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園城市”的提出是以生態文明為引領實現美麗中國目標的體現，也是探索城市發展規劃格局的全新升華。以“公園城市”的首提地成都為例，綜合使用MCR模型等構建生態阻力面并提取生態廊道，并對當前成都生態安全格局進行空間耦合匹配分析，結果表明：(1)研究區生態源地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多以林地為主，其余生態源地分布較為分散，以水體和濕地為主。(2)生態重心主要向西傾斜，且城市生態格局受地形等的影響呈南北走向，城市主城區尚有生態潛力較大區域。(3)生態節點之間連通性尚有待加強，需進一步開發和完善環城、環湖等城市綠化系統，加強生態景觀之間的連通性。

　　關鍵詞：生態安全格局;MCR模型;公園城市

　　1問題的提出

　　2018年2月11日，習近平同志在成都天府新區考察時，首次提出了建設公園城市的理念，特別指出“要突出公園城市特點，把生態價值考慮進去”。這是當前以生態文明為引領實現美麗中國目標的最新思想，也是探索城市發展規劃格局的全新升華，需要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兼顧生態價值與人文價值，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格局。城市是人與自然共生關系的空間映射，城市發展理念的升級本質上也體現出人對自然環境適應與改造的過程，伴隨著全球化與城市化的加快。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本就有限的土地空間和要素資源，如何為盡可能多的人口提供完善公共服務和生存環境，成為當前世界各國需要面對的共同問題。關于城市發展類型的研究中，較為經典的理論有埃比尼澤•霍華德[1]在《明日：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后再版改名為《明天的田園城市》)中提出的“花園城市”;柯西布耶[2]在《明日之城市》中提出的“明日城市”;賴特[3]提出的“明日城市”;美國肯尼迪政府于1962年在戶外娛樂資源調查中提出的“森林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1年提出的“明日城市”;1984年錢學森在致《新建筑》編輯部的信中提出了構建“園林城市”設想[4]。

　　隨后在1992年他再次提出要建成“山水城市”[5];聯合國人居署于1990年提出的“可持續城市”;世界衛生組織于1994年提出的“健康城市”;199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的聯合國第二次人居大會上提出的“宜居城市”;2002年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ICLEI)首提“韌性城市”;2003年英國貿工部發布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到的“低碳城市”;2012年我國在低碳城市與區域發展科技論壇中首次提出“海綿城市”。

　　關于城市發展格局的研究中，方創琳[9]提出了中國城市發展格局優化的六大理論，認為要構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組成的中國城市發展格局優化系統框架體系;李國平和孫鐵山[10]提出了在功能整合上要強調分工與合作，促進區域城市網絡的形成，在區域治理上要通過對話、協調與合作實現權利平衡和利益分配;秦蒙等[11]認為應加強對城市蔓延，尤其是小城市無序蔓延的治理和管控，堅持空間緊湊式的城市發展模式。

　　劉莉[12]認為城市經濟空間正在經歷“分異”和“接合”的辯證趨勢，形成了“多核”“帶狀”“接入性”等普遍的地理趨勢;張歡等[13]構建了城市群宜業與生態宜居融合協同、均衡化發展分析框架;修春亮等[14]提出了基于“規模—密度—形態”的三維城市韌性研究框架。此外，世界多數城市在空間格局的開發與優化中，都制訂了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規劃目標，作為客觀測度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與狀態的重要標尺，如魯爾綠色大都市建設指標體系、新加坡花園城市指標體系、墨爾本開放空間戰略指標體系等。

　　總體來看，城市空間形態的優化改進是與人類文明轉型升級相匹配的，都是在有限資源和人口集中的背景下探索人類社會與自然關系平衡的“最優解”，“公園城市”理念就是當前開辟永續發展新空間的時代命題[15]，反映了新時代改善人居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的生態文明觀和城市治理觀。

　　廣義來看，“公園城市”理念內涵豐富，涉及城市發展的各個方面，包括以“美麗中國”為引領的綠色發展觀、構筑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體的生態文明觀、以文化人詩意棲居的人文價值觀、人城境業高度統一的城市治理觀等特點;狹義來看，“公園城市”是生產、生活、生態三者有機融合的“道法自然”式的城市布局，形成以城市公園、生態廊道、綠道系統為基礎，引領城市功能和城市形態的“活”的有機體。本文借鑒生態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以“公園城市”的首提地成都為例，從生態安全格局和景觀連通性的角度分析當前成都在建設公園城市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建議。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2.1研究范圍

　　本文選擇成都為研究范圍，成都作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核心城市之一，當前的城市規劃中已形成“東進、南拓、西控、北改、中優”五大區域差異化發展新格局，正由“兩山夾一城”向“一山連兩翼”轉變，在推動建設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范區方面也卓有成效，目前，已經建成各級綠道3689千米，新增綠地面積3885萬平方米，森林覆蓋率達39.93%，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43.5%①，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和綠色發展底蘊。

　　2.2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到的數據包括土地利用類型數據、DEM數據、坡度數據、水體數據、高速公路數據、國道數據、省道數據、縣道數據、公園分布數據，其中：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全球地表覆蓋數據產品服務網站(DOI：10.11769)，GlobeLand30地表覆蓋數據包含了耕地、森林、草地、灌木地、濕地、水體、苔原、人造地表、裸地、冰川和永久積雪10種主要地表覆蓋類型。DEM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中GDEMV230米分辨率的數字高程數據。

　　坡度數據以DEM數據為基礎，通過ArcGIS10.7軟件SpatialAnalyst工具箱表面分析模塊中的坡度分析進行計算得到。水體數據、高速公路數據、國道數據、省道數據、縣道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地理數據平臺。成都公園名錄來源于成都人民政府門戶網站，其地理經緯度坐標數據來源于高德數據開放云平臺經緯度拾取，所有數據統一投影在WGS-1984-UTM-zone-48坐標系統下進行處理。

　　2.3研究方法

　　2.3.1MCR模型

　　MCR模型(minimumcumulativeresistance)最早由荷蘭生態學家Knaapen等[17]于1992年提出，其后經學者不斷發展完善，現已在生態學等研究中進行廣泛應用，以模擬出生態阻力在空間上的分布及擴張過程，即各種生態“源”在到達空間中任一單元時所需要克服的阻力總和，根據擴張過程中的不同阻力值大小，反映出城市土地單元與生態源地之間的連通性，以此為基礎判斷城市土地空間開發和建設的適宜性[18]。

　　2.3.2空間主成分分析

　　空間主成分分析法(SPCA)能夠將多個空間變量通過降維的方式提取出主要影響因子，實現對多維變量的簡化與綜合，通過ArcGIS10.7軟件多元分析功能中的主成分分析工具，輸入各評價指標對應的柵格數據，根據提取出每個主成分對應的空間載荷矩陣和方差貢獻率，計算出各個評價指標的權重，相對更為客觀準確，將評價指標權重與各個指標對應的柵格數據進行加權匯總，可以得到當前成都生態安全格局的空間分布情況。

　　3研究過程

　　3.1確定源地

　　生態源地通常是指生境質量較高，生態功能良好，生物資源豐富的集聚地，具有穩定性、擴展性等特點，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區域的實際情況，確定對研究區生態環境改善具有重要意義的林地、大面積的河流湖泊和生態保護區為源地，最終選擇林地、草地、濕地、水體面積大于3平方千米的斑塊作為本文研究的生態源地。

　　3.2確定阻力系數

　　利用ArcGIS10.7軟件多元分析功能中的主成分分析工具，輸入本文研究中各個評價指標對應的柵格數據，可以得出8個主成分對應的因子載荷矩陣、特征值及其貢獻率。

　　4建議

　　(1)以生態格局為基礎布局“公園城市”。建成生態源地、生態節點、生態廊道有機統一的生態安全格局，根據三者不同功能發揮其作用，以此為基礎推進“公園城市”建設。

　　(2)以城市綠道為支撐連通生態景觀。成都市第十三次黨代會上提出了要“構建生態區、綠道、公園、小游園、微綠地五級城市綠化系統”，而且要“重塑城市空間結構和經濟地理……通過綠道系統，能夠打破原來的屏障，打破圈層式的結構，實現經濟、物流等各要素的流動。”根據上文分析發現，當前成都生態重心主要集中在西部，中部和東部尚有較大的生態潛力，而公園城市的重要特點就是景觀之間的連通度，通過城市綠道系統可以串聯起生態資源與人文景觀并進行有機結合，提升城市的品牌價值。此外，可以通過建設選址靈活、使用高效的口袋公園，以滿足高密度中心城區居民對公園的需求。

　　(3)以綠色發展為底蘊推進城市治理。公園城市作為體現新發展理念的高級城市形態，不僅是生態格局與城市空間的有機結合，同樣也是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2020年10月在第二屆公園城市論壇上發布的《公園城市指數(框架體系)》中，構建了和諧共生、品質生活、綠色發展、文化傳揚、現代治理等5個維度15個方面的公園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可作為評價“公園城市”建設的度量標尺。綜合來看“公園城市”內涵豐富，不僅有狹義上的城市空間優化與布局重塑，也有廣義上的城市治理觀與發展觀的轉變，本文選擇自然與社會共8個方面的指標從生態安全格局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對于影響“公園城市”建設的重要社會經濟指標，未能直接反映在城市地理空間中，因此暫未將其考慮在評價指標體系當中。

　　參考文獻：

　　[1]埃比尼澤•霍華德.明日的田園城市[M].金經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勒•柯西布耶.明日之城市[M].李浩，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

　　[3]荊其敏，張麗安.弗蘭克•勞埃德•賴特[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7.

　　[4]王香春，王瑞琦，蔡文婷.公園城市建設探討[J].城市發展研究，2020(9)：19-24.

　　[5]吳良鏞.關于山水城市[J].城市發展研究，2001(2)：17-18.

　　[6]SafaM,JorgeR,EugeniaK,etal.Modelingsustainability:Population,inequality,consumption,andbidirectionalcouplingoftheearthandhumansystems[J].NationalScienceReview,2016,3(4):47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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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方創琳.中國城市發展格局優化的科學基礎與框架體系[J].經濟地理，2013(12)：1-9.

　　[10]李國平，孫鐵山.網絡化大都市：城市空間發展新模式[J].城市發展研究，2013(5)：83-89.

　　作者：趙礎昊1，徐芳芳2