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年09月28日 分類:推薦論文 次數:
本篇文章是由《語文學習》發表的一篇語言論文,一直致力于提高中學語文教育質量、中學語文教師的教研水平及教學能力,20年多來,它以促進語文學科教育改革,面向素質教育為辦刊方向,已經形成“觀點新穎、內容翔實、思維活躍、語言典雅”的整體風格。
一、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及其表現
所謂全球化,一般理解為全世界經濟、政治、技術、文化整合的綜合過程,也可說是這些模式或特征在全球范圍移動的過程。全球化推倒國家疆界,使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本文所說的“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 globalizatio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全球化的社會語言現象,其二是為了研究這種新現象所需的新理論。在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的新視野下,全球化是有關社會語言的;語言內在于全球化過程。因此,用諸如“語言與全球化”這樣的術語來描述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不適宜的,似乎將二者割裂了開來。關于作為理論的“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我們在其他著述中有較充分的論述(Blommaert 2010)。本文簡要考察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現象的主要表現和特征,進而討論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移動性”,聯系中國/漢語情境,闡述移動性研究的兩大課題。
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現象有三個主要表現。
首先是全球化對語言本身的影響。因特網的興起形成了重要的社會語境,使新的話語類型或模式、新的實踐、新的認同迅速發展;語言變化隨著網絡活動而發生,例如采用拉丁化的詞語形式而非母語形式;各種英語變體通過新的力量傳播到全球;嘻哈(hip hop)音樂等流行文化在全球的盛行推動了這些新變體的傳播。
第二個方面是全球化對移民模式和移民社群的影響。難民和短時民工改變了世界范圍大城市的面貌,導致了“超多元性”(superdiversity)(Vertovec 2006),即城市中原居民與移民的混居,移民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組織形式。這其中包括全球實踐共同體構成的網絡取代了傳統的“言語共同體”,成為社會組織的主導形式(Castells 1996)。城市移民的語言多樣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手機、網絡視頻等技術使移民可以(用母語)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共同體保持密切的聯系。少數人群體的多語模式正在變化,語言保持和喪失面臨新的研究課題。
第三,英語等全球性語言的傳播改變了語言的層級秩序,少數民族語言和少數人方言面臨窘境。語言瀕危、少數民族語言保持和喪失成為凸顯的課題。“大”語言變得更“大”,“小”語言變得更“小”。然而全球性語言的使用,也形成了新的多語模式,創造著新的語言保持機會(Mufwene 2008)。
與以上三個方面相聯系的,還有對全球化的懷疑和批評。出于自己的經歷和期待,一些群體對能否成功參與全球化過程表示嚴重懷疑,由此對全球層面的活動和全球化語言說不,轉向地區層面及其語言變體。一些人周游全球,跟蹤并批判各國政府商議的全球化舉措,形成反全球化運動的話語。在歐洲曾發起運動,要求地區語言在法律保護下得到承認。
社會語言學家越來越意識到全球化的挑戰,嘗試對以上現象作出探索。例如,De Swaan(2001)和Calvet(2006)試圖概括全球化時代語言關系的一般特征;Fairclough(2006)探討了全球化對話語模式的影響;Pennycook(2007)考察了英語在全球化流行文化中的新角色。然而,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整體面貌尚不明確,原因之一是大多數研究仍局限于西方情境。這反映了學術世界的不平等,以及研究西方之外地區的迫切需要。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需在這樣的語境中進行:全球化進程發生且影響著語言的結構、選擇、使用和相關認同的形成。當今中國便是這樣的語境。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引擎;2008年北京奧運會將全球化的超級事件帶入中國,進一步刺激了旅游業的繁榮發展。這些發展已經并將繼續改變中國的社會語言面貌,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世界范圍華語圈的社會語言面貌。
二、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三個特征
2.1 影響的廣泛性
全球化對社會語言學語境的影響是全方位而非局部的,它引起社會語言學語境的總體重組。“全球化的政治和文化影響,超出了全球化實際發生的范圍”(Hobsbawm 2007:4)。即使它的直接影響僅限于少數人,間接影響也會涉及每個人,包括表面上沒有被“全球化”的人。
以因特網和手機的普及對社會交際模式的影響為例。隨著信息交流新標準的建立,各機構在日常實踐中轉而依賴新技術,如銀行業務和各種申請手續的電子化。這些機制轉型不僅影響到新技術的使用者,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不使用或沒有機會使用它們的人。在學術領域,當今主要國際期刊的投稿正向電子化發展,投稿人必須通過因特網,稿件須在電腦上做成PDF格式。這個過程不僅影響到熟練使用電子技術的學者,而且也影響到所有希望參與到學術信息交流中來的學者,例如那些沒有或僅有極少相關資源的學者。資源在學術共同體中被重新分布了。同樣,英語作為國際語言的傳播影響也極廣泛。許多國際學術刊物有明確政策:只接受英文投稿。如果承認其他語言的地位,刊物立刻就會降低檔次。不僅論文限于英語,而且必須是“好”英語,即美式或英式標準英語,而非尼日利亞英語。刊物會建議母語不是英語的學者向英語本族語者求助,修改論文。“僅限英語”政策影響到學科范圍中希望參與信息交流的所有人。差異不在于影響的有無,而僅在于直接或間接、正面或負面而已。
2.2 群體和語言變體的不平等
在全球化這一影響所有人的活動中,有輸家也有贏家。全球化的一個負面影響是擴大了個人、群體、地區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Hobsbawm(2007:3)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目前流行的自由市場全球化在帶來巨大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不平等;二者都同時發生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對全球化影響感受最深的,是從中獲益最少的人。”
例如,隨著各種機構服務的電子化轉型,某些群體獲得了方便和效率,而另一些則被排除在外。當電子郵件、QQ、網絡視頻成為交流的主要方式得到年輕人的寵愛,傳統書信往來方式逐漸退出時,依賴紙筆書信進行異地交流的老年人變得更加孤獨,甚至被遺忘。當電子投稿成為學術規范時,一些人得到極大的方便,缺少相關資源和技術的學者則被排除在外,非洲許多地區的情況就是這樣。同樣,“僅限英語”的發表政策造成了學術圈的信息傳播不平等。已經用其他語言發表的研究,如果想重新用英語向國際刊物投稿,則面臨“重復發表”、“自我剽竊”的危險。許多扎根本土的研究不為國際同行所了解(Wen & Gao 2009)。
2.3 權力資源的多元性
在制造不平等的同時,全球化也預示著集權時代的結束。雖然國家仍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扮演著強有力的角色,但它必須與各種民間機構、私人機構分享文化市場。這是由于全球化改變了語言、文化、社會和政治價值取向在社會中得以復制的工具形式。例如,國家教育系統的文化霸權被打破,政府須與私有機構分擔文化教育者的角色,如新東方學校、瘋狂英語等私人培訓機構吸引了一大批學生。全球化的媒體極大地影響著各國的流行文化。學習不再局限于學校課堂,從網絡下載外國影視劇、玩跨國電腦游戲、模仿英文歌曲等,成為英語學習的重要部分。這些非正式學習情境易于接觸,并且非常豐富,對年輕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也對文化認同、價值和原則提出了一系列新問題(Gao&Xiu 2008)。盡管官方可能將英語的膨脹視為對民族文化認同的威脅,但年輕學生可能將此視為創造機會、釋放個性的活動。
三、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的新概念:移動性
3.1 移動性及兩大相關課題
社會語言學者面臨艱巨的挑戰,即如何更新理論和方法以研究全球化的社會語言現象。以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范式,是以靜態的“言語社區”為常態,在此基礎上去談“接觸”等問題的。而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需要新的以“移動”為常態的范式(Blommaert & Dong 2010)。Blommaert(2007a、2007b、2009、2010)已對部分新概念進行了闡述。這組概念的核心是“移動性”(mobility),即人通過語言符號的使用在社會空間中的移動,以及移動的能力或潛力。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必須是有關移動性的社會語言學。“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被默認為是移動的,語言向人提供或剝奪移動的可能性。人們學習某種語言,是因為它提供了移動的潛勢。另一方面,語言和圖像等符號本身也可以跨越時空、言語庫和社會指向(social indexicality)而移動,并改變形態。例如指向社會底層階級的黑人英語,通過說唱樂(Rap)形式進入流行音樂,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當中,成為時尚、“酷”的標志。
移動性有兩大相關課題。其一是語言的移動潛勢,即特定的語言或語言變體為人們提供了怎樣的移動潛勢,不同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潛勢是否有很大區別;其二是移動的人、移動的語言,即人們是怎樣通過使用自己能夠具有的語言,獲得或喪失移動性,語言如何跨越時空、言語庫和社會指向而移動,產生新的移動潛勢。前者強調社會語言學“結構”的一面,即社會結構對“移動”的影響和限制;后者則既可以是“結構”的,也可以是“建構”的(高一虹、李玉霞、邊永衛2008),它可以揭示人是如何在結構影響下移動或被束縛的,也可以揭示個體或群體的人如何發揮主體性,創造“符號機會”(semiotic opportunity)而移動于社會空間,建構新認同。就“結構”與“建構”而言,移動性研究側重的是經常被忽略的“結構”的一面。
下面我們聯系中國/漢語情境探討這兩大課題。中國學者已經在相關領域做了不少研究,特別是描寫性調查,獲得了寶貴材料。這些材料可以在以移動性為核心的全球化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得到解釋。同時,也還有更多現象、問題和領域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