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司法論文發表了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之發展與啟示，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件國際上都非常關注的事情，很多學者對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也越來越側重于少年犯罪和保護性司法的研究，那么美國兒童福利制度與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是什么關系呢?
 

　　摘要：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最初容身于福利制度之中，后與專門兒童福利機構逐漸分離，并進一步發展完備起來。當代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基本內容、審判組織、管轄范圍、程序保障等均具有一定的特色，這為構建我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提供了基本啟示：未成年人司法不僅包括對“罪錯少年”的特殊懲戒與保護，更應包括以兒童與家庭為核心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以理性的兒童觀為基礎，通過司法與福利制度的合理功能分區與合作，在親權不明、監護存在糾紛或失當時啟動民事司法程序，通過專門法院的審理促成監護功能的實現，以真正實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關鍵詞：司法論文,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啟示

　　多年來我國的未成年人司法(結合各國的一般用法及我國的司法實踐，以下亦稱少年司法制度)實踐更多地體現出刑事化傾向，國內學者對域外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也較多側重于未成年人司法中少年犯罪與保護性司法的研究，但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絕不應簡單地理解為是對“罪錯少年”的特殊懲戒與保護，少年法院也絕不應成為單純的“初級刑事法院”，[1](p393)我們亦應關注域外少年司法較為發達國家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另外一極，即以兒童與家庭為核心、在完善的福利體系支撐之下作用更深遠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發展，以推動我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于此，筆者選取最具代表性的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就其源起與發展作一分析，以試圖為我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構建提供基本邏輯參考。

　　為了研究內容的統一，筆者首先對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一界定。所謂未成年人，是指依據一國立法未達成年年齡標準的人。而根據《兒童權利國際公約》，18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成年年齡低于18歲，一般稱為兒童。所謂“少年”，當今各國立法大都傾向于為其規定“年齡區間”，如英國《兒童及少年法》規定8周歲以上17周歲以下的人為少年，“少年”更多的是與犯罪和身份罪錯相關聯。基于本文研究旨趣，除明確標示外，未成年人、兒童為同義語，根據語境變換進行選擇，在談及司法制度發展時仍沿用最初的“少年法院”、“少年司法”等用法，但以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為一般用法。

　　一、美國兒童福利制度與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誕生。

　　(一)兒童福利制度的源起。

　　美國少年司法最初容身于福利制度之中。美國兒童福利政策因循英國傳統開始，18世紀末19世紀初《濟貧法》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淵源，其確立了減輕、緩解危難者(包括兒童)的困難與痛苦的國家責任，將危境兒童置于國家監護(parens patriae)之下。隨后，各地執行《濟貧法》的官員們繼續依靠招收學徒和各種形式的直接援助以及設立專門機構來幫助窮困者、無人照料者以及孤兒，同時他們還批準將兒童置于救濟院或將其拍賣給最低條件的競拍者。[1](p15)由于人們觀念中對兒童權利的漠視，盡管有了國家監護的雛形，但兒童民事權利的保障程度依然很低。19世紀早期，新的家庭觀念將兒童作為一個有著特殊需要的個體，并開始將兒童期作為人生一個獨立階段分離出來，在兒童觀上強調兒童天性善良，“擔憂兒童”(fear for children)的價值取向使“決策者們力圖在一種以個體自治為動力的社會體制中，將兒童作為某種有別于成年人的獨特個體來探討，由此得出了最具啟迪作用的法律語詞———兒童的最大利益”。[1](p16)與此同時，美國鮮明的個人權利保護傾向和特殊的反國家主義傳統又使人們相信，兒童問題首先是私人問題，只有存在確鑿的證據證明父母監護失敗后，公共機構和社區才能介入對兒童的照管，隨之形成了一系列父母親權神圣、家庭隱私不可侵犯的家庭自治觀。而在“有限政府”的理念下，各種關注于兒童利益的福利政策與私營組織不斷涌現，并不斷影響著美國兒童福利政策的走向。

　　(二)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萌芽。

　　美國少年民事司法肇始于1825年紐約市建立的第一個少年矯正院(亦稱紐約避難所)，將不守法紀與無人照管的兒童集中在一起同成年人分離進行矯治，這凸顯了人們不斷擴展的對兒童的責任感，以及以嚴格的紀律、教育和勞動為內容的結構性環境處遇可以重塑兒童人格觀念的信守，兒童福利與少年司法實踐及機構逐漸合而為一。[1](p24-25)其后，矯正機構的效仿者接踵而至，宗教團體、民族團體以及友愛和慈善協會建立起孤兒院，對父母死亡或喪失能力的孩子進行監護與照管，這成為少年法院出現之前最顯著的兒童福利與少年司法舉措。[1](p27)這些福利機構承載了當時人們對兒童問題新的希望，但很快，政府無力提供資助導致的基金匱乏制約了矯治機構的發展，為了維系生存，政府賦予私營救濟機構以經營者的地位與權利，矯治機構因此開始利用兒童為其謀利。當謀利具有正當性之后，矯正機構建立的初衷悄然改變。

　　剝削兒童、過于擁擠、管理不善、態度粗暴等現實問題迭出，引起了父母們的強烈抗議，而矯治效果的不明顯最終埋沒了機構矯治的理想，人們開始尋求新的福利機制。

　　(三)未成年人司法組織的建立。

　　在19世紀末期，隨著工業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于兒童有了新的觀念，發展出更精確的兒童與兒童期概念：“兒童”是有著自身需要和興趣的獨特的個體;“兒童期”是兒童所擁有的學習、生長和玩耍的特殊時期。新概念的引入引起了人們對兒童特殊脆弱性和需求的關注。兒童福利制度的基點也從“擔憂兒童”(fear for children)轉為“害怕兒童”(fear of chil-dren)，人們開始害怕兒童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并且主張合適的兒童期應當受到適度的干預，從單方面強調兒童福利保護到有效地管教救治失養罪錯兒童，福利制度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如何更好地照管被忽視的兒童，如何對父母與寄養家庭實現有效的監管，如何使罪錯兒童遠離成人刑事司法的嚴酷?在拯救兒童運動的推動下，1899年4月14日伊利諾斯州議會通過了《少年法院法》(Act to regulate the treatment andcontrol of dependent，neglected and delinquent children)、《規范無人撫養、被忽視和罪錯兒童的處遇與控制法案》。[2](p703-709)隨之，以福利為根基、職能廣泛的伊利諾斯州少年法院走進了公眾的視野，成為“自1215年英國大憲章以來，英美司法制度之最重大進展。”[3](p101)伊利諾斯州《少年法院法》第3條規定，人口超過50萬的縣應從巡回法院中選擇和指派一名或者多名法官負責審理本法所規定的所有案件，并應將一個特別的法庭室(court room)指定作為少年法庭室，審理這些案件。為了方便起見，這個審判室可以稱為“少年法院”。[4](p120)雖然最初的少年法院僅是巡回法院的一個法庭，但因其具有區別于其他法庭的審判理念、案件受理的范圍與審理模式，因此已經成為相對獨立的審判組織。

　　(四)未成年人民事司法與專門兒童福利機構的逐漸分離。

　　伊利諾斯州少年法院的產生極大地推動了少年司法在廣度與深度上的發展，在其之后，少年法庭運動席卷了整個美國。“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在相關理論的影響下，各司法管轄區的少年司法制度逐漸融合，其各自的名義或形式雖有所分別，但其基本理念、基本法律規則以及相關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實踐操作大體一致。……它們的受案范圍大體相當……它們的基本宗旨也大體一致，即處理并矯治越軌少年、防止少年越軌以及通過適度地干預家庭保護少年健康成長。”[5]少年法院的建立使得政府及社會專門的福利機構與少年法院的職能走向分野，“法庭外的社會福利機構有了極大的擴展，服務于無人照管和被忽略兒童的專門機構(包括收養安置家庭)發展迅速且數量充足，法庭與社會機構之間分野的適當界限得以明確，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了從法庭分離大量案件的更好的實踐。當然，有一些案件，如變更監護(包括自然的或其他的)，從家庭中帶走孩子，將孩子送入福利機構等訴求的聽審應當專屬法庭”。[6](p98)到20世紀90年代，聯邦立法通過了《收養和安全家庭法》(Adoption and Safe Families Act)(AFSA)，建立的審查和監督機制確保了不需要法院裁決的案件直接由兒童福利機構處理。[1](p319)隨著司法與福利制度功能分區的清晰，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也逐漸完備起來。

　　二、當代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基本內容。

　　(一)未成年人民事審判組織。

　　美國聯邦法院系統中對涉及聯邦法律的未成年人案件可以由聯邦地方法院處理。作為州立法的產物，哥倫比亞特區及50個州司法系統中均設有少年法院、家庭法院或少年分庭(juvenile court or juvenile division)等少年司法組織，從美國各州少年案件處理的法律規則角度看，其普及全國，大體覆蓋到了每一個郡縣。據此估計，美國的各種少年審判機構應該約有3000個左右———與郡縣數量大體相當。[5]各州根據其州法及州法院等級體系的實際情況確定不同的案件聽審類型、審判人員組成，并形成與兒童福利機構、緩刑機構不同的關系。[7](p4)如在得克薩斯州，通常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便是該州少年案件的實際審判機構。美國的少年司法組織在建制上大體可分兩類：即獨立建制的少年審判機構和非獨立建制的少年審判機構。所謂獨立建制的少年案件審判機構，即依法獨立設置和管理的少年審判機構，通常稱為少年法院(juvenile court)、家庭法院(family court)或少年與家事關系法院(Juvenile and domestic relations)，其建制與刑事法院(crim-inal court)、郡縣法院、城市法院等并行。所謂非獨立建制的少年審判機構，即有權依據少年法律規則處理少年案件的地方普通法院(general session)，這些法院往往會根據當地的實際需要，指定專門的法庭(court room)審判少年案件。其負責少年案件審判的法官往往相對固定。[5]就審級制度而言，少年司法機構是州司法系統的組成部分，作為基層初審法院或專門法庭，其審理的少年案件根據各州及聯邦訴訟制度可以提出上訴，直至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在少年審判組織實踐方面，華盛頓特區、加利福尼亞州、大紐約市、特拉華州、夏威夷州以及新澤西州等均建立了全面保護未成年人利益的統一家庭法院。美國少年與家事法院的法官通常由具有專業興趣和特殊能力的法官、社會工作者和專家擔任，一些從事過家事審判的法官更是主張：“審理復雜的商業糾紛的法官與審理包括未成年人的未來在內的監護權糾紛的法官應當區分開。……家事法官應當是掌握案件處理與法庭管理技術的家事專家。……必須接受過包括未成年人的需要、離婚對未成年子女的影響、家庭暴力和保護未成年人事項的專業知識和培訓”。[8](p73-74)(二)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管轄范圍。

　　從伊州少年法院開始，案件管轄權大都及于未成年人犯罪與偏差、身份過錯以及未成年人民事保護案件，其中民事案件主要包括無人照管、被忽視或虐待等。在其后少年法院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案件管轄范圍逐漸擴大，以少年法院誕生地庫克郡為例，作為伊利諾斯州的一個特例，該郡獨自擁有一個巡回法院和一個上訴法院，現在的庫克郡巡回法院被劃分為三個審判職能部門，即郡縣部(County Department)、市政部(Municipal Department)和少年司法與兒童保護部(Juve-nile Justice and Child Protection Department)。少年司法與兒童保護部包括兩個基本的業務職能分部，即少年司法分部(Juvenile Justice Division)和兒童保護分部(Child ProtectionDivision)，民事司法體現在兒童保護分部的職責中，其審理的案件主要包括：兒童虐待、兒童疏于照管、兒童需要扶助、個人監護權以及父母親權的終結等案件。[5]再以紐約市家庭法院為例，具體的案件管轄類型包括：兒童虐待與疏于照管、收養案件、監護與探視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寄養許可與審查案件、監護權案件、少年越軌案件、父權案件、需要監管者案件(Persons in need of supervision)、兒童撫養及配偶扶養案件。[5]

　　可見，對未成年人以家庭監護為中心的民事權利維護成為實現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控制未成年人罪錯的基礎，美國少年司法正從倚重國家監護，強調對越軌和身份罪錯少年的機構處遇模式向以家庭(可以是包含更多親屬的擴展家庭)監護為中心關注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兒童家庭案件一體解決的模式轉變。

　　(三)未成年人民事審判的特殊程序保障。

　　1.當事人適格的擴張與檢察官訴訟辦理。

　　未成年人權利的維護與監護密切相關，但亦涉及社會公益，在家庭內部發生的對未成年人的虐待或遺棄等，更需要及時有效的救濟，因而，必要情況下當事人適格的擴張成為立法的當然選擇。美國社會福利機構(public social serviceagency)在孩子遭受遺棄或虐待的情況下可以提起訴訟，要求將孩子暫時或永久的同家庭隔離。同時，該機構還有權提起認知請求訴訟和撫養請求訴訟。在訴訟辦理層面，為彌補未成年人訴訟行為能力的欠缺，最大程度救濟未成年人利益，檢察官可以在親子關系事件中辦理一方當事人提起訴訟。

　　2.事實發現的輔助法官機制。

　　少年與家事案件的審理強調對個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利益的全面保障，以及對國家與社會公益的維護，因此，發現案件事實真相甚或探尋紛爭背后的癥結所在往往成為關鍵，鑒于此，美國許多州的少年或家事法院設立了“專員”

　　(Commissioner)以及“仲裁人”“調解員”(Referee)等法律職業人士作為輔助法官幫助法官進行裁判。以加利福尼亞州為例，“專員”負責將諸如監護、子女以及夫妻之間的相互扶養等事實調查清楚并做出法律上的判斷，然后再將之向法官做出匯報。而在密蘇里州，“專員”則專門負責整理事實問題，并將事實認定的結果向法官做出匯報，法官在認為報告準確無誤的基礎之上再做出判決。為調整法律問題背后的人際關系，美國許多州在法院內部還設立了“法律顧問”　　(counselor)等特別輔助機構，幫助法院解決諸如家族之間的人際關系以及法律之外的諸如經濟、社會甚至生物學方面存在的事實問題。[9](p326)3.當事人正當程序權的保障。

　　少年法院意在通過對所有危及少年生活的強有力干涉來達到拯救孩子的目的，因此非正式的程序優先于正式的訴訟程序而得到適用。[1](p143)在少年法院創立之初，實現對兒童的安置是法院最關注的內容。如對于無人照管的兒童，不必接受法院的詳細審查和評論，即可將其安置于付費看管的寄宿家庭、工讀學校、少女感化院甚至少年犯收容所和監獄。但對于安置是否恰當，審理程序是否保障了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的聽審請求權，是否遵循了正當程序則在所不問。但隨著少年司法的發展，以及實踐中少年安置機構存在的種種問題，人們開始反思關于父母親權、國家監護等一系列基本理念。許多州開始規定兒童及其父母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以加州康特拉科斯塔郡為例，少年保護案件的父母具有獲取律師幫助的權利，而少年保護案件的涉案兒童還可以享有法院指定律師的權利。[5]另外，為了尊重父母監護，美國最高法院通過以下兩個判例確認了父母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其一為桑托斯基訴克雷默案(Santosky v.Kramer)，該案確認親權不能被剝奪，除非有明確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父母有不適當的行為;另一案是斯坦利訴伊利諾斯州案(Stanley v.Illi-nois)，該案確認了未婚父親擁有參與其子女撫育和監護聽審的權利，[1](p319)父母撫養權與聽審權的保障促使司法對當事人權利保護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發展。

　　三、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發展之基本啟示。

　　綜觀美國少年司法制度的發展，我們看到從純粹的福利機構、市民社會組織對失管失教兒童的救助，到少年司法機構的獨立是美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發展的第一階段。兒童觀的變化提升了國家在失養失教兒童身上的責任感，國家監護理念不斷加強，美國政體下聯邦與州的特殊關系形成了少年法院的特殊出身，即作為州立法的產物并被福利制度所“包裹”。在這一階段少年司法沒有刑事與民事案件的明確區分，失養失教兒童都由少年法院以福利性質的方式進行救濟。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發展的第二階段始于少年司法機構的獨立與司法性的加強，父母家庭監護被關注和尊重，保障家庭監護功能的實現，在親權不明、監護存在糾紛或失當時啟動民事司法程序，通過專門法院的審理促成監護功能的實現，成為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新取向。美國少年民事司法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構建我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啟示。

　　其一，理性的兒童觀是未成年人權益保障民事司法的根基。未成年人的保護既是父母的責任又是國家的責任，但養育子女首先是父母于憲法上的權利，父母家庭監護優先于國家監護，而國家監督、指導、支持下的良好的家庭環境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長大成人。

　　其二，尊重和保障家庭監護功能的發揮，強化司法與福利制度的功能分區與個案合作，服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應是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制度追求。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以解決監護糾紛為核心，對被忽視兒童、被虐待兒童、被剝削兒童(如被逼賣藝兒童)等的保護不僅應擔當裁判者的角色，更應擔當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家庭、福利機制協同合作共同解決問題，這也是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特殊職能所在。

　　其三，恰當的民事司法邊界是未成年人民事權益司法保障的起點。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眾多，但通過對美國民事司法的考察，我們發現并非所有與未成年人民事權益保障有關案件均屬于未成年人司法管轄范圍，這其中恰恰蘊含了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邊界所在。在尊重父母家庭親權監護的基礎上輔以國家監護，才更有利未成年人的長大成人。因此，進入民事司法程序應當是父母家庭監護不能、福利保護不力的情況下不得已的選擇。試想，有效監護下的未成年人，無論其為原告還是被告，監護人都將以當然的法定訴訟辦理人的身份進行訴訟，最大可能地維護未成年人利益，此時，完全不需要為這種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設置特別的程序。只有在未成年人成為暫時無人照護的孩子，國家才有必要介入未成年人監護的領域，為其確定新的監護人或要求監護人履行職責。

　　其四，將未成年人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并重的兒童與家庭法院應是未成年人司法組織的未來發展走向。首先，設立專門的司法機構既是未成年人案件審理的客觀需要，亦符合法院制度的發展要求。未成年人保護問題離不開家庭的語境，婚姻家庭問題與未成年人休戚相關。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婚姻家庭案件日趨復雜的今天，構建未成年人與家庭法院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其次，未成年人與家庭法院體現了對未成年人利益與成年人家庭利益的平衡保護，涵蓋未成年人保護性案件與家庭關系案件，更有利于實現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也避免人們僅從單一方面評價制度體系的利弊，使其有更強的涵攝力和更廣的發展空間。再次，它還將有別于普通訴訟法院，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職能，如對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的教育監督職能、對未成年人福利發展的促進職能、對未成年人保障立法的建議職能等。審判權行使也將有別于普通訴訟而更多地體現出和諧共贏、面向未來、保障成長的鮮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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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期刊：《法制與社會發展》創刊于1995年，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刊物。該刊原為綜合性的法學學術刊物，從2004年起改為理論法學學術刊物。該刊主編為張文顯教授，顧問為鄧正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