秋光。”可以約略想見它的幽雅了。雖然周作人見到的娛園已然接近于廢墟，但作為兒童時代的游樂之地，留下的總是溫馨的回憶。更何況，在那里，周作人還有過一場“單相思”式的懵懂初戀，因此便對“娛園”有一種特別的情懷了。《柯園唱和集》是沈槱元、王袞錫等五十二人的唱和之作，收錄七言絕句五百八十首。

　　周作人說：“鄙人不解詩，讀之亦覺得無甚好句，但是對于此集感到興趣者，則以柯園乃是沈園故址故也。”沈園因陸游和唐婉的愛情悲劇而聲名遠揚，周作人便又聯想到著名詩人陸游，他引用《越風》中的一段記載：“沈翁家有園亭，在春波橋畔，放翁逢其故婦詩，曾見驚鴻照影來，即此地也。少時觴詠其下，有和主人柯園諸景詩。內一方池澄泓，可鑒毫發。”對于周作人而言，沈園既是一種文化記憶，也是一抹文化鄉愁。

　　他曾賦詩一首：“禹跡寺前春草生，沈園遺跡欠分明，偶然拄杖橋頭望，流水斜陽太有情。”另外，在讀詩集《繞竹山房詩稿》時，周作人也表示：“詩不甚懂得，《續稿》中有絕句數十首紀鄉土風物，頗覺可喜。”很多時候，他甚至將這些詩集作為越地民俗的資料，這確實是周作人讀詩的獨特之處。

　　四、結語：周作人闡釋鄉賢詩文之失

　　綜上所述，周作人收藏并閱讀了近三百部越人詩文集，立足于“言志”的文學立場和疾虛妄、重情理的“儒家人文主義”思想角度，他對鄉賢著作的閱讀和闡釋帶有鮮明的價值取向。他對那些能夠獨立思考、真情流露的文字特別感興趣，對尊重科學常識，遵循人情物理的著作也予以特別關注，對鄉賢詩文中提及的故鄉景物無不為之動容。但是，周作人對先賢著作的閱讀和接受并非沒有問題。

　　首先，他的“言志”文藝觀是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核心理念的，“至少在理論上徹底放棄了對于國家、民族、社會、人民的任何宗教性的信仰和責任感，還原為純粹的個體，把五四時期已經提出的‘救出你自己’的個人本位主義原則發展到極端。”⑰以這種眼光去讀詩文，必然會出現偏差。譬如，對于著名愛國詩人陸游，周作人居然無視他的九千多首愛國詩作，僅對《老學庵筆記》感興趣，而且也只是關注其中的“瑣語”，甚至說：“《筆記》中有最有意義也最為人所知的一則，即關于李和兒的炒栗子的事。”其實，《老學庵筆記》同樣滲透著陸游的愛國主義精神，周作人的這種解讀完全是避重就輕，難免會誤導讀者。

　　其次，周作人將儒家思想縮減為“疾虛妄、重情理”，將程朱陸王之學一概視為綱常名教而加以批判，也是有偏頗的。簡要地說，儒家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實現“仁政”理想的，同時，也有利于提升民眾的道德修養。越中第一大哲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的精義也正在于此。然而，周作人對此是麻木的，這在一個側面上也體現了“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批判儒家思想的偏差。

　　作者：丁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