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國際法的人本化趨勢，國際投資法也出現了社會化轉向。國際投資法主要經歷了國有化、自由化和社會化三個發展階段，社會化趨勢體現在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文章認為無論是從社會價值凸顯，還是國際法人本化潮流和可持續發展觀等視角來分析，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趨勢都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社會化轉向是國際投資法發展的必然。

　　[關鍵詞]國際投資法,社會化,理論背景

　　眾所周知，人本主義是現代西方哲學兩大思潮之一，其精神內核在于對于人本身存在意義的關注，認為人才是世間萬物的中心，人的自由和價值是一切行動的標尺。①而人本主義思潮對于國際法的影響體現為國際法的人本化。現代國際法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國際法的人本化趨勢。②作為國際法的重要分支，國際投資法的人本化則體現為社會化趨勢，本文擬就國際投資法社會化轉向的理論背景進行分析。

　　一、國際投資法的發展歷程

　　大規模的國際投資發生在二戰以后，國際投資法逐步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國際經濟法的分支。按其典型特征可分為國有化、自由化和社會化三個階段。③國有化和自由化兩個特征較為顯著的發展階段源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南北矛盾”。20世紀60年代，一大批新獨立國家政治主權得到確立，但經濟主權仍掌控在西方列強手中，為奪回經濟上的主權，特別是自然資源等經濟命脈的控制權，廣大發展中國家掀起了針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投資的國有化浪潮。

　　④但發展中國家維護了自己經濟主權的同時，也阻遏了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不利于利用外資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而發展中國家對外資仍有著迫切的需求，20世紀8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開始約束自己的國有化行為，開始制定吸引外資的政策，國際投資的自由化時代到來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經濟自由化成為必然趨勢，國際投資的自由化是在國際經濟整體自由化的背景下發生的，20世紀80年代后，發展中國家開始敞開外資進入的大門，競相提高外資保護標準，逐步取消對外資的嚴格管制。特別是國有化行為急劇減少，聯合國跨國中心數據顯示，1975年發生了53次國有化事件，而1985年只有1次，隨后的5年內則沒有發生此類事件。

　　⑤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則得到了推廣，締約國范圍遍布全球，協定數量也呈猛增態勢，僅1995年就有172項協定產生，⑥比20世紀80年代之前20年簽訂的此類協定數量還多。國際投資法的自由化首先表現在市場準入度的提高，外資準入的范圍逐步擴大，外資審批由繁化簡，更為重要的是對外資的履行要求逐步放寬;其次就是外資的保護標準大為提高，公平待遇標準、最惠國待遇標準和國民待遇標準都逐步被發展中國家所接受;在程序上的表現就是以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為代表的投資者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得到廣泛應用。

　　⑦但是國際投資法的自由化極大削弱了東道國對外資的規制權。雖說這種經濟主權的讓渡是東道國為了發展本國經濟而自愿的，但后來的實踐表明，這種自由化的進程已經超出了東道國的預設，調控外資的立法權和管理權受到了挑戰和制約，國家政策調整能力被極大削弱，國際投資法開始了社會化轉向。

　　二、國際投資法革新的社會化趨勢

　　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是為了應對自由化帶來的一系列弊端。國際投資法自由化符合發達國家的整體利益，也曾一度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但這種自由化的趨勢下，投資者的個體經濟利益被過分強調，加上東道國規制權的受約束，犧牲了東道國的環境、勞工權利等公共利益，因此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轉向是對自由化的反制，主要體現為國際投資法對環境、公共健康、勞工權利和人權等社會價值的重視。

　　進入21世紀以來，為應對國內市民社會改革國際投資條約的強烈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作為外資的主要引入國，從限制投資者權利、維護東道國外資管制權入手，開始要求變革國際投資條約。而以美國、加拿大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由于引入外資也呈逐年上升趨勢，其國內也發出對過度自由化的國際投資法的擔憂之聲，開始致力于國際投資法的改革，改革主要體現在實體規則和程序性規則兩方面。實體規則方面，越來越多的雙邊投資條約在序言中開始出現一些原則性的規定，用以強調對經濟價值以外的社會價值、人權利益的重視。

　　⑧2002年歐洲自由貿易區與新加坡協定中第一次將投資和人權保護聯系在一起：雙方有義務遵守聯合國憲章以及關于人權的普遍宣言中人權保護的義務;在2011年修訂的20項國際投資協定中，有12項在條約序言中提及健康與安全、勞工權、環境保護或可持續發展;有11項明確承認雙方不應為吸引投資而放寬健康、安全或環境標準。

　　⑨2012年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關于促進和相互保護投資的協定》序言中規定，締約雙方“承認有必要在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促進投資;希望基于平等互利強化締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美式雙邊投資條約2004年范本在其第8條特別指出：此條規定不能影響締約國采取保護人類、動植物生命健康和保護不可再生自然資源等的環境措施。第12條專設“投資與環境”內容，指出不得將犧牲國內環保利益作為吸引外資之手段。

　　加拿大雙邊投資條約2004年范本第11條也作出了相似的規定：以放棄國內公共健康、環境安全等方式刺激外來投資是不適宜的。⑩程序法方面，由于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存在著一系列缺陷，如片面保護投資者利益、仲裁過程的秘密性、仲裁結果不一致性等，對仲裁機制進行社會化趨勢改革的建議和舉措也一直處于進行時當中。

　　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增加東道國在仲裁機制中的話語權，在關涉公共利益問題時，維護東道國的規制主權，要求用盡國內救濟。􀃊􀁉􀁓二是改革仲裁員選任制度，解決仲裁員獨立性、公正性問題。2012年，有歐洲民間社團發布報告，認為律師事務所和仲裁員是國際投資仲裁的最大獲益者，這引起了民間和政府決策者的極大震動。三是仲裁程序正在變得透明，不造成當事人商業秘密泄露的情形下允許法庭之友參與仲裁過程。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制定的《投資人與國家間基于條約仲裁透明度規則》于2014年4月生效，而基于該規則制定的《投資仲裁透明度公約》也已經于2015年3月開放供各國簽字批準。

　　四是允許利益相關人參加仲裁。典型的美式自貿協定中作出規定，投資協定締約方在公平公正透明的程序下，提供便利，使得利益相關人通過行政或司法程序尋求涉及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的法規得到遵循。五是勞工、環境議題引入解決機制。從北美自貿協定(NAFTA)開始，將勞工、環境議題納入爭端解決機制，并逐步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第19章、第20章分別就勞工和環境議題規定了爭端解決辦法。

　　三、國際投資法社會化的理論背景

　　(一)國際投資法社會化：社會價值凸顯的必然趨勢

　　從價值保護角度來看，法律發展史，就是一部價值選擇史，相沖突的價值總是以“范疇對”的形式出現，如，秩序與自由、效率與公正、實體價值與程序價值、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等，而這兩種價值都是合理且無法替代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兩難問題”，􀃊􀁉􀁔只是在某個時期，法律總要在二者之間有所側重，并最終達到一定的平衡。

　　從主體角度來看，法律經常在保護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來回搖擺，以部門法中的民法發展為例，民法從最初的義務本位到后來的權利本位，個人利益開始得到高度重視，但這種權利本位的極端化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民法的價值取向開始轉向社會本位，契約自由不得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為了社會福利和公平，法律要求特定權利主體承擔一定的義務，這可以說是民法的社會化轉向。

　　以單個國家法律發展為例，美國法發展的始終都貫穿著個人自由與公共安全、私產權利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價值沖突和協調，有學者稱，把握了這種價值選擇的過程，就基本了解美國法的發展史和發展脈絡。􀃊􀁉􀁕即使如美國這樣一個崇尚個人主義和經濟自由化的國度，個人權利發展到一定程度，仍然會受到社會公共利益的強有力制約，20世紀40年代，美國法開始重新強調社會價值的重要性，“公眾的抗議讓法律的目標重新歸位，就是保護公共利益、維護秩序和公平”。

　　􀃊􀁉􀁖可見，一般在社會發展早期，為了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法律總是首先注重個人權利的保護，但個人自由追求私利卻并沒有帶來公共利益也得到保障的“自由放任主義”所主張的理想狀態，􀃊􀁉􀁗公眾自會提出法律要保護社會價值的吁求，法律社會化的趨勢帶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特征。自然法學家普芬道夫17世紀就指出，人的本性是兩面的，既自愛自利又追求安靜和善的社會秩序，這也構成了自然法的兩個基本原則：追求私利是人們的本性，但仍有著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全的另一面。􀃊􀁉􀁘

　　國際投資法屬于國際法的范疇，國家是國際法最重要的主體，在價值選擇過程中不僅牽涉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必然是國際法關注的重要對象。雖然將這三種利益放在一起討論并不常見，但在國際投資法中對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三者之間的關系則有必要進行理論上的廓清，因為根據不同主體來考慮利益，更能接近事實的真相，社會雖然是由利益主體們合作產生，利益一致的同時，利益也相互沖突的。􀃊􀁉􀁙

　　個人利益主要指投資者的利益，而社會利益的主體是相對于國際投資者的人的集合體，有時這個集合體是某一個國家的人民組成，有時是由不同國家的同類人組成。作為國際法主體，國家有自己的利益，有時和個人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但有時并不一致。對于東道國來說，有時會為了國內經濟的發展而犧牲本國環境、勞工權利等社會利益，此時國家利益擺在了社會利益的前面，可見，國家利益有時也是社會利益的敵人，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不僅要挑戰對投資者個人利益的過度保護，也需要摒棄狹隘的國家利益，不能以犧牲社會利益為代價來保護一些所謂的國家利益，一些自私的國家精英常會利用制度來進行盜竊和壓迫，􀃊􀁉􀁚把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偽裝成國家利益。

　　(二)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以國際法人本化為大背景

　　國際法的人本化是現代國際法發展的新趨勢，當代著名國際法學家曾令良先生曾撰文詳細論述了這一問題，而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屬于國際法的人本化一個方面的體現，是以國際法的人本化為其大背景的。曾先生在文中指出國際法的人本化肇始于國際人道法和國際人權法的發展，具體體現在國際法的理念、價值、原則、規則、規章和制度等越來越注重單個人和整個人類的法律地位、各種權力和利益的確立、維護和實現。􀃊􀁉􀁛

　　從國際法人本化的主體和對象來看，包括個人和人類，其內容則包含法律地位的提升和各種權利、利益的保證。對于個人(包括法人)來說，個人在國際法上地位的提升是主要標志，雖然個人能否作為國際法上的主體仍未形成定論，但國際人道法、國際人權法等的發展，則在實際上賦予了個人一定的國際法上的主體資格，對個人的權利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國際投資法的自由化，對投資者的利益給予了高標準的保護，程序上更是取得了針對國家解決投資爭端的訴權，這都是國際法人本化趨勢下個人權利、利益得到保障的體現。

　　對于整個人類來說，國際法的人本化則意味著現代國際法不再僅僅關注國家或是單個人的利益，相關的原則、規則、規范和決策程序等開始強調保護和促進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這在多個國際法的新領域都有體現，如海洋法中國際海底開采制度，普遍性管轄范圍的擴展和國際刑法的發展，國際環境法的興起等，在國際投資法領域，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經濟自由化程度越來越深，跨國經濟活動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了一系列的環保、勞工及人權等問題，許多體現人類共同利益的社會價值被嚴重侵蝕，國際投資法從實體和程序兩個方面也發生了諸多變革，雙邊投資條約從保守、自由模式向和平衡模式轉變，􀃊􀁊􀁒從對投資者利益過度保護向尊重東道國政策規制權轉變，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強調，ICSID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增加等。

　　可見，從國際法人本化的主體和對象來看，人本化概念本身就意味著不同主體之間會發生利益沖突，人本化一方面可以體現為重視個體利益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在國際投資法領域，這種沖突尤為明顯，投資者國際法主體地位的提升，對個體利益的過度保護，導致了東道國勞工權利、環境保護等社會利益的損害。

　　(三)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契合可持續發展理念

　　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在其1962出版的《寂靜的春天》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環境保護的概念，引發了人們的強烈的關注，生產與經濟部門認為這極大損害了其利益，認為這是一種危言聳聽的言論。但隨著各種環境問題的加劇，能源危機的出現，該書的理念最終還是在社會廣大民眾中引起共鳴，人們認識到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環境問題也逐漸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中心議題，可持續發展思想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形成。

　　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倫特夫人為主席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報告將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糧食、物種和遺傳、資源、能源、工業和人類居住等方面，認為過去那種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給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而大自然也正在報復人類，各種惡劣的極端天氣、跨越國界的污染及傳染病等給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極大的損失，被破壞的生態已然成為經濟發展的掣肘，眼下急需找到一條能支撐不同代際、不同國家或地區都能持續發展的新模式。

　　這種新模式既能讓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或地區得到發展，又要在生態環境的限制內發展經濟。為此，所有國家，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制定本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時，國際社會在制定各種國際條約時，都要秉持可持續發展原則。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就是要求投資者不能只關注經濟的發展，追求個體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時，要重視環境保護、公共健康、更大范圍的集體人權等社會價值，這與可持續發展理念是一脈相承的，而在可持續發展理念得到國際、國內廣泛認可后，國際投資法的社會化趨勢改革也日益顯著，國際投資與可持續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了。

　　注釋

　　①李萬軍.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生成及其流變[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

　　②曾令良.現代國際法的人本化趨勢[J].中國社會科學，2007(1)。

　　③王彥志.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與國際投資法的第三波[J].國際經濟法學刊，2006，13(3)。

　　④王鐵崖.中華法學大辭典(國際法學卷)[M].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329。

　　⑤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編.1992世界投資報告[R].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中譯版，285。

　　⑥聯合國貿發會議編.1996世界投資報告[R].1996年英文版，147。

　　⑦https://icsid.worldbank.org/apps/ICSIDWEB/cases/Pages/AdvancedSearch.aspx，2018-10-16。

　　⑧UNCTAD，BilateralInvestmentTreaties1995—2006:TrendsinInvestmentRulemaking，UnitedNations，4(2007).

　　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12，TowardsaNewGenerationofInvestmentPolicies，UnitedNations，90(2012).

　　⑩徐崇利.“間接征收”之界分：東道國對外資管理的限度[J]，福建法學，2008(2)。􀃊􀁉􀁓

        NLavranos,DesigninganInternationalInvestor-to-StateArbitrationSystemAfterOpinion1/09,CommonCommercialPolicyafterLisbon(2013).

􀁉􀁔[美]伊凡.證據法中的價值沖突[A]，載伊凡主編，鄭哲民譯：法律社會學[C]，巨流圖書公司，1993：212。

􀁉􀁕[美]伯納德·施瓦茨著.美國法律史[M].王軍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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